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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羌族民间传说，应用考古学资料，说明“戈基人”经济文化生活，旨在证明“戈基人”的实力并不是传说中的状况。
关键词：戈基人；石棺葬；随葬品；羌族
(一)“戈基人”的传说
羌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其自称“日麦”、“尔玛”，现今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省茂县、汶川、理县、松潘、北川等地。殷周时，部分曾杂居中原，秦汉时，部落众多，其先民遍及中国西北、西南各地，魏晋南北朝、唐、宋年间，部落进一步分散，除岷江上游的羌族外，大都发展为藏缅语系各族，或融合于汉族或其他民族，以游牧为主。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记叙当时位于岷江上游一带的汶山郡时，也称“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华阳国志·蜀志》亦云：“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这些史料说明在公元前4世纪，羌族先民已由西北向南迁徙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而且汉代岷江上游的汶山郡境内确有羌人部落的存在。而这正是由西北南下进入岷江上游的“羌人”。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也反映了一支羌人从青海、甘肃越过重重雪山，向岷江上游迁徙的情况。其中谈到，羌人来到岷江上游后遇到了身强力壮的“戈基人”，羌人与之战斗，屡战不胜。后来在梦中得到了神的启示，穿上“云云鞋”，在颈上以系羊毛线为标志，在空中，以坚硬的白石、木棍作武器，才战胜了用麻杆和雪团作武器的“戈基人”。今岷江上游羌族将当地的石棺葬称为“戈基嘎布”，意为“戈基坟”；解放前，这里的羌族在过羌历年(农历10月1日为岁首)端公做法事的内容中，就有演唱羌族祖先与“戈基人”作战的情形，羌族至今也崇祀白石，而且羌族的丧葬习俗主要是实行火葬，这在诸多的文献中都有明确翔实的记载：《荀子·大略篇》记：“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不焚也”、《墨子·节葬下》曰：“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旧唐书·党项羌传》记：党项“死则焚尸，名曰火葬”，此地的羌族火葬习俗一直保持到清代末年，民国初年才逐渐实行穴葬。岷江上游大量石棺葬的发掘说明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群普遍采用的葬俗、埋葬方式与羌族的葬俗、埋葬方式截然不同，牟托一号墓葬和器物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石器，形制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石器相同等，这种种记载、传说、习俗、考古资料都证明，这里曾先后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族群生活繁衍在这里，“戈基人”的确存在过且是当地的“土族”居民，并且创造了土生土长的文化。但从他们与羌族战争中使用的武器“麻杆、雪团”来看，我们好像感到这一“土族”的经济发展状况还非常的落后，事实究竟如何，我们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简要陈述与分析，就能澄清事实，还传说以本来面目。
(二)“戈基人”的经济生活
岷江上游地区发现了大批的“石棺葬”遗址。(所谓“石棺葬”，就是一种以石板或石块垒砌墓室为主要葬制的考古文化遗存)。关于石棺葬的主要流行年代专家各说不一，但依据对考古资料的分析研究，大多数专家认定其上限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下限截止东汉末年，时间延绵达2000余年。东汉以后，石棺葬开始呈现衰落之势。据专家考证研究，“石棺葬”就是“戈基人”遗留(郑德坤先生和冯汉冀等)，关于“戈基人”的族属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我只以佳山、茂汶、牟托石棺葬出土文物为据，分析“戈基人”的经济发展状况。
