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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健《(呐喊)自序》是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序言，写于1922年12月3日。但该序不仅是一篇导读《呐喊》的书序，也是一幅描绘鲁迅早期人生生活的画卷，更是一个解读鲁迅思想轨迹的最直接、最原味、最可靠的文本注解，从中可透视鲁迅人生的选择和思想的抉择。
人生的第一次苦难：奔走在“小康”和“困顿”之间
孩提时代本应是幸福的，回忆童年亦是美好的。但在鲁迅的记忆中，他的童年却遭遇到了人生的最初的磨难，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
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鲁迅童年心中的一个心结，就是那比他高一倍的质铺“柜台”与和他一样高的药店“柜台”。这横亘着的“柜台”烙下了鲁迅充满悲哀和怨恨的伤痕，并伴随终生。就在质铺和药店之间的奔走中，鲁迅父亲的病“日重一日”而终至亡故，其家庭也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其实，鲁迅家不只是“小康”，更应该是“大户”。一是有不少土地和房产，每年收入相当可观，再是祖父周福清在京城做官，官虽不大，但在绍兴城里也应该算得上是有影响的“地方名流”。鲁迅晚年给萧军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家境中落是鲁迅人生遭遇到的第一次苦难，使得尚在幼年时期的鲁迅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与侮蔑，这也为鲁迅未来的成长奠定一块厚实的生活基石。
人生的第一次选择：行走在“应科举”和“学洋务”之间
从七岁开蒙，至十八岁离开绍兴，这段时间是鲁迅的“读书应试”准备期。鲁迅曾说：“孔盂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为什么与他不相干?是因为家境中落，封建大家庭子弟代代相传的“读书应试”的古老的“梦”从此破灭。
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作为败落了的读书人家的子弟，依绍兴人的惯例，一般是走“学做幕友或商人”这两条路，但鲁迅不愿意走这路。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不可回避地进行人生的第一次“无奈”的选择，于是只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南京求学之路，开阔了鲁迅的视野：“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并且竟“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这些新学科、新知识，对鲁迅来说尽管是“幼稚”的，却改变了鲁迅原由的思想认识，一种全新的认知点从此出现，也是鲁迅东渡日本学医这一新航程的新起点。
人生的第一次自主：困走在“行医”和“从文”之间
在日本的复兴起于医学这一“幼稚”的认识背景下，鲁迅放弃了国内所学的矿务专业，依然选择了医学。鲁迅学医的目的很明确：“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日本医学课堂上的“幻灯片事件”再次改变了鲁迅人生的航向。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麻木地鉴赏同胞被杀的痛苦的场面，震撼了鲁迅的心灵，“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做，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也使鲁迅无以摆脱，以至于“示众”(“看”与“被看”)成为以后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为了从这痛苦的记忆中挣扎出来，鲁迅主动放弃医学转而从事文艺。最直接的行动是办《新生》，但结局是无果而终。以“文艺”“改变精神”的“文学启蒙梦”的破灭，鲁迅最初感到的是悲哀，反省之后，鲁迅也认清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至此，鲁迅的思想进入一个蛰伏期。
人生的第一次苦痛：游走在“悲哀”和“寂寞”之间
留日回国之后，作为家中的长子，鲁迅不得不背负起家庭生计的重任，成了家乡学校的一名教员。于是有了寂寞，而“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为驱除寂寞，他开始搜集金石、整理国故，先后整理了《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后在友人的引荐下，鲁迅离开家乡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佥事，不久随政府迁至北京。教育部的佥事，实乃是一个闲职，但迫于生计，尚处于思想蛰伏期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此时的鲁迅感到寂寞。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应该说，感到寂寞的鲁迅，面对当时社会怪事迭起，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悲哀的社会现实，其原有的摩罗式的激情和尼采式的声音，在寂寞的抄写古书的劳作中，渐渐地弱小了，以至青春的流逝亦变得麻木了。在自序中，鲁迅对处于思想苦痛时的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心灵解剖：“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鲁迅的锐气被“寂寞”包裹住了，鲁迅的好梦被现实的“悲哀”粉碎，鲁迅成了游走在“悲哀的现实”和“寂寞的心灵”之间的“活物”。
