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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知名导演、金牌监制陈国富认识了跑剧组混饭吃、并已经开始转向幕后的演员杜家毅。8年间，陈国富目睹了杜家毅以制作人的身份成功操盘了电影《梅兰芳》，又在《麦田》中完成了从小演员到男主角的疯癫转身。
一个讲述台湾青年从丽江骑车去西藏的故事《转山》让他们完成了一次最彻底的合作，在他们看来，电影也是一趟旅程，只有够纯粹才会有机会。
被“忽悠”的金牌监制
幸好杜家毅8年前是以制片人的身份第一次见到陈国富。否则，很有可能，陈国富会认为他没什么好混的，还会劝他安心当好一个五线演员
陈国富：你知道吗？其实我是被你骗了的，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杜家毅：那应该是“非典”那年，2003年。在哥伦比亚亚洲办公室，何平导演的助手说介绍我认识一个人，我就去了，那天你就出现了。
陈国富：当时朋友说介绍一个制片人给我认识，听上去很成熟的感觉，但那时候你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幸好你比较老相，长相上可以混得过去，但后来我搞清楚你的年龄之后，就感觉被骗了。
杜家毅：后来你还总跟我开玩笑说，幸好见我之前对我一无所知。
陈国富：对啊，如果我当时了解内地的电影圈，看过你演的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作品，我可能会觉得你还混什么呢，当你那个五线演员就好了。正是因为对你一无所知才会没有任何偏见地当成一个有电影梦想的人，不会去想哪些可能你添油加醋了，很认真地去看待你所提出来想做的每一件事情。
杜家毅：那个时候我只看过你作品，最早看到《征婚启事》，后来又看到《双瞳》，当时就吓了一跳，这两部电影居然可以出自一个人之手。但和你接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几乎不聊自己的电影，你聊方向、聊电影的角度，这一点给我的启发很大，我开始觉得一个电影导演的眼光不能只是局限于自己拍的东西。
陈国富：其实认识你这么多年，我很熟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能力、你的性格，我一直希望有一个什么事情，有一个什么仪式，或者是一个什么举动，我能够让你静下来，让你定住，去很专注地关注一件事，关注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做导演去完成一部电影，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也是一个赌注，我也不是算命的，我也不能说一定怎么着，但是我觉得值得一试。
杜家毅：你今年监制了好几部电影都是我这样的新导演，是他们每个人都面临和我一样的问题吗？
陈国富：就是碰到了，我也没有规划说今年应该只和新导演合作，如果我有好的故事和想法，刚好我认识你，觉得你合适，和你聊完之后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合作。也有的是其他导演自己弄好项目拿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做，我觉得应该做得很好就做。比如《画皮2》，投资人问我这次可不可以用新导演，我说新导演当然好，就是这样。
杜家毅：做监制，和我们这种新导演的合作，从我的感觉而言，没有觉察出你做这件工作的时候和做别的有什么区别，我特想问问你自己的感觉？
陈国富：比较累，资深导演会有很多他既有的工作模式，有自己的班底，有经验积累，不需要事事跟你协商。对于你们，我真的要把经验传给你，给的方式有时候是间接的，有时候是直接的，有时候是擦边球，要用各种方式，这比较费劲，要去想具体怎么能够给你提供协助，方法很微妙，要自己发明。
杜家毅：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不太了解自己，你有点像我的镜子，很严厉的镜子，但你的严厉又是那种轻描淡写的，在生活中，任何再严重的问题你都会很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只有了解你的人才知道你不会轻易说这样的话。所以跟你工作的压力不是那种硬的，是用软压力包裹着周围的人。
