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书在正式写作之前，在《星洲日报》当了足有十三年的记者和主编。当记者，其实是黎紫书童稚时的理想，只是因为小时候看到电视剧中一位女记者在外出采访时被人放狗害她爬到树上，场面忍俊不禁。她觉得当记者那么自由，有那么多的驚险。“她很大姐大、很干练的，如果继续混下去，将来会很有前途”，台湾作家杨照后来说起此前对黎紫书的这番印象之时，她已然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
　　黎紫书说：“虽然记者的工作很好，可是你可以预见你在职场上的表现和前途，未来在什么样的岗位上、干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那种可预见性非常高，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那个时候我就问自己，是否想过所预见的那样的人生。那时候有非常大的排斥感。”于是，黎紫书离开报馆，不再当记者，跑到山上小住，过了一段清净的闲居生活，重新规划自己的未来，但并没有决定要专注写作。
　　其实，有意识地写作在中学时期便已开始，只是并没有特意去发表。中学毕业之后，黎紫书才尝试把一些稿子投给报社。直至1995年，夺下第三届花踪马华小说奖首奖，开始受到瞩目。“这是第一个被人发现的奖项，我觉得后来整个写作生涯跟这个奖项是有必然联系的。因为如果不是在那么年轻的情况下得到奖项和鼓励，我也不确定会继续走下去。那是一个起步，年轻的时候挺无知，觉得拿这个奖，已经是一个肯定，是不是已经暗示着我以后可以走这条路，并且走得更好？”之后接连两届获得花踪奖同一奖项、一届散文首奖，以及第十八届、第二十二届的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首奖等。黎紫书笑说，不断的鼓励，使得她的创作之路似乎比别人来得顺遂，很多人形容马来西亚写作者在冷僻的出版环境中的“坚持”一词，似乎并不适合她。
　　小说，一个诗人的路途
　　黎紫书会写短篇小说，是因为受到苏童小说的影响。“我一看到苏童就特别喜欢，把所有能找到的书都买回来。那段时间只看苏童的小说。当初因为看他的小说，才让我这样激动地要写小说，那个影响是很巨大的，如果那时不是大量阅读了苏童，我可能还没有开始写短篇也说不定。”黎紫书最早期的一小部分作品的确很“苏童”，且带有浓郁的诗意，虽然黎紫书说她并不适合当一个诗人。
　　“当时对各个文类不甚了解，看起来写诗是比较容易的。当自己真正有意识地创作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不是一个适合写诗的人，缺少一种整体的诗意和情怀，我就转去写散文和小说。那时是探索的心态，对各个文体没有一个深度的了解和思考，仅仅是尝试。现在跟以前不同的是，我对各种文体有了自己明确的定义，一套想法和标准。”但学校期间的诗歌写作训练，无疑对她的文字语言的提炼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过程，“我没有办法写出一首好诗来，但是可以让我在后来写小说和散文时写出诗意。”
　　但黎紫书却从未以诗意的烂漫眷顾过爱情。在她作品里，绝少出现纯粹意义上的爱情故事。“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排斥写爱情。很早就发现自己不想写爱情，爱情是一个很难写好的素材，容易流于某种煽情。我也从来不看爱情小说，小时候读很多书，但是特别讨厌看爱情题材的东西，觉得它虚假，像泡沫一样虚幻。”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却是黎紫书最擅长观察和描写的。即使是两个碰巧相遇的陌生人之间的互动，都能够让黎紫书打量端详、玄想联翩，她说这是平日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未把故事说完的小说
　　2007至2009年，黎紫书离开马来西亚到北京工作。这一段异国他乡的生活，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2009年，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和台湾宝瓶文化同步出版了《简写》，收录了黎紫书在北京两年间的（微型小说）作品。
　　“如果当时不是在中国生活而还是留在马来西亚的话是写不出来的。我觉得在土生土长的环境里面，已经很难再挖掘到闪光点，整个环境太过习惯、有钝感，很难对这种现状产生思考的激情。我在北京或者英国，不一样的人文环境，生活上的事情和人，在当地看起来非常简单不值得思考的事情，对我一个异乡人来说是有反弹和深层思考的。在北京和英国，是最容易获得小说素材的。”
　　微型小说的创作，黎紫书在得了花踪奖之后便应报社之约而开始尝试。在1997年，书写了《这一生》之后，更是有意识地试验，创作了《微型黎紫书》和《无巧不成书》两本微型小说集。
