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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和统计互见短长。统计数字准确、坚实。而感觉的触角更宽阔，感受的现象更新鲜，很多感受到的东西还未及纳入统计。笔者供职教育领域多年，只是新近才开始研究教育，利用数据的功夫还不够，而多年的感受却是丰富深厚的。生存的感受引领着我的问题。
必须疏导中学阶段的不公正竞争
我一直感觉，北大学生的天分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泱泱大国顶级学府中的学子，应该是出类拔萃的，我知道自己在智商上不是尖子，但在与学生的接触中并未时时感到智力上的冲击。该怎么解释呢？其一，考试学使然。中国的考试学太发达。那一日听教育家康健的演讲，他说得到位：中国人可以颠覆一切考试。中国学生可以大把地拿到托福考试的最好分数，而这些高分者的英语水平绝非最高。在国内考试的博弈中，每每考生是胜家，考方是输家，考试的初衷——筛选最优秀的学生——绝难实现。
其二，中学阶段竞争的不平等。权势者帮其子女享受到优质的中等教育，从而在高考上胜出。因为这些催肥的胜出者天赋不高，日后不会有大的出息，他们占据了教育中的稀缺位置，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或许可以说，这种不公正中外皆然。权势者愿意在子女教育上多投资，其动机本身无可非议，是非在于钱往哪里使。西方学者对西方教育的批判远比我们猛烈。他们以扎实的数据证明，西方高校中权势阶层的子女占据了更高的比例，但是其中原因却较难解释，因为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义务教育费用全免；公立中小学教育趋向平等；过去富人区因为税收高所以学校经费足，现在公立学校经费的差距已经弥平；高等教育对贫困生的资助扩大，只要成绩好上学没钱完全不是问题；高校录取中的裙带关系也日益衰退。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在社会不在学校，学校基本保持住了自己的清洁和公正，而社会不可能是平等的。私立学校的崛起、声誉好的公立中学附近的房租升高、家教、高考咨询机构，这些合法的手段显然更属于富人。中国的权势者不会忽视这些手段，而中国教育领域发生的不平等却不止于此，权势赤裸裸地打进学校。我的学生对一所示范中学普通班的调查显示，该班41名学生中有13名学生的学籍在别的学校，他们享受该校正式生的一切待遇，只是高考到学籍所在学校。28名正式生中尚有3名分数不过线，因关系过硬公然成为正式生。也就是说，36.6％的位置被低分违规者占据。这绝不是个别现象。
中学阶段的不公正竞争，导致一些潜力并不优秀的学生挤掉了底层潜力优秀的学生。北大现在生源的城乡比例是84∶16，中国城乡居民的智力能有如此落差吗？权势阶层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都可以合法地占据优势。今天中国的情形是，权势阶层极端不负责任，制度已包含其既得利益，他们仍不惜破坏制度来保驾子女。绝对的平等是找不到的，堵塞不如疏导。笔者开出的药方是，办私立学校，那里花了钱就可以购买优质教育。而公立学校的规则就是法律。
军备竞赛式的教育扩张
到外地一些高校开会，发现一个学校两个校区的情况极为普遍。教师和学生怨声载道。教师们早就将住宅安置在校区附近，不想建了新校区，他们的宝贵时间不得不消耗在路途上。师生接触的机会因此减少，讲座、讨论会、社团活动也均减损半数，校园文化分割破碎。万分庆幸，北大人大都还没有新校区的策划，希望领导不要出此昏招。为什么新校区大肆泛滥？因为扩招。但扩招不可以降低质量为前提。教师全力以赴能否赶超兄弟院校还难说，遑论国外名校，现在平添了长途跋涉的时间消耗，如何提升质量？师生不满却照样兴建新校区，说明了师生在学校无地位而言。
降低质量求数量的背后原因更为深刻。半个世纪以来，扩大教育可以促进民族经济、文化的进步几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级话语。但一切有度，都须具体论证，而非大而化之。在一段时间中，扩招为多方推动或乐见，很像是双赢和多赢。考生家庭高兴，他们无暇顾及日后。政府愿意做，因赢得部分公民的欢欣。校方愿意做，当头的谁不愿摊子大、人马多。但随着发展，学生和家长明白了，便宜没好货，学历发多了就找不到工作。
