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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海，喻指苏轼其人其作那种海涵地负的浩瀚气象，这里用来借指已如汪洋大海般的苏学研究。这汪洋的苏海，如今泛起一朵夺目的浪花——《峻灵独立秀且雄——苏东坡昌化江遗踪考论》一书的出版。这部是李公羽怀着对苏轼和海南的深情，悉心研判、精心撰构、细心修订而成。
书名“峻灵独立秀且雄”，出自苏轼的《峻灵王庙碑》，920年前，大宋元符三年（1100）五月，作于昌化军（旧治在今海南儋州市西北旧儋县）。据宋人王宗稷所编《东坡先生年谱》载：“自儋之琼，作《峻灵王庙碑》云：‘元符三年，有诏徙廉州。向西而辞。’”今人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三十九“元符三年”载：“《文集》卷十七《峻灵王庙碑》：‘元符三年五月，有诏徙廉州’。谢表见《文集》卷二十四。”又记：“辞峻灵王庙碑，作碑文。文见《文集》卷十七。文云：‘得生还者，山川之神实相之。’”后转引《舆地纪胜》中所载部分碑文内容。
这座峻灵山，位于海南昌化江北岸，山不在高，有庙则灵。峻灵王庙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昌城村西，距离昌化港一公里，面向大海，庙宇雄秀，是当地重要的名胜古迹。有山则有庙，有庙则有碑。庙不在大，有碑则重。碑虽已残，但非常关键，因为它引出公羽先生的重要发现。
第一段是苏轼《峻灵王庙碑》原文，比对其他收录此文的典籍如《方舆胜览》卷四三，《文章正宗》续集卷一六，《文章辨体汇选》卷五九二、六四七，《古文奇赏》卷二一，正德《琼台志》卷二六，《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八三，光绪《琼州府志》卷三八，光绪《昌化县志》卷九等，可见残碑这几处异文，与《方舆胜览》文字较为接近。惟“持去”，《方舆胜览》作持却。“块海”，《方舆胜览》作“块侮”（当为笔误），“诏封山神为峻灵王用部使者承议郎彭次云之请也绍圣四年七月”，《方舆胜览》漏。按《苏轼文集》卷一七《峻灵王庙碑》原文作“皇宋元丰五年七月，诏封山神为峻灵王，用部使者承议郎彭次云之请也。绍圣四年七月，琼州别驾苏轼以罪谴于儋”。核诸《宋史·苏轼传》，亦云贬琼州别驾在绍圣中。《方舆胜览》节略不当，遂使封山神为峻灵王之年，误为苏轼贬琼州别驾之时。正如张三光《重立峻灵王庙小记》所云：“试录石上文读之，有‘元丰五年七月，诏封山神为峻灵王，用部使者承议郎彭次云之请也’二语，令余夙疑顿释。爰取志书、儋录参对，并‘绍圣四年七月’，共少二十七字。盖元丰五年亦七月，两‘七月’字相同，当时书人一时误看失简，遂致脱落耳。”所云“志书”，就包括了《方舆胜览》。从残碑所存苏轼《峻灵王庙碑》文字，可以看出其来源并非今存之苏轼文集，也并非《方舆胜览》等现存方志，因此弥足珍贵。
亮点在第二段跋文，跋文云：
□□□□□□□□□□□□□□□昌化令何适以书来喻，曰：东坡先生为峻灵王庙□□□□□□□□□□□□□□□□□□愧之。公到儋才两月，遂获北归，愿书此文。□□□□□□□□□□□□□□□□□□□□寄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府□折彦质。
跋文之末署云：“县令何適立”。方框为据第一段苏轼《峻灵王庙碑》相应之位置所补，可直观看出其阙文位置和字数。笔者寡闻，尚未索得这块残碑之跋文曾著录于何种文献，遍检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数据库及《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石刻史料新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历代碑刻拓本》《石刻题跋索引》《粤东金石略》等，皆无所获。至于所立残碑之昌化县令何適，更令人惊奇，首先，適有四种读音、五个义项，因此这里不能简化为“适”。其次，检《全宋诗》《全宋文》《宋元方志传记索引》等，昌化县令何適其人，皆不见踪影。也就是说，目前所知，昌化令何適其人其文，仅见于峻灵王庙里的这通残碑。如果据残碑跋文末尾提到的折彦质，推得何適是宋代昌化令，则跋文不仅可补《全宋文》，也可补历代方志中的一位重要地方官员，虽然他品秩有限，但却是海南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
李公羽的重要贡献，在于将何適与明代崇祯昌化县令张三光《重立峻灵王庙小记》中的“阅二十八年（即建炎二年，1128年），昌令何公请祈公书而刻之石”这一信息联系了起来，尽管尚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何公”就是何適，但毕竟在宋代到明代湮灭不彰的历史链条上补上了重要一环。如果“何公”就是何適，这篇《重立峻灵王庙小记》无疑正可印证何適所立之碑的真实性，以及何適建炎二年时任昌化令。
