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从铁凝的文本写作到陆小雅的电影改编，存在着共通策略——服饰话语的重复言说。文本和电影利用夹克衫到红衬衫、绸衬衫到碎花裙、的确良到红领巾的转换过程，塑造了安然这一性格鲜明的新一代青少年形象，展现了新一代青年人在理想与追求、矛盾与挫折、斗争与觉醒的碰撞中所面临的困惑与选择，也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初期身份意识的复苏、反思与追问。
　　关键词：性别意识;政治意识;集体意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红衣少女
　　独特的艺术视野，清新的叙述笔调，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刻的现实问题，汇聚成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小说围绕高一女生安然关于评选“三好学生”的生活经历，表现了她在理想与追求、矛盾与挫折、斗争与觉醒的碰撞中，不断坚守对性别意识、政治意识和集体意识的独立思考。陆小雅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以时代变迁下的人文思想冲突和权力异化为背景，展现了新一代青年人的困惑与选择。同为女性作家和女性导演，铁凝和陆小雅均以服饰为外在表现形式来塑造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独特的服装能够表达不同寻常的意义：“对于衣着的个性化追求常常和性别意识、爱情意识联系在一起，个性化的着装、审美性的着装，常常表现在凸显性别差异、个人品位差异等方面，又常常包含着人们对情爱的渴求。”[1]不同的服装表达不同的话语意义，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意识。
　　一、性别意识：从夹克衫到红衬衫
　　自古至今，服饰不仅具备遮寒蔽体的基本功能，还具有表达性别差异、标识社会地位、表达价值取向等社会功能。不同时代的服饰具有不同的内隐意义，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服饰话语带有明显的身体政治意味。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和电影《红衣少女》即以一件红衬衫高扬了安然的性别意识。
　　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生活环境，安然的性别意识似乎被时代模糊了。一方面，她独特的性格特征像个男孩子：喜欢辩论，爱放鞭炮，会吹口哨，喜欢快节奏的音乐、足球赛、冷饮和游泳。另一方面，她的服饰“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体现性爱、情爱的两性意识方面则遭遇明显的弱化和虚化，这些波及到服饰消费，就造成男女性别角色差异明显地模糊甚至消失”[2]。中国在20世纪中期特别强化男女平等意识，倡导工农阶级气派，服饰的性别角色标识发生了独特的变化，社会上的男女服饰趋于统一化，安然的服饰也多是这种不分男女、形制和色彩均属雷同的夹克衫和尖领口衬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然对美有了新的认识和渴望，她越来越害怕别人把她当男孩子看，多次强调自己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女孩子。为了使安然摆脱男性化特征，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她身上的女性化特征，而服装无疑是最显著且快捷的办法。具有清晰历史反省意识和自我追求精神的姐姐安静去南方出差时特地给安然买了一件红色衬衫回来，引导安然树立清晰的性别意识，富有青春气息和独立思想的安然，“永远的夹克衫”不可能是她的代名词。这件红色衬衫不仅在设计上独出心裁，它的颜色也富有象征意义。“在中国服装的性别秩序中，大多数情形下红色归属女性，标识女性身体的性别。”[3]红色衬衫在小说中是暗示安然性别身份的现代意象，陆小雅将文本改编成电影更是将其运用得淋漓尽致。从电影片名改为《红衣少女》便是鲜明地高扬了安然的性别身份，这显然是对铁姑娘和假小子的反驳。“服饰的性别差异使得人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穿着去判断他的性别。而人们也可以通过服饰的选择来构建自己的性别身份。”[4]小说和电影采用红色衬衫来加强安然的性别意识显然效果卓著，班主任韦婉就认为这件大红衬衫是安然爱打扮、思想不正的前兆，因为她经常和刘冬虎走在一起，怕她思想出现偏差，需要“防患于未然”。但是，用服饰话语来言说性别身份不只是安然一个人，她的好朋友米晓玲和班主任韦婉也刻意用服装来突显她们的女性身份。米晓玲的家庭生活不算富裕，但是她很爱打扮，几乎她所有的衣服上都绣着金丝银线，她懂得用专属女性身份的服饰来装扮自己。韦婉下班约会时也会穿碎花尼龙绸连衣裙，而不是男女不分、万年不变的绸衬衫。服饰不仅能区别女性身份，对于增加女性的外表美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安然就很喜欢安静给她买的红衬衫，毫不犹豫地表达穿着这件红衬衫使自己看起来更漂亮了。韦婉肯定也知道穿着尼龙碎花裙会使得自己更好看，在社会上趋同的“特丽灵”服饰面前，碎花裙无疑是女性的专属。
　　从夹克衫到红衬衫的服饰变化高扬了安然的女性意识，但彰显身份意识的行为并不妨碍安然具备独特的思想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她聪明、热情、勤奋、勇敢、纯真、善良、有理想，并且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文本和电影利用服饰话语的重复言说彰显安然的性别意识是对身份意识的认可与传达，同时也表达了对政治意识的批判。
