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自美国著名媒体和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于1984年出版以来，对现代媒体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该书体现了作者对电视媒体的娱乐本质的洞察，波兹曼认为电视媒体使人们失去理性思考能力，会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然而，从今天起，社会正经历一场信息革命，他对人类命运的预测似乎没有实现。本文将尝试分析该书研究背景，波兹曼的个人价值取向以及作品本身的内容，以便对他的命题进行一些批判性的思考。
【关键词】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传播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8-0053-02
近年来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在国内成为热销书，受到广泛好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是美国作家、媒体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关于媒体研究的书籍，包括《娱乐至死》（1985年）、《诚心诚意的反对》（1988年）、《童年的消失》（1994年）。《娱乐至死》（1985）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在《娱乐至死》里，他系统地阐述了对媒体、文化、教育、技术等问题的看法。本书包含丰富的文化批判内容，深刻反映了对泛娱乐时代的关注。波兹曼认为，通过视觉形象表达思想，电视将政治、新闻、历史和其他严肃话题变成娱乐。他担心如果人们成为观众，他们的公共事业成为“杂耍表演”，文化将会衰落。电视正摧毁“严肃而理性的公共对话”，而这种对话是由印刷机支撑了几个世纪的。电视媒体娱乐性使人们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然而到今天为止，社会正经历信息革命，他对人类命运的预测似乎没有实现。他的想法真的具有指导性吗？本文将试图分析他的书的背景和作品本身的内容，以便对他的主张进行一些批判性的思考。
一、《娱乐至死》语境的局限性
语境可以理解为与本体密切相关的环境和意识氛围。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任何物体都是物体本身加上环境的存在。理解一个物体不仅要看这个物体本身，还要看这个物体所依赖的环境。“自娱自乐到死”这个命题也不例外。只有仔细考察其背景和主客观环境，才能更好理解这一命题的内涵和意义。从社会思潮发展来看，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思潮发展中，社会越来越碎片化，传统价值观被极大颠覆。解构和建构一度构成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话语模式。20世纪五六年代开始兴起的西方社会思潮，解构了以“节俭”、“勤劳”、“稳定”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规范，为一种享乐文化搭建了舞台。在全社会注重“理智解放”和“自我个性发展”的背景下，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娱乐精神。特别是在90年代，抨击战后被大众歌颂的“富裕社会”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的社会政治运动、新潮流、文化反叛，让人觉得严谨压抑的现代社会受到了广泛的反叛。因此，人们追求娱乐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波兹曼忽视了那些承受精神压力的人真实而理智的需求。电视的蓬勃发展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历史自然进程。然而，他只是指责电视媒体，认为人们会因此失去理性，这是一种否认时代背景后果的行为。除此之外波兹曼对电视媒体的看法是基于当代美国的环境。从媒体系统的运营来看，美国主流媒体是以商业方式运营的，运营的根本目的是盈利。在這种生产、分销、交换和消费的商品流通中，媒体产品是盈利的产品，受众的偏好，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成为内容生产和产品发布的主要依据。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从公民到消费者对媒体受众的看法。媒体为了获得关注，赢得广告商的青睐，往往以受众最大化为目标，在内容选择和内容形式上有明显的低俗化倾向。在这些力量的多重作用下，尼尔·波兹曼视野中的美国电视解构了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印刷时代”，建构了以图像为中心的“图像时代”。这个新的“影像时代”以一种隐藏但强大的力量定义了现实世界和新世界。
很明显，尼尔·波兹曼关于电视的主张只能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统治的领域。而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与美国有很多不同。中国媒体植根于政治制度的制度安排，肩负着坚持正确舆论、为人民提供良好精神文化产品的神圣使命。公共媒体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引导舆论，培养人们的品味。同时，从中国媒体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媒体的娱乐化发展有其特殊的意义。过去，中国的传播侧重于单一的宣传功能，忽视了受众对多样化信息的需求。娱乐新闻贴近受众，满足受众需求。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基于交流者的交流模式。波兹曼只知道美国的电视行业是如何运作的，然后断言电视会让人忽视对真理的追求。然而，媒体的运作是文化的结果，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因此，这种对电视的评价是不客观的。
二、波兹曼自身世界观背景的限制