陈国富：你这样评价我，听起来好像还蛮写实的，但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也不是刻意的。我们做的都是创作工作，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用模式去套，或者是给一种规范。比如说你今天可以说，你帮我把这个东西从那搬到那，我给你二十块钱，这是可以量化的，你可以坐在旁边看着他把这个东西搬过去，中间有没有停下来偷偷休息，你可以看到，但是创作你怎么规范，你如果不是心服口服，你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去追求那个东西，谁都没辙。
杜家毅：还有一点是给我启发特别大的，就是坚持，只要是你坚持的东西就会很专注，比如我们平时开会经常会出现开着开着就跑题了，大家会聊别的，但跟你开会就不会，你会揪着一个话题聊到底。
陈国富：我总是觉得坚持只有一种坚持，没有好几种坚持，确定了一个想法，就要追究下去，不能泛泛的一谈。
新晋导演教科书
《转山》最初是一本畅销书，讲述一个台湾青年骑车几千公里去西藏的故事，陈国富把它交给了杜家毅使之成为了后者的电影处女作，而杜家毅在陈国富的监制下完成这部电影的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所有新晋导演的教科书。
杜家毅：其实，对于我来讲，《转山》作为我的第一部电影导演作品，我没想到，因为没有想过要拍这样的电影。
陈国富：这书在台湾很畅销，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说读过后很感动，我就找来读，我记得我都没读完就打电话给你了，一开始我并没有跟你讲要拍电影，我就是想让你告诉我你读完的感觉，结果你读完之后就有想法了。
杜家毅：我觉得这是缘分吧。小说里的人物非常打动我，而且我也知道你不会轻易说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和我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相似，你又愿意做监制，这非常关键。一个年轻导演出去跟人聊怎么聊，得有一个头牌吧，这个戏里也没有特别大牌的演员，可不就得死命拽住你，拖着你下水，用苦肉计，用电影梦想去喷，最后当你决定帮我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电影是有规格、有力量的。
陈国富：其实能想到你也是因为你和小说里的主人公挺像的。你不是在前一年也做了一趟那样的旅行吗，开车自驾游，你回来后讲的故事也挺戏剧性的，包括半夜自己雇了车要过梅里雪山这种事。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总会想到你跟我描述过的那些事。还有就是我想让这个故事尽可能地原汁原味。因为它的拍摄地是在内地，所以我觉得它必须要有一个内地团队来完成，从台湾来的一定搞不定。演员也是一样，也考虑过要不要用内地演员，最后还是放弃，我当时就是在想，也许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我们尽可能地把这个事情做到像我们当时被这个题材所感动的那样。
杜家毅：有人说我一个新导演拍戏为什么不用大明星，我说你就是最大的大牌啊。况且《转山》是一部很苦的戏，我们的投资人说国内的明星没有哪一个可以做到在那样高海拔的恶劣环境里跟我们全程顺拍下来，经历风吹日晒。
陈国富：我也考虑过找明星，也讨论过好几回，但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概念，就是最终它还是需要一个新人。明星也可以去争取，但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比如说他说我很想拍，但是我的档期就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中间可能还要离组三次去做活动，你那时候就会很纠结，同意还是不同意。这是一个很纯粹的故事，也是一部很纯粹的电影，如果是带着一种应付差事的心情去做，带着一种想要蒙骗观众的方式去做，最后的结果会很不到位。
杜家毅：和传统的青春公路片相比，《转山》没那么甜，这也是我一直的坚持。我觉得它更真实，更能让观众身临其境去感受人物，主人公张书豪干的事并不多么伟大，只是我们跟随他这个电影人物，走了一遭，你了解了这个人，也了解了他在路上的经历。你一直说不要拍风光片，这句话轻描淡写却内藏讽刺，因为我们之前所看到国内电影，一直强调这个。你说不要看风光，要看的是这个人物，你从来不要求景，认为天给什么就拍什么。