　　二、政治意识：从绸衬衫到碎花裙
　　政治意识主要是指政治思想、政治观点、以及对于政治现象的态度和评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人道主义思想和独立自主思想逐渐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主流，性别意识、独立意识充斥着整个社会，而政治意识则开始出现批判现象。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作为后期伤痕文学的变奏曲，兼具伤痕文学的沉痛和反思文学的深刻。虽然改革开放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但是时代烙印却不是短时间可以淡化的，仅从服饰上就可以反观这一独特的双重现象。“我想起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那个以被人称‘铁小子’、‘假姑娘’的年代，那些不男不女的装束，那些不男不女的发型。”[5]23夹克衫和绸衬衫就是这种不分男女的服饰之一，不仅淡化性别意识，还强加政治意识。班主任韦婉认为，女孩子穿夹克衫和绸衬衫才是品质朴素和思想端正的表现，一旦服饰上出现别出心裁的现象，那么思想上必定需要正确的教育和引导。政治理念逐渐隐藏了服饰的审美自由，这种极端的政治意识其实是人道主义的缺失，正如小说和电影所描述的时装店的橱窗模特：“在气温高达三十六度的季节，它们还未换下厚呢大衣，二人蓬头垢面，脸色焦黄。目光呆滞，躲在半开半闭的葱绿窗帘里，无可奈何的向街上行人摊着两手。”[5]10时装店的橱窗模特服饰是当季服装的流行款式，它反映了人们在服饰上的潜在精神追求。显而易见，平易市大街上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是這样雷同的衣着。政治意识限制了服饰的审美自由，也限制了独立思想的发展。这一点在文本和电影中更为鲜明地体现在班主任韦婉的身上。 　　小说和电影通过比照、暗示等策略来指涉韦婉服饰话语的内隐意义，进而呈现她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倾向。电影中第一次出现韦婉的形象是在语文课堂上，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绸衬衫，里面套着白色毛衣，声色俱厉地站在讲台上批评安然指出她读音错误的行为，严厉教育安然不要出风头、表现自己。这是政治意识的偏执强加，也是国家话语的复杂性和强权性表现。第二次韦婉的形象出现在她的家里，其着装和小说中描写的一样：“看看脚上，还有一寸多高的鞋跟。她的头发有意无意地向高处蓬松着，穿着一条碎花尼龙绸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5]19韦婉学会注意打扮自己了，其着装和以前大不一样，和在学校的服饰也不一样。道貌岸然的韦婉向安静反映安然的群众关系不好，比如唱歌讽刺同学，经常和男孩子一起玩，还特地提到了安然的红衬衫，认为她爱打扮自己。这颇具讽刺意味。第三次韦婉的形象出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今天她可比那天黄昏要朴素得多。天蓝色尼龙绸衬衣里面，连胸罩都没戴，只穿了一件如今已不多见的大背心。”[5]48这套着装朴素至极，使得韦婉看起来就像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思想端正的教学人员。确实，在那样的社会里，思想端正的教学人员在学校是最吃香的，“凭着她从小就已具备了的对人类的那种识别能力，凭着她现在管理学生的原则性，凭着她在学校连自己‘衣着’都不顾的忘我精神”[5]60，韦婉升任教导主任也不奇怪。从韦婉的服饰变化上可以发现，她在工作上又“红”又“专”，在管理班级和教育学生的思想上也同样既“红”又“专”。在学校韦婉总是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男性形象，以便让领导相信她的工作能力和朴素的思想作风，而下班后的形象则与之截然相反。仅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小说和电影对政治意识的批判，特别是从服饰的角度上更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意识的强权性和复杂性。
　　从绸衬衣到碎花裙再到大背心，韦婉的服饰话语最具政治意识特征。小说和电影试图利用衣着话语对教师的腐朽观念进行鲜明对比，突出对政治意识的反叛以及对独立自主思想的肯定。但是独立的人格特征并不是脱离社会存在，而是在坚守自己独立思想的前提下具备正确的集体意识。
　　三、集体意识：从的确良到红领巾
　　集体意识是成员对集体的正确态度，与归属感和认同感相联系。文本到电影的二次艺术创造过程，陆小雅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植入了些许国家话语，体现了她对集体意识的反思与追问，主要表现在安然对“三好学生”荣誉的争取和对的确良的看法。
