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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顽石剧团从9月到10月，开始台湾巡演龙瑛宗的由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燃烧的女人》，并启动多场读书会，重新再认识早期客语作家龙瑛宗。
龙瑛宗本名刘荣宗，祖籍广东饶平，是刘家来台的第四代子孙。1911出生于新竹北埔小镇，父亲曾经营杂货店、樟脑生意，也做过占卜先生，并不富裕，终其一生为了生活努力工作。龙瑛宗从小体质虚弱，严重的哮喘使他经年累月如野草般在风中喘息；成人之后的龙瑛宗则身材瘦小且略带口吃，个性内向不善交际。
他的文学启蒙发生在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时他的级任老师是成松先生，成松先生以《万叶集》开启了龙瑛宗的文学之窗；后来，他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文学的阅读也成为他最大的兴趣。
他回忆自己十六岁时曾说道：“那个时候我已经踩着文学领域，耽读岛崎藤村、北原白秋的抒情诗群。嗣后，慢慢地登高了杜甫和德国青年派的海涅，而自认他们的不肖弟子，以迄于今。”
龙瑛宗北上就读台湾商工学校，那时正是昭和初年的“圆本时代”，亦即每种全集都一圆一本，是出版大盛的时期。龙瑛宗当时经常在书店立读，如此阅读了《世界文学全集》、《世界大思想全集》，还有土井晚翠、石川啄木等日本诗人，以及莫泊桑、佐拉、福楼拜、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契柯夫等名家的作品。一直到他在台湾银行工作，仍然保持不断阅读的习惯；当时他透过任职图书馆的友人帮助，得以借阅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
龙瑛宗的文学养成就在这样的自修，透过日文直接承袭了日本文学的传统，间接学习了世界文学的精髓，对于台湾的汉文以及新文学传统，他则无从接触。
日据时期从事写作的台籍作家，大都出身较富裕的家庭，拥有较丰富的资源。从赖和一辈的汉文作家到战争期的张文环、吕赫若、吴浊流、钟理和皆然，出身客家小镇的龙瑛宗却是例外。这样的出身使得“他的一辈子，充满挫折、困境、畏缩和妥协。他的根本思想是反抗、叛逆和前进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被逼不得不妥协、退却和躲避。他的小说中人物的绝望和伤悲，就是他这灵魂的写照。”我们在龙瑛宗的文学活动以及作品当中，都可以看见这样的痕迹。对于寡言内向的龙瑛宗而言，藉由阅读与写作不断和文学对话、徜徉于文学的世界中，才是他最大的快乐。
事实上，龙瑛宗在登上文坛前，并不了解台湾文学的状态与传统。更不认识其它台湾文学作家如写《送报夫》的杨逵、写《牛车》的吕赫若等人。因不善交际，虽然他知道当时的文学集团与生态，但他不主动去表态或改变。
以龙瑛宗研究著称的研究者罗成纯指出，龙瑛宗战争期小说的最大特征就是缺乏历史因素，事实上不只龙瑛宗，这种游离出时空、抽除历史因素的文学特征，在中日战争之后，“外地文学”派的日本人中之作品是如此，连台湾人作家方面的张文环、吕赫若等写实作家之作品中亦可见，这种逃避主义式的文学现象，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文学之共同现象。
而后龙瑛宗发表了《夕照》、《黑妞》、《白鬼》、《赵夫人的戏书》、《村姑娘逝矣》等作品。他在诠释作品时曾说：“我以为殖民地生活的苦闷，至少可以从文学领域上自由的作幻想飞翔来抚平。现实越是惨痛，幻想就越华丽。”尽管龙瑛宗曾言“作品的基底到底是现实，而且必须是正确的现实”，但是在现实受到挤压而无法被自由面对之际，遁入幻想与纯文学领域便成为另一种坚持文学的方式。
