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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走过二十年?能源之惑
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节点。随后，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20年后，回望市场经济的历程，有成长的兴奋，有竞争的惨烈，有规则的学习，也有发展的困惑。本刊“走过二十年”系列策划，意在梳理重点领域的变迁路线，寻找新的市场动力。
就新能源而言，它的真正兴起是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后。新能源是新生事物，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同样是新生事物。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做新的产业，必然经历艰难的摸索。这期间有人享用了天上掉的馅饼，有的则被砸晕陷入困局。政策层面上也是大起大落，起伏不定。如何让这个行业不再疯疯颠颠地前行，仍旧是个待解的课题。
我们还选择了两家能源领域的民企案例，他们均立足于城市清洁能源，而后或者侧重于在新能源科研中寻求新的突破，或者侧重于交通能源等更广泛的清洁能源应用。他们身上都有明显的时代印痕。
现在，对于各类新能源来说，一切还是未知数，大家都在路上。
6月29日，证监会终止IPO审查的名录中，皇明太阳能股份赫然纸上。作为中国太阳能行业的领军企业，皇明的一举一动深受行业关注。于是，有舆论传出看空整个太阳能行业的声音。
太阳能是这几年发展比较迅猛的新能源产业。新能源还包括风能、生物质能、核能等。太阳能和风能因为民间力量的大规模参与而更加引人注目。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向《中国周刊》记者否定了“整个行业不行了”的观点，同时也承认，“的确很多问题。”
从零起步
1983年，一帮人被请到国家计委。他们中有搞航天研究的，有搞轮船发动机研究的，还有来自部队的以及民间生产电池的。他们即将接手一个科研项目——新能源开发。
石定寰当年就参与了这个项目，他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选人的标准”，“太阳能嘛，那航天飞船在宇宙中是用太阳能的，所以找来航天的人没错。风机发电，螺旋要转啊，搞轮船的应该知道怎么让风车转起来。还有民间一些研究了多年太阳能电池的小企业和个人也找来。七拼八凑找了一个队伍。”
在“六五”计划期间，国家开始意识到研究开发新能源的必要性，并做了不少应用性基础实验研究。
“六五”计划的第三个年头，国家首次将新能源发展列入“攻关计划”，并拨款300万元用于开发研究。石定寰说，300万是很少的，分成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等，每个项目就几十万。干不了什么。”不过，即使如此，短暂聚集起来的这个队伍依然表现得很兴奋。
他们选择了内蒙古西部作为风力发电研究实验基地。如今，一个风力机组发电容量都在千万瓦以上，当时上马的小风车只有几十、几百瓦容量，转起来成了当地一景。石定寰至今自豪地说，“这小范围地满足了当地人用电的问题。主要是流动的蒙古包的用电问题。如今去内蒙古西部，还有很多这种小风车。”
经费紧张决定了不可能大规模研制。风电如此，太阳能也如此。
在太阳能方面，当时全国只有两家太阳能电池厂，分别位于开封和宁波，技术层次低，而且产品出来基本没有什么应用。
当时中国对新能源的认识，强调“近有时效，远有愿景”。所谓的“时效”指的是农村小沼气。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到“要好好推广沼气”。所以，在80年代，新能源一开始正式研发就掀起了一个农村沼气池建设的热潮，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头几年。
当时新能源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中德合作在北京大兴的义和庄建立了一套新能源示范项目，本村的村民可以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太阳能技术。不过，这个新鲜项目在当时备受争议，村民们搞不明白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开始都不敢用。当时偏远的义和庄已经成了如今的地铁站名，但新能源示范项目却早就消失了。
在世界上，1973年石油危机后，各个发达国家已经开始研制新能源。到了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对新能源的研制开发水平已经走在我们前列。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外的技术开始走进中国，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左右，中外合资的项目越来越多。中国的新能源研究才开始走上系统和专业。
发展大跃进
国外对新能源的重视直接影响了国内的政策和行动。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的大幕拉开，中国新能源市场也开始有了新的迹象。
1993年，中德合作开发了风力发电机组。1993年12月，新疆电力局利用丹麦和国内的部分投资安装了4台风力发电机组。