原初动力旺盛的几方中，谁的动力持久不衰呢？毫无疑问是校方，当然还有后面的开发商。大学不断扩招是颇可质疑的。即使无可争议，我们退一步说，扩大招生也不是一定要搞新校区，可以办新校嘛。地理的规定性是坚硬的，它约束着方方面面。相隔几十里的两个教学单位，它们的最佳选择是成为独立的两所学校。硬要照着一个学校来经营，是劳民伤财。我们可以想象出策划者的多种图谋，但很难想象那是为了搞好教育。
感性认识告诉我们，高校中来自复读的学生越来越多，不仅普通院校，而且北大清华。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一所名校的社会学系最近录取了一位1983年出生的考生。这在西方社会不新鲜，还有70岁入大学的呢。但在中国学生基本上是从中学到大学，这意味着他考了八九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前面说了教育增长已成意识形态，其发生无法用人力资本的理论来解释，其结果也并非注定会增添人才、造福社会。对教育过度扩张更有效的解释是军备竞赛理论。竞争者的目标首先是大本的学历，手段之一是增加弹药。弹药是什么？备考时间，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其可怕在于，物价被哄抬，不跟进便吃亏，后果必然是复读的比例越来越高，大家一同为高考赔上更多的时间成本。它殃及所有档次的学校，因为图谋各档大学的考生都拿出了复读的手段。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全国或某省全省考生中复读生的比重。希望统计部门拿出各年的数字，让我们知道增长的势头和现状。
此种军备竞赛是必须抑制的，它浪费的是全民族青少年的黄金期。制约的办法其实简单：第二年考试分数打九折，第三年八折，如此类推。但是以为博弈如此简单，就是我们的头脑简单了。现在有些考生在高三毕业时干脆不参加高考，重读一年才来。如果以考试次数定折扣，规则制定者岂不失算。并且考生还可以在高一、高二时，用留级的方式增加实力。通盘考虑，我觉得我们应该借鉴美国SAT考试的方式。一年有多次考试的机会，考生们可以不断尝试，当然每次要打一定的折扣。这样可以抑制复读，至少是驱赶考生们在短期内榨干自己的应试潜力，避免耽误太多时间。这个制度的尝试，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高考方式。
十几年前主管教育的领导提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概念，企图靠端正认识来解决中国教育的难题。但校方和家长对此置之不理。原因很简单，领导只说出了表象，不涉病因。病因是什么？语文、数学其实是最重要的素质，为什么变质了？军备竞赛使然。不缓解军备竞赛，如果音美体高考时不加分就没人搭理，如果加分立刻就会变质，考单杠决不练双杠，考跑步决不练游泳。抑制军备竞赛才能注重真正的发育，而不是考试的能力。
十年前的扩招势所难免，因为如前所述，政府、校方、考生家庭，皆大欢喜。扩招会达到缓解竞争的初衷吗？会的，只是不在扩招伊始之时，而在学生失业之际。过多的毕业生择业难，会反馈到新一茬学生及其家长，消减他们的大学热。逻辑上理应如此，事实上也不无效果。
但是，其一，抑制的效果似乎还不够。其二，抑制的对象是高度选择性的，多是贫困家庭、择业无门的家庭。于是大批贫困生退出高考，导致国家选拔人才的不公正和候选群体的单向萎缩，最终是选拔基础越来越狭窄。这种负效应迫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抑制竞争的手段。那就是宽进严出。
实现“严出”，势在必行
我们当年的高考是严进，因为质量在初始就有保证，多数人顺利达标不成问题。加上“严进”太残酷，教育管理者在学生毕业时比较宽容，遂造就了“严进宽出”。问题是十余年来原来的“严进”已经蜕变成“宽进”。可是我们原来的“宽出”方式延续至今。西方的大学从来是“严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重高中轻职业学校的两个典型国家。美国60％的高校学生在十年内拿不到学历，恐怕最终能拿到学历的也就是一半以上。德国人重视早期分流和职业教育，十岁时分流的结果是只有三分之一进入日后可望进入高校的文法中学。即便如此，德国的高校大约也只有80％的学生能够拿到学历。
应该是中国高校实行“严出”的时候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宽进”，为保证质量就必须实行“严出”。也是因为，“严出”会早早地给面临选择的学生一个反馈——拿到大学文凭是艰难的，上高中、赴高考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择，从而抑制过多的竞争者。以中国高校当下的腐败、无规矩、作弊盛行、关系泛滥，几乎百分之百发放学位，要搞好“严出”难乎其难。但其势在必行。此点的突破，对教育的全面改善至关重要。
