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中印两国同为农业人口大国和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两国深入“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中印两国在许多领域既有着广泛的合作，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对比分析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探讨两国目前发展面临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对其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印经济发展模式对比分析;发展困境;政策建议
一、前言
索洛模型中有关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稳定状态效应分析，表明一国储蓄倾向的提高或劳动力增长率的提高，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一次性的。但是，只要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生活水平就能持续的提高。中印两国都是当今世界的农业人口大国，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两国在许多领域既存在同质性竞争也有着产业内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而印度则成为了“全球办公室”，这是中印两国积极参与全球化，推动本国制度创新的成果。
2019年印度与中国的双边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54.9亿美元，下降5.3%。其中，印度对中国出口171.3亿美元，增长3.9%，占印度出口总额的5.3%，增加0.2个百分点;印度自中国进口683.7亿美元，下降7.3%，占印度进口总额的14.1%，下降0.2个百分点。印方贸易逆差512.4亿美元，下降10.5%，中国是印度第一大逆差来源国。中国是印度排名第三位的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印度对中国主要出口矿产品、化工产品和机电产品，进口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近年来，中印两国在深化经贸合作进程中，不断改进生产方式，更好地整合要素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推动两国经济发展搭建平台。
二、中印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一）四部门经济下，从需求侧分析，即影响商品市场需求的因素主要有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对外贸易（NX）;从商品市场的供给侧分析，影响商品供给（YS）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供给（NS）和劳动力需求（Nd）。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建立在有效需求不足假说之上，这也是凯恩斯学派一贯提倡的通过提高政府支出、增加居民消费、促进企业投资和实现对外贸易的顺差来增加国民收入。而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首要任务是保供给，核心内容是调结构，关键环节是提品质，重要举措是促融合，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对外贸易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生产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向结构性矛盾，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加关注质量安全和个性化的需求。顺应经济发展新形势，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是必由之路。
（三）印度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高。亚洲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是通过将高储蓄转为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在印度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印度的许多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储蓄率也较低，但印度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高，更有着有着几亿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因此在四部门经济下从商品市场的需求侧分析，印度更加依赖内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三、中印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一）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生产的许多工业品的技术含量不高，产品的附加值低、可替代性强，制造业一度陷入“大而不强”的困境。中国通过高投资、高储蓄、高出口，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工业化进程。近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著，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现有的养老体系决定了中国老百姓年轻时要大量存钱来养老，伴随着人口红利优势的流失，广大城乡居民的储蓄率普遍高，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空间有限，这影响了国内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也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靠内需拉动的潜力有限。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自由贸易区建设，推进精准扶贫国家战略，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推动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较高，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二）印度深受佛教文化影响，消费尤其是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印度国内人口众多但人口红利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印度虽早已建立起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没有像中国这样能够将制造业和服务业有效衔接，也没能创造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完备工业体系。此外，与中国实施的大众教育不同，印度一惯奉行的是精英教育即只有极少數的人能够受到高等教育，所以印度优质劳动力主要向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的中高端服务业集中，中低端制造业和农业从业者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素质普遍较低。此外，印度国内经济开放程度较低，吸引外资的能力有限，印度国内也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许多中下层老百姓甚至没有就业机会也就没有收入和消费能力，这制约着印度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印度在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组织合作过程中，也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
（三）中印两国将谋求发展看成国家头等任务，推进中印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印两国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扩张，都进行了全国封锁措施，两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都面临着一些困难。中国将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拟安排地方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印度也将推出总额为20万亿卢比（约合26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四、促进中印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技术创新合作，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中印两国都通过廉价的资源优势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成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中印两国要充分利用好孟中印缅经济战略平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提高两国的综合国际竞争力。中印可加强各自擅长的制造业与服务业方面的合作，中国可充分利用印度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低成本优势，推动中低端制造产业向印度的转移，边干边学，印度可以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本国制造业工人的专业技能水平。同时，中国与印度可在信息技术服务业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国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和延长第三产业的价值链，，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帮助印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第二，加强产业内贸易合作。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是发展中大国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印度较早地发展起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造成了大量贫困人口。加强中印产业内贸易合作，中国可助力印度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工业体系，增加印度的就业量，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缩小中印两国的市场规模差异，扩大对外开放程度。
第三，强化区域贸易合作。两国要深入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两国高层互访，进一步搭建合作平台，促进经济与文化交流合作，学习各自减贫事业方面的经验，通过持续的协同合作，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跨境产业链合作。
参考文献
[1] 郑宇，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办公室”——中印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07）：24-39
[2]沈开艳，中印经济发展模式之比较[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3）：84-86
[3]李静，陆亚琴.中国与孟、印、缅国家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研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19，（13）：31-32.
