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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个有着文体自觉意识的作家，韩少功在不断地拓宽文体的边界。他在多种文本中都使用了元小说叙事策略，元叙述的应用既扩展了创作的文类，又体现了作家娴熟的叙述技巧。在《第四十三页》中，作者用反省式叙述、互文性效果以及不确定文本使小说中的元叙述策略达到高潮。韩少功用反省式叙述探讨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使小说具有了玄幻的色彩;多重叙述视角让文本具有共时性的互文效果，揭示出两层文本空间的复调特征;元叙事技巧让文本内容充满“不确定”氛围，是作家独特文学观和审美思想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韩少功;第四十三页;元小说;张力
引言
韩少功是当代最具思想力的作家之一，其2008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第四十二页》采取了一种典型的元小说叙事策略，即用小说的形式揭示小说的规律，使叙述行为直接成为叙述内容，把自身当成对象的元小说创作方法。韩少功曾在多部小说中使用过这种叙述策略，如他的新作《修改过程》，作品用肖鹏创作的一篇小说，牵扯出东麓山脚下恢复高考入学的第一批学子。肖鹏的小说记录了这些人的人生，却又似乎在不断地修改他们的人生。《修改过程》所运用的连环套、小说中有小说、故事背后隐藏着故事的叙事方式，让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采用的是作者介入、虚实并置、嵌套叙事等典型的元小说叙事技巧。这种技巧的使用早在作家之前创作的短篇小说《第四十三页》中就有端倪，这篇不足一万字的小说几乎包含了作者露迹、时空错乱、人物转换，打破框架、矛盾开放、多重结尾等多种元小说叙事技巧。本文试图从反省式叙述、互文性效果以及不确定文本三个方面来探讨《第四十三页》中元小说叙事策略，分析这种叙事技巧在韩少功小说文本中所形成的张力。
一、反省式叙述
“元小说”又称“反小说”“超小说”“自我意识小说”。罗伯特·斯科尔斯在其专著《虚构情节和元小说》中认为：元小说是将批评特性注入自身创作过程的“反省小说”。迈克尔·博伊德在《反省小说：作为批评的小说》中指出：“元小说研究写作本身的行为，摆脱虚构世界去研究自身的机制。”[1]从这一定义来讲，反省虽然不是元小说文本的必要条件，但也属于技巧之一。作为叙事技巧的反省主要应用于对小说文本虚构性的探究。在探讨虚构与现实的界限、真实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时，往往采用反省式的叙述，其依靠的是特殊的人物叙述者来达到反省式叙述的效果。在叙述层面上，这些文本将写作行为作为叙述中心，用作者露迹的方式来构建小说的虚构性。凸显作者不断地用其創作文本的感受、取材的想法、选择的情节、对人物的评论等方式来打断叙述。在《第四十三页》开头部分，作者写道：“小说写到这里，我发现主人公想家了，便让他上了一列火车。”[2]30作家用侵入性的语言大谈小说的情节发展过程，公开告诉读者这是自己创作的小说，邀请读者一起探讨小说后续情节的发展。而上了火车的阿贝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这是一辆二十年前的火车，随着火车上乘客奇怪的举动，阿贝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而随意摆在桌上的一本《新时代》杂志却神奇地记录甚至预言着阿贝这一奇特经历。博尔赫斯在《唐吉诃德的部分魔术》一文中专门论述过这种故事嵌套故事、小说中有小说的叙述方式。如《罗摩耶拿》最后一节是作者亲自到罗摩的聚会上朗诵《罗摩耶拿》;奥德修斯向他人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在第六百零二夜里讲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种“戏中有戏”的结构体现了看与被看、作者与人物之间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恰巧对应了小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联系，而作者——人物叙述者通过揭示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和建构第二表征的过程以强调他作品的虚构人物。