军备竞赛意味着武器升级，在教育上面就是学位竞争的升级，攻读硕士博士的人过多。军备与学位竞赛的升级，同样是浪费。很多才干不是从教室中、书本上可以学到的，必须在社会上、在实践里、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我以为，对很多种工作，读博士学位不仅在相应能力上没有什么帮助，还有折损。因为每个人只有一段最佳学习年龄，如果两个本领差异太大，这期间要么学这个，要么学那个，学了这个会耽误那个，学了那个会耽误这个，没有两全。
要做好公务员，就要较早地开始社会基层的历练，最好从大学本科毕业开始，最迟也不能晚于硕士毕业（24岁－25岁）。如果22岁－28岁期间没有在社会中摸爬滚打，而只是泡在书斋里，人事的直觉、合作的精神、谈判的技巧、解决问题的急智，都再难发育出来。这些素养是远离书呆子气质的。大多官员真的不需要高学历，但是今天的中国官员对高学历趋之若鹜。我的两个获硕士学位后做了公务员的学生都想考在职博士生，不但被我拒绝，还遭到我“教育”。我说到这里来要学很多对你无用的东西，而工作之余的自学会点点滴滴到心头。并且官员读在职博士，是对博士学位的一种侮辱。全天候的学生尚且难以修成正果，公务员仅做个票友就岂能得道？
官员读博的破坏性不止一端。其一，它消耗自己的时间，影响工作，甚至降低了自己的能力。其二，它矮化了学位的质量，破坏了学位的神圣。其三，他们带动起各色人等对博士学位的盲目追逐，乃至弄虚造假。在汪晖涉嫌剽窃这一事件中，我最不解的不是汪氏，而是他所工作的清华大学——他们为什么不审理。无论对大学的清誉还是自己教师的名声，都是必须去做的。同仁的一句点拨——在清华读在职学位的公务员可不在少数，开了先例如何持续——令我如梦方醒。也就是说，官员搀和学位是学术规范难以整肃的原因之一。
那么如何将学术还给学术呢？靠学术界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对学界早已极度失望，耻于说起自己早年曾涉足过这个阶层的研究，对这个无信念的群体不抱任何期待，要他们抵御社会腐败向学术界的渗透是不可能的。
可以寄托希望的倒是官场。因为道理明摆着：高学历对做公务员没有助益，公务员鲜有真心愿意读博的。订立以下规则，应该皆大欢喜：基层的履历可以在仕途晋升中增分，硕博的学历则丝毫无助。把属于官员的给官员，把属于教员的给教员。我们因为混淆了彼此，陷于双输。划清界限，才有双赢。□
必须疏导中学阶段的不公正竞争
我一直感觉，北大学生的天分没有想象的那么高。泱泱大国顶级学府中的学子，应该是出类拔萃的，我知道自己在智商上不是尖子，但在与学生的接触中并未时时感到智力上的冲击。该怎么解释呢？其一，考试学使然。中国的考试学太发达。那一日听教育家康健的演讲，他说得到位：中国人可以颠覆一切考试。中国学生可以大把地拿到托福考试的最好分数，而这些高分者的英语水平绝非最高。在国内考试的博弈中，每每考生是胜家，考方是输家，考试的初衷——筛选最优秀的学生——绝难实现。
其二，中学阶段竞争的不平等。权势者帮其子女享受到优质的中等教育，从而在高考上胜出。因为这些催肥的胜出者天赋不高，日后不会有大的出息，他们占据了教育中的稀缺位置，是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或许可以说，这种不公正中外皆然。权势者愿意在子女教育上多投资，其动机本身无可非议，是非在于钱往哪里使。西方学者对西方教育的批判远比我们猛烈。他们以扎实的数据证明，西方高校中权势阶层的子女占据了更高的比例，但是其中原因却较难解释，因为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义务教育费用全免；公立中小学教育趋向平等；过去富人区因为税收高所以学校经费足，现在公立学校经费的差距已经弥平；高等教育对贫困生的资助扩大，只要成绩好上学没钱完全不是问题；高校录取中的裙带关系也日益衰退。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在社会不在学校，学校基本保持住了自己的清洁和公正，而社会不可能是平等的。私立学校的崛起、声誉好的公立中学附近的房租升高、家教、高考咨询机构，这些合法的手段显然更属于富人。中国的权势者不会忽视这些手段，而中国教育领域发生的不平等却不止于此，权势赤裸裸地打进学校。我的学生对一所示范中学普通班的调查显示，该班41名学生中有13名学生的学籍在别的学校，他们享受该校正式生的一切待遇，只是高考到学籍所在学校。28名正式生中尚有3名分数不过线，因关系过硬公然成为正式生。也就是说，36.6％的位置被低分违规者占据。这绝不是个别现象。