　　在文本中，铁凝在安然的形象塑造上坚持了正确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荣誉感。虽然安然不喜欢花的确良和狗舌头领衬衫，从初一到高一也从来没有评上“三好学生”，但是她从未放弃竞选，并且希望是一个真正得到同学真诚认可的“三好学生”。诚然，安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生活上，早睡早起，热爱运动，十分自律;学习上，英语拔尖，各科成绩都算突出，她还有一个当英语翻译家的梦想，并且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性格上，热情大方，坦率真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安然都可以算是一个合格的“三好学生”。而安然之所以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是因为她敢于当面指出老师的错误，敢于在作文中批评班长祝文娟不诚实和缺乏正义感的行为，敢于穿标新立异的“红泡泡衫”。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她就是一个叛逆的、爱表现的女孩。安然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见解，她对生活的热烈向往和追求代表着一种时代观念的发展和更替。正如她对油画《吻》独特的理解：“深秋时节，挺拔、俊秀的白杨树叶子黄了。它们就生长在这块肥沃的平原上，大地养育了它们，大地就是它的母亲。夏日，它们把阴凉献给大地;秋天，当大地不再需要这种安慰时，它们才开始用金色般的颜色来打扮自己。其实，把世界上所有的黄金集中起来，也不够打扮一树叶子。现在，它们就是穿着这种盛装飘向大地，去亲吻母亲的胸膛。你看，母亲也敞开胸膛，在欢迎它们的归来。这就是它们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一个庄重、深重的吻。”[5]38对一幅静物画能产生这样深刻的理解，只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正确的思想意识才能产生出来。
　　安然正确的集体意识在电影中则表现在她对红领巾的认知态度。“电影以心理蒙太奇的方式再现了安然少先队退队仪式，以大量特写展现了红领巾和退队证书，并声画同步地完整传达了党对青年寄予的希望与要求。”[6]这突如其来的从衬衫上解下来的红领巾在小说里是没有出现的，导演在服饰上加入红领巾这一意象，显然是对集体意识的高扬。在个体意识的增强下，集体意识的强化增加了安然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当同学们在课堂上把安然的红衬衫作为安然身上的“缺点”——与众不同——指出来时，当她看到满大街的确良衬衫时，当她回家看到白杨树思考的、呆滞的、流泪的“眼睛”时，她认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但是，安然对的确良衬衫的反感和对红衬衫的喜爱并不表明她不是一个正直的青少年。在小说中她对姐姐安静和班主任韦婉的幕后交易感到愤慨，在电影中她拒绝了班主任强加的“三好学生”的荣誉，高二甚至高三她依然会坚持竞选“三好学生”，坚持在评选会上穿红衬衫。这是她个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和对集体意识的正确认知。这种觉醒和认知并不是对社会的反叛，而是对自己、对他人的正确认知。经历了一些事情，她懂得应该用更加客观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和他人，比如发现祝文娟和米晓玲身上的优点，看到刘冬虎身上的缺点，也不在日记里单方面地给自己评上“三好学生”。陆小雅曾说：“从本质上讲，安然的个性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个性，是与党中央提出的‘两个文明’的生活节奏和旋律非常协调的个性。这个人物身上带着时代的光彩和足迹，为我们提供了未来的接班人的某种信息。”[7]在安然的身上兼具个体意识和集体意识的可贵品质，新时代的新青年形象应该是既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又具有与时代同步的脚踏实地的精神。
　　安然在她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中都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她身上还具备独立的个体意识和正确的集体意识，既保持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又不脱离社会正轨的集体思想，这是新一代青年人的可贵品质，符合弘扬社会主旋律的要求，也给予了新一代青年思想上的启蒙。
　　四、结语
　　铁凝由身份意识出发，对“主流”与“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解读与重述，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无疑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人物画廊。小说和电影从服饰的角度出发，用衣着话语来展示安然的性别意识、自我选择意识、独立思考意识以及集体意识，突出了社会发展的矛盾性和强权性。安然的形象以一种提问的方式开启了性别发展的可能性和集体意识的正确性，建构了真正意义上现代性的独立和自主的人格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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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刘传霞.中国文学服饰叙述的政治文化形态[J].北方论丛，2010（5）：47-51.
　　[4]杨改娇.顺应论视闺下的服饰符号与身份建构[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6.
　　[5]铁凝.铁凝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
　　[6]赵娟.身体视域下的《红衣少女》新解[J].电影文学，2018（5）： 102-104.
　　[7]陆小雅.《红衣少女》創作后所思所想[J].当代电影，1985（4）： 48-54.
　　作者简介：覃设连，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