波兹曼作为犹太人深受希伯来文化所塑造的世界观的影响。波兹曼选择把他的研究和写作集中在四个主要领域，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使用和滥用、教育改革、媒体和社会批评以及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滥用语言的方式是虔诚的受希伯来文化熏陶的学者感兴趣和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他们从圣经文本中获得指导和知识。圣经对语言的力量、语言的使用以及语言、思想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要说的。希伯来文化的世界观强调一种秩序感、连贯性和目的性在《传道书》中，作者传达了有序、及时和适当的重要性。邮递员渴望恢复秩序、逻辑和连贯性。他知道，为了有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些品质是必要的。在他的书中，随处可见希伯来文化的痕迹。众所周知，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希伯来文化崇尚契约精神和法律。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对法律的绝对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人性。而且，基督徒普遍认为身体的享受是一种堕落。神只喜欢把身体放在工作上，把灵交给主。也就是说，由于他的文化背景，他或多或少对娱乐本身有一定的偏见。
三、《娱乐至死》的内容缺陷
从传统理性主义角度看，波兹曼认为理性和逻辑思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以娱乐为己任的电子媒体（电视）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世界。由于波兹曼对印刷时代的痴迷和怀旧，以通信者为中心和精英主义立场使他看不到大众文化和以受众为中心时代到来的美好一面。这里主要探讨他写作的逻辑基础，讨论他对新媒体的认识不足。波兹曼“娱乐至死”的逻辑前提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必须依靠理性才能生存。所以，失去理性，人类终将灭亡。就像作者在文本中反复倡导的印刷时代的文明，是一个依靠逻辑，强调客观理性的时代，曾经没有理性的力量去追求。他的论证逻辑是人有理性，所以能活;如果人们放弃理性，那么人类将面临灭绝——娱乐将使人们失去理性并走向灭亡。从“娱乐至死”的逻辑推理过程中，会发现两个问题。首先，理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力量吗？其次，娱乐是否会绝对剥夺人的理性？娱乐精神和理性精神是完全矛盾的吗？如果结论是否定的，那么波兹曼的结论就不会是完全正确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具有积极而重要时代意义。在人类还很野蛮的古代，这个命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随着时代发展，印刷术发明和语言文字标准化使思想的传播成为可能。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可以说整个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是以文艺复兴为基础的。当时确立的契约政治制度、自由经济模式和多元文化思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但与此同时，理性的力量也受到质疑。一些声音批评这种过于理性而忽视感性价值的现象。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一批学者开始思考理性权力的缺陷。比如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不再执着于事物的本质，而是通过探索事物的外在表象来研究现象的意义。同时，德国哲学家尼采直接提出上帝已死。在传统社会，人们生活的目的是理性地追求人生价值和梦想的实现。但是，在尼采看来，存在是有其价值的。正是对“人是理性动物”的反叛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见，理性并不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唯一动力。敏感因素在人类发展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波兹曼对图像时代的偏见
波兹曼认为，电视图像传输已使人们失去理性，客觀，逻辑思维和认知结构，这种“损失”符合“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因此，可以说电视图像通信的普及为“后现代主义”打开了大门。“后现代主义”出现于1960年代，是对“现代主义”的批评和修正。因此，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是“解构现代主义”。电视图像传播强调感知主义的认知方式，消除印刷传播的理性主义认知。图像传输是基于视觉的，任何人类感知的使用都是身体的使用。一旦人体合法化，就表明释放了弗洛伊德的“身份”和情感能量。观众在观看图像时将自己的情感欲望沉浸在图像的语境中，这导致了知觉的认知风格。图像传播有很强的直观性，保真度和易复制性消除了观众的主观性。图像传输的非线性模式也消除了意义的确定性和深度。与语言相反，图像是非线性的。非线性排列确定图像存在于空间中。时间变成“当前时间”，线性状态丢失，含义分解为分散，不连续和不同的状态。当叙事的线性时间在“图像文化”中消失时，叙事就意味着失去了历史的深度。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故事的结局和真理的存在似乎毫无意义。当前图像传播的瞬时拦截的特征使得它所代表的事物和图像也不确定，分散且不完整。此外，图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距离的消失也导致了深度和个性的丧失。但是，正是由于电视媒体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特征削弱了人们理性思考的习惯，却实际上使更多的人有接触信息的可能性。电视图像传输和文本打印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电视图像传输具有广泛的参与者和交互性。文本的打印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掌握了字母符号的人（即只有识字的人）才能成为文本打印的接收者。因此，少数知识分子率先接受这种媒体传播的信息，从而主导和控制了文化的方向。普通人只能听知识精英的控制和控制。
五、结语
不可否认，作为知识分子精英代表，邮递员对人类未来关注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但鉴于他在印刷时代基于精英主义和远见的观点，他对媒体与人类发展之间关系观点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在以互联网和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时代，他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已经与时代脱节。
参考文献：
[1]陈后亮.泛娱乐业时代——兼读波兹曼《娱乐至死》[J].大众文艺理论，2009，（1）.
[2]张聘.“娱乐至死”还是“娱乐救亡” ——对波兹曼《娱乐至死》的批判性解读[J].当代文坛，2013，（1）.
[3]江晓原，刘兵.波兹曼：“娱乐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J].中国图书评论，2010，（8）.