中学阶段的不公正竞争，导致一些潜力并不优秀的学生挤掉了底层潜力优秀的学生。北大现在生源的城乡比例是84∶16，中国城乡居民的智力能有如此落差吗？权势阶层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都可以合法地占据优势。今天中国的情形是，权势阶层极端不负责任，制度已包含其既得利益，他们仍不惜破坏制度来保驾子女。绝对的平等是找不到的，堵塞不如疏导。笔者开出的药方是，办私立学校，那里花了钱就可以购买优质教育。而公立学校的规则就是法律。
军备竞赛式的教育扩张
到外地一些高校开会，发现一个学校两个校区的情况极为普遍。教师和学生怨声载道。教师们早就将住宅安置在校区附近，不想建了新校区，他们的宝贵时间不得不消耗在路途上。师生接触的机会因此减少，讲座、讨论会、社团活动也均减损半数，校园文化分割破碎。万分庆幸，北大人大都还没有新校区的策划，希望领导不要出此昏招。为什么新校区大肆泛滥？因为扩招。但扩招不可以降低质量为前提。教师全力以赴能否赶超兄弟院校还难说，遑论国外名校，现在平添了长途跋涉的时间消耗，如何提升质量？师生不满却照样兴建新校区，说明了师生在学校无地位而言。
降低质量求数量的背后原因更为深刻。半个世纪以来，扩大教育可以促进民族经济、文化的进步几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级话语。但一切有度，都须具体论证，而非大而化之。在一段时间中，扩招为多方推动或乐见，很像是双赢和多赢。考生家庭高兴，他们无暇顾及日后。政府愿意做，因赢得部分公民的欢欣。校方愿意做，当头的谁不愿摊子大、人马多。但随着发展，学生和家长明白了，便宜没好货，学历发多了就找不到工作。
原初动力旺盛的几方中，谁的动力持久不衰呢？毫无疑问是校方，当然还有后面的开发商。大学不断扩招是颇可质疑的。即使无可争议，我们退一步说，扩大招生也不是一定要搞新校区，可以办新校嘛。地理的规定性是坚硬的，它约束着方方面面。相隔几十里的两个教学单位，它们的最佳选择是成为独立的两所学校。硬要照着一个学校来经营，是劳民伤财。我们可以想象出策划者的多种图谋，但很难想象那是为了搞好教育。
感性认识告诉我们，高校中来自复读的学生越来越多，不仅普通院校，而且北大清华。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一所名校的社会学系最近录取了一位1983年出生的考生。这在西方社会不新鲜，还有70岁入大学的呢。但在中国学生基本上是从中学到大学，这意味着他考了八九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我们前面说了教育增长已成意识形态，其发生无法用人力资本的理论来解释，其结果也并非注定会增添人才、造福社会。对教育过度扩张更有效的解释是军备竞赛理论。竞争者的目标首先是大本的学历，手段之一是增加弹药。弹药是什么？备考时间，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其可怕在于，物价被哄抬，不跟进便吃亏，后果必然是复读的比例越来越高，大家一同为高考赔上更多的时间成本。它殃及所有档次的学校，因为图谋各档大学的考生都拿出了复读的手段。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全国或某省全省考生中复读生的比重。希望统计部门拿出各年的数字，让我们知道增长的势头和现状。
此种军备竞赛是必须抑制的，它浪费的是全民族青少年的黄金期。制约的办法其实简单：第二年考试分数打九折，第三年八折，如此类推。但是以为博弈如此简单，就是我们的头脑简单了。现在有些考生在高三毕业时干脆不参加高考，重读一年才来。如果以考试次数定折扣，规则制定者岂不失算。并且考生还可以在高一、高二时，用留级的方式增加实力。通盘考虑，我觉得我们应该借鉴美国SAT考试的方式。一年有多次考试的机会，考生们可以不断尝试，当然每次要打一定的折扣。这样可以抑制复读，至少是驱赶考生们在短期内榨干自己的应试潜力，避免耽误太多时间。这个制度的尝试，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高考方式。
十几年前主管教育的领导提出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概念，企图靠端正认识来解决中国教育的难题。但校方和家长对此置之不理。原因很简单，领导只说出了表象，不涉病因。病因是什么？语文、数学其实是最重要的素质，为什么变质了？军备竞赛使然。不缓解军备竞赛，如果音美体高考时不加分就没人搭理，如果加分立刻就会变质，考单杠决不练双杠，考跑步决不练游泳。抑制军备竞赛才能注重真正的发育，而不是考试的能力。
