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洛杉矶时报》称为“最著名的中国影评人”、“中国的罗杰·伊伯特”
　　前阵在国家大剧院讲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作为辅助工具，放映了凯尼斯·布拉纳1989年电影版的片段。莎翁笔下的亨利五世是一个战斗英雄，非常正面的人物，1944年劳伦斯·奥利弗拍摄的第一个电影版，便被当年的英国人民当作抵抗纳粹的爱国宣传。除了已成经典的战前动员，我特意选择了亨利王在哈弗娄城门前劝降的那段：“只要一眨眼，那无法无天的兵丁不管满手血污，不管耳边的一阵阵尖声惨叫，一把拖住了你们家闺女的秀发往外跑。你们的父老尊长有多么可敬，却给一把揪住了银白的胡须—高贵的额头，也得对准墙脚撞！你们那些赤裸裸的婴孩，被高高地挑在枪尖子上，底下，发疯的母亲们在没命地嘶号，那惨叫声直冲云霄，好比当年希律王大屠杀时的犹太妇女一样。你们怎么回答？你们愿意投降、避免这场惨剧呢，还是执迷不悟、自取杀身之祸？（方平译文）”
　　我相信，任何好莱坞超级英雄，一旦说出这样的话，便超出了救赎的范围，走进道德的黑暗深渊。我们固然有“抗拒从严”的政策，但通常不会细化到“你若抗拒，我便强暴你们的女人，撞死你们的父老，刺死你们的婴儿”。你可能会说，我们不可以用当下的文艺道德观，来衡量四百年前的文学巨匠。其实，我并不觉得这是莎翁不周全，相反，这恰恰是他了不起的地方。他没有神化一个英雄，如同他没有丑化一个反角。
　　在《威尼斯商人》中，死活要割取一磅肉的奸商夏洛克，获得了全剧最理直气壮的自辩：“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朱生豪译文）”从19世纪初起，多数演员着力表现夏洛克正义的一面，2004年阿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版，用犹太人遭迫害作为剧情背景，使得夏洛克的所作所为增添了历史依据。
　　我们的电影敢这么表现伟人和恶人吗？不仅我们不敢，好莱坞也不敢。电影作为通俗艺术，必须遵循某些规范，有些道德界限是不准逾越的，《让子弹飞》中张牧之杀了黄四郎的替身，便违反了不成文的规矩，也增加了人物的真实性。但这种事也就是姜文们才敢做，真正的文艺高手都不怕犯忌。
　　一般来说，敢于触红线的正面人物并不稀缺，但通常限于小众文艺片，敢把这样的人物用到商业大片中，把他做得家喻户晓，却让观众无所适从，不知该同情还是该谴责，但那才叫真本事。
　　据我观察，电影和现实最大的不同之一：电影里的坏人都深知自己是坏人，而现实中的坏人再十恶不赦，都会为自己找到充足的道德辩护，使自己作恶时心安理得。
　　最无争议的恶棍要数希特勒，但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果真相信自己是在作恶？要知道，希特勒当时是受到本国人民拥护的。
　　当然，这里面有宣传洗脑的功劳，普通德国百姓并不知道大屠杀；但那些参与大屠杀的官兵呢，他们显然认为清洗掉“劣等”民族是对人类做了贡献。
　　像辛德勒那样的明白人是极少数。网上有一部微电影，片名叫《墙》，导演李孟桥，若不解释我还以为是欧洲片，配乐和摄影均具大片气派。真正让我惊讶的倒不是该片的形式，而是它的内涵。
　　影片讲一个二战时信奉纳粹的德国青年，因身残无法参战，在家天天收听元首的讲话，热血沸腾。在我看到的所有二战影片中，希特勒的演讲只有画面，没有字幕，对于不通德语的人来说，感受到的是元首的疯狂。
　　而李孟桥的《墙》却为希特勒的话配了中文字幕，顿时，我全身一阵不寒而栗，因为希魔的话是如此义正词严，表面上没有丝毫不正确，更震撼的是，那些话我们几乎耳熟能详。
　　一个角色通常呈现在银幕上时善恶分明，恶人永远会说出一百个为自己正名的理由，当面对千夫所指之时，他同样可以哭天抢地，说“我是一片好心呀，你们怎能如此度君子之腹？”此时，一批编故事能手出马，传播他宽容仁慈的内心。
　　恶霸有所不知，影像的力量是无穷的，他说得再动听，也只能把自己骗了，看电影观众不会真的连好坏人都傻傻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