人生的第一次思想涅槃：号走在“绝望”和“希望”之间
悲观情绪的滋生，使得鲁迅原本躁动的思想沉寂下来，因此，当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鼓吹新文化运动，鲁迅最初态度并不积极。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毫无疑问，这“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绝望”是属于鲁迅自己的，因为这是鲁迅由经验而产生的“确信”即对“启蒙梦”的“绝望”和对“希望”的否定，所以鲁迅称之为“确信”。但在1918年前后，应该说，鲁迅已经具备了从自己灵魂深处的“绝望”中挣扎出来的内在条件：第一，是因为“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第二，“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如果说还缺什么的话，那就是外在的诱因，即一根导火线和可以熊熊燃烧的环境。自序中提到的“偶或来谈的二个老朋友金心异的你可以做点文章”的力劝，无疑是一根导火线；而《新青年》的创办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使得国人已有了新文化的渐趋认同，也无疑是使鲁迅思想得以再次熊熊燃烧的环境。“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暂时抛开“绝望”，带着对“希望”的憧憬，鲁迅开始了“为希望”的忙碌，尽管这希望“在于将来”。可以说，在鲁迅的思想中“希望”与“绝望”是并存、并行的，有时为了使读者能透过“绝望”看到“希望”，“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综上所述，与其说《(呐喊)自序》是鲁迅说明写作《呐喊》缘由和本书主题的书序，不如说它是鲁迅早期生活的传记，更不如说它是鲁迅伟大思想的诞生记。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解读鲁迅许多小说作品奥秘的一把钥匙、开启鲁迅生活背景的一户窗和打开鲁迅思想内涵的一扇门，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呐喊)自序》是鲁迅的第一部书序体的自传和思想史。至今，这篇序文仍以它简括深思的艺术个性和触目惊心的思想，给人们以强大的感召力。
人生的第一次苦难：奔走在“小康”和“困顿”之间
孩提时代本应是幸福的，回忆童年亦是美好的。但在鲁迅的记忆中，他的童年却遭遇到了人生的最初的磨难，并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
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鲁迅童年心中的一个心结，就是那比他高一倍的质铺“柜台”与和他一样高的药店“柜台”。这横亘着的“柜台”烙下了鲁迅充满悲哀和怨恨的伤痕，并伴随终生。就在质铺和药店之间的奔走中，鲁迅父亲的病“日重一日”而终至亡故，其家庭也由“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其实，鲁迅家不只是“小康”，更应该是“大户”。一是有不少土地和房产，每年收入相当可观，再是祖父周福清在京城做官，官虽不大，但在绍兴城里也应该算得上是有影响的“地方名流”。鲁迅晚年给萧军的信里有这样一句话：“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家境中落是鲁迅人生遭遇到的第一次苦难，使得尚在幼年时期的鲁迅过早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与侮蔑，这也为鲁迅未来的成长奠定一块厚实的生活基石。
人生的第一次选择：行走在“应科举”和“学洋务”之间
从七岁开蒙，至十八岁离开绍兴，这段时间是鲁迅的“读书应试”准备期。鲁迅曾说：“孔盂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坟·写在(坟)后面》)为什么与他不相干?是因为家境中落，封建大家庭子弟代代相传的“读书应试”的古老的“梦”从此破灭。
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
作为败落了的读书人家的子弟，依绍兴人的惯例，一般是走“学做幕友或商人”这两条路，但鲁迅不愿意走这路。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不可回避地进行人生的第一次“无奈”的选择，于是只能“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南京求学之路，开阔了鲁迅的视野：“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并且竟“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这些新学科、新知识，对鲁迅来说尽管是“幼稚”的，却改变了鲁迅原由的思想认识，一种全新的认知点从此出现，也是鲁迅东渡日本学医这一新航程的新起点。