陈国富：我的经验一直都是无论老天给你什么，创作还是你的创作，不能完全靠天吃饭。拍《转山》选择不是西藏最美的季节去拍，也是有意想淡化风景。
杜家毅：有一次，我两天都在等一个光，然后制片人就给你汇报说我又犯轴了，你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能不能把这个不是你想象中的光的感觉给我拍回来，我当时立刻就有一种被点透的感觉。要看风光，西藏卫视有很多，不需要电影人去，电影工作者是在拍人，有了人物，才可能去拍一部电影。
陈国富：除了明白真正要拍什么之外，还要明白的就是怎么拍。拍《转山》时也有很多细节上的困难，其实拍任何电影只要有要求，肯定会有困难。其中有一个打狗的场景，你们布过两次景，都觉得打狗这个情节有问题，去哪弄狗？狗能演戏吗？狗能配合吗？咬人怎么办？对这个我却逼得很紧，中间有几次你很含蓄、拐弯抹角跟我讨论说可不可以绕过这个情节，我说不太好。
杜家毅：你不会说不行，一定要拍。你电话里说这个不太好，然后就不说了。一句不太好我就要掂量了。这也是我这次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在坚持的时候，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就算天不给你，你可以换一个方法，要到那个电影里要的就可以。对于一个新导演来说，经验也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的。
陈国富：你也有一些让我意外的地方，我原来没有期待的东西你做到了不少。比如说新导演比较容易犯的问题是不追求技术的精确度，一方面没有经验，也容易被现场气氛压住，那么大一组人，各种人来问各种问题，要你做各种选择，有时候导演就会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但你永远是用最细致的方法去完成一场戏，拍回来素材有各种角度。我记得我在拍的时候就表扬过你了，我说你应该拍一个商业动作片。
杜家毅：其实外界有时候蛮妖魔化你的，这次合作后我发现跟你一起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导演能完成自己的梦想，你给了我一个拐杖，在面对一场戏或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给你打电话，有时候你一句话会胜于我自己在旁边纠结半天。
陈国富：这也是因为我足够了解你，也有一种信任。什么是信任，就是你要相信你生活当中的所有点点滴滴的感受，这种信任不是说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个电影拍得多好，而是我愿意把跟你相处以及交流这种体验透过电影表达出来。
杜家毅：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可能又有很多人要跟你讨论关于文艺片的话题了。譬如说在商业电影的大环境下，文艺片的生存空间等等。
陈国富：比如我要求更忠于原著精神，看起来好像脱离电影市场的考量，但是我认为别把自己弄得四不像，浓妆艳抹，大家感受不到这个作品最内在的那种力量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区分性里的身份就模糊了，大家怎么来评价和讨论呢？所以，商业有各种商业，我不认为文艺的电影就一定不商业，一定要纯粹你才有机会。
什么都别想，先拍
对于两个都能做到背起包就上路的人来说，电影也是一趟奇妙的旅行，有想法就要付诸行动，无论是想去的地方还是想做的事。
陈国富：一些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跟我说，很向往西藏，很想出去走走。我的回答就是，那去吧，别再犹豫了。
杜家毅：每次电影结束以后，我就突发奇想，干点儿自己想干的，说走就走了。有一次，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他明天出发，原本约好的旅伴临时爽约，弄得他很尴尬，他问我去吗，我说OK，你在哪儿。
陈国富： 我有过随遇而安的那种旅行，当然我不是驴友，不骑自行车。曾经拖着大行李箱到了国外，找不到住的地方，把行李放在车站储物柜里，再徒步去找最便宜的安身之所，包括我在尼泊尔爬山，也有很多这种体会。我比较随性，而你是很典型的那种。
