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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3-0135-02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3.029
我们有幸或不幸生长在一个文化巨变的时代，农耕文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原生态文化在日益成为绝响的同时，亦随之成为当下人们呼唤与关注的热点。何琼教授《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的出版，既是对这一时代热点的回应，也同时是对她十多年民族原生态文化研究的积淀与总结。可以说，该书是作者十年磨一剑，从其田野的记录痕迹中，我们依稀看到了作者自2002年以来，她对民族“原生态”的执着寻找，她对于那些即将逝去的“乡愁”的深切追怀。
该书所探究的是贵州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问题，与以往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具有以下3个鲜明的个性特色。
一、在田野中立体呈现鲜活的、多姿多彩的贵州民族“原生态”。
何为“原生态”？谁的“原生态”？近几年来引发了人们激烈的论争。面对这一众说纷纭的论题，作者并没有陷入无限的理论梳理与文献的考证，而是直接切入主题，用贵州鲜活的田野例证来回应这一问题。该书中，每一章在完成贵州的原生态文化的梳理时，必然最后设置一节“田野调查手记”。“田野调查手记”是该书最大的特色，它为人们提供真实的体验、感受贵州“原生态”的微观窗口，鲜活、立体地呈现了“原生态”真实面貌。这些如一串串珍珠般的田野调查手记，是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研究者兼作家的十年心血结晶，该部分采用了随笔或散文的叙事风格，力图发散原生态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乐趣。一方面为现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另一方面它更是回向民間的召唤，从乡野中寻找具有鲜活生机的精神资源，唤起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和敬意，从而激发出应有的社会学想象力和学术洞察力。正是作者具有一个作家的诗心，其深厚的写作功底，将贵州民族原生态文化事项如一缕缕清泉，涌现于纸上。这种学术阐释加文学呈现的写作风格，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学研究者所无法达到的高度。
二、强调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内在关联
法国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指出：
“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丹纳提出“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原貌的的“三大因素”。他认为一个地区的文化，必然与之相关的结构、外形、耕作、植物、动物、居民、城市等等的无数细节包括在内。换言之，一个民族的文化世界的生成是与生育之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贵州以拥有多元性、古朴性、完整性的多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而著称。贵州民族文化是地理地域和文化地域相互融合的结果，它有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的意义。贵州民族原生态文化是离不开哺育了贵州民族这块神奇的喀斯特之地的。在作者看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即使是少数民族群体，同样与自然、环境、时代、社会有依赖关系，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这种生态文化有它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存在的方式。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这个民族的生态密不可分，从生态文化的视角探究贵州民族文化是该书的出发点。正确理解、表述贵州多姿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的意义，必然与贵州多姿多彩的特殊地理环境生态是息息相关的。
三、提出建构贵州特色的原生态文化理论体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 我国原生态民族文化的研究己经得到许多了专家学者们的重视， 研究成果丰硕， 这一繁荣的学术舞台将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生态研究， 以拓展其更广泛和更广阔的发展领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理论研究也获得不少的成果， 然而，在这些成果中， 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如研究内容偏重整体性和宏观性，具体实证性研究较少；研究成果仍然偏少且极不均衡； 缺乏有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的论著；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缺乏学科交叉，等等。作者提出，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 其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 解释现实社会， 处理现实问题， 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 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通过探索和实践， 结合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文化理论， 构建贵州原生态文化理论， 将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逐步增加生态保护的意识， 为建设“美丽中国” 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
除此之外，原生态民族文化这一命题能否成立的问题？如果成立，那么，这个理论内涵和形态是什么，它与传统文化的体系有什么不同，至今仍有争论。该书主要从民族田野文化事象入手来梳理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并且力图突破传统的观念。该书在第二章提出应该构建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理论体系，正是基于从文化事象入手这一特定视角，并不刻意去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严密性，而是注重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去透视贵州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生态学精神和世界，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同他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来寻觅其中的动因和秘密。同时，这一研究还需要从传统走向未来，使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滋养，为当代文化提供更多有益的资源。作者一再强调，当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和生态危机之时，人们应当重新审视人和自然关系，认识到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人对自然进行保护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由此看出，作者的贵州原生态文化研究，并不是局限于书斋，而是希望从田野中走向现实，造福当下，使贵州民族原生态文化在现实中成为各少数民族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坚实的生命根基和不绝的精神动力。