支撑这一链条的另一个证据，来自残碑跋文末尾提到的折彦质（？—1161），这位南宋重臣，官至签书枢密院事，也是位诗人，有《葆真居士集》传世，尝作《燕祉亭》六绝句，周必大称其“脍炙人口”。公羽先生认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云折彦质“建炎四年贬昌化军”是错误的，应据两宋之际李纲《建炎时政记》所载，系为建炎元年（1127），李纲时为朝臣，所记时间较《舆地纪胜》更近，故可信度更高，这是李公羽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可以补充的是，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黜陟官六：“（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龙图阁直学士、河北河东路宣抚副使折彦质，责授海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折彦质靖康元年（1126）年底责授，建炎元年（1127）年初赴任至昌化军贬所，时近中年，居儋五载，与昌化县令何適，在此因苏轼及其《峻灵王庙碑》交集， 同时为残碑的真实性给与坚实的背书。
苏轼曾感慨自己“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今抚残碑，亦深感殘碑历近千年，不意独存，亦适有天幸，虽未存其全，然已弥足珍重。张三光《重立峻灵王庙小记》结尾称：“余特表而揭之，以著王灵如此。”我倒觉得，这与其说峻灵王之灵如此，不如说是一代坡仙、千年英雄之灵，护佑此残碑在海隅之地得以幸存于天壤。
最近两年，我几次因为苏轼走进海南，在海口五公祠，在儋州东坡书院，在李公羽的身边，都深刻感受到苏轼与海南的不解之缘。作为一个东北人来到海南——苏轼笔下“如度月半弓”的海南，心情可谓喜憾兼有。憾的是，想起自己家乡极少中国古代文学遗迹，因此在学习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时，常有缺乏现场感和无法身临其境之憾，尤其是在选择苏轼作为研究对象之后，面对这位“身行万里半天下”的文化巨人，在时间距离和文化修养差距之外，更加深深遗憾于这种遥远的空间距离。可喜的是，这种时空遥远的距离，今天有幸大大被缩短，因为有了李公羽和他这部著作，我感觉自己也离千年英雄苏东坡更近了一步。 千古文人一东坡。苏东坡实在是历史上少有的文艺天才、全才和通才，其幽默的风格，渊博的学识，敏捷的诗才，从容的气度，刚正的气节，洒脱的气质，无不吸引前人和我们。对苏东坡人生智慧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周裕锴先生曾归纳为温和的改革、思想的包容、人性的尊严、超然的审美、潇洒的人生、智慧的观照、实干的精神、亲和的人性、对女性的尊重等方面，都足可见东坡的魅力，跨越古今，不仅领一代风骚，同时跨越中外，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千年英雄，苏轼足可不愧。
假如站在苏轼的角度向前追溯，我认为，白居易和陶渊明应该是对苏轼最具影响力的前辈和榜样，而陶、白、苏三人，又构成中国文学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起转合”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大致所处的元嘉、元和与元祐，正是中国文化三大重要的转关时代，伴随着魏晋玄学经佛学至宋学的三级跳，中国文人心态的发展亦经历由青春至壮而老成的三境界，也即前人所谓诗学三元或三关。转关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时代变局的转折之际，往往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反应能力，二是转折或转角往往要占据更大的空间，时代是否能够容许接纳，正需求与呼唤其代表者，分别由陶、白、苏三人为三元或三关之代表，可谓三英而无愧。苏轼作为三英中的最后一位，更是浩若星辰的中国文人中，最具非凡独特性的集大成者。
