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画家为一个人物画素描的时候，我们兴许会问：那个人物和画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画家惟独挑选他/她作为画中主角？当我们注视着那栩栩如生的五官轮廓，感觉我们就像画家那样充满深情地凝视着模特儿，甚至拥有那位他/她的感官、思想以至情感时，画家的作品就成功掳获了我们的心。作为画家、作家、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的确作如是想。伯格以《观看之道》重新定义画家、绘画与被绘画者（不论是人或物）的关系，以充满关注的“观看”代替抽象的艺术理论。“观看”颠覆了艺术理论家如帕诺夫斯基等对画作内容、细节象征等方面的重视，回到人和画最基本的关系上——灵魂透过双眼对画中人物或对象的凝视。
　　当人专注凝视图画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单是人物的客观细节，还有画中的情景和故事，而对故事的重视正是让伯格与传统理论家分道扬镳的原因，因为重视故事意味着你和画中人或对象处于平等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你去解释一件已死的作品。进一步来说，画家或观众能够感受到画中万物和众生的肌理和感官，聆听他们及它们所发出的声音，而这种领悟也是让伯格和哲学家斯宾诺莎走在一起的原因。这位出生于十七世纪荷兰的犹太裔隐士哲学家，年纪轻轻就因其志趣——磨镜片导致硅肺病而逝世，他对人类社会的深痛恶绝就像犹太教社区对他的迫害一般深。斯宾诺莎对于物的挚爱和对笛卡儿“心物二元论”的修订为他赢得泛神论者的称誉。
　　斯宾诺莎虽然承传父荫，然一生淡泊名利，死后仅遗下数本哲学著作和一本素描簿，其中素描簿早已佚失。伯格这本新作以斯宾诺莎名字班乃狄（Benedict）之昵称班托（Bento）为名，颇有见贤思齐之意，这位蛰居法国的画家以文字描述他对不同人物、对象和画作的钢笔素描，辅以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片断，仿佛欲透过自己的素描及文字，与这位清高淡泊的哲学家进行对话。这些对话涉及人体和万物细节的肌理，也涉及人的感官、知觉和道德，伯格的文字和斯宾诺莎的思想一样，处处表现出独特之处。我们太习惯于现代科学的认识，当面对作者和斯宾诺莎的“观看”时，一时间未必能习惯。而且伯格的说理文字也不是那么容易概括成概念，读者必须反复思考每篇文章的故事脉络，细读以后，难免会折服于伯格对眼前人、对象及图画充满匠心的观察。
　　这种注视为邂逅的人物甚至一朵花重新拾回他们（它们）本身的个性，甚至仰赖与认知对象建立关系。即使在博物馆里临摹画作，伯格也阅读出画中人物的本性，如普拉多美术馆里一幅委拉斯贵兹画的小丑肖像画，伯格也不像一般游客般匆匆观赏，而是从每个丑角的表情中看出他们的真实生命，即使他们的表情是被化了妆的表演动作。当走到矗立在广场边缘的一栋从法国大革命存在至今的旧房子，伯格的眼睛也试图触碰房子的一切摆设，读出它们的时代背景。
　　在伯格的文章里，细节构成了故事，而论述仰赖故事口吻的脉络，或显现或隐匿，令读者有时候觉得伯格并不是说理。持这种想法的读者，恰好忽略了伯格为了避免逻辑主导内容，反而会在内容里寻找论述脉络时，忽略了丰富的内容。故事很简单，它不单可以关乎一位女模特儿、一幅肖像画，也可以是朋友的自行车，或一件厚羊毛衣、一只猫、一株山毛榉等等。伯格告诫我们，不要用先入为主之见去看世上众生和万物；在他看来，这些有待他界定的事物，“比所谓的文化传承更有个性，也更个人。”我们总会留恋于世上的人或物件，比如我们的恋人、楼下的一株树、路边摊卖的日用品、一张肖像画、一本旧书，当我们对他们/它们产生特殊的感情，就意味着两者的关系超越了普遍的窠臼，产生了独特的意义。在这偶发的当下，日常的算计退去了，我们看见人和物的故事，而伯格相信这是艺术家孜孜不倦的目的。
　　现代人不是役物就是为物所役，用本雅明的话来说，人的经验正趋向毁灭。对功利的头脑来说，与万物建立关系以孕育心灵的修炼，似乎无关宏旨。可是如果我们还珍惜身边的事物，这些真正的经验却又不可或缺，它带领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身体、感知力，还有这大千世界。在艺术探索的路上，伯格恰巧遇了以磨研镜片为生、亦同样爱好素描的哲学家斯宾诺莎，斯宾诺莎的哲学思考，也启发了作者对素描以至文学写作的领悟。《班托的素描簿》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却回答了一个基本的问题（见中译本封面）：“绘画的冲动是如何产生的？”（How does the impulse to draw something be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