1、从考古发掘的随葬品清单中，我们看到石棺葬随葬器物种类繁多，材质跨度大，器物的材质流变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一是说明“戈基人”在这一地区生活时间长，二是说明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首先制陶业发展起来，而且象理县出土的陶器内壁戳印有“亭”字，“表明已有专门的陶器作坊，可能自西汉早期已成批生产陶器”，理县出土陶豆119件，占全部出土物的三分之一、佳山出土的烧料珠其成分与当地土质成分相配，说明这些都是当地石棺葬居民自产。从各种陶器的工艺水平看，当时“戈基人”的制陶水平相对比较发达，例如茂汶石棺葬随葬品中，晚期陶器主要为轮制，轮制器物占15%，有按抹纹、划纹、印戳纹等，其中27个刻划的文字和符号中的阴文已有结构运笔方法与汉字相似的文字。有些本身就是汉字；茂县牟托一号石棺葬随葬品中陶器皆为磨光黑衣泥质灰陶，火候较高，多为轮制。除1件为素面外，其余皆墨绘螺旋纹，1件双面牛头纽盖漆绘罐，髹红漆，弯曲的牛角为青铜制作，还有簋，乳丁罐等；茂汶出土的陶器种类有双耳罐、单耳罐、圜底罐、还有豆、盅、四耳壶、纺轮、网坠；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随葬品陶器99%为泥质陶，纹饰以绳纹、弦纹为主，中晚期陶器上有彩绘纹饰，陶器除豆和鼎为手制外，其余皆为轮制，数量大，式样各异，如平底罐19件，可分11式、圜底罐20件，可分7式、双耳罐14件分三式、碗16件，可分10式、豆119件，可分7式、还有瓮、鼎、甑、盆、高低耳罐、单耳罐、彩绘罐、有的在外壁阴刻有“气”字，有的在内壁戳印有“亭”字，这些出土的陶器，广泛使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尤以生活用器最为普遍，而且陶器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用具，还可能是使用陶器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之一”。除此，茂汶出土资料显示，金银器、漆器制作技术已经很独特，如佳山“漆器皆红髹黑绘，其他地方黑髹红绘”，也有少量是黄髹红绘，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
2、铜器的使用状况。佳山出土的铜器分为生活、生产用具和兵器、装饰品。种类有铜釜、铜鍪、带钩、铜锥、铜剑鞘、药袋饰各1件、铜镯、铜环各2件、铜冠饰4件、铜连珠钮38件；茂汶出土的铜器种类有铜釜9件、铜鍪11件(与巴蜀墓中的釜鍪完全相同)、铜盘12件、铜管6件、铜铃、铜带钩各1件、铜耳坠、铜钩各2件、19件铜镯、5件连珠纽；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出土的铜器种类不但有兵器、装饰品、生产工具外，还有礼器、乐器，品种多，做工精致，如罍，其提手内侧有雷纹，盖面顶部饰有三角形窃曲纹，外层饰有蟠螭纹；敦形器，饰有云雷纹、菱形几何纹、突弦纹；甬钟1件；纽钟3件，其正面饰有圆涡纹、四瓣花、十字纹、星纹，中心有一微凸的椭圆形饼状纹，背面阴刻一条翼龙，龙背负一座山，1号坑出土敦形器3件、甬钟1件、钮钟1件(出土时腹腔内填泥土及15件石器)、3号坑出土的铜鼎上有铭文1周，存25字“隹八月初吉丁亥与子共(？)自乍繁鼎其眉寿无疆子孙永宝之用”、铜罍1件等，这些纹饰和造型，显示出“戈基人”制铜技术的日益精湛。
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铜质兵器，如茂汶出土的5件铜剑，有长叶形短剑、浅山字格短剑、铜钺、216件铜泡与剑(刀)在一起，可能是剑饰、铜鞲(冯汉冀先生认为是护臂武器)、铜璜除做装饰外，还常与铜柄铁剑和铜泡、盾饰同出；牟托出土的铜质兵器有戈18件，戟3件，矛2件。剑7件三种型号，有柳叶形剑、一件附青铜剑鞘且剑鞘能插双剑、还有匕式短剑，除此，还有3件盾饰、2件护臂、15枚联珠纽、3件泡饰、1件圆盾牌等，1号墓随葬品兵器有戈3件，戟1件、剑5件；2号坑出土18件铜器，4件戈，铜甬钟内装有4-5件兵器、1件戟等等，这些铜制兵器纹饰精致多样，如牟托出土的铜质柳叶形剑上饰有鸟喙纹，两侧铸有血槽，以黄色薄绢包裹21层；匕式短剑饰有斜线纹、“山”字形纹和同心圆圈纹；1号坑出土的戈上，一件两面铸有回首蜥蜴纹，一件饰有蝉纹、一剑基部饰有阴刻虎头纹，一剑浮雕一张口的虎纹；2、号坑出土的戈饰有饕餮纹，戟上饰有几何纹、太阳纹、銎饰卷云纹、麦穗纹，等等，出土铜器纹饰的多样性就是一种“复合文化”的反映。