江山如有待。北宋以蛮荒著称的海南岛，在孕就其特产沉香的同时，也成就了具有沉香性格——皮朽而心香、历难而不屈的一代坡仙。逆境在此时成为苏轼的意外财富，贬谪生涯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苏轼之前，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里，还没有海南这一笔；但在苏轼之后，中国文化版图中，海南已经成为重要而不可忽略的组成，这是唯一既受大陆文化影响，同时又不断反哺大陆文化的一个独特区域，正如苏轼与北宋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接受海南地域文化影响的苏轼，同时也對海南文化的发展具有启蒙功能与拓展意义。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在一代坡仙身上，诗艺、香道以苦难及其超越为媒，结出芬芳绚烂的艺术之花，可谓闻思所及共香焄——海南为时代玉成了坡仙，坡仙也从此改变了海南的文化僻壤地位。如果再放宽放远一些，当更可体察到，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文人。北宋文化吸纳前此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轼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所滋养和孕育，同时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尤其是其在智慧的光芒照耀之下的不可救药的乐天主义和旷达胸怀，在今天显得格外令人珍惜。
相比“苏学”，我更青睐用“苏海”来概括我们对东坡的学习和研究。这并非仅仅是因为前面提到的苏轼与海南的不解之缘，更主要的是因为“苏海”较“苏学”更具包容性，韩（韩愈）如潮，苏（苏轼）如海，清人王文诰有《苏海识馀》，王水照和巩本栋先生都曾写过《走近苏海》，李公羽则撰有《读王水照先生〈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的的几点反思〉》，而从走近苏海，到走进苏海，越发觉得海外有海，天外有天，茫无涯际，而时间有限。好在前有先贤，今有众多同道，大家因为苏海而结缘，吾道不孤，行无寂寞。虽有研究路数不尽相同，学术风格亦有学院派和非学院派之别，但爱苏之心同，慕苏之意同。在地域文学日益成为研究热点的今天，地方学者的成果亦日益凸显，尽管在水准上可能和学院派无法相提并论，但其作用和特色毋容置疑。与某些职业性乃至作业性的论文作者相比，大量因为地域、家族等因缘而走进苏海，投入苏学的地方学者，拥有一份做事业乃至是志业的心怀。发上等志，寻平处论，向宽处展，在此愿与同道者共勉，同渡苏海，共铸苏学新篇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书名“峻灵独立秀且雄”，出自苏轼的《峻灵王庙碑》，920年前，大宋元符三年（1100）五月，作于昌化军（旧治在今海南儋州市西北旧儋县）。据宋人王宗稷所编《东坡先生年谱》载：“自儋之琼，作《峻灵王庙碑》云：‘元符三年，有诏徙廉州。向西而辞。’”今人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三十九“元符三年”载：“《文集》卷十七《峻灵王庙碑》：‘元符三年五月，有诏徙廉州’。谢表见《文集》卷二十四。”又记：“辞峻灵王庙碑，作碑文。文见《文集》卷十七。文云：‘得生还者，山川之神实相之。’”后转引《舆地纪胜》中所载部分碑文内容。
这座峻灵山，位于海南昌化江北岸，山不在高，有庙则灵。峻灵王庙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昌城村西，距离昌化港一公里，面向大海，庙宇雄秀，是当地重要的名胜古迹。有山则有庙，有庙则有碑。庙不在大，有碑则重。碑虽已残，但非常关键，因为它引出公羽先生的重要发现。
第一段是苏轼《峻灵王庙碑》原文，比对其他收录此文的典籍如《方舆胜览》卷四三，《文章正宗》续集卷一六，《文章辨体汇选》卷五九二、六四七，《古文奇赏》卷二一，正德《琼台志》卷二六，《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八三，光绪《琼州府志》卷三八，光绪《昌化县志》卷九等，可见残碑这几处异文，与《方舆胜览》文字较为接近。惟“持去”，《方舆胜览》作持却。“块海”，《方舆胜览》作“块侮”（当为笔误），“诏封山神为峻灵王用部使者承议郎彭次云之请也绍圣四年七月”，《方舆胜览》漏。按《苏轼文集》卷一七《峻灵王庙碑》原文作“皇宋元丰五年七月，诏封山神为峻灵王，用部使者承议郎彭次云之请也。绍圣四年七月，琼州别驾苏轼以罪谴于儋”。核诸《宋史·苏轼传》，亦云贬琼州别驾在绍圣中。《方舆胜览》节略不当，遂使封山神为峻灵王之年，误为苏轼贬琼州别驾之时。正如张三光《重立峻灵王庙小记》所云：“试录石上文读之，有‘元丰五年七月，诏封山神为峻灵王，用部使者承议郎彭次云之请也’二语，令余夙疑顿释。爰取志书、儋录参对，并‘绍圣四年七月’，共少二十七字。盖元丰五年亦七月，两‘七月’字相同，当时书人一时误看失简，遂致脱落耳。”所云“志书”，就包括了《方舆胜览》。从残碑所存苏轼《峻灵王庙碑》文字，可以看出其来源并非今存之苏轼文集，也并非《方舆胜览》等现存方志，因此弥足珍贵。