十年前的扩招势所难免，因为如前所述，政府、校方、考生家庭，皆大欢喜。扩招会达到缓解竞争的初衷吗？会的，只是不在扩招伊始之时，而在学生失业之际。过多的毕业生择业难，会反馈到新一茬学生及其家长，消减他们的大学热。逻辑上理应如此，事实上也不无效果。
但是，其一，抑制的效果似乎还不够。其二，抑制的对象是高度选择性的，多是贫困家庭、择业无门的家庭。于是大批贫困生退出高考，导致国家选拔人才的不公正和候选群体的单向萎缩，最终是选拔基础越来越狭窄。这种负效应迫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抑制竞争的手段。那就是宽进严出。
实现“严出”，势在必行
我们当年的高考是严进，因为质量在初始就有保证，多数人顺利达标不成问题。加上“严进”太残酷，教育管理者在学生毕业时比较宽容，遂造就了“严进宽出”。问题是十余年来原来的“严进”已经蜕变成“宽进”。可是我们原来的“宽出”方式延续至今。西方的大学从来是“严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重高中轻职业学校的两个典型国家。美国60％的高校学生在十年内拿不到学历，恐怕最终能拿到学历的也就是一半以上。德国人重视早期分流和职业教育，十岁时分流的结果是只有三分之一进入日后可望进入高校的文法中学。即便如此，德国的高校大约也只有80％的学生能够拿到学历。
应该是中国高校实行“严出”的时候了。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宽进”，为保证质量就必须实行“严出”。也是因为，“严出”会早早地给面临选择的学生一个反馈——拿到大学文凭是艰难的，上高中、赴高考是一个高风险的选择，从而抑制过多的竞争者。以中国高校当下的腐败、无规矩、作弊盛行、关系泛滥，几乎百分之百发放学位，要搞好“严出”难乎其难。但其势在必行。此点的突破，对教育的全面改善至关重要。
军备竞赛意味着武器升级，在教育上面就是学位竞争的升级，攻读硕士博士的人过多。军备与学位竞赛的升级，同样是浪费。很多才干不是从教室中、书本上可以学到的，必须在社会上、在实践里、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我以为，对很多种工作，读博士学位不仅在相应能力上没有什么帮助，还有折损。因为每个人只有一段最佳学习年龄，如果两个本领差异太大，这期间要么学这个，要么学那个，学了这个会耽误那个，学了那个会耽误这个，没有两全。
要做好公务员，就要较早地开始社会基层的历练，最好从大学本科毕业开始，最迟也不能晚于硕士毕业（24岁－25岁）。如果22岁－28岁期间没有在社会中摸爬滚打，而只是泡在书斋里，人事的直觉、合作的精神、谈判的技巧、解决问题的急智，都再难发育出来。这些素养是远离书呆子气质的。大多官员真的不需要高学历，但是今天的中国官员对高学历趋之若鹜。我的两个获硕士学位后做了公务员的学生都想考在职博士生，不但被我拒绝，还遭到我“教育”。我说到这里来要学很多对你无用的东西，而工作之余的自学会点点滴滴到心头。并且官员读在职博士，是对博士学位的一种侮辱。全天候的学生尚且难以修成正果，公务员仅做个票友就岂能得道？
官员读博的破坏性不止一端。其一，它消耗自己的时间，影响工作，甚至降低了自己的能力。其二，它矮化了学位的质量，破坏了学位的神圣。其三，他们带动起各色人等对博士学位的盲目追逐，乃至弄虚造假。在汪晖涉嫌剽窃这一事件中，我最不解的不是汪氏，而是他所工作的清华大学——他们为什么不审理。无论对大学的清誉还是自己教师的名声，都是必须去做的。同仁的一句点拨——在清华读在职学位的公务员可不在少数，开了先例如何持续——令我如梦方醒。也就是说，官员搀和学位是学术规范难以整肃的原因之一。
那么如何将学术还给学术呢？靠学术界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对学界早已极度失望，耻于说起自己早年曾涉足过这个阶层的研究，对这个无信念的群体不抱任何期待，要他们抵御社会腐败向学术界的渗透是不可能的。
可以寄托希望的倒是官场。因为道理明摆着：高学历对做公务员没有助益，公务员鲜有真心愿意读博的。订立以下规则，应该皆大欢喜：基层的履历可以在仕途晋升中增分，硕博的学历则丝毫无助。把属于官员的给官员，把属于教员的给教员。我们因为混淆了彼此，陷于双输。划清界限，才有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