如茂汶出土的长叶形短剑与甘肃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和宝鸡大灵春秋墓出土的短剑及其相似、从牟托一号墓出土的牛耳铜罍与成都博物馆藏西周牛耳铜罍近同、六涡纹罍与陕西凤翔劝读村出土的西周早期涡纹对罍接近，浅山字格短剑与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有密切关系、无胡三角援戈 、铜钺、青铜立鸟像等均在“古巴蜀文化”中常见、动物牌饰及其虎、鹿、蛇等纹饰则反映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但从从牟托出土的文物中，既有大量中原风格的青铜礼乐器形制，又有大量土著特色得戟、柱状柄、尖角铃，玛瑙和绿松石珠饰，但一些青铜礼乐器较为粗燥未经打磨或有孔洞，说明这些随葬器物是仿制品，是自己加工的结果。总之从石棺墓出土的铜器反映出“戈基人”的文化属融合杂糅文化，既有“一元化”又有“多元化”，“其文化既受到周邻文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向周邻学习”，他们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较独特的风格。
根据徐学书先生的理论，认为“约在商代已出现青铜制品(有青铜薄片)，西周时期青铜小件饰物开始流行。战国时已发展起具有较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有自己的青铜作坊，能铸造多范式的鼎、罍、甬钟等礼乐器，掌握了焊接技术(如罍耳与罍身就是采用焊接方法合铸)。战国中晚期出现了铜铁合制兵器。战国末至西汉初青铜冶铸技术进一步发展，能生产出较大的薄壁铜器如釜、鑑等，至西汉早期已能生产大型薄壁铜容器。战国末至汉初，石棺葬人以普遍使用铁器，并使用银器”。
3、铁器的使用。从佳山石棺葬各墓“基本上都随铁质农具、手工工具、兵器，种类多，未见铜质、石质生产工具和兵器，可能自西汉初，当地就已普遍使用铁器，同时期的内地汉区，即使是盛产铁器的川西平原，也未达到这一水平”。茂汶出土铁器就有铁釜17件、铁鍪25件，中期墓中已将“巴蜀式”的铜鍪、铜釜改用铁制做，且数量很多；铁罐5件；铁手镯与铜镯45件与鞲配合使用；铁制生产工具有斧、锄、凿、锥、削、刀、勺、斤、臿，均为汉墓常见铁器；佳山出土的铁质生活生产用具有：铁斧4件、鍪4件、三组架5件、斧3件、锛1件、锸1件、镰2件、铚1件、凿4件、钻2件、锥1件、除此之外还有薄铁片(只含铁，另含微量钙)等。另外出土的铁质兵器也很多，如茂汶出土的铁制兵器，有铁剑4件，铜柄，剑身全部用铁铸成；铁长刀3件，最长70厘米、铁鞲2件；理县佳山出土的兵器有矛、匕，铁剑5件，有的剑经X射线能谱测定，剑身含铁87.42%，钒0.7%、铬1.5%、砷2.8%、镍0.97%。从上面的考古资料分析，“戈基人”已经较为广泛的使用铜铁技术。其经济文化面貌并不落后。马克思说：“生产工具是人类发展的指示器和衡量器”，有先进的生产工具为依托，必然带动相关的手工业、农业、畜牧业，还有“商业”的发展，考古资料也证明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就与当地羌族传说这种人住山洞，不懂农业和畜牧业，而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完全不吻合。从出土文物中大量的兵器，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戈基人”的“军事实力”并不弱。
(三)结论
通过我们的分析，“戈基人”在历史的一定时期，有较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经济状态良好，建立在物质文化基础上的“戈基人”的精神生活也较为精致，从随葬品的制作工艺和标示的文化意蕴看，既有以原始图腾崇拜等早期朴素意识形态为内容，自发为生存服务的原始文化；又有在阶级社会里带有浓厚等级色彩的“权諭”文化特征，墓葬的随葬品反映了贫富差距，但从随葬品的种类、材质、工艺以及反映出来的各种经济发展讯号和水平，说明“戈基人”并不落后。
参考文献：
[1]参见 《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年9月第一版
[2]参见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 1983年2月第一版
[3]参见 《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葬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3期