杜家毅：我印象中你有高原反应，你去尼泊尔是哪一年，多大岁数？
陈国富：30出头。有一个朋友去过两回，他说我还要去，你要不要一起，我说行。从尼泊尔爬喜马拉雅山，有舒服的，豪华的，有特别崎岖、挑战的。他没有跟我讲，因为他前两次去的是舒服的，第三次想挑战一下，结果我就去跟他走了一趟最苦的路线，我那次也有高原反应，到了海拔3500米就开始有反应了。
杜家毅： 我2007年去过西藏，近两个月的旅途，就是从青藏进，到拉萨休息三天，再从拉萨走后藏，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直走到札达，然后从札达回拉萨，再调整三天，从拉萨出来走《转山》原作者谢旺霖走过的这条，从川藏线转到滇藏，到香格里拉停下来，休息两天坐飞机回北京。
陈国富：要PK两个人的旅行经历，当然你更牛了，你连英文都不会讲就敢去纽约住了。
杜家毅：在纽约混过一段时间，不长，三四个月吧，也去过大堡礁潜水。但是有些东西你年轻的时候都玩过了，当然你现在也很年轻。我还记得准备去纽约的时候跟你说，你也是轻描淡写地说，去吧。我在那边给你发短信，你说这个区不错，其实你早就去过美国和欧洲，但是我不跟你聊这个话题你永远也不会讲你去过了，当我找你聊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经历过的你都经历过。
陈国富：其实走出去这件事和做电影也蛮像的。现在的年轻人太意识到环境给他们的限制，抱怨或者纠结，其实很多的无奈应该化为一种走出去的决心。《转山》这样的电影能鼓动一下这种情绪，看过的人都会有想要行动或走出去的情绪，这才正是它的价值。
杜家毅：对，其实电影本身是很单纯的，只有你抛开那些让你分神的东西，大家真的在拍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力量才能出来。
陈国富：每一个导演都要经历类似这样的考验。其实拍电影和从丽江骑自行车到拉萨很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有勇气骑着一辆单车去接受考验，没那么多事。你说西藏能不能去，这路我能不能骑完，我会不会有高原反应，你就老在想那个事情，很多电影青年也都在想这个事情，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剧本，有没有投资。能不能先不想这些，你拿着一台现在满大街都能买到数码摄影机、甚至Iphone都能拍，拍出来看就知道行不行了。
杜家毅：拍完《转山》后，很多人也会提到关于梦想的话题，因为这是一个和年轻人梦想有关的电影，你觉得在商业电影时代，年轻的华语电影导演怎么实现自己的电影梦？
陈国富：这就是旅程，就和《转山》这个故事一样，你说他走完了吗，到了拉萨目的地可能是另外一个开始，这不就是人生吗，永远是设定一个旅程，在结束的时候，就知道还有下一个旅程。电影就是这样的，人家说我掌握住电影我没觉得，我永远在学习。做电影，不到最后一秒钟不能拿出来给观众看，这是一个工业标准，所有的细节、元素是不调到它的最佳位置，做导演的不应该轻易放过这些。
陈国富的“软压力”
“有一天我在现场发飙了，搞不定了，不拍了。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你知道你有多幸运，有多少年轻导演痛苦挣扎，没有投资，你竟然还能发飙。这条短信我一直留着，直到杀青才删掉。他就是这种软性的，不会很强硬，但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是很有作用的，我会发狠去干好一件事，监制的力量就是不经意地刺痛你的那条中轴线”。
—杜家毅
陈国富
新主流电影运动的开创人、启蒙人，电影《征婚启事》《双瞳》等导演，近年来多以监制身份出现，先后开发了《可可西里》《天下无贼》《集结号》《李米的猜想》《非诚勿扰》《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影片，是近二十年来对中国电影市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杜家毅的“好演技”
“和年轻导演合作，我不觉得都是我一直在给他们东西，他们也会给我很多东西。这次拍摄在进藏区之前，杜家毅为了启发演员，先把自己喝大了，再声泪俱下地诉说他的生平往事，我当时很震撼，没想到他竟然有用这样的方式去跟演员交流的，这说明他在那个时候把电影和生活已经糅在一起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演员，会演嘛！”