在逃避现实之下做文学的幻想飞行、潜入纯文学的修行之外，龙瑛宗的小说中透露出他思考的轨迹、以及面对现实之时的立场及关怀。1940年龙瑛宗又发表了黄昏月及黄家两篇作品，主人翁都是也都是因理想幻灭而自我毁灭的败北人物。他努力在作品中为自己、或说为台湾人寻找一种安顿之姿。
后来他陆续发表了两篇女性小说——《不知道的幸福》、《一个女人的纪录》，这两篇作品都是以旧社会中传统女性的苦难为主角，女性角色在残酷的现实与压迫下，都透露着一种坚毅地活下去的力量。两篇小说呈现了龙瑛宗另一种“坚持与反抗”，他将硬朗、健康的抗争精神隐于女性世界，传达出他于不自由的年代中所坚持的正面生命尊严。
钟肇政于1985年为龙瑛宗著作《午前的悬崖》作了一篇序，标题为“战鼓声中的歌者”，后来人们经常以此形容龙瑛宗，当年龙瑛宗去世时，《联合报》以两天刊登了龙瑛宗的纪念专辑，也是以“战鼓声中的歌者”为题，强调他生命唱的是他自己的歌，他的歌坚毅地指出活下去的方向，温柔地咏叹人性之光辉，同时也悠扬优美，抚慰人心。
近九十年的生命中，大约有八年的时间是他文学活动最盛、文学生命最菁华的时期。他在台湾文学史中之所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龙瑛宗的文学之笔逐渐停歇。不擅长汉文的他，忙于生计，又回到老本行的银行界，此后龙瑛宗蛰伏三十年，他之所以不写，是因为存在太多现实的阻力，如政治的禁忌、语言的转换等，使得他无法轻易再提笔。
70年代末期，由于整个台湾社会的状况改变，加上他从银行退休、赋闲在家，终于再度提笔写作。他先用日文写了中篇小说《妈祖宫的姑娘们》、《夜流》，长篇《红尘》等，并尝试以中文写作，80年代密集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结集成中文小说集《杜甫在长安》。80年到90年初，他更有大量的随笔杂文发表。
90年代中期，他的儿子刘知甫，将父亲作品手稿全捐给台湾文学馆典藏。而我也有幸在1997年，拍到他晚年最后的身影。他当时已坐在轮椅，沉默地望着窗外，而我像是仰望巨人般远远地拍下他的侧身。
龙瑛宗本名刘荣宗，祖籍广东饶平，是刘家来台的第四代子孙。1911出生于新竹北埔小镇，父亲曾经营杂货店、樟脑生意，也做过占卜先生，并不富裕，终其一生为了生活努力工作。龙瑛宗从小体质虚弱，严重的哮喘使他经年累月如野草般在风中喘息；成人之后的龙瑛宗则身材瘦小且略带口吃，个性内向不善交际。
他的文学启蒙发生在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那时他的级任老师是成松先生，成松先生以《万叶集》开启了龙瑛宗的文学之窗；后来，他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文学的阅读也成为他最大的兴趣。
他回忆自己十六岁时曾说道：“那个时候我已经踩着文学领域，耽读岛崎藤村、北原白秋的抒情诗群。嗣后，慢慢地登高了杜甫和德国青年派的海涅，而自认他们的不肖弟子，以迄于今。”
龙瑛宗北上就读台湾商工学校，那时正是昭和初年的“圆本时代”，亦即每种全集都一圆一本，是出版大盛的时期。龙瑛宗当时经常在书店立读，如此阅读了《世界文学全集》、《世界大思想全集》，还有土井晚翠、石川啄木等日本诗人，以及莫泊桑、佐拉、福楼拜、杜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契柯夫等名家的作品。一直到他在台湾银行工作，仍然保持不断阅读的习惯；当时他透过任职图书馆的友人帮助，得以借阅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
龙瑛宗的文学养成就在这样的自修，透过日文直接承袭了日本文学的传统，间接学习了世界文学的精髓，对于台湾的汉文以及新文学传统，他则无从接触。
