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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参观了故宫的台湾学者李敖“忏悔”道：“过去我说大陆故宫有宫无宝，台北故宫有宝无宫。我认为我错了，要为此忏悔。”
在1924年清逊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时，宫内许多最珍贵的文物被溥仪带走，并就此流失。此后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地区时，存放在南京的许多故宫南迁文物精品被运往台湾也早已是尽人皆知。有些国家领导也曾经问过，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宝贝到底哪个更多？时任郑欣淼院长认为，总体上，还是我们的多。但他强调：“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非要两岸故宫博物院比出一个高下，而是要弄清楚故宫的旧藏，搞清我们的家底。”
其实早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直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就开始边对外开放边清点文物藏品，同时整理出版藏品目录。1930年3月基本清查结束后，当时编纂的6编28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总共登记了117万余件物品。除了1949年运往台北的故宫南迁文物，台北故宫博物院后来还收集了5万多件文物，总数达到了65万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虽然有65万件，但其中38万件是故宫的院藏清宫档案，17万多件是旧版图书。”经过郑欣淼这样解释.台北故宫博物院除却档案和图书之外的文物应该在10万件左右。
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后来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故宫博物院，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先后接受了大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丰富收藏。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也从其他博物馆和文物部门调来了不少文物，其中不乏珍品。“比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新中国成立前流落在东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辽宁博物馆收购，价格好像才6万港币。后来一纸调令，从辽宁博物馆调到故宫。至今《清明上河图》上还有辽宁博物馆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文物的流动其实是个双向的过程。肖燕翼说，“在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和国内其他一些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都有大量故宫文物被调拨去充实馆藏。”1973年10月肖燕翼被分派到故宫工作，11月院里派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随车押运故宫调拨往承德避暑山庄的文物。
“那个时候承德正在恢复，基本没什么东西。当时运输文物还是用的老式大卡车，一路颠簸需要8个小时。我们有个老院长杨伯达，他负责挑选文物，我只是点数和装箱。”肖燕翼说，“你现在看到的承德（避暑山庄）陈列的文物都是从故宫调拨过去的。因为在过去，无论紫禁城还是避暑山庄，都是皇帝的家，许多文物当时本来就是调来调去的。”
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繁杂的数量，存放的杂乱以及藏品不断流动和增加，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清理工作至今仍在继续之中。20世纪80年代，原明清档案馆部划出了800万件档案给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
这栋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就在西华门内的故宫西墙内，正面临被搬离的探讨。数百万件清代文档中的绝大多数在20世纪初几乎要被化为纸浆。完全是因为许多社会有识之±的强烈呼吁，才最终得以保留。不过除了图书和档案之外，故宫上百万件馆藏文物在数量上还是远远超过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故宫不少专家试图澄清长久以来的一个误解，那就是在一般人的概念中，文物往往被认为是古玩。過去故宫大量重要的宫廷藏品和档案从未被列为文物。郑欣淼认为，这个文保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狭隘观念多年来带来了很多教训。
“比如故宫图书馆善本特藏已建账图书有19.54万册，此外还藏有20余万块珍贵的印书用书版，这40余万件本来应该全部列入文物账目进行管理。故宫至今仍有10余万件被称为‘文物资料’的东两，比如2.6万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一直被认为量大质不高而被列为‘资料’。还有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建筑模型）。这些宫廷藏品不但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于故宫未来的修复也起到重大作用。此外还有皇帝的头签、皇后字画等，过去都没有列为文物，而是作为宫廷遗物。现在我们对文物的观念已经扩大到文化遗产，因为它们也是历史的见证物，也应该保留。”
郑欣淼特别提到故宫一件荒唐的历史并感到惋惜，“有一件事情说起来很典型。过去故宫有一个乾隆皇帝的马鞍子，上面镶有一个精美的钟表。后来我们把钟表挖下来安置在钟表馆，然后把马鞍子扔掉了。”
“过去故宫不重视古代宫廷文化。以前院里在账文物有90多万件，对外号称百万件。现在终于开始对宫廷文化重视起来（过去叫作宫廷物品）。这样算起来，一下子就多出来50万件文物。”肖燕翼说。
虽然故宫文物的数量多于台北，但是精品是否真的都在台北呢？有趣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早已评出了院藏“十大珍宝”，此外，网络上由观众评选出的民选“十大珍宝”也已出炉。
而正如肖燕翼所言，故宫至今没有评过所谓的十大国宝。“我们按照新《文物保护法》，将文物分为四级。一级文物就是通常说的国宝了。但是我们这里国宝级文物太多，的确很难挑出所谓十大。”