反省式叙述通常使用多重叙事角度来达到一种隐秘叙事的效果。如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我的这位主人公阿贝”等句式，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以讲故事的口吻来推进叙事节奏。而当小说情节进行到关键处时，作者又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小说主人公。阿贝因为用手机打电话被乘客误认为是美国特务，被关进了一间狭小的乘务室。作者在这里改变了叙事视角，用第三人称“他”写了阿贝关进乘务室后慌张，恐惧的反应。不同视角的不断变换让多重叙述者的使用变得复杂起来，读者常常正读到小说精彩、紧张处时更换叙述视角，故事节点被引入的视角打断，虚构世界的幻想被这些技巧破坏了，从而揭露出叙述者的建构本意。
作者评论以简单的元小说评论的形式散见在整个叙述文本当中，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小说末尾的“附记”。“附记一”中描述了小说主人公不满作者的情节安排，与之进行了直接对峙。阿贝质问作者为何要将乘务员莫小婷写成牺牲，并落得个无人问津的结局。作者却责怪阿贝为何要擅自去修整纪念碑、去整理台阶，附记中很明显地暗示了作者——人物叙述者之间的态度。有意义的是，在这里，真实作者的观点并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直接表露出来，而是通过小说主人公逃出小说，以违背作者情节安排的方式间接地显示出来。“我刚说了，有时候作者并不能指挥笔下的人物。”[2]37“你要知道，文学不是由你主宰。也不是由我主宰。也许是市场或者什么在暗中指挥我们。”[2]37这些解释性的话语暗示着作者的真实意图，即对理想道德社会的真切呼唤，对美好人性的真诚向往。“附记二”则是小说人为特性最激烈的表现，该附记写了老妇人对文本作者的指责。而让读者感到惊奇的是，文本作者竟然同小说主人公在同一列车上。作者将自己引入到文本当中，反复告诫读者不要将小说视为对真实现实世界的反映。
二、互文性效果
在短篇小说集《月兰》的后记中，韩少功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属于“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而他也确实以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思想，为探索现实、人生提供了新的路径。这种新路径具体表现为小说形式上的创新。从《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日夜书》《修改过程》中可以看出，韩少功一直自觉地在拓宽文本的边界，其中就包括元小说叙述策略的使用。在《暗示》《日夜书》中，作者尝试采用附录的形式来拓宽文本的社会历史内容。其新作《修改过程》更是将元叙述技巧发挥到极致，他突破了元小说由第一人称“我”叙述的重要表征，用第三人称叙述成就了元小说一种新的叙述样态。“《修改过程》中‘小说’结构审视的任务落在了肖鹏身上，探索‘小说’之外‘文本’之内虚构空间的任务，则改由叙述者来承担。”[3]这一全新的叙述样态让《修改过程》形成了交叠式的互文空间。通过声音互文、视角互文、结构互文，作者“建构起一种对话性认知诗学，对文本、主体、群体、时代展开深度的自反性追问”[4]。在小说《第四十三页》中，元叙述策略的使用同样让小说具有了互文性的效果。 传统的互文性理念认为，互文是“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5]。这是从历史性的狭义维度来解读互文的概念，即较晚文本对于较早文本的吸收和表露。其实，互文作为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同样具有共时性的解读维度。即同一时期不同文本之间内容上的相互指涉，尤其是同一文类之间主题的重复出现和交叉引证。这样可以使文本形成一种真实性的美学效果。与此同时，通过这种交织构建，文本之间共时的意象和共同经验构成作者独特的气质，形成了这类文本特有的内在发展规则。小说《第四十三页》中所呈现出来的时空错乱就是共时性文本空间重组所产生的一种互文效果。作者的闯入与小说主人公的出逃让多重互文视角的介入成为可能，不同视角之间的转换呈现出多重世界图景。小说一开始，作者因主人公想家了，便让他上了一列火车。但这是一列二十多年前的火车，他与年轻主人公所处的新时代格格不入。在阿贝看来，火车上的人都是一群“土鳖”“脑残”。他们没听说过可口可乐，把手机、MP3当成特务的发报机。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人，让年轻主人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的温情和善良。美好的人性唤起了阿贝内心的善意，当他读到预言式的《新时代》杂志第四十三页时，为了避免杂志预言的车毁人亡的结局，他奋力劝告人们让列车停止前行。然而这时却不幸遇到了从洪水中出逃的灾民，慌乱之中阿贝只好跳下火车，回到了看似善意实则充满欺诈的现实世界。在祭奠完二十多年前火车上的受难人员后，阿贝不顾小说作者的反对，上了一辆新时代的列车。在这部韩少功戏称为“玄幻体”的小说中，通过主人公视角的不断转换，不同世界图景出现在同一时空。单向历时的维度转变为共时的互文形态，通过“时空切换”的叙述手法，作者试图开拓重组现实世界之可能性。在美与丑、善与恶的强烈对比之中，暗喻着作者对拜金主义物质世界的批判，对朴素美好、温情时代的呼唤。