日据时期从事写作的台籍作家，大都出身较富裕的家庭，拥有较丰富的资源。从赖和一辈的汉文作家到战争期的张文环、吕赫若、吴浊流、钟理和皆然，出身客家小镇的龙瑛宗却是例外。这样的出身使得“他的一辈子，充满挫折、困境、畏缩和妥协。他的根本思想是反抗、叛逆和前进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被逼不得不妥协、退却和躲避。他的小说中人物的绝望和伤悲，就是他这灵魂的写照。”我们在龙瑛宗的文学活动以及作品当中，都可以看见这样的痕迹。对于寡言内向的龙瑛宗而言，藉由阅读与写作不断和文学对话、徜徉于文学的世界中，才是他最大的快乐。
事实上，龙瑛宗在登上文坛前，并不了解台湾文学的状态与传统。更不认识其它台湾文学作家如写《送报夫》的杨逵、写《牛车》的吕赫若等人。因不善交际，虽然他知道当时的文学集团与生态，但他不主动去表态或改变。
以龙瑛宗研究著称的研究者罗成纯指出，龙瑛宗战争期小说的最大特征就是缺乏历史因素，事实上不只龙瑛宗，这种游离出时空、抽除历史因素的文学特征，在中日战争之后，“外地文学”派的日本人中之作品是如此，连台湾人作家方面的张文环、吕赫若等写实作家之作品中亦可见，这种逃避主义式的文学现象，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文学之共同现象。
而后龙瑛宗发表了《夕照》、《黑妞》、《白鬼》、《赵夫人的戏书》、《村姑娘逝矣》等作品。他在诠释作品时曾说：“我以为殖民地生活的苦闷，至少可以从文学领域上自由的作幻想飞翔来抚平。现实越是惨痛，幻想就越华丽。”尽管龙瑛宗曾言“作品的基底到底是现实，而且必须是正确的现实”，但是在现实受到挤压而无法被自由面对之际，遁入幻想与纯文学领域便成为另一种坚持文学的方式。
在逃避现实之下做文学的幻想飞行、潜入纯文学的修行之外，龙瑛宗的小说中透露出他思考的轨迹、以及面对现实之时的立场及关怀。1940年龙瑛宗又发表了黄昏月及黄家两篇作品，主人翁都是也都是因理想幻灭而自我毁灭的败北人物。他努力在作品中为自己、或说为台湾人寻找一种安顿之姿。
后来他陆续发表了两篇女性小说——《不知道的幸福》、《一个女人的纪录》，这两篇作品都是以旧社会中传统女性的苦难为主角，女性角色在残酷的现实与压迫下，都透露着一种坚毅地活下去的力量。两篇小说呈现了龙瑛宗另一种“坚持与反抗”，他将硬朗、健康的抗争精神隐于女性世界，传达出他于不自由的年代中所坚持的正面生命尊严。
钟肇政于1985年为龙瑛宗著作《午前的悬崖》作了一篇序，标题为“战鼓声中的歌者”，后来人们经常以此形容龙瑛宗，当年龙瑛宗去世时，《联合报》以两天刊登了龙瑛宗的纪念专辑，也是以“战鼓声中的歌者”为题，强调他生命唱的是他自己的歌，他的歌坚毅地指出活下去的方向，温柔地咏叹人性之光辉，同时也悠扬优美，抚慰人心。
近九十年的生命中，大约有八年的时间是他文学活动最盛、文学生命最菁华的时期。他在台湾文学史中之所以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龙瑛宗的文学之笔逐渐停歇。不擅长汉文的他，忙于生计，又回到老本行的银行界，此后龙瑛宗蛰伏三十年，他之所以不写，是因为存在太多现实的阻力，如政治的禁忌、语言的转换等，使得他无法轻易再提笔。
70年代末期，由于整个台湾社会的状况改变，加上他从银行退休、赋闲在家，终于再度提笔写作。他先用日文写了中篇小说《妈祖宫的姑娘们》、《夜流》，长篇《红尘》等，并尝试以中文写作，80年代密集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结集成中文小说集《杜甫在长安》。80年到90年初，他更有大量的随笔杂文发表。
90年代中期，他的儿子刘知甫，将父亲作品手稿全捐给台湾文学馆典藏。而我也有幸在1997年，拍到他晚年最后的身影。他当时已坐在轮椅，沉默地望着窗外，而我像是仰望巨人般远远地拍下他的侧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