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还是城镇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的数据，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城镇化率数字达51.27％，意味着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数字繁荣，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统计口径常常会有多重解读。为此，我们需要看到进一步的详细统计数据，且要跨过统计口径三重门，才有可能认识“城市化率”在中国的含义。
　　首先，中国使用的是城镇化而非城市化，一字之差意味着极为不同的发展思路。2000年以后，作为对单纯GDP或人均GDP增长率考核的补充，城镇化率逐渐被纳入考核地方政绩的体系中。伴随着所谓“扩大城区面积”和“精简机构”的行政改革，“合乡并镇”运动在全国推开，使得大部分乡撤销变成了“镇”，人口也相应转变为镇人口。但不少合并后的镇只“徒有其名”，而没有享有镇的实际福利。
　　其次，之前的城镇化率统计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衡量，但非农人口仅说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口，而并不实际意味着享有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人口。这种统计口径很明显将流动的农民工也当做了城里人，尽管切实的城市福利与他们无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工子弟无法享受城市基础教育，而且连自己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不被允许。而不管何种统计口径，农民工的数量都超过1亿，认为农民工数量被低估者还提出要考虑伴随流动的农民工家庭人口。这也容易误导各类投资，以房地产业为例，高估或低估城市化率，导致的投资决策将完全不同。
　　最后的陷阱是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区分，即便承认用城镇常住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率，实际城镇化率是不是有那么高还是有疑问的。常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如果说户籍人口可以真切享受城镇福利，姑且承认镇也有着实际上高于农村的福利，那么其他常住人口则难以确定。实际上，由于2000年之后对城镇化率的政绩考核，也导致了部分地区在随后几年“人为提升”城镇化率，而其中夸大其他常住人口的数量成为常见手段，因为这部分人口衡量较为困难。
　　透过这三层关系再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率，这个51.27％的数字或许还有水分。不过无论如何，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要素在受限制条件下流动的市场扩展过程。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即便以统计局的数字为准，中国也仅达到了美国上世纪2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如今美国的城市化率约90％，尽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化的速度已经大幅降低，但依旧处于增长趋势。1990年美国人口超过百万城市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已经超过53.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不仅在于城市化不够，而且在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大城市能争取到中央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在发改委更容易获得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这种政策上的倾斜支持是农村和小城镇不具备的。加之各种要素本来就倾向于边际收益更高的城市，使得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不仅是资金上，也体现在人才上。“北上广”成为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向往的地方，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据。这种人才流动反过来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而与此同时，在城市中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的福利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产生了双重的不公平。
　　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户籍尚在农村，尽管其工作在城市，也为城市贡献税收，为提升“城市化率”作出了贡献，却未能真切享受城市福利，在教育、医疗以及养老保障方面遭受歧视。眼下农民工在本省区内的城乡之间转移，已经有地方放闸；但在更广泛的跨省区流动方面，其各类保障的转移依然困难重重。
　　要“提升”城市化率的时候将农民工当城里人，要付出城市福利的时候又不把农民工当城里人，这类自相矛盾的政策生动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扭曲程度。
　　围土成“城”，东西集“市”。所谓城市，不仅要有城，更要有市。而现代市场的发展不仅应该突破城市的边界，废除户籍限制，使得要素的流动更加自由，还应该借助全球市场，进一步发展。
　　新加坡的城市化率是100％。或许因为新加坡是某种意义上的“城邦国家”，本来地方就小，完成100％城市化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人们认为这个国家的城市化模式未必合适中国。但新加坡的城市化更重要的启示是借助全球化进行发展，开放自由贸易和货币，使得新加坡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也应当借全球化东风，在进一步开放贸易和国际人才流动方面下功夫。例如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各项制度还有待优化，对个人所得税要进行调整和优惠，法律制度的落实和依法行政要加强，更要在会计制度和金融产品标准化上与国际接轨，夯实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