同样闻到政策导向的味道，迅猛发展起来的还有一帮太阳能企业。1995年，我国太阳能热水器生产企业已超过千家。到了1998年，更是突破2000家。2000年，加上风能等各种新能源企业，中国从事新能源行业的工商业总产值超过千亿元，工商企业超过万家。
九十年代新能源迅猛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一系列能源主题的世界大会召开，特别是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节能减排的任务。
不过，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春天真正到来，是到了2006年。
2006年1月1日起，《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国家通过该法引导、激励国内外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促进可再生能源长期发展。
第二年制定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长期规划》规定，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要占到能源消耗总量的20%。
乘着这轮政策的春风迅速发展起来的，首当其冲是风能。
从2006年开始，国家对风能发电的价格补贴就一直没有断过。到2009年，我国对风电上网电价机制进行了调整，按照风资源优劣和工程建设条件划分为四类，这对于引导投资、扩大风电市场起到了关键作用。全国风电装机容量每年都实现大幅攀升，直到高居世界第一位。期间，风力发电成本也在逐渐降低，这意味着，风场运营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对于太阳能光伏产业来说，2009年也是大跃进的一年。
之前的2005年5月，我国首家太阳能企业德利太阳能在美国上市。2008年，中国已经成为生产真空管太阳能热水器最多的国家，占到全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2009年的再次火爆源于补贴政策连番下发。 2009年财政部和住建部出台“金屋顶”政策，确定20元/瓦的补贴标准，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公布的补贴资金量高于屋顶光伏工程整体造价。企业光建造太阳能屋顶就能赚钱。
过了半年，国家再次推出“金太阳”政策，支持单个光伏项目的容量更大，且支持总量也较大，而且，各省份没有支持光伏项目数量上的限制。这就意味着，各地区可以放开了建，建得越多，得到的补贴越多。
两个政策接连出台，引发了西部数省区光伏发电的爆发性建设热潮。光伏企业出现如火如荼的“大跃进”。
虚假繁荣
隐患就存在于疯狂发展中。
去年年中开始，相关产业链开始有了阵痛。一家专门生产机械轴承的外国公司，明显感到风机轴承不好卖了。这家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勾建辉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在这之前的2006年直到2011年上半年，风机轴承在中国还一直是个好做的买卖。
2006年，这家公司看到政策的诱惑，开始加大在中国市场的生产和销售，“风能企业扩张，需求量大，我们的日子也好过。”那几年，中国市场成了集团总部认为“值得独立出来观察的地区，以前都是亚太是一个销售市场”。
去年下半年开始，风机轴承卖不出去了。风能企业传来的消息是，“补贴开始降了，风电价格也降了，越来越接近成本甚至不赚钱了。”
一直以来，风电面临的问题不光是成本，还有发了电进不了国家电网无法输送的问题。这也致使北方风电集中开发地区大都遭遇较严重的弃风限电问题，东北一些地区冬季弃风限电比例已近50%，西北主要风场因数次脱网事故，目前限电竟高达70%-80%。
和风能相比，太阳能光伏的日子更加不好过，因为疯狂上马，太阳能发电也远远大于电网的容量。而且，和风电一样面临无法进入国家电网的问题。
同时，这些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是国外，当2008年经济危机来临时，国外市场收缩，国内太阳能光伏企业出现集体亏损。而且，疯狂的出口还招来了美国等国家的反倾销诉讼。这让国内光伏企业叫苦不迭。
这种萧条的景象不仅在中国。全球新能源最新的季度数据显示，投资已出现放缓迹象。
这个时候，中国的光伏企业正使出浑身解数寻求新的出路。在今年5月上海举办的一次光伏展上，有参观者被眼前的阵势吓了一跳。在市场萧条的情况下，展会却十分热闹。这位参观者还对他们的非常态营销做了生动的总结，“晶科的足球，英利的油；福能的护士，巨力的酒；拜尔的麦兜，ET的肉。”
拿“晶科的足球”来说，晶科能源在5月份正式宣布赞助西甲劲旅瓦伦西亚俱乐部，继续在海外拓展品牌。当天还宣布与甘肃一家电站签署了合作协议。业内人士感慨，“现在很多生产企业为了实现销售进入电站，行业一下子出现了好多电站开发商”。
就整体行业的脱困来说，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说，自己寄希望于下半年。行内已经有消息说，配额制有望下半年时机成熟后公布实施。
配额制是针对并网难题，对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一次责任义务的重新划分。配额制的实施，有望提高电网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积极性，逐步解决并网瓶颈。
2012年5月23日，从国务院常务会议也传出消息，“支持自给式太阳能等新能源产品进入公共设施和家庭”，这是国家今年首次对新能源的发展方向给出明确指导，被业界视为极大利好。