[4]郑晶，王晓雅.娱乐并未至死——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J].新闻世界，2012，（11）.
【关键词】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传播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8-0053-02
近年来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一书在国内成为热销书，受到广泛好评。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是美国作家、媒体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关于媒体研究的书籍，包括《娱乐至死》（1985年）、《诚心诚意的反对》（1988年）、《童年的消失》（1994年）。《娱乐至死》（1985）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在《娱乐至死》里，他系统地阐述了对媒体、文化、教育、技术等问题的看法。本书包含丰富的文化批判内容，深刻反映了对泛娱乐时代的关注。波兹曼认为，通过视觉形象表达思想，电视将政治、新闻、历史和其他严肃话题变成娱乐。他担心如果人们成为观众，他们的公共事业成为“杂耍表演”，文化将会衰落。电视正摧毁“严肃而理性的公共对话”，而这种对话是由印刷机支撑了几个世纪的。电视媒体娱乐性使人们失去了理性思考的能力。然而到今天为止，社会正经历信息革命，他对人类命运的预测似乎没有实现。他的想法真的具有指导性吗？本文将试图分析他的书的背景和作品本身的内容，以便对他的主张进行一些批判性的思考。
一、《娱乐至死》语境的局限性
语境可以理解为与本体密切相关的环境和意识氛围。耗散结构理论告诉我们，任何物体都是物体本身加上环境的存在。理解一个物体不仅要看这个物体本身，还要看这个物体所依赖的环境。“自娱自乐到死”这个命题也不例外。只有仔细考察其背景和主客观环境，才能更好理解这一命题的内涵和意义。从社会思潮发展来看，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思潮发展中，社会越来越碎片化，传统价值观被极大颠覆。解构和建构一度构成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话语模式。20世纪五六年代开始兴起的西方社会思潮，解构了以“节俭”、“勤劳”、“稳定”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规范，为一种享乐文化搭建了舞台。在全社会注重“理智解放”和“自我个性发展”的背景下，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催生了娱乐精神。特别是在90年代，抨击战后被大众歌颂的“富裕社会”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的社会政治运动、新潮流、文化反叛，让人觉得严谨压抑的现代社会受到了广泛的反叛。因此，人们追求娱乐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波兹曼忽视了那些承受精神压力的人真实而理智的需求。电视的蓬勃发展与其说是偶然的，不如说是历史自然进程。然而，他只是指责电视媒体，认为人们会因此失去理性，这是一种否认时代背景后果的行为。除此之外波兹曼对电视媒体的看法是基于当代美国的环境。从媒体系统的运营来看，美国主流媒体是以商业方式运营的，运营的根本目的是盈利。在這种生产、分销、交换和消费的商品流通中，媒体产品是盈利的产品，受众的偏好，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成为内容生产和产品发布的主要依据。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从公民到消费者对媒体受众的看法。媒体为了获得关注，赢得广告商的青睐，往往以受众最大化为目标，在内容选择和内容形式上有明显的低俗化倾向。在这些力量的多重作用下，尼尔·波兹曼视野中的美国电视解构了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印刷时代”，建构了以图像为中心的“图像时代”。这个新的“影像时代”以一种隐藏但强大的力量定义了现实世界和新世界。
很明显，尼尔·波兹曼关于电视的主张只能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统治的领域。而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与美国有很多不同。中国媒体植根于政治制度的制度安排，肩负着坚持正确舆论、为人民提供良好精神文化产品的神圣使命。公共媒体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引导舆论，培养人们的品味。同时，从中国媒体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媒体的娱乐化发展有其特殊的意义。过去，中国的传播侧重于单一的宣传功能，忽视了受众对多样化信息的需求。娱乐新闻贴近受众，满足受众需求。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基于交流者的交流模式。波兹曼只知道美国的电视行业是如何运作的，然后断言电视会让人忽视对真理的追求。然而，媒体的运作是文化的结果，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文化。因此，这种对电视的评价是不客观的。
二、波兹曼自身世界观背景的限制
波兹曼作为犹太人深受希伯来文化所塑造的世界观的影响。波兹曼选择把他的研究和写作集中在四个主要领域，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的使用和滥用、教育改革、媒体和社会批评以及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上。滥用语言的方式是虔诚的受希伯来文化熏陶的学者感兴趣和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他们从圣经文本中获得指导和知识。圣经对语言的力量、语言的使用以及语言、思想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要说的。希伯来文化的世界观强调一种秩序感、连贯性和目的性在《传道书》中，作者传达了有序、及时和适当的重要性。邮递员渴望恢复秩序、逻辑和连贯性。他知道，为了有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些品质是必要的。在他的书中，随处可见希伯来文化的痕迹。众所周知，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希伯来文化崇尚契约精神和法律。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对法律的绝对崇拜也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人性。而且，基督徒普遍认为身体的享受是一种堕落。神只喜欢把身体放在工作上，把灵交给主。也就是说，由于他的文化背景，他或多或少对娱乐本身有一定的偏见。