—陈国富
杜家毅
电影《梅兰芳》总制片人、《麦田》男主角。生于上海，幼年随父亲参观片场，立志从事影业。19岁独闯北京，做过演员、主持人、编剧、制片人。因在电影《洗澡》里高唱《我的太阳》的胖子苗壮一角，引起关注。近期推出电影处女作《转山》。
一个讲述台湾青年从丽江骑车去西藏的故事《转山》让他们完成了一次最彻底的合作，在他们看来，电影也是一趟旅程，只有够纯粹才会有机会。
被“忽悠”的金牌监制
幸好杜家毅8年前是以制片人的身份第一次见到陈国富。否则，很有可能，陈国富会认为他没什么好混的，还会劝他安心当好一个五线演员
陈国富：你知道吗？其实我是被你骗了的，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杜家毅：那应该是“非典”那年，2003年。在哥伦比亚亚洲办公室，何平导演的助手说介绍我认识一个人，我就去了，那天你就出现了。
陈国富：当时朋友说介绍一个制片人给我认识，听上去很成熟的感觉，但那时候你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幸好你比较老相，长相上可以混得过去，但后来我搞清楚你的年龄之后，就感觉被骗了。
杜家毅：后来你还总跟我开玩笑说，幸好见我之前对我一无所知。
陈国富：对啊，如果我当时了解内地的电影圈，看过你演的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作品，我可能会觉得你还混什么呢，当你那个五线演员就好了。正是因为对你一无所知才会没有任何偏见地当成一个有电影梦想的人，不会去想哪些可能你添油加醋了，很认真地去看待你所提出来想做的每一件事情。
杜家毅：那个时候我只看过你作品，最早看到《征婚启事》，后来又看到《双瞳》，当时就吓了一跳，这两部电影居然可以出自一个人之手。但和你接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几乎不聊自己的电影，你聊方向、聊电影的角度，这一点给我的启发很大，我开始觉得一个电影导演的眼光不能只是局限于自己拍的东西。
陈国富：其实认识你这么多年，我很熟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能力、你的性格，我一直希望有一个什么事情，有一个什么仪式，或者是一个什么举动，我能够让你静下来，让你定住，去很专注地关注一件事，关注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做导演去完成一部电影，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这也是一个赌注，我也不是算命的，我也不能说一定怎么着，但是我觉得值得一试。
杜家毅：你今年监制了好几部电影都是我这样的新导演，是他们每个人都面临和我一样的问题吗？
陈国富：就是碰到了，我也没有规划说今年应该只和新导演合作，如果我有好的故事和想法，刚好我认识你，觉得你合适，和你聊完之后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合作。也有的是其他导演自己弄好项目拿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做，我觉得应该做得很好就做。比如《画皮2》，投资人问我这次可不可以用新导演，我说新导演当然好，就是这样。
杜家毅：做监制，和我们这种新导演的合作，从我的感觉而言，没有觉察出你做这件工作的时候和做别的有什么区别，我特想问问你自己的感觉？
陈国富：比较累，资深导演会有很多他既有的工作模式，有自己的班底，有经验积累，不需要事事跟你协商。对于你们，我真的要把经验传给你，给的方式有时候是间接的，有时候是直接的，有时候是擦边球，要用各种方式，这比较费劲，要去想具体怎么能够给你提供协助，方法很微妙，要自己发明。
杜家毅：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不太了解自己，你有点像我的镜子，很严厉的镜子，但你的严厉又是那种轻描淡写的，在生活中，任何再严重的问题你都会很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只有了解你的人才知道你不会轻易说这样的话。所以跟你工作的压力不是那种硬的，是用软压力包裹着周围的人。