“自给式应用”是指以就地消费、自发自用为主的能源供应形式。但成本高、补贴少、政策不完善等都成为自给式太阳能发电进入家庭的阻力。
这些都是新能源发展中需要迈过的一道道坎。新能源的悲喜历程，仍将继续。
20年前，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节点。随后，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20年后，回望市场经济的历程，有成长的兴奋，有竞争的惨烈，有规则的学习，也有发展的困惑。本刊“走过二十年”系列策划，意在梳理重点领域的变迁路线，寻找新的市场动力。
就新能源而言，它的真正兴起是在市场经济确立之后。新能源是新生事物，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同样是新生事物。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做新的产业，必然经历艰难的摸索。这期间有人享用了天上掉的馅饼，有的则被砸晕陷入困局。政策层面上也是大起大落，起伏不定。如何让这个行业不再疯疯颠颠地前行，仍旧是个待解的课题。
我们还选择了两家能源领域的民企案例，他们均立足于城市清洁能源，而后或者侧重于在新能源科研中寻求新的突破，或者侧重于交通能源等更广泛的清洁能源应用。他们身上都有明显的时代印痕。
现在，对于各类新能源来说，一切还是未知数，大家都在路上。
6月29日，证监会终止IPO审查的名录中，皇明太阳能股份赫然纸上。作为中国太阳能行业的领军企业，皇明的一举一动深受行业关注。于是，有舆论传出看空整个太阳能行业的声音。
太阳能是这几年发展比较迅猛的新能源产业。新能源还包括风能、生物质能、核能等。太阳能和风能因为民间力量的大规模参与而更加引人注目。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向《中国周刊》记者否定了“整个行业不行了”的观点，同时也承认，“的确很多问题。”
从零起步
1983年，一帮人被请到国家计委。他们中有搞航天研究的，有搞轮船发动机研究的，还有来自部队的以及民间生产电池的。他们即将接手一个科研项目——新能源开发。
石定寰当年就参与了这个项目，他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选人的标准”，“太阳能嘛，那航天飞船在宇宙中是用太阳能的，所以找来航天的人没错。风机发电，螺旋要转啊，搞轮船的应该知道怎么让风车转起来。还有民间一些研究了多年太阳能电池的小企业和个人也找来。七拼八凑找了一个队伍。”
在“六五”计划期间，国家开始意识到研究开发新能源的必要性，并做了不少应用性基础实验研究。
“六五”计划的第三个年头，国家首次将新能源发展列入“攻关计划”，并拨款300万元用于开发研究。石定寰说，300万是很少的，分成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等，每个项目就几十万。干不了什么。”不过，即使如此，短暂聚集起来的这个队伍依然表现得很兴奋。
他们选择了内蒙古西部作为风力发电研究实验基地。如今，一个风力机组发电容量都在千万瓦以上，当时上马的小风车只有几十、几百瓦容量，转起来成了当地一景。石定寰至今自豪地说，“这小范围地满足了当地人用电的问题。主要是流动的蒙古包的用电问题。如今去内蒙古西部，还有很多这种小风车。”
经费紧张决定了不可能大规模研制。风电如此，太阳能也如此。
在太阳能方面，当时全国只有两家太阳能电池厂，分别位于开封和宁波，技术层次低，而且产品出来基本没有什么应用。
当时中国对新能源的认识，强调“近有时效，远有愿景”。所谓的“时效”指的是农村小沼气。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到“要好好推广沼气”。所以，在80年代，新能源一开始正式研发就掀起了一个农村沼气池建设的热潮，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头几年。
当时新能源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中德合作在北京大兴的义和庄建立了一套新能源示范项目，本村的村民可以利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太阳能技术。不过，这个新鲜项目在当时备受争议，村民们搞不明白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开始都不敢用。当时偏远的义和庄已经成了如今的地铁站名，但新能源示范项目却早就消失了。
在世界上，1973年石油危机后，各个发达国家已经开始研制新能源。到了八十年代，发达国家对新能源的研制开发水平已经走在我们前列。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外的技术开始走进中国，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左右，中外合资的项目越来越多。中国的新能源研究才开始走上系统和专业。
发展大跃进
国外对新能源的重视直接影响了国内的政策和行动。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的大幕拉开，中国新能源市场也开始有了新的迹象。
1993年，中德合作开发了风力发电机组。1993年12月，新疆电力局利用丹麦和国内的部分投资安装了4台风力发电机组。
同样闻到政策导向的味道，迅猛发展起来的还有一帮太阳能企业。1995年，我国太阳能热水器生产企业已超过千家。到了1998年，更是突破2000家。2000年，加上风能等各种新能源企业，中国从事新能源行业的工商业总产值超过千亿元，工商企业超过万家。