传统的叙事作品以情节为中心，以单体式或连缀式结构讲述故事。元小说作为反传统的叙事策略之一，在探求自身创作虚构叙事的同时，元小说中所使用的技巧又解构了传统叙事作品的完整性。在情节完整性方面，元小说不再依靠单一的情节线索，而是用拼贴、剪裁、露迹等技巧将故事打碎、重组。在元叙事作品中具体表现为“附录”“后记”等形式。这些“附录”“后记”与正文一起形成了结构上的互文，通过互相观照文本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意图。纵观韩少功的作品，他在小说中经常使用“补记”“附记”等形式来告诉读者文本的虚构性，如《日夜书》《暗示》等。《第四十三页》中，韩少功对这种“附记”的形式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不同于以往小说附记中对文本内容的补充（《修改过程》），《第四十三页》中的两个附记将元小说虚构性特征发挥到了极致。“附记一”是主人公阿贝亲自同作家争论并指责作家随意虚构;“附记二”则是作家写作过程的彻底暴露。附记的虚构性同文本内容的离奇、荒诞互相照应。借助附记/正文这样一种互文方式，文章具有了复调特征，其文本也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实现了对立统一，增强了文本的张力。
三、不确定文本
韩少功曾在其随笔集《想明白》中写道：想清楚的写成散文，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韩少功在“想不清楚”的小说中始终萦绕着一种“不确定”的氛围，即作家在创作时对主体感知的历史事件与现实存在之关系的模糊和犹疑。面对“不确定”“想不清楚”的精神空间，作家在形式上表现为对文体的不断探索;在思想上則是作为主体的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此在思考和可知呈现;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韩少功呈现出个人化特征，多用第一人称和元小说叙事策略。前者在叙述中多融入个人的思考与情感，体现出个体性思考的生命特征;后者则依靠不断暴露“叙事过程”，呈现出作家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智性犹疑。
人物性格的复杂多面是叙述文本不确定性的明显表征之一，体现为对“自我”的分离和背反所导致的行为矛盾。小说中的阿贝是一个生活在新时代、追求时髦的新青年。面对列车上一群生活在“毛”时代的乘客，阿贝满心鄙夷却又被他们的善良打动。回到现实的阿贝在享受“可口可乐”的同时又痛恨现代人虚假的善意。阿贝的出逃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一连串离奇的经历中，人物的思想被抛光打磨，任何行动都是对真实自我的召唤。对外部认知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内心不断反省的过程，每一个事件点唤醒的都只可能是局部的自我，做出选择的同时意味着面临顾此失彼的哀伤。尽管在定义上，元小说被称为“小说的小说”，但其内涵了“自我意识”“对虚构的疑问”“对另一文本进行评论或反思”等形态[6]。《第四十三页》中，叙述者并不热衷于创造“自我意识”，作者的介入仅出现在开头第一句和末尾的“附记”中。作者以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完整地讲述阿贝的奇妙经历，冷静的叙述方式看似合理公正，实则在人物行动的过程中暴露出作家历史怀疑主义倾向。即个人对于所经历史的记忆，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时代环境的迁移，将会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看似是叙述者叙述的不可靠，其实是作家对于那个年代的反思。韩少功在许多作品中都表达过个体记忆对于历史的“不可靠性”。《归去来》中，“知青”黄治先因某种原因来到了一个山寨，山寨的一切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岁月的成长让他对山寨这一段生活经历进行了选择性遗忘，同时被选择性忘记的或许还有政治狂热年代所经历过的“知青”岁月。那些记忆饱含朴实的美好，但也夹杂着痛苦和彷徨。代表叙述者主观意志的记忆世界展现出犹疑不定的形态，它根植于作者不确定基因之中。