[4]参见《冯汉冀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0月第1版
[5]参见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徐学书
关键词：戈基人；石棺葬；随葬品；羌族
(一)“戈基人”的传说
羌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其自称“日麦”、“尔玛”，现今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省茂县、汶川、理县、松潘、北川等地。殷周时，部分曾杂居中原，秦汉时，部落众多，其先民遍及中国西北、西南各地，魏晋南北朝、唐、宋年间，部落进一步分散，除岷江上游的羌族外，大都发展为藏缅语系各族，或融合于汉族或其他民族，以游牧为主。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在记叙当时位于岷江上游一带的汶山郡时，也称“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华阳国志·蜀志》亦云：“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兰峒、九种之戎。”这些史料说明在公元前4世纪，羌族先民已由西北向南迁徙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而且汉代岷江上游的汶山郡境内确有羌人部落的存在。而这正是由西北南下进入岷江上游的“羌人”。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也反映了一支羌人从青海、甘肃越过重重雪山，向岷江上游迁徙的情况。其中谈到，羌人来到岷江上游后遇到了身强力壮的“戈基人”，羌人与之战斗，屡战不胜。后来在梦中得到了神的启示，穿上“云云鞋”，在颈上以系羊毛线为标志，在空中，以坚硬的白石、木棍作武器，才战胜了用麻杆和雪团作武器的“戈基人”。今岷江上游羌族将当地的石棺葬称为“戈基嘎布”，意为“戈基坟”；解放前，这里的羌族在过羌历年(农历10月1日为岁首)端公做法事的内容中，就有演唱羌族祖先与“戈基人”作战的情形，羌族至今也崇祀白石，而且羌族的丧葬习俗主要是实行火葬，这在诸多的文献中都有明确翔实的记载：《荀子·大略篇》记：“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不焚也”、《墨子·节葬下》曰：“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旧唐书·党项羌传》记：党项“死则焚尸，名曰火葬”，此地的羌族火葬习俗一直保持到清代末年，民国初年才逐渐实行穴葬。岷江上游大量石棺葬的发掘说明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群普遍采用的葬俗、埋葬方式与羌族的葬俗、埋葬方式截然不同，牟托一号墓葬和器物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石器，形制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石器相同等，这种种记载、传说、习俗、考古资料都证明，这里曾先后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族群生活繁衍在这里，“戈基人”的确存在过且是当地的“土族”居民，并且创造了土生土长的文化。但从他们与羌族战争中使用的武器“麻杆、雪团”来看，我们好像感到这一“土族”的经济发展状况还非常的落后，事实究竟如何，我们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简要陈述与分析，就能澄清事实，还传说以本来面目。
(二)“戈基人”的经济生活
岷江上游地区发现了大批的“石棺葬”遗址。(所谓“石棺葬”，就是一种以石板或石块垒砌墓室为主要葬制的考古文化遗存)。关于石棺葬的主要流行年代专家各说不一，但依据对考古资料的分析研究，大多数专家认定其上限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下限截止东汉末年，时间延绵达2000余年。东汉以后，石棺葬开始呈现衰落之势。据专家考证研究，“石棺葬”就是“戈基人”遗留(郑德坤先生和冯汉冀等)，关于“戈基人”的族属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我只以佳山、茂汶、牟托石棺葬出土文物为据，分析“戈基人”的经济发展状况。