陈国富：你这样评价我，听起来好像还蛮写实的，但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也不是刻意的。我们做的都是创作工作，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用模式去套，或者是给一种规范。比如说你今天可以说，你帮我把这个东西从那搬到那，我给你二十块钱，这是可以量化的，你可以坐在旁边看着他把这个东西搬过去，中间有没有停下来偷偷休息，你可以看到，但是创作你怎么规范，你如果不是心服口服，你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去追求那个东西，谁都没辙。
杜家毅：还有一点是给我启发特别大的，就是坚持，只要是你坚持的东西就会很专注，比如我们平时开会经常会出现开着开着就跑题了，大家会聊别的，但跟你开会就不会，你会揪着一个话题聊到底。
陈国富：我总是觉得坚持只有一种坚持，没有好几种坚持，确定了一个想法，就要追究下去，不能泛泛的一谈。
新晋导演教科书
《转山》最初是一本畅销书，讲述一个台湾青年骑车几千公里去西藏的故事，陈国富把它交给了杜家毅使之成为了后者的电影处女作，而杜家毅在陈国富的监制下完成这部电影的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所有新晋导演的教科书。
杜家毅：其实，对于我来讲，《转山》作为我的第一部电影导演作品，我没想到，因为没有想过要拍这样的电影。
陈国富：这书在台湾很畅销，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说读过后很感动，我就找来读，我记得我都没读完就打电话给你了，一开始我并没有跟你讲要拍电影，我就是想让你告诉我你读完的感觉，结果你读完之后就有想法了。
杜家毅：我觉得这是缘分吧。小说里的人物非常打动我，而且我也知道你不会轻易说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和我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相似，你又愿意做监制，这非常关键。一个年轻导演出去跟人聊怎么聊，得有一个头牌吧，这个戏里也没有特别大牌的演员，可不就得死命拽住你，拖着你下水，用苦肉计，用电影梦想去喷，最后当你决定帮我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电影是有规格、有力量的。
陈国富：其实能想到你也是因为你和小说里的主人公挺像的。你不是在前一年也做了一趟那样的旅行吗，开车自驾游，你回来后讲的故事也挺戏剧性的，包括半夜自己雇了车要过梅里雪山这种事。我看那本书的时候总会想到你跟我描述过的那些事。还有就是我想让这个故事尽可能地原汁原味。因为它的拍摄地是在内地，所以我觉得它必须要有一个内地团队来完成，从台湾来的一定搞不定。演员也是一样，也考虑过要不要用内地演员，最后还是放弃，我当时就是在想，也许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我们尽可能地把这个事情做到像我们当时被这个题材所感动的那样。
杜家毅：有人说我一个新导演拍戏为什么不用大明星，我说你就是最大的大牌啊。况且《转山》是一部很苦的戏，我们的投资人说国内的明星没有哪一个可以做到在那样高海拔的恶劣环境里跟我们全程顺拍下来，经历风吹日晒。
陈国富：我也考虑过找明星，也讨论过好几回，但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概念，就是最终它还是需要一个新人。明星也可以去争取，但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比如说他说我很想拍，但是我的档期就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中间可能还要离组三次去做活动，你那时候就会很纠结，同意还是不同意。这是一个很纯粹的故事，也是一部很纯粹的电影，如果是带着一种应付差事的心情去做，带着一种想要蒙骗观众的方式去做，最后的结果会很不到位。
杜家毅：和传统的青春公路片相比，《转山》没那么甜，这也是我一直的坚持。我觉得它更真实，更能让观众身临其境去感受人物，主人公张书豪干的事并不多么伟大，只是我们跟随他这个电影人物，走了一遭，你了解了这个人，也了解了他在路上的经历。你一直说不要拍风光片，这句话轻描淡写却内藏讽刺，因为我们之前所看到国内电影，一直强调这个。你说不要看风光，要看的是这个人物，你从来不要求景，认为天给什么就拍什么。
陈国富：我的经验一直都是无论老天给你什么，创作还是你的创作，不能完全靠天吃饭。拍《转山》选择不是西藏最美的季节去拍，也是有意想淡化风景。