亮点在第二段跋文，跋文云：
□□□□□□□□□□□□□□□昌化令何适以书来喻，曰：东坡先生为峻灵王庙□□□□□□□□□□□□□□□□□□愧之。公到儋才两月，遂获北归，愿书此文。□□□□□□□□□□□□□□□□□□□□寄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府□折彦质。
跋文之末署云：“县令何適立”。方框为据第一段苏轼《峻灵王庙碑》相应之位置所补，可直观看出其阙文位置和字数。笔者寡闻，尚未索得这块残碑之跋文曾著录于何种文献，遍检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数据库及《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石刻史料新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历代碑刻拓本》《石刻题跋索引》《粤东金石略》等，皆无所获。至于所立残碑之昌化县令何適，更令人惊奇，首先，適有四种读音、五个义项，因此这里不能简化为“适”。其次，检《全宋诗》《全宋文》《宋元方志传记索引》等，昌化县令何適其人，皆不见踪影。也就是说，目前所知，昌化令何適其人其文，仅见于峻灵王庙里的这通残碑。如果据残碑跋文末尾提到的折彦质，推得何適是宋代昌化令，则跋文不仅可补《全宋文》，也可补历代方志中的一位重要地方官员，虽然他品秩有限，但却是海南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
李公羽的重要贡献，在于将何適与明代崇祯昌化县令张三光《重立峻灵王庙小记》中的“阅二十八年（即建炎二年，1128年），昌令何公请祈公书而刻之石”这一信息联系了起来，尽管尚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何公”就是何適，但毕竟在宋代到明代湮灭不彰的历史链条上补上了重要一环。如果“何公”就是何適，这篇《重立峻灵王庙小记》无疑正可印证何適所立之碑的真实性，以及何適建炎二年时任昌化令。
支撑这一链条的另一个证据，来自残碑跋文末尾提到的折彦质（？—1161），这位南宋重臣，官至签书枢密院事，也是位诗人，有《葆真居士集》传世，尝作《燕祉亭》六绝句，周必大称其“脍炙人口”。公羽先生认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所云折彦质“建炎四年贬昌化军”是错误的，应据两宋之际李纲《建炎时政记》所载，系为建炎元年（1127），李纲时为朝臣，所记时间较《舆地纪胜》更近，故可信度更高，这是李公羽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可以补充的是，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九黜陟官六：“（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龙图阁直学士、河北河东路宣抚副使折彦质，责授海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折彦质靖康元年（1126）年底责授，建炎元年（1127）年初赴任至昌化军贬所，时近中年，居儋五载，与昌化县令何適，在此因苏轼及其《峻灵王庙碑》交集， 同时为残碑的真实性给与坚实的背书。
苏轼曾感慨自己“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今抚残碑，亦深感殘碑历近千年，不意独存，亦适有天幸，虽未存其全，然已弥足珍重。张三光《重立峻灵王庙小记》结尾称：“余特表而揭之，以著王灵如此。”我倒觉得，这与其说峻灵王之灵如此，不如说是一代坡仙、千年英雄之灵，护佑此残碑在海隅之地得以幸存于天壤。
最近两年，我几次因为苏轼走进海南，在海口五公祠，在儋州东坡书院，在李公羽的身边，都深刻感受到苏轼与海南的不解之缘。作为一个东北人来到海南——苏轼笔下“如度月半弓”的海南，心情可谓喜憾兼有。憾的是，想起自己家乡极少中国古代文学遗迹，因此在学习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时，常有缺乏现场感和无法身临其境之憾，尤其是在选择苏轼作为研究对象之后，面对这位“身行万里半天下”的文化巨人，在时间距离和文化修养差距之外，更加深深遗憾于这种遥远的空间距离。可喜的是，这种时空遥远的距离，今天有幸大大被缩短，因为有了李公羽和他这部著作，我感觉自己也离千年英雄苏东坡更近了一步。 千古文人一东坡。苏东坡实在是历史上少有的文艺天才、全才和通才，其幽默的风格，渊博的学识，敏捷的诗才，从容的气度，刚正的气节，洒脱的气质，无不吸引前人和我们。对苏东坡人生智慧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周裕锴先生曾归纳为温和的改革、思想的包容、人性的尊严、超然的审美、潇洒的人生、智慧的观照、实干的精神、亲和的人性、对女性的尊重等方面，都足可见东坡的魅力，跨越古今，不仅领一代风骚，同时跨越中外，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千年英雄，苏轼足可不愧。