1、从考古发掘的随葬品清单中，我们看到石棺葬随葬器物种类繁多，材质跨度大，器物的材质流变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一是说明“戈基人”在这一地区生活时间长，二是说明生产力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首先制陶业发展起来，而且象理县出土的陶器内壁戳印有“亭”字，“表明已有专门的陶器作坊，可能自西汉早期已成批生产陶器”，理县出土陶豆119件，占全部出土物的三分之一、佳山出土的烧料珠其成分与当地土质成分相配，说明这些都是当地石棺葬居民自产。从各种陶器的工艺水平看，当时“戈基人”的制陶水平相对比较发达，例如茂汶石棺葬随葬品中，晚期陶器主要为轮制，轮制器物占15%，有按抹纹、划纹、印戳纹等，其中27个刻划的文字和符号中的阴文已有结构运笔方法与汉字相似的文字。有些本身就是汉字；茂县牟托一号石棺葬随葬品中陶器皆为磨光黑衣泥质灰陶，火候较高，多为轮制。除1件为素面外，其余皆墨绘螺旋纹，1件双面牛头纽盖漆绘罐，髹红漆，弯曲的牛角为青铜制作，还有簋，乳丁罐等；茂汶出土的陶器种类有双耳罐、单耳罐、圜底罐、还有豆、盅、四耳壶、纺轮、网坠；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随葬品陶器99%为泥质陶，纹饰以绳纹、弦纹为主，中晚期陶器上有彩绘纹饰，陶器除豆和鼎为手制外，其余皆为轮制，数量大，式样各异，如平底罐19件，可分11式、圜底罐20件，可分7式、双耳罐14件分三式、碗16件，可分10式、豆119件，可分7式、还有瓮、鼎、甑、盆、高低耳罐、单耳罐、彩绘罐、有的在外壁阴刻有“气”字，有的在内壁戳印有“亭”字，这些出土的陶器，广泛使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尤以生活用器最为普遍，而且陶器不只是一种“单纯的用具，还可能是使用陶器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之一”。除此，茂汶出土资料显示，金银器、漆器制作技术已经很独特，如佳山“漆器皆红髹黑绘，其他地方黑髹红绘”，也有少量是黄髹红绘，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
2、铜器的使用状况。佳山出土的铜器分为生活、生产用具和兵器、装饰品。种类有铜釜、铜鍪、带钩、铜锥、铜剑鞘、药袋饰各1件、铜镯、铜环各2件、铜冠饰4件、铜连珠钮38件；茂汶出土的铜器种类有铜釜9件、铜鍪11件(与巴蜀墓中的釜鍪完全相同)、铜盘12件、铜管6件、铜铃、铜带钩各1件、铜耳坠、铜钩各2件、19件铜镯、5件连珠纽；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出土的铜器种类不但有兵器、装饰品、生产工具外，还有礼器、乐器，品种多，做工精致，如罍，其提手内侧有雷纹，盖面顶部饰有三角形窃曲纹，外层饰有蟠螭纹；敦形器，饰有云雷纹、菱形几何纹、突弦纹；甬钟1件；纽钟3件，其正面饰有圆涡纹、四瓣花、十字纹、星纹，中心有一微凸的椭圆形饼状纹，背面阴刻一条翼龙，龙背负一座山，1号坑出土敦形器3件、甬钟1件、钮钟1件(出土时腹腔内填泥土及15件石器)、3号坑出土的铜鼎上有铭文1周，存25字“隹八月初吉丁亥与子共(？)自乍繁鼎其眉寿无疆子孙永宝之用”、铜罍1件等，这些纹饰和造型，显示出“戈基人”制铜技术的日益精湛。
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铜质兵器，如茂汶出土的5件铜剑，有长叶形短剑、浅山字格短剑、铜钺、216件铜泡与剑(刀)在一起，可能是剑饰、铜鞲(冯汉冀先生认为是护臂武器)、铜璜除做装饰外，还常与铜柄铁剑和铜泡、盾饰同出；牟托出土的铜质兵器有戈18件，戟3件，矛2件。剑7件三种型号，有柳叶形剑、一件附青铜剑鞘且剑鞘能插双剑、还有匕式短剑，除此，还有3件盾饰、2件护臂、15枚联珠纽、3件泡饰、1件圆盾牌等，1号墓随葬品兵器有戈3件，戟1件、剑5件；2号坑出土18件铜器，4件戈，铜甬钟内装有4-5件兵器、1件戟等等，这些铜制兵器纹饰精致多样，如牟托出土的铜质柳叶形剑上饰有鸟喙纹，两侧铸有血槽，以黄色薄绢包裹21层；匕式短剑饰有斜线纹、“山”字形纹和同心圆圈纹；1号坑出土的戈上，一件两面铸有回首蜥蜴纹，一件饰有蝉纹、一剑基部饰有阴刻虎头纹，一剑浮雕一张口的虎纹；2、号坑出土的戈饰有饕餮纹，戟上饰有几何纹、太阳纹、銎饰卷云纹、麦穗纹，等等，出土铜器纹饰的多样性就是一种“复合文化”的反映。