不同于诸多同时期作家热衷于在小说中构建自己的世界，韩少功虽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但他并不愿意创作如“枫杨树街”“耙耧山脉”“商周系列”等共名书写经验。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核隐匿在破碎形式表征之下的“不确定”文本叙述当中，在文体上体现为一种“冒险的写作”，具有叙事破裂、视角限制、作者介入、嵌套叙述、体裁杂糅等形式表征。《马桥词典》中片段性词典叙事代表了作家文体意识的觉醒;《暗示》的词条记忆以破碎的方式编排曾经的故事;伴随着《山南水北》对传统笔记体小说的回归，片段性的写作呈现出诗意的乡村记事;《修改过程》多重视角的使用让元小说技巧达到顶峰。韩少功采用介入的方式将小说文体打开，摒弃故事的完整性而更加注重理性。凸显主体在场的同时又宣告小说人物也有自行判断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少功用破碎、拼贴、犹疑架构起文本的“不确定”性，其蕴含的“不定点”可以使文本在阐释上同样具有多义性。多义的构建隐含着创作者精神空间中的焦虑和犹疑，“近年写作建立起来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是在当代的中国，小说已经赶不上现实的精彩”[7]。而丰富复杂的现实形态之下呈现出的是精神世界的单一，联结着当今时代共存的精神状态，小说“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8]。尽管科技、新闻、影视等将文学的崇高性拉下神坛，但韩少功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文学的精神空间。
韩少功作品中元小说叙述的应用，是作家文学主张的集中体现，产生了独特的文本张力和美学效果。好的小说家有时候会创立一种风格，在这个意义上，韩少功无疑是一个好作家。在写作中自我观照，实现言说自由和生存自由的融合，彰显自己独特的写作理念，这才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追求。
参考文献：
[1]Boyd Michael.The Reflexive Novel： Fiction as Critique[M].Lewisbu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p.15-42.
[2]韩少功.第四十三页[J].晚报文萃，2009（7）：62-63.
[3]张棋焱.“临时建筑”理念与韩少功小说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9）：241-250.
[4]廖述务.互文与自反：《修改过程》的认知诗学[J].南方文坛，2019（4）：127-131.
[5]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in The Kristeva Reader，Toril moied[M].Oxford：Black well Publisher Ltd，1986：36.
[6]Paterica Waugh.Metafic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M].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4：2-3.
[7]项静.声音、沉默与雾中风景[J].南方文坛，2019（3）：118-121.
[8]韩少功.灵魂的声音[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肖媛媛，湖南师范大学写作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韩少功;第四十三页;元小说;张力
引言
韩少功是当代最具思想力的作家之一，其2008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的短篇小说《第四十二页》采取了一种典型的元小说叙事策略，即用小说的形式揭示小说的规律，使叙述行为直接成为叙述内容，把自身当成对象的元小说创作方法。韩少功曾在多部小说中使用过这种叙述策略，如他的新作《修改过程》，作品用肖鹏创作的一篇小说，牵扯出东麓山脚下恢复高考入学的第一批学子。肖鹏的小说记录了这些人的人生，却又似乎在不断地修改他们的人生。《修改过程》所运用的连环套、小说中有小说、故事背后隐藏着故事的叙事方式，让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采用的是作者介入、虚实并置、嵌套叙事等典型的元小说叙事技巧。这种技巧的使用早在作家之前创作的短篇小说《第四十三页》中就有端倪，这篇不足一万字的小说几乎包含了作者露迹、时空错乱、人物转换，打破框架、矛盾开放、多重结尾等多种元小说叙事技巧。本文试图从反省式叙述、互文性效果以及不确定文本三个方面来探讨《第四十三页》中元小说叙事策略，分析这种叙事技巧在韩少功小说文本中所形成的张力。
一、反省式叙述