　　到了北京之后，为上海一家媒体供稿，编辑为其设下850的字数限制，比以往来得更少，于是，“那时候有了自己明确的一套想法，我把它从整个小说的体系中抽出来看待，有了跟短篇小说很大不同的美学要求和对象群。虽然它看起来短小，但因为短小的缘故，对精准度要求是更高的。不仅仅是语言上、文字上的精准度，在素材的选择上也是一字都不能浪费的。”如她在《简写》写道：“学写微型小说让我变得锱铢必较。我总想着要把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的作用都尽量放大，提高每一个字的效能，好让它们替我承载一个几千字甚至上万字的内容。”黎紫书的文字虐带来了阅读的快感，也让人在阅读中保持高度警惕，生怕漏看了哪几个字而错失精彩。
　　被偷走导盲犬的盲女、经常到派出所报失踪的老者、婚外情的男女、跳楼自杀的老同学……许是当年的记者生涯，黎紫书观察周遭世界的眼力总是细致入微，让人无法回避。那些故事，像是从众生生命里抽取的一小片段，短暂的际遇，细微的察知，妙手偶得，诗意地捕捉到，又旋即切入另外的境地。例如《杀人者》一篇：单位里温顺沉默的杂工老郝因为撞倒了老人，而被对方家属恶语相逼，索要赔偿，而结局竟是老郝在医院捅死了老者，并且自杀。黎紫书在末了一句“之前，明明是好端端的啊。”让人唏嘘。虽然黎紫书曾说，小说写的是她眼中的世界，并不敢在小说的书写中探寻人生的真相。但其实，她早在有意无意间，探寻到了。
　　在这些作品中，黎紫书始终保持着缄默的姿态，而且，并不为你把故事说尽。她说：“‘小说的完整性’与‘故事的完整性’是两码事。小说艺术关乎对故事的创造、加工、剪裁和接驳，它要比故事本身博大和丰富，比故事有深度，有内涵，有更大的承载量。可它恰恰不等于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在意的是适可而止。‘非得把故事说完不可’是一种可怕的错误，尤其在微型小说这千把字的篇幅里，适当的留白才能制造余韵，使得空间延伸。事实上，就微型小说创作而言，‘把故事说完’的效果经常是画蛇添足。有些故事，你没说完，它是小说；你说完了，它就只能是个故事。”（《简写》）
　　训练成一个写长篇的人
　　若是因为对北京和伦敦的异地生活缺失根本的体会，使得黎紫书所知晓的并不足以让她创作比微型小说更长的作品；而其土生土长的怡保，却自然而然成了黎紫书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情感来源。黎紫书说，那是她从小生长的地方，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除了马来西亚的怡保这个背景之外，她没有把握写任何其它背景。第一个长篇小说，只能关于怡保。
　　怡保，这个马来西亚（半岛）中北部的城市。19世纪末，华人到此开采锡矿，逐渐繁荣。至今，仍是华人的聚居地。而怡保对于黎紫书来说，“我从来没有看到怡保改变过，从小就是这样子，显然它发展很慢很慢，我甚至不觉得它是一个市，在我的脑海里，它永远是一个小镇。也是我的思维方式、世界观的起点。”所以怡保在小说里成为一个镇。那些街景、人物、浓郁的粤语乡音，在小说中婉转而出，好些年纪稍长的读者看到《告别的年代》都写信给黎紫书说，那个小镇便是他们的怡保，令人感动，也似乎知晓了那些沉默的告别是什么。
　　《告别的年代》细叙的，是被层层寻觅出的三代人或者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黎紫书采用了类似于俄罗斯套娃的写作结构，分小说人物的故事，看小说的人物的故事，以及作者-评论者三层叙述。“我向来很迷恋这种方式，在微型小说里面，喜欢一个套一个的形式；也考虑到这是第一个长篇，可以利用年轻或者第一次写长篇的身份和优势去尝试比较复杂、有难度的一种形式。”
　　但《告别的年代》带给黎紫书的并非是从微型小说到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的转变，而是对自己个性的磨砺。“我本身的个性，是急于看到成果的人。写短篇或微型小说，在几天或者一两个星期完成，便知道自己写出什么东西来。但是长篇小说在完成前，你是很难知道自己在写什么。这对我的个性是很大的挑战，每天坚持书写，也是对个人的训练和挑战。但这方面的挑战比起写作本身的技巧，反而是次要的，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写长篇的人是重要的。”黎紫书还说，“我觉得以我的性格和人生观来说，我还是不太适合写长篇。我想，经过岁月的洗练，自然会慢慢变得更朴实和沉着，但是现在并不急。”
　　拓展马华文学的可能性
　　黎紫书成长在一个教育水平不很高的家庭，自己也从未预见过与文字的缘分；因为不喜欢念书，中学之后就放弃大学深造而出来工作。而且，黎紫书坦言自小有自闭倾向，直至工作之后才有意识地抗争，但正如她常说的，“人生中没有什么经验会成为浪费”，每一段与生俱来的，或者机缘巧合，都“无巧不成书”。
　　黎紫书并不在意“马华文学作家”的标签，反而觉得自己早期试图创造一种马华特色的语言的想法很是肤浅。“我觉得马华写作者对自己马华的身份有某种程度的自恋，特别强调马华特色，所以出现很多特别乡土味道的东西，以及只有马华才会用的语言。我并不是说这有什么问题，只是我看到我们对马华特色的极度强调跟其它华文文学不一样，这不是一个我们向世界宣扬马华文学的适当态度。”但对她来说，“我要尝试，就要把目光放远一些，不把自己的读者仅设成文学奖评审或者马华读者，有没有可能是全世界的华文读者，这样才可以把我带出去，马华文学的可能性也才有机会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