九十年代新能源迅猛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一系列能源主题的世界大会召开，特别是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节能减排的任务。
不过，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春天真正到来，是到了2006年。
2006年1月1日起，《可再生能源法》正式实施，国家通过该法引导、激励国内外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促进可再生能源长期发展。
第二年制定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长期规划》规定，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要占到能源消耗总量的20%。
乘着这轮政策的春风迅速发展起来的，首当其冲是风能。
从2006年开始，国家对风能发电的价格补贴就一直没有断过。到2009年，我国对风电上网电价机制进行了调整，按照风资源优劣和工程建设条件划分为四类，这对于引导投资、扩大风电市场起到了关键作用。全国风电装机容量每年都实现大幅攀升，直到高居世界第一位。期间，风力发电成本也在逐渐降低，这意味着，风场运营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对于太阳能光伏产业来说，2009年也是大跃进的一年。
之前的2005年5月，我国首家太阳能企业德利太阳能在美国上市。2008年，中国已经成为生产真空管太阳能热水器最多的国家，占到全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2009年的再次火爆源于补贴政策连番下发。 2009年财政部和住建部出台“金屋顶”政策，确定20元/瓦的补贴标准，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公布的补贴资金量高于屋顶光伏工程整体造价。企业光建造太阳能屋顶就能赚钱。
过了半年，国家再次推出“金太阳”政策，支持单个光伏项目的容量更大，且支持总量也较大，而且，各省份没有支持光伏项目数量上的限制。这就意味着，各地区可以放开了建，建得越多，得到的补贴越多。
两个政策接连出台，引发了西部数省区光伏发电的爆发性建设热潮。光伏企业出现如火如荼的“大跃进”。
虚假繁荣
隐患就存在于疯狂发展中。
去年年中开始，相关产业链开始有了阵痛。一家专门生产机械轴承的外国公司，明显感到风机轴承不好卖了。这家公司的中国区总裁勾建辉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在这之前的2006年直到2011年上半年，风机轴承在中国还一直是个好做的买卖。
2006年，这家公司看到政策的诱惑，开始加大在中国市场的生产和销售，“风能企业扩张，需求量大，我们的日子也好过。”那几年，中国市场成了集团总部认为“值得独立出来观察的地区，以前都是亚太是一个销售市场”。
去年下半年开始，风机轴承卖不出去了。风能企业传来的消息是，“补贴开始降了，风电价格也降了，越来越接近成本甚至不赚钱了。”
一直以来，风电面临的问题不光是成本，还有发了电进不了国家电网无法输送的问题。这也致使北方风电集中开发地区大都遭遇较严重的弃风限电问题，东北一些地区冬季弃风限电比例已近50%，西北主要风场因数次脱网事故，目前限电竟高达70%-80%。
和风能相比，太阳能光伏的日子更加不好过，因为疯狂上马，太阳能发电也远远大于电网的容量。而且，和风电一样面临无法进入国家电网的问题。
同时，这些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是国外，当2008年经济危机来临时，国外市场收缩，国内太阳能光伏企业出现集体亏损。而且，疯狂的出口还招来了美国等国家的反倾销诉讼。这让国内光伏企业叫苦不迭。
这种萧条的景象不仅在中国。全球新能源最新的季度数据显示，投资已出现放缓迹象。
这个时候，中国的光伏企业正使出浑身解数寻求新的出路。在今年5月上海举办的一次光伏展上，有参观者被眼前的阵势吓了一跳。在市场萧条的情况下，展会却十分热闹。这位参观者还对他们的非常态营销做了生动的总结，“晶科的足球，英利的油；福能的护士，巨力的酒；拜尔的麦兜，ET的肉。”
拿“晶科的足球”来说，晶科能源在5月份正式宣布赞助西甲劲旅瓦伦西亚俱乐部，继续在海外拓展品牌。当天还宣布与甘肃一家电站签署了合作协议。业内人士感慨，“现在很多生产企业为了实现销售进入电站，行业一下子出现了好多电站开发商”。
就整体行业的脱困来说，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说，自己寄希望于下半年。行内已经有消息说，配额制有望下半年时机成熟后公布实施。
配额制是针对并网难题，对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一次责任义务的重新划分。配额制的实施，有望提高电网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积极性，逐步解决并网瓶颈。
2012年5月23日，从国务院常务会议也传出消息，“支持自给式太阳能等新能源产品进入公共设施和家庭”，这是国家今年首次对新能源的发展方向给出明确指导，被业界视为极大利好。
“自给式应用”是指以就地消费、自发自用为主的能源供应形式。但成本高、补贴少、政策不完善等都成为自给式太阳能发电进入家庭的阻力。
这些都是新能源发展中需要迈过的一道道坎。新能源的悲喜历程，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