“元小说”又称“反小说”“超小说”“自我意识小说”。罗伯特·斯科尔斯在其专著《虚构情节和元小说》中认为：元小说是将批评特性注入自身创作过程的“反省小说”。迈克尔·博伊德在《反省小说：作为批评的小说》中指出：“元小说研究写作本身的行为，摆脱虚构世界去研究自身的机制。”[1]从这一定义来讲，反省虽然不是元小说文本的必要条件，但也属于技巧之一。作为叙事技巧的反省主要应用于对小说文本虚构性的探究。在探讨虚构与现实的界限、真实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时，往往采用反省式的叙述，其依靠的是特殊的人物叙述者来达到反省式叙述的效果。在叙述层面上，这些文本将写作行为作为叙述中心，用作者露迹的方式来构建小说的虚构性。凸显作者不断地用其創作文本的感受、取材的想法、选择的情节、对人物的评论等方式来打断叙述。在《第四十三页》开头部分，作者写道：“小说写到这里，我发现主人公想家了，便让他上了一列火车。”[2]30作家用侵入性的语言大谈小说的情节发展过程，公开告诉读者这是自己创作的小说，邀请读者一起探讨小说后续情节的发展。而上了火车的阿贝一开始并没有发现这是一辆二十年前的火车，随着火车上乘客奇怪的举动，阿贝逐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而随意摆在桌上的一本《新时代》杂志却神奇地记录甚至预言着阿贝这一奇特经历。博尔赫斯在《唐吉诃德的部分魔术》一文中专门论述过这种故事嵌套故事、小说中有小说的叙述方式。如《罗摩耶拿》最后一节是作者亲自到罗摩的聚会上朗诵《罗摩耶拿》;奥德修斯向他人讲述自己的历险故事;《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在第六百零二夜里讲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种“戏中有戏”的结构体现了看与被看、作者与人物之间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恰巧对应了小说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联系，而作者——人物叙述者通过揭示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和建构第二表征的过程以强调他作品的虚构人物。
反省式叙述通常使用多重叙事角度来达到一种隐秘叙事的效果。如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我的这位主人公阿贝”等句式，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以讲故事的口吻来推进叙事节奏。而当小说情节进行到关键处时，作者又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小说主人公。阿贝因为用手机打电话被乘客误认为是美国特务，被关进了一间狭小的乘务室。作者在这里改变了叙事视角，用第三人称“他”写了阿贝关进乘务室后慌张，恐惧的反应。不同视角的不断变换让多重叙述者的使用变得复杂起来，读者常常正读到小说精彩、紧张处时更换叙述视角，故事节点被引入的视角打断，虚构世界的幻想被这些技巧破坏了，从而揭露出叙述者的建构本意。
作者评论以简单的元小说评论的形式散见在整个叙述文本当中，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小说末尾的“附记”。“附记一”中描述了小说主人公不满作者的情节安排，与之进行了直接对峙。阿贝质问作者为何要将乘务员莫小婷写成牺牲，并落得个无人问津的结局。作者却责怪阿贝为何要擅自去修整纪念碑、去整理台阶，附记中很明显地暗示了作者——人物叙述者之间的态度。有意义的是，在这里，真实作者的观点并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直接表露出来，而是通过小说主人公逃出小说，以违背作者情节安排的方式间接地显示出来。“我刚说了，有时候作者并不能指挥笔下的人物。”[2]37“你要知道，文学不是由你主宰。也不是由我主宰。也许是市场或者什么在暗中指挥我们。”[2]37这些解释性的话语暗示着作者的真实意图，即对理想道德社会的真切呼唤，对美好人性的真诚向往。“附记二”则是小说人为特性最激烈的表现，该附记写了老妇人对文本作者的指责。而让读者感到惊奇的是，文本作者竟然同小说主人公在同一列车上。作者将自己引入到文本当中，反复告诫读者不要将小说视为对真实现实世界的反映。
二、互文性效果