如茂汶出土的长叶形短剑与甘肃灵台百草坡西周墓和宝鸡大灵春秋墓出土的短剑及其相似、从牟托一号墓出土的牛耳铜罍与成都博物馆藏西周牛耳铜罍近同、六涡纹罍与陕西凤翔劝读村出土的西周早期涡纹对罍接近，浅山字格短剑与滇文化、滇西青铜文化有密切关系、无胡三角援戈 、铜钺、青铜立鸟像等均在“古巴蜀文化”中常见、动物牌饰及其虎、鹿、蛇等纹饰则反映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但从从牟托出土的文物中，既有大量中原风格的青铜礼乐器形制，又有大量土著特色得戟、柱状柄、尖角铃，玛瑙和绿松石珠饰，但一些青铜礼乐器较为粗燥未经打磨或有孔洞，说明这些随葬器物是仿制品，是自己加工的结果。总之从石棺墓出土的铜器反映出“戈基人”的文化属融合杂糅文化，既有“一元化”又有“多元化”，“其文化既受到周邻文化的影响，也在不断向周邻学习”，他们在学习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较独特的风格。
根据徐学书先生的理论，认为“约在商代已出现青铜制品(有青铜薄片)，西周时期青铜小件饰物开始流行。战国时已发展起具有较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有自己的青铜作坊，能铸造多范式的鼎、罍、甬钟等礼乐器，掌握了焊接技术(如罍耳与罍身就是采用焊接方法合铸)。战国中晚期出现了铜铁合制兵器。战国末至西汉初青铜冶铸技术进一步发展，能生产出较大的薄壁铜器如釜、鑑等，至西汉早期已能生产大型薄壁铜容器。战国末至汉初，石棺葬人以普遍使用铁器，并使用银器”。
3、铁器的使用。从佳山石棺葬各墓“基本上都随铁质农具、手工工具、兵器，种类多，未见铜质、石质生产工具和兵器，可能自西汉初，当地就已普遍使用铁器，同时期的内地汉区，即使是盛产铁器的川西平原，也未达到这一水平”。茂汶出土铁器就有铁釜17件、铁鍪25件，中期墓中已将“巴蜀式”的铜鍪、铜釜改用铁制做，且数量很多；铁罐5件；铁手镯与铜镯45件与鞲配合使用；铁制生产工具有斧、锄、凿、锥、削、刀、勺、斤、臿，均为汉墓常见铁器；佳山出土的铁质生活生产用具有：铁斧4件、鍪4件、三组架5件、斧3件、锛1件、锸1件、镰2件、铚1件、凿4件、钻2件、锥1件、除此之外还有薄铁片(只含铁，另含微量钙)等。另外出土的铁质兵器也很多，如茂汶出土的铁制兵器，有铁剑4件，铜柄，剑身全部用铁铸成；铁长刀3件，最长70厘米、铁鞲2件；理县佳山出土的兵器有矛、匕，铁剑5件，有的剑经X射线能谱测定，剑身含铁87.42%，钒0.7%、铬1.5%、砷2.8%、镍0.97%。从上面的考古资料分析，“戈基人”已经较为广泛的使用铜铁技术。其经济文化面貌并不落后。马克思说：“生产工具是人类发展的指示器和衡量器”，有先进的生产工具为依托，必然带动相关的手工业、农业、畜牧业，还有“商业”的发展，考古资料也证明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就与当地羌族传说这种人住山洞，不懂农业和畜牧业，而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完全不吻合。从出土文物中大量的兵器，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戈基人”的“军事实力”并不弱。
(三)结论
通过我们的分析，“戈基人”在历史的一定时期，有较为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经济状态良好，建立在物质文化基础上的“戈基人”的精神生活也较为精致，从随葬品的制作工艺和标示的文化意蕴看，既有以原始图腾崇拜等早期朴素意识形态为内容，自发为生存服务的原始文化；又有在阶级社会里带有浓厚等级色彩的“权諭”文化特征，墓葬的随葬品反映了贫富差距，但从随葬品的种类、材质、工艺以及反映出来的各种经济发展讯号和水平，说明“戈基人”并不落后。
参考文献：
[1]参见 《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年9月第一版
[2]参见 《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 1983年2月第一版
[3]参见 《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葬及陪葬坑清理简报》《文物》1994、3期
[4]参见《冯汉冀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 1985年10月第1版
[5]参见 《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综述》徐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