假如站在苏轼的角度向前追溯，我认为，白居易和陶渊明应该是对苏轼最具影响力的前辈和榜样，而陶、白、苏三人，又构成中国文学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起转合”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大致所处的元嘉、元和与元祐，正是中国文化三大重要的转关时代，伴随着魏晋玄学经佛学至宋学的三级跳，中国文人心态的发展亦经历由青春至壮而老成的三境界，也即前人所谓诗学三元或三关。转关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时代变局的转折之际，往往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反应能力，二是转折或转角往往要占据更大的空间，时代是否能够容许接纳，正需求与呼唤其代表者，分别由陶、白、苏三人为三元或三关之代表，可谓三英而无愧。苏轼作为三英中的最后一位，更是浩若星辰的中国文人中，最具非凡独特性的集大成者。
江山如有待。北宋以蛮荒著称的海南岛，在孕就其特产沉香的同时，也成就了具有沉香性格——皮朽而心香、历难而不屈的一代坡仙。逆境在此时成为苏轼的意外财富，贬谪生涯使他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苏轼之前，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里，还没有海南这一笔；但在苏轼之后，中国文化版图中，海南已经成为重要而不可忽略的组成，这是唯一既受大陆文化影响，同时又不断反哺大陆文化的一个独特区域，正如苏轼与北宋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接受海南地域文化影响的苏轼，同时也對海南文化的发展具有启蒙功能与拓展意义。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在一代坡仙身上，诗艺、香道以苦难及其超越为媒，结出芬芳绚烂的艺术之花，可谓闻思所及共香焄——海南为时代玉成了坡仙，坡仙也从此改变了海南的文化僻壤地位。如果再放宽放远一些，当更可体察到，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文人。北宋文化吸纳前此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皮毛落尽，精神独存，不仅各个文化领域、各类文化形式、各种雅俗文化百花齐放，更以独树一帜的北宋文化精神卓然自立。苏轼正是在北宋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所滋养和孕育，同时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尤其是其在智慧的光芒照耀之下的不可救药的乐天主义和旷达胸怀，在今天显得格外令人珍惜。
相比“苏学”，我更青睐用“苏海”来概括我们对东坡的学习和研究。这并非仅仅是因为前面提到的苏轼与海南的不解之缘，更主要的是因为“苏海”较“苏学”更具包容性，韩（韩愈）如潮，苏（苏轼）如海，清人王文诰有《苏海识馀》，王水照和巩本栋先生都曾写过《走近苏海》，李公羽则撰有《读王水照先生〈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的的几点反思〉》，而从走近苏海，到走进苏海，越发觉得海外有海，天外有天，茫无涯际，而时间有限。好在前有先贤，今有众多同道，大家因为苏海而结缘，吾道不孤，行无寂寞。虽有研究路数不尽相同，学术风格亦有学院派和非学院派之别，但爱苏之心同，慕苏之意同。在地域文学日益成为研究热点的今天，地方学者的成果亦日益凸显，尽管在水准上可能和学院派无法相提并论，但其作用和特色毋容置疑。与某些职业性乃至作业性的论文作者相比，大量因为地域、家族等因缘而走进苏海，投入苏学的地方学者，拥有一份做事业乃至是志业的心怀。发上等志，寻平处论，向宽处展，在此愿与同道者共勉，同渡苏海，共铸苏学新篇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