在短篇小说集《月兰》的后记中，韩少功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属于“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而他也确实以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思想，为探索现实、人生提供了新的路径。这种新路径具体表现为小说形式上的创新。从《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日夜书》《修改过程》中可以看出，韩少功一直自觉地在拓宽文本的边界，其中就包括元小说叙述策略的使用。在《暗示》《日夜书》中，作者尝试采用附录的形式来拓宽文本的社会历史内容。其新作《修改过程》更是将元叙述技巧发挥到极致，他突破了元小说由第一人称“我”叙述的重要表征，用第三人称叙述成就了元小说一种新的叙述样态。“《修改过程》中‘小说’结构审视的任务落在了肖鹏身上，探索‘小说’之外‘文本’之内虚构空间的任务，则改由叙述者来承担。”[3]这一全新的叙述样态让《修改过程》形成了交叠式的互文空间。通过声音互文、视角互文、结构互文，作者“建构起一种对话性认知诗学，对文本、主体、群体、时代展开深度的自反性追问”[4]。在小说《第四十三页》中，元叙述策略的使用同样让小说具有了互文性的效果。 传统的互文性理念认为，互文是“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5]。这是从历史性的狭义维度来解读互文的概念，即较晚文本对于较早文本的吸收和表露。其实，互文作为后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同样具有共时性的解读维度。即同一时期不同文本之间内容上的相互指涉，尤其是同一文类之间主题的重复出现和交叉引证。这样可以使文本形成一种真实性的美学效果。与此同时，通过这种交织构建，文本之间共时的意象和共同经验构成作者独特的气质，形成了这类文本特有的内在发展规则。小说《第四十三页》中所呈现出来的时空错乱就是共时性文本空间重组所产生的一种互文效果。作者的闯入与小说主人公的出逃让多重互文视角的介入成为可能，不同视角之间的转换呈现出多重世界图景。小说一开始，作者因主人公想家了，便让他上了一列火车。但这是一列二十多年前的火车，他与年轻主人公所处的新时代格格不入。在阿贝看来，火车上的人都是一群“土鳖”“脑残”。他们没听说过可口可乐，把手机、MP3当成特务的发报机。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人，让年轻主人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的温情和善良。美好的人性唤起了阿贝内心的善意，当他读到预言式的《新时代》杂志第四十三页时，为了避免杂志预言的车毁人亡的结局，他奋力劝告人们让列车停止前行。然而这时却不幸遇到了从洪水中出逃的灾民，慌乱之中阿贝只好跳下火车，回到了看似善意实则充满欺诈的现实世界。在祭奠完二十多年前火车上的受难人员后，阿贝不顾小说作者的反对，上了一辆新时代的列车。在这部韩少功戏称为“玄幻体”的小说中，通过主人公视角的不断转换，不同世界图景出现在同一时空。单向历时的维度转变为共时的互文形态，通过“时空切换”的叙述手法，作者试图开拓重组现实世界之可能性。在美与丑、善与恶的强烈对比之中，暗喻着作者对拜金主义物质世界的批判，对朴素美好、温情时代的呼唤。
传统的叙事作品以情节为中心，以单体式或连缀式结构讲述故事。元小说作为反传统的叙事策略之一，在探求自身创作虚构叙事的同时，元小说中所使用的技巧又解构了传统叙事作品的完整性。在情节完整性方面，元小说不再依靠单一的情节线索，而是用拼贴、剪裁、露迹等技巧将故事打碎、重组。在元叙事作品中具体表现为“附录”“后记”等形式。这些“附录”“后记”与正文一起形成了结构上的互文，通过互相观照文本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意图。纵观韩少功的作品，他在小说中经常使用“补记”“附记”等形式来告诉读者文本的虚构性，如《日夜书》《暗示》等。《第四十三页》中，韩少功对这种“附记”的形式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不同于以往小说附记中对文本内容的补充（《修改过程》），《第四十三页》中的两个附记将元小说虚构性特征发挥到了极致。“附记一”是主人公阿贝亲自同作家争论并指责作家随意虚构;“附记二”则是作家写作过程的彻底暴露。附记的虚构性同文本内容的离奇、荒诞互相照应。借助附记/正文这样一种互文方式，文章具有了复调特征，其文本也在真实与虚幻之间实现了对立统一，增强了文本的张力。
三、不确定文本
韩少功曾在其随笔集《想明白》中写道：想清楚的写成散文，想不清楚的写成小说。韩少功在“想不清楚”的小说中始终萦绕着一种“不确定”的氛围，即作家在创作时对主体感知的历史事件与现实存在之关系的模糊和犹疑。面对“不确定”“想不清楚”的精神空间，作家在形式上表现为对文体的不断探索;在思想上則是作为主体的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此在思考和可知呈现;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韩少功呈现出个人化特征，多用第一人称和元小说叙事策略。前者在叙述中多融入个人的思考与情感，体现出个体性思考的生命特征;后者则依靠不断暴露“叙事过程”，呈现出作家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智性犹疑。