人生的第一次自主：困走在“行医”和“从文”之间
在日本的复兴起于医学这一“幼稚”的认识背景下，鲁迅放弃了国内所学的矿务专业，依然选择了医学。鲁迅学医的目的很明确：“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但日本医学课堂上的“幻灯片事件”再次改变了鲁迅人生的航向。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麻木地鉴赏同胞被杀的痛苦的场面，震撼了鲁迅的心灵，“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做，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也使鲁迅无以摆脱，以至于“示众”(“看”与“被看”)成为以后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为了从这痛苦的记忆中挣扎出来，鲁迅主动放弃医学转而从事文艺。最直接的行动是办《新生》，但结局是无果而终。以“文艺”“改变精神”的“文学启蒙梦”的破灭，鲁迅最初感到的是悲哀，反省之后，鲁迅也认清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至此，鲁迅的思想进入一个蛰伏期。
人生的第一次苦痛：游走在“悲哀”和“寂寞”之间
留日回国之后，作为家中的长子，鲁迅不得不背负起家庭生计的重任，成了家乡学校的一名教员。于是有了寂寞，而“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为驱除寂寞，他开始搜集金石、整理国故，先后整理了《会稽郡故书杂集》和《古小说钩沉》。后在友人的引荐下，鲁迅离开家乡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任佥事，不久随政府迁至北京。教育部的佥事，实乃是一个闲职，但迫于生计，尚处于思想蛰伏期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此时的鲁迅感到寂寞。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应该说，感到寂寞的鲁迅，面对当时社会怪事迭起，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悲哀的社会现实，其原有的摩罗式的激情和尼采式的声音，在寂寞的抄写古书的劳作中，渐渐地弱小了，以至青春的流逝亦变得麻木了。在自序中，鲁迅对处于思想苦痛时的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心灵解剖：“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鲁迅的锐气被“寂寞”包裹住了，鲁迅的好梦被现实的“悲哀”粉碎，鲁迅成了游走在“悲哀的现实”和“寂寞的心灵”之间的“活物”。
人生的第一次思想涅槃：号走在“绝望”和“希望”之间
悲观情绪的滋生，使得鲁迅原本躁动的思想沉寂下来，因此，当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鼓吹新文化运动，鲁迅最初态度并不积极。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毫无疑问，这“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绝望”是属于鲁迅自己的，因为这是鲁迅由经验而产生的“确信”即对“启蒙梦”的“绝望”和对“希望”的否定，所以鲁迅称之为“确信”。但在1918年前后，应该说，鲁迅已经具备了从自己灵魂深处的“绝望”中挣扎出来的内在条件：第一，是因为“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第二，“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如果说还缺什么的话，那就是外在的诱因，即一根导火线和可以熊熊燃烧的环境。自序中提到的“偶或来谈的二个老朋友金心异的你可以做点文章”的力劝，无疑是一根导火线；而《新青年》的创办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使得国人已有了新文化的渐趋认同，也无疑是使鲁迅思想得以再次熊熊燃烧的环境。“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暂时抛开“绝望”，带着对“希望”的憧憬，鲁迅开始了“为希望”的忙碌，尽管这希望“在于将来”。可以说，在鲁迅的思想中“希望”与“绝望”是并存、并行的，有时为了使读者能透过“绝望”看到“希望”，“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综上所述，与其说《(呐喊)自序》是鲁迅说明写作《呐喊》缘由和本书主题的书序，不如说它是鲁迅早期生活的传记，更不如说它是鲁迅伟大思想的诞生记。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解读鲁迅许多小说作品奥秘的一把钥匙、开启鲁迅生活背景的一户窗和打开鲁迅思想内涵的一扇门，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呐喊)自序》是鲁迅的第一部书序体的自传和思想史。至今，这篇序文仍以它简括深思的艺术个性和触目惊心的思想，给人们以强大的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