三、《娱乐至死》的内容缺陷
从传统理性主义角度看，波兹曼认为理性和逻辑思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以娱乐为己任的电子媒体（电视）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世界。由于波兹曼对印刷时代的痴迷和怀旧，以通信者为中心和精英主义立场使他看不到大众文化和以受众为中心时代到来的美好一面。这里主要探讨他写作的逻辑基础，讨论他对新媒体的认识不足。波兹曼“娱乐至死”的逻辑前提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必须依靠理性才能生存。所以，失去理性，人类终将灭亡。就像作者在文本中反复倡导的印刷时代的文明，是一个依靠逻辑，强调客观理性的时代，曾经没有理性的力量去追求。他的论证逻辑是人有理性，所以能活;如果人们放弃理性，那么人类将面临灭绝——娱乐将使人们失去理性并走向灭亡。从“娱乐至死”的逻辑推理过程中，会发现两个问题。首先，理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力量吗？其次，娱乐是否会绝对剥夺人的理性？娱乐精神和理性精神是完全矛盾的吗？如果结论是否定的，那么波兹曼的结论就不会是完全正确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理性的动物”，这具有积极而重要时代意义。在人类还很野蛮的古代，这个命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随着时代发展，印刷术发明和语言文字标准化使思想的传播成为可能。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可以说整个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是以文艺复兴为基础的。当时确立的契约政治制度、自由经济模式和多元文化思想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但与此同时，理性的力量也受到质疑。一些声音批评这种过于理性而忽视感性价值的现象。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一批学者开始思考理性权力的缺陷。比如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不再执着于事物的本质，而是通过探索事物的外在表象来研究现象的意义。同时，德国哲学家尼采直接提出上帝已死。在传统社会，人们生活的目的是理性地追求人生价值和梦想的实现。但是，在尼采看来，存在是有其价值的。正是对“人是理性动物”的反叛深刻影响了当代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见，理性并不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唯一动力。敏感因素在人类发展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波兹曼对图像时代的偏见
波兹曼认为，电视图像传输已使人们失去理性，客觀，逻辑思维和认知结构，这种“损失”符合“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因此，可以说电视图像通信的普及为“后现代主义”打开了大门。“后现代主义”出现于1960年代，是对“现代主义”的批评和修正。因此，后现代主义的主题是“解构现代主义”。电视图像传播强调感知主义的认知方式，消除印刷传播的理性主义认知。图像传输是基于视觉的，任何人类感知的使用都是身体的使用。一旦人体合法化，就表明释放了弗洛伊德的“身份”和情感能量。观众在观看图像时将自己的情感欲望沉浸在图像的语境中，这导致了知觉的认知风格。图像传播有很强的直观性，保真度和易复制性消除了观众的主观性。图像传输的非线性模式也消除了意义的确定性和深度。与语言相反，图像是非线性的。非线性排列确定图像存在于空间中。时间变成“当前时间”，线性状态丢失，含义分解为分散，不连续和不同的状态。当叙事的线性时间在“图像文化”中消失时，叙事就意味着失去了历史的深度。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故事的结局和真理的存在似乎毫无意义。当前图像传播的瞬时拦截的特征使得它所代表的事物和图像也不确定，分散且不完整。此外，图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距离的消失也导致了深度和个性的丧失。但是，正是由于电视媒体的各种后现代主义特征削弱了人们理性思考的习惯，却实际上使更多的人有接触信息的可能性。电视图像传输和文本打印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电视图像传输具有广泛的参与者和交互性。文本的打印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掌握了字母符号的人（即只有识字的人）才能成为文本打印的接收者。因此，少数知识分子率先接受这种媒体传播的信息，从而主导和控制了文化的方向。普通人只能听知识精英的控制和控制。
五、结语
不可否认，作为知识分子精英代表，邮递员对人类未来关注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但鉴于他在印刷时代基于精英主义和远见的观点，他对媒体与人类发展之间关系观点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在以互联网和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时代，他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已经与时代脱节。
参考文献：
[1]陈后亮.泛娱乐业时代——兼读波兹曼《娱乐至死》[J].大众文艺理论，2009，（1）.
[2]张聘.“娱乐至死”还是“娱乐救亡” ——对波兹曼《娱乐至死》的批判性解读[J].当代文坛，2013，（1）.
[3]江晓原，刘兵.波兹曼：“娱乐至死”背后的深刻思考[J].中国图书评论，2010，（8）.
[4]郑晶，王晓雅.娱乐并未至死——读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J].新闻世界，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