人物性格的复杂多面是叙述文本不确定性的明显表征之一，体现为对“自我”的分离和背反所导致的行为矛盾。小说中的阿贝是一个生活在新时代、追求时髦的新青年。面对列车上一群生活在“毛”时代的乘客，阿贝满心鄙夷却又被他们的善良打动。回到现实的阿贝在享受“可口可乐”的同时又痛恨现代人虚假的善意。阿贝的出逃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一连串离奇的经历中，人物的思想被抛光打磨，任何行动都是对真实自我的召唤。对外部认知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内心不断反省的过程，每一个事件点唤醒的都只可能是局部的自我，做出选择的同时意味着面临顾此失彼的哀伤。尽管在定义上，元小说被称为“小说的小说”，但其内涵了“自我意识”“对虚构的疑问”“对另一文本进行评论或反思”等形态[6]。《第四十三页》中，叙述者并不热衷于创造“自我意识”，作者的介入仅出现在开头第一句和末尾的“附记”中。作者以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完整地讲述阿贝的奇妙经历，冷静的叙述方式看似合理公正，实则在人物行动的过程中暴露出作家历史怀疑主义倾向。即个人对于所经历史的记忆，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时代环境的迁移，将会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看似是叙述者叙述的不可靠，其实是作家对于那个年代的反思。韩少功在许多作品中都表达过个体记忆对于历史的“不可靠性”。《归去来》中，“知青”黄治先因某种原因来到了一个山寨，山寨的一切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岁月的成长让他对山寨这一段生活经历进行了选择性遗忘，同时被选择性忘记的或许还有政治狂热年代所经历过的“知青”岁月。那些记忆饱含朴实的美好，但也夹杂着痛苦和彷徨。代表叙述者主观意志的记忆世界展现出犹疑不定的形态，它根植于作者不确定基因之中。
不同于诸多同时期作家热衷于在小说中构建自己的世界，韩少功虽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但他并不愿意创作如“枫杨树街”“耙耧山脉”“商周系列”等共名书写经验。作家创作的精神内核隐匿在破碎形式表征之下的“不确定”文本叙述当中，在文体上体现为一种“冒险的写作”，具有叙事破裂、视角限制、作者介入、嵌套叙述、体裁杂糅等形式表征。《马桥词典》中片段性词典叙事代表了作家文体意识的觉醒;《暗示》的词条记忆以破碎的方式编排曾经的故事;伴随着《山南水北》对传统笔记体小说的回归，片段性的写作呈现出诗意的乡村记事;《修改过程》多重视角的使用让元小说技巧达到顶峰。韩少功采用介入的方式将小说文体打开，摒弃故事的完整性而更加注重理性。凸显主体在场的同时又宣告小说人物也有自行判断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韩少功用破碎、拼贴、犹疑架构起文本的“不确定”性，其蕴含的“不定点”可以使文本在阐释上同样具有多义性。多义的构建隐含着创作者精神空间中的焦虑和犹疑，“近年写作建立起来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是在当代的中国，小说已经赶不上现实的精彩”[7]。而丰富复杂的现实形态之下呈现出的是精神世界的单一，联结着当今时代共存的精神状态，小说“意味着一种精神自由，为现代人提供和保护着精神的多种可能性空间”[8]。尽管科技、新闻、影视等将文学的崇高性拉下神坛，但韩少功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文学的精神空间。
韩少功作品中元小说叙述的应用，是作家文学主张的集中体现，产生了独特的文本张力和美学效果。好的小说家有时候会创立一种风格，在这个意义上，韩少功无疑是一个好作家。在写作中自我观照，实现言说自由和生存自由的融合，彰显自己独特的写作理念，这才是一个作家应有的追求。
参考文献：
[1]Boyd Michael.The Reflexive Novel： Fiction as Critique[M].Lewisburg：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pp.15-42.
[2]韩少功.第四十三页[J].晚报文萃，2009（7）：62-63.
[3]张棋焱.“临时建筑”理念与韩少功小说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9）：24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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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肖媛媛，湖南师范大学写作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