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百年，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由此在国内引发的由上至下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治理模式和企业管理方式变革为中国发展注入强心针。企业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是国家经济命脉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指导西方国家企业管理方式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对国内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影响已经深入骨髓。这副“西医药”虽然见效迅速，但如何调整“药方”以适应“国人体质”，应对企业运营应激亢奋之后可能产生的持续性疲软后遗症，是每一位中国“管理人”必须深思的问题。
　　自我记事起，无论工作和生活中出现何种棘手难题，都能在父亲那游刃有余的管理智慧下迎刃而解。他刚柔并济的行事风格、沉着果断的处事态度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对于一个懵懂孩童来说，对父亲的尊重和崇敬引导着我尝试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此后，我逐渐对管理人这个身份、对管理科学这门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曾经教导我：“美国重视法治，日本强调人治，中国重在德治，这是各个国家用千百年时间、久经历史考验探索出的最具效力的治国原则。祖辈的经验教训要吸取，差异的存在有其必然性。”
　　开始我并不懂得其中深意，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只要有固定人群的地方，就存在管理，就存在政治，管理就是政治，管理是政治的一种通俗性、模糊性说法”这句话时，才突然明白所谓管理绝不能一成不变，更不能盲目借鉴。后来，在父亲的推荐下我拜读了曾仕强老先生的《中国式管理》一书。曾老在现代管理方法中融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齐家”等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将自身管理经验总结成集，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管理理念。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认清计划的可变与不可变原则”部分，寥寥数页，让人受益匪浅。
　　曾老认为：计划能否变更不适宜用二分法决定，而是兼顾可变与不可变，从辩证角度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计划的主旨和目标不可改变，但达到主旨和目标的方法可依据实际情况做相应细微调整。在我看来，这种计划变更的原则更像是一个“轮轴模型”：轴心不动，轮随轴旋，时刻满足机器整体运行（企业运营）需求。老先生对计划变更原则的阐述，让我发现管理科学在实际运用中同数理学科完全不同的特点，即函数中的映射反应了变量的一对一或多对一关系，但管理案例往往会出现事件的一因多果现象。这更加说明，管理人应当在管理过程中时刻保持敏锐嗅觉，快速反应，做好应急预案。
　　文中就“可变计划的甄别”和“计划变更原则”对管理者提出了一些建议。老先生认为一旦认定计划必须变更，管理人一定要遵循“目标实现原则”、“渐进试行原则”和“水到渠成原则”。华为总裁任正非说过，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可以说两位管理大师的意见在此处不谋而合，这其中暗含的中国式管理智慧无法一言蔽之。
　　当然，我认为最佳的计划调整方案应当是“不调整”，或者说是早做打算，转移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类风险。管理中的计划工作应当是一个指导性、科学性、预见性很强的活动，同时又是一项复杂又困难的任务，通常需要一个组织内部多部门共同商议协调。如果计划的灵活性足够大，那么由于意外引发损失的风险就相对较小，这说明制定计划应当尽可能留有余地，把计划的“轴心”固定在最佳承重位置。对于管理人来说，如果承担的任务重、目标期限长，灵活的优势就能显著体现。
　　同样的，具有补充计划功能的应急预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计划变更带来的损失，因为“修修补补”总比“拆机重装”来得划算。总体来说，合理辨别计划的“不可变”和“可变”性，站在“不可变”的立场找出“可变”的部分，尝试在“改变”中寻求“不变”是曾老先生在书中教会我的道理，这种察微预事、以不变应万变的执行精神，才是正当的处理方式。
　　在生活中任何事物都是变化中发展、发展中变化、进步的，二者相互促进推动，螺旋式上升。通过读曾老的这本书，让我真正明白了“以不变应万变”的哲理，让我对父亲管理方面的智慧更加崇拜。作为一名学生，我在学习生活中更应该树立远大目标，合理利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效用”，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要牢记初心、不畏困难，将当下事做到极致，在静中等待事物发展的变化和机遇，博观约取，厚积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