（责任编辑杨军昌）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3.029
我们有幸或不幸生长在一个文化巨变的时代，农耕文明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原生态文化在日益成为绝响的同时，亦随之成为当下人们呼唤与关注的热点。何琼教授《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的出版，既是对这一时代热点的回应，也同时是对她十多年民族原生态文化研究的积淀与总结。可以说，该书是作者十年磨一剑，从其田野的记录痕迹中，我们依稀看到了作者自2002年以来，她对民族“原生态”的执着寻找，她对于那些即将逝去的“乡愁”的深切追怀。
该书所探究的是贵州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化问题，与以往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具有以下3个鲜明的个性特色。
一、在田野中立体呈现鲜活的、多姿多彩的贵州民族“原生态”。
何为“原生态”？谁的“原生态”？近几年来引发了人们激烈的论争。面对这一众说纷纭的论题，作者并没有陷入无限的理论梳理与文献的考证，而是直接切入主题，用贵州鲜活的田野例证来回应这一问题。该书中，每一章在完成贵州的原生态文化的梳理时，必然最后设置一节“田野调查手记”。“田野调查手记”是该书最大的特色，它为人们提供真实的体验、感受贵州“原生态”的微观窗口，鲜活、立体地呈现了“原生态”真实面貌。这些如一串串珍珠般的田野调查手记，是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研究者兼作家的十年心血结晶，该部分采用了随笔或散文的叙事风格，力图发散原生态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乐趣。一方面为现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另一方面它更是回向民間的召唤，从乡野中寻找具有鲜活生机的精神资源，唤起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和敬意，从而激发出应有的社会学想象力和学术洞察力。正是作者具有一个作家的诗心，其深厚的写作功底，将贵州民族原生态文化事项如一缕缕清泉，涌现于纸上。这种学术阐释加文学呈现的写作风格，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学研究者所无法达到的高度。
二、强调文化与生态之间的内在关联
法国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指出：
“不管在复杂的还是简单的情形之下，总是环境，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决定艺术品的种类；环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余的品种；环境用重重障碍和不断的攻击，阻止别的品种发展。”丹纳提出“种族、环境、时代”是决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原貌的的“三大因素”。他认为一个地区的文化，必然与之相关的结构、外形、耕作、植物、动物、居民、城市等等的无数细节包括在内。换言之，一个民族的文化世界的生成是与生育之地理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贵州以拥有多元性、古朴性、完整性的多民族原生态文化资源而著称。贵州民族文化是地理地域和文化地域相互融合的结果，它有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的意义。贵州民族原生态文化是离不开哺育了贵州民族这块神奇的喀斯特之地的。在作者看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即使是少数民族群体，同样与自然、环境、时代、社会有依赖关系，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的文化存在于人们的生活当中，这种生态文化有它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存在的方式。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这个民族的生态密不可分，从生态文化的视角探究贵州民族文化是该书的出发点。正确理解、表述贵州多姿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的意义，必然与贵州多姿多彩的特殊地理环境生态是息息相关的。
三、提出建构贵州特色的原生态文化理论体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 我国原生态民族文化的研究己经得到许多了专家学者们的重视， 研究成果丰硕， 这一繁荣的学术舞台将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生态研究， 以拓展其更广泛和更广阔的发展领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理论研究也获得不少的成果， 然而，在这些成果中， 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如研究内容偏重整体性和宏观性，具体实证性研究较少；研究成果仍然偏少且极不均衡； 缺乏有深入实际的田野调查的论著；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缺乏学科交叉，等等。作者提出，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 其重要的特点在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 解释现实社会， 处理现实问题， 运用科学的态度去认识生态学的研究途径和基本观点， 建立科学的生态思维理论。通过探索和实践， 结合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文化理论， 构建贵州原生态文化理论， 将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逐步增加生态保护的意识， 为建设“美丽中国” 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
除此之外，原生态民族文化这一命题能否成立的问题？如果成立，那么，这个理论内涵和形态是什么，它与传统文化的体系有什么不同，至今仍有争论。该书主要从民族田野文化事象入手来梳理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并且力图突破传统的观念。该书在第二章提出应该构建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理论体系，正是基于从文化事象入手这一特定视角，并不刻意去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严密性，而是注重从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层面去透视贵州民族文化中所隐含的生态学精神和世界，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同他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来寻觅其中的动因和秘密。同时，这一研究还需要从传统走向未来，使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滋养，为当代文化提供更多有益的资源。作者一再强调，当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和生态危机之时，人们应当重新审视人和自然关系，认识到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人对自然进行保护的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由此看出，作者的贵州原生态文化研究，并不是局限于书斋，而是希望从田野中走向现实，造福当下，使贵州民族原生态文化在现实中成为各少数民族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坚实的生命根基和不绝的精神动力。
（责任编辑杨军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