作者简介：肖华芳（1993-），女，汉族，四川达州，云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关键词：中印经济发展模式对比分析;发展困境;政策建议
一、前言
索洛模型中有关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稳定状态效应分析，表明一国储蓄倾向的提高或劳动力增长率的提高，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一次性的。但是，只要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高，生活水平就能持续的提高。中印两国都是当今世界的农业人口大国，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两国在许多领域既存在同质性竞争也有着产业内贸易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而印度则成为了“全球办公室”，这是中印两国积极参与全球化，推动本国制度创新的成果。
2019年印度与中国的双边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54.9亿美元，下降5.3%。其中，印度对中国出口171.3亿美元，增长3.9%，占印度出口总额的5.3%，增加0.2个百分点;印度自中国进口683.7亿美元，下降7.3%，占印度进口总额的14.1%，下降0.2个百分点。印方贸易逆差512.4亿美元，下降10.5%，中国是印度第一大逆差来源国。中国是印度排名第三位的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印度对中国主要出口矿产品、化工产品和机电产品，进口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近年来，中印两国在深化经贸合作进程中，不断改进生产方式，更好地整合要素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推动两国经济发展搭建平台。
二、中印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一）四部门经济下，从需求侧分析，即影响商品市场需求的因素主要有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对外贸易（NX）;从商品市场的供给侧分析，影响商品供给（YS）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供给（NS）和劳动力需求（Nd）。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建立在有效需求不足假说之上，这也是凯恩斯学派一贯提倡的通过提高政府支出、增加居民消费、促进企业投资和实现对外贸易的顺差来增加国民收入。而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首要任务是保供给，核心内容是调结构，关键环节是提品质，重要举措是促融合，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二）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对外贸易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生产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向结构性矛盾，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加关注质量安全和个性化的需求。顺应经济发展新形势，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是必由之路。
（三）印度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高。亚洲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是通过将高储蓄转为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而在印度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印度的许多产业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同中国相比印度的储蓄率也较低，但印度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高，更有着有着几亿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因此在四部门经济下从商品市场的需求侧分析，印度更加依赖内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三、中印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一）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生产的许多工业品的技术含量不高，产品的附加值低、可替代性强，制造业一度陷入“大而不强”的困境。中国通过高投资、高储蓄、高出口，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工业化进程。近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显著，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现有的养老体系决定了中国老百姓年轻时要大量存钱来养老，伴随着人口红利优势的流失，广大城乡居民的储蓄率普遍高，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空间有限，这影响了国内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也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靠内需拉动的潜力有限。近年来，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自由贸易区建设，推进精准扶贫国家战略，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推动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较高，巨额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二）印度深受佛教文化影响，消费尤其是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印度国内人口众多但人口红利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印度虽早已建立起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没有像中国这样能够将制造业和服务业有效衔接，也没能创造大量吸纳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完备工业体系。此外，与中国实施的大众教育不同，印度一惯奉行的是精英教育即只有极少數的人能够受到高等教育，所以印度优质劳动力主要向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的中高端服务业集中，中低端制造业和农业从业者的劳动技能和劳动素质普遍较低。此外，印度国内经济开放程度较低，吸引外资的能力有限，印度国内也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许多中下层老百姓甚至没有就业机会也就没有收入和消费能力，这制约着印度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印度在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组织合作过程中，也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
（三）中印两国将谋求发展看成国家头等任务，推进中印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印两国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扩张，都进行了全国封锁措施，两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都面临着一些困难。中国将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拟安排地方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项目资本金的比例。印度也将推出总额为20万亿卢比（约合26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四、促进中印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技术创新合作，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中印两国都通过廉价的资源优势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成为发达国家的加工厂。中印两国要充分利用好孟中印缅经济战略平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提高两国的综合国际竞争力。中印可加强各自擅长的制造业与服务业方面的合作，中国可充分利用印度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低成本优势，推动中低端制造产业向印度的转移，边干边学，印度可以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本国制造业工人的专业技能水平。同时，中国与印度可在信息技术服务业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中国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和延长第三产业的价值链，，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帮助印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第二，加强产业内贸易合作。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是发展中大国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印度较早地发展起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造成了大量贫困人口。加强中印产业内贸易合作，中国可助力印度建立起更加完备的工业体系，增加印度的就业量，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缩小中印两国的市场规模差异，扩大对外开放程度。
第三，强化区域贸易合作。两国要深入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两国高层互访，进一步搭建合作平台，促进经济与文化交流合作，学习各自减贫事业方面的经验，通过持续的协同合作，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跨境产业链合作。
参考文献
[1] 郑宇，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办公室”——中印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07）：24-39
[2]沈开艳，中印经济发展模式之比较[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3）：84-86
[3]李静，陆亚琴.中国与孟、印、缅国家产业内贸易及影响因素研究[J].内蒙古煤炭经济，2019，（13）：31-32.
作者简介：肖华芳（1993-），女，汉族，四川达州，云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