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被迫逃赴海外，康有为周游列国，寻找悬壶济世之方，这让他的人生多出几分隐秘。
　　十一死里得一生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重新垂帘听政。光绪帝被囚，维新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命令荣禄领军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但此时康府早已人去楼空。
　　在此之前，宫内早已有风声流出，9月17日，军机章京林旭传光绪帝口谕，令康有为离京：“汝可迅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将来更效驱使，共建大业。”康有为一头栽倒伏地哀恸。林旭令康家家眷收拾行囊，入夜后即离开。
　　慈禧太后担心维新势力东山再起，停运京津铁路，封锁京师各条出入要道，密电诏告各路府衙，逮捕维新领袖。康有为所幸得到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帮助，躲过了重重追捕。数年之后，康有为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慨叹乃是“十一死里得一生”。他在文章中写道：“吾先到上海办报，则上海掩捕立死。皇上无明诏、密诏之敦促，迟迟出京必死。荣禄早发一日，无论在京在途必死。无黄仲韬之告，出天津必死。从仲韬之言，出烟台亦必死。搭招商局之少晏船，英人欲救无从必死。是日无重庆之轮开或稍迟数时行，追及必死。飞鹰快船不因煤乏还，必死。莱青道非因有事往胶州，则在烟台，必死。上海道不托英人搜，则英领事不知，无从救必死。英人不救亦必死。”十一死里得一生的康有为，经历了他辗转海外十六年的飘零。
　　不媚欧美政治制度
　　每每驻足异国，康有为总是格外关注这个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体制，在他旅欧期间所写的十一国游记中，处处透露着反思。
　　1904年，康有为再次来到英国伦敦。此时他的足迹已经遍及了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甚至带着女儿康同璧踏上了北极圈。“仰观诸天阅劫余，壮观山海荡目眦”，在游历世界的途中，康有为将自己视为神农氏，寄托希望尝遍百草，找到治疗中华政治痼疾的良方。
　　在泰晤士河畔的英国议院门口，望着承载着数百年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建筑，康有为心中格外激动。刚跨入大门，就听到议会室内传来慷慨激昂的质询声。旁人向康有为解释道，英国议员埃尔兰正就邮政问题同首相亚瑟·贝尔福进行辩论。两人互不退让，斥责声和回应声往来不断，让康有为甚为惊讶。
　　次日，在友人的引荐之下，康有为与英国内阁大臣奥斯汀·张伯伦有了一次简单的交流。康有为告诉张伯伦，中国尚需政治改革。他此次来到英国，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英国的帮助，学习有数百年历史的君主立宪制，然后回到中国进行改革。奥斯汀·张伯伦听完康有为的话，大笑不已。奥斯汀·张伯伦说：“每个国家之所以称之为国家，就是因为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风俗。政治也是一样，不应该照搬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君主立宪制度对于英国来说是合适的，那是因为这套制度是自然产生的，并不是英国效仿其他国家得到的。”康有为在短暂的交流中收获颇丰，数年游历更是增加了他对于政治制度特殊性的认识。后来他常常感慨：“今之妄变法而专媚欧美者不可不思此言。”
　　维护华人在美利益
　　1903年，中国驻美公使馆陆军武官谭锦镛被旧金山警察无故逮捕，警察还将他的辫子绑在栅栏上进行羞辱。被保释后，内心羞愤难当的谭锦镛在领事馆内打开煤气灯，自杀身亡。无独有偶，1904年，美国国会修正《排华法案》，法案修正后的期限被定义为“无限期延长”，国会正式开始讨论“驱逐所有中国移民”。为了赢得来自美国西部地区的选票，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公开表态：“低劣的中国劳工不能够和美国工人竞争。”同时表示扩大对中国的贸易，从精神上掌握中国，重新签订中美劳工条约。
　　事关国家荣辱，美国、欧洲的侨胞、侨商，国内的人民纷纷开始抵制美货，但是零星的游行、示威无法起到效果。尚在英国伦敦游学的康有为，在报纸上了解到在美国发生的排斥中国人事件后，义愤填膺。数个夜晚，康有为辗转不眠，借助自己领导的知识分子、商人团体，他迅速联系了各个地区的商会，“合当群策群力以谋抵制”，展开了全方位的反美爱国运动。在与友人梁文卿的书信之中，康有为提到自己希望借助反美运动的声势，增加谈判话语权的想法，“我一定会竭力讓总统放宽条约。让华工、访美华人能得到宽待。”
　　1905年，康有为应牧师杜威邀请前往美国华盛顿，两度在白宫拜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华人数目众多，在美工作对美国有很大帮助。但若依然坚持禁约条例，反抗运动爆发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对两国关系有很大伤害。若能放宽条例，不失为一件幸事。”康有为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西奥多·罗斯福频频点头表示认可。在后来的协商中，美国政府给予了华工更大的自由。
　　尽管康有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华人的利益，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不过，康有为领导的第一次反美爱国运动却让更多中国年轻人认识到“美国梦”泡沫的本质，从邹容、陈天华、秋瑾、鲁迅到周恩来、邓小平，他们纷纷选择到日本、欧洲留学。中国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