杜家毅：有一次，我两天都在等一个光，然后制片人就给你汇报说我又犯轴了，你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能不能把这个不是你想象中的光的感觉给我拍回来，我当时立刻就有一种被点透的感觉。要看风光，西藏卫视有很多，不需要电影人去，电影工作者是在拍人，有了人物，才可能去拍一部电影。
陈国富：除了明白真正要拍什么之外，还要明白的就是怎么拍。拍《转山》时也有很多细节上的困难，其实拍任何电影只要有要求，肯定会有困难。其中有一个打狗的场景，你们布过两次景，都觉得打狗这个情节有问题，去哪弄狗？狗能演戏吗？狗能配合吗？咬人怎么办？对这个我却逼得很紧，中间有几次你很含蓄、拐弯抹角跟我讨论说可不可以绕过这个情节，我说不太好。
杜家毅：你不会说不行，一定要拍。你电话里说这个不太好，然后就不说了。一句不太好我就要掂量了。这也是我这次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在坚持的时候，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就算天不给你，你可以换一个方法，要到那个电影里要的就可以。对于一个新导演来说，经验也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的。
陈国富：你也有一些让我意外的地方，我原来没有期待的东西你做到了不少。比如说新导演比较容易犯的问题是不追求技术的精确度，一方面没有经验，也容易被现场气氛压住，那么大一组人，各种人来问各种问题，要你做各种选择，有时候导演就会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但你永远是用最细致的方法去完成一场戏，拍回来素材有各种角度。我记得我在拍的时候就表扬过你了，我说你应该拍一个商业动作片。
杜家毅：其实外界有时候蛮妖魔化你的，这次合作后我发现跟你一起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导演能完成自己的梦想，你给了我一个拐杖，在面对一场戏或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给你打电话，有时候你一句话会胜于我自己在旁边纠结半天。
陈国富：这也是因为我足够了解你，也有一种信任。什么是信任，就是你要相信你生活当中的所有点点滴滴的感受，这种信任不是说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个电影拍得多好，而是我愿意把跟你相处以及交流这种体验透过电影表达出来。
杜家毅：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可能又有很多人要跟你讨论关于文艺片的话题了。譬如说在商业电影的大环境下，文艺片的生存空间等等。
陈国富：比如我要求更忠于原著精神，看起来好像脱离电影市场的考量，但是我认为别把自己弄得四不像，浓妆艳抹，大家感受不到这个作品最内在的那种力量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区分性里的身份就模糊了，大家怎么来评价和讨论呢？所以，商业有各种商业，我不认为文艺的电影就一定不商业，一定要纯粹你才有机会。
什么都别想，先拍
对于两个都能做到背起包就上路的人来说，电影也是一趟奇妙的旅行，有想法就要付诸行动，无论是想去的地方还是想做的事。
陈国富：一些已经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会跟我说，很向往西藏，很想出去走走。我的回答就是，那去吧，别再犹豫了。
杜家毅：每次电影结束以后，我就突发奇想，干点儿自己想干的，说走就走了。有一次，一个朋友打电话说他明天出发，原本约好的旅伴临时爽约，弄得他很尴尬，他问我去吗，我说OK，你在哪儿。
陈国富： 我有过随遇而安的那种旅行，当然我不是驴友，不骑自行车。曾经拖着大行李箱到了国外，找不到住的地方，把行李放在车站储物柜里，再徒步去找最便宜的安身之所，包括我在尼泊尔爬山，也有很多这种体会。我比较随性，而你是很典型的那种。
杜家毅：我印象中你有高原反应，你去尼泊尔是哪一年，多大岁数？
陈国富：30出头。有一个朋友去过两回，他说我还要去，你要不要一起，我说行。从尼泊尔爬喜马拉雅山，有舒服的，豪华的，有特别崎岖、挑战的。他没有跟我讲，因为他前两次去的是舒服的，第三次想挑战一下，结果我就去跟他走了一趟最苦的路线，我那次也有高原反应，到了海拔3500米就开始有反应了。