郑欣淼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解释其中的困难：“比如我们馆藏有15000多件青铜器。可以说全世界出土的青铜器，十分之一都在故宫，就在这里面挑出10个都很困难。”
摘自《故宫观止》
在1924年清逊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时，宫内许多最珍贵的文物被溥仪带走，并就此流失。此后在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地区时，存放在南京的许多故宫南迁文物精品被运往台湾也早已是尽人皆知。有些国家领导也曾经问过，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宝贝到底哪个更多？时任郑欣淼院长认为，总体上，还是我们的多。但他强调：“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非要两岸故宫博物院比出一个高下，而是要弄清楚故宫的旧藏，搞清我们的家底。”
其实早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直至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就开始边对外开放边清点文物藏品，同时整理出版藏品目录。1930年3月基本清查结束后，当时编纂的6编28册《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总共登记了117万余件物品。除了1949年运往台北的故宫南迁文物，台北故宫博物院后来还收集了5万多件文物，总数达到了65万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虽然有65万件，但其中38万件是故宫的院藏清宫档案，17万多件是旧版图书。”经过郑欣淼这样解释.台北故宫博物院除却档案和图书之外的文物应该在10万件左右。
两岸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后来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故宫博物院，在20世纪50至80年代，先后接受了大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丰富收藏。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也从其他博物馆和文物部门调来了不少文物，其中不乏珍品。“比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新中国成立前流落在东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辽宁博物馆收购，价格好像才6万港币。后来一纸调令，从辽宁博物馆调到故宫。至今《清明上河图》上还有辽宁博物馆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文物的流动其实是个双向的过程。肖燕翼说，“在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和国内其他一些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都有大量故宫文物被调拨去充实馆藏。”1973年10月肖燕翼被分派到故宫工作，11月院里派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随车押运故宫调拨往承德避暑山庄的文物。
“那个时候承德正在恢复，基本没什么东西。当时运输文物还是用的老式大卡车，一路颠簸需要8个小时。我们有个老院长杨伯达，他负责挑选文物，我只是点数和装箱。”肖燕翼说，“你现在看到的承德（避暑山庄）陈列的文物都是从故宫调拨过去的。因为在过去，无论紫禁城还是避暑山庄，都是皇帝的家，许多文物当时本来就是调来调去的。”
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繁杂的数量，存放的杂乱以及藏品不断流动和增加，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清理工作至今仍在继续之中。20世纪80年代，原明清档案馆部划出了800万件档案给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
这栋在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就在西华门内的故宫西墙内，正面临被搬离的探讨。数百万件清代文档中的绝大多数在20世纪初几乎要被化为纸浆。完全是因为许多社会有识之±的强烈呼吁，才最终得以保留。不过除了图书和档案之外，故宫上百万件馆藏文物在数量上还是远远超过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故宫不少专家试图澄清长久以来的一个误解，那就是在一般人的概念中，文物往往被认为是古玩。過去故宫大量重要的宫廷藏品和档案从未被列为文物。郑欣淼认为，这个文保工作中长期存在的狭隘观念多年来带来了很多教训。
“比如故宫图书馆善本特藏已建账图书有19.54万册，此外还藏有20余万块珍贵的印书用书版，这40余万件本来应该全部列入文物账目进行管理。故宫至今仍有10余万件被称为‘文物资料’的东两，比如2.6万件清代帝后书画，过去一直被认为量大质不高而被列为‘资料’。还有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建筑模型）。这些宫廷藏品不但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于故宫未来的修复也起到重大作用。此外还有皇帝的头签、皇后字画等，过去都没有列为文物，而是作为宫廷遗物。现在我们对文物的观念已经扩大到文化遗产，因为它们也是历史的见证物，也应该保留。”
郑欣淼特别提到故宫一件荒唐的历史并感到惋惜，“有一件事情说起来很典型。过去故宫有一个乾隆皇帝的马鞍子，上面镶有一个精美的钟表。后来我们把钟表挖下来安置在钟表馆，然后把马鞍子扔掉了。”
“过去故宫不重视古代宫廷文化。以前院里在账文物有90多万件，对外号称百万件。现在终于开始对宫廷文化重视起来（过去叫作宫廷物品）。这样算起来，一下子就多出来50万件文物。”肖燕翼说。
虽然故宫文物的数量多于台北，但是精品是否真的都在台北呢？有趣的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早已评出了院藏“十大珍宝”，此外，网络上由观众评选出的民选“十大珍宝”也已出炉。
而正如肖燕翼所言，故宫至今没有评过所谓的十大国宝。“我们按照新《文物保护法》，将文物分为四级。一级文物就是通常说的国宝了。但是我们这里国宝级文物太多，的确很难挑出所谓十大。”
郑欣淼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解释其中的困难：“比如我们馆藏有15000多件青铜器。可以说全世界出土的青铜器，十分之一都在故宫，就在这里面挑出10个都很困难。”
摘自《故宫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