杜家毅： 我2007年去过西藏，近两个月的旅途，就是从青藏进，到拉萨休息三天，再从拉萨走后藏，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直走到札达，然后从札达回拉萨，再调整三天，从拉萨出来走《转山》原作者谢旺霖走过的这条，从川藏线转到滇藏，到香格里拉停下来，休息两天坐飞机回北京。
陈国富：要PK两个人的旅行经历，当然你更牛了，你连英文都不会讲就敢去纽约住了。
杜家毅：在纽约混过一段时间，不长，三四个月吧，也去过大堡礁潜水。但是有些东西你年轻的时候都玩过了，当然你现在也很年轻。我还记得准备去纽约的时候跟你说，你也是轻描淡写地说，去吧。我在那边给你发短信，你说这个区不错，其实你早就去过美国和欧洲，但是我不跟你聊这个话题你永远也不会讲你去过了，当我找你聊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经历过的你都经历过。
陈国富：其实走出去这件事和做电影也蛮像的。现在的年轻人太意识到环境给他们的限制，抱怨或者纠结，其实很多的无奈应该化为一种走出去的决心。《转山》这样的电影能鼓动一下这种情绪，看过的人都会有想要行动或走出去的情绪，这才正是它的价值。
杜家毅：对，其实电影本身是很单纯的，只有你抛开那些让你分神的东西，大家真的在拍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力量才能出来。
陈国富：每一个导演都要经历类似这样的考验。其实拍电影和从丽江骑自行车到拉萨很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有勇气骑着一辆单车去接受考验，没那么多事。你说西藏能不能去，这路我能不能骑完，我会不会有高原反应，你就老在想那个事情，很多电影青年也都在想这个事情，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剧本，有没有投资。能不能先不想这些，你拿着一台现在满大街都能买到数码摄影机、甚至Iphone都能拍，拍出来看就知道行不行了。
杜家毅：拍完《转山》后，很多人也会提到关于梦想的话题，因为这是一个和年轻人梦想有关的电影，你觉得在商业电影时代，年轻的华语电影导演怎么实现自己的电影梦？
陈国富：这就是旅程，就和《转山》这个故事一样，你说他走完了吗，到了拉萨目的地可能是另外一个开始，这不就是人生吗，永远是设定一个旅程，在结束的时候，就知道还有下一个旅程。电影就是这样的，人家说我掌握住电影我没觉得，我永远在学习。做电影，不到最后一秒钟不能拿出来给观众看，这是一个工业标准，所有的细节、元素是不调到它的最佳位置，做导演的不应该轻易放过这些。
陈国富的“软压力”
“有一天我在现场发飙了，搞不定了，不拍了。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你知道你有多幸运，有多少年轻导演痛苦挣扎，没有投资，你竟然还能发飙。这条短信我一直留着，直到杀青才删掉。他就是这种软性的，不会很强硬，但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是很有作用的，我会发狠去干好一件事，监制的力量就是不经意地刺痛你的那条中轴线”。
—杜家毅
陈国富
新主流电影运动的开创人、启蒙人，电影《征婚启事》《双瞳》等导演，近年来多以监制身份出现，先后开发了《可可西里》《天下无贼》《集结号》《李米的猜想》《非诚勿扰》《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影片，是近二十年来对中国电影市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杜家毅的“好演技”
“和年轻导演合作，我不觉得都是我一直在给他们东西，他们也会给我很多东西。这次拍摄在进藏区之前，杜家毅为了启发演员，先把自己喝大了，再声泪俱下地诉说他的生平往事，我当时很震撼，没想到他竟然有用这样的方式去跟演员交流的，这说明他在那个时候把电影和生活已经糅在一起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演员，会演嘛！”
—陈国富
杜家毅
电影《梅兰芳》总制片人、《麦田》男主角。生于上海，幼年随父亲参观片场，立志从事影业。19岁独闯北京，做过演员、主持人、编剧、制片人。因在电影《洗澡》里高唱《我的太阳》的胖子苗壮一角，引起关注。近期推出电影处女作《转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