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奋起抗日。但在全民族进步抗战主流背后也有一股逆流，出现了一些助桀为虐的民族败类——汉奸。汉奸的出身除了汪精卫等一类政客外，绝大多数是由国民党杂牌军人或者由土匪演变而来，也有极少数是我军的叛徒。王宏鸣就是我军可耻的叛徒之一。
　　王宏鸣，又名王凤鸣，江西人，1932年参加红军，参加过长征和著名的平型关战役。红军时期的王宏鸣作战勇敢，为人很机警，也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在每次政治运动中，他都表现得很积极。所以，他一帆风顺从战士一直升到八路军六八六团团长、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宏鸣的政治表现多少带有伪装的成分，因为，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他仍然是一个流氓无产者。他的真实心理一般人摸不透，平时，冷漠的脸上很少能见到一丝笑容。
　　王宏鸣为什么会叛变革命并成为认贼为父的汉奸呢？事情要从湖西“肃托”说起。
　　1938年12月，平型关战役后，一一五师一分为二，一部分随聂荣臻留在河北，另一部分随罗荣桓来到山东，各自开辟抗日根据地。为适应战争需要，一一五师六八五团被改编为苏鲁豫支队，开进山东省微山湖西部地区，创立了湖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全支队共7个大队。支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王宏鸣任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梁兴初任四大队大队长。从干部配备上可以看出，王宏鸣当时地位是很高的，著名战将梁兴初曾经是他的同级干部和搭档。来到山东以后，王宏鸣经常以老红军和参加过长征为资本，与山东的地方干部闹矛盾。在一一五师，除了林彪、聂荣臻和罗荣桓，他谁也瞧不起。
　　湖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创立后，苏鲁豫支队大部队在支队长彭明治的率领下，奉命开到陇海路南面，创建新区，意在打通与新四军的联系。王宏鸣、梁兴初的四大队被留在湖西坚持斗争。王宏鸣此时还兼任湖西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
　　1938年1月，康生和王明从苏联回国，他们照搬苏联的洋教条，不顾中国的实际国情，在延安《解放》周刊上发表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文中提出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一个反党集团——“托洛茨基匪帮”，并“创造性”地把“肃清托洛茨基匪帮”（简称“肃托”）和抗日反奸相提并论。于是，各解放区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肃托”运动。一般人搞不懂什么是托派，只是知道，托派就是汉奸，汉奸就是坏人，在这种简单的逻辑指导下，“肃托”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王宏鸣感到此次运动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机会，想乘机搞掉一批与自己不和的人，建立起自己的小圈子。于是，他伙同地委组织部部长王须仁（后查明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以残酷的肉刑，用逼供信的方式，不断扩大“战果”。他们先在地委干部学校学生和教员中找突破口，先抓住了教员魏定国，逼迫他供出边区内托派分子的名单，然后“顺藤摸瓜”，把“肃托”蔓延到区、县两级党委机关，地方优秀干部郭影秋、李乾贞等相继被捕。王宏鸣觉得还不过瘾，又把运动推向了部队，他巧立罪名，企图加害四大队队长梁兴初，借口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有勾结，把梁抓起来投进监狱。他们每天夜里都要杀死十几个干部，搞得湖西地区一片血雨腥风，人人自危！消息传到罗荣桓那里，罗荣桓立即打电报让王宏鸣停止杀人，并火速带着骑兵部队，冒着极大的危险越过津浦铁路，星夜赶到湖西地区，坚决制止了这场滥杀无辜的罪行。事后，地委组织部部长王须仁畏罪自杀。因为王宏鸣是老红军出身，罗荣桓开始认为他是被人利用，从爱护干部出发，把他带回鲁南根据地一一五师师部，一边接受审查，一边另行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到了1940年10月，罗荣桓和陈光在给八路军总指挥部和中央的一份干部配备报告里指出：“王宏鸣由于肃托错误严重，拟撤销其工作，调回政治部，在部队内开展深入斗争。”这个报告惊动了党中央，中央在详细核实了王宏鸣的具体罪行后，1941年2月，认为王宏鸣已经触犯刑律，应该判处徒刑。当时，在共产党只掌握局部政权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一个被判处了徒刑的罪犯，还是一个新问题。不过，罗荣桓还是立即打电报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并检讨了自己对王宏鸣的姑息。这时，虽然湖西“肃托”已经过去了近两年，但在师部工作的王宏鸣始终很警觉，并且在机关中用小恩小惠等手段拉拢了不少“小兄弟”当自己的耳目，当他得知中央决定判处他徒刑时，本能地感到：这一下彻底完了！不仅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破灭了，还要受牢狱之灾！怎么办？只有一个字“逃”！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王宏鸣逃出了当时一一五师机关所在地江苏赣榆县朱范村，一口气跑到了80里外的日伪大本营江苏赣榆县城（现赣马乡），投靠了日本人，在汪伪七十一旅李亚藩部当上了可耻的汉奸，并改名杨步仁，被李亚藩任命为一二一团第二营营长。
　　投敌叛变后，杨步仁获得了优裕的物质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讲：“我现在是吃香的、喝辣的，金钱如流水，漂亮的女人围着转。”他用这些“优厚的条件”拉拢一一五师中原来的“小兄弟”，对他们除物质引诱外，还封官许愿以瓦解我军。当时，山东的八路军每天吃的是高粱煎饼，这种食物吃到嘴里，嚼碎了也难以下咽。平常吃的菜，基本上都是咸菜疙瘩，能吃上点辣椒就算是好的了，这对有些生长在南方、吃惯了大米的战士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有时粮食供应不上，还经常吃黑豆，吃了黑豆不易消化，肚子胀得难受。一一五师政治部政治协理员（团级干部）罗保成，就是一名意志薄弱者，他经不住杨步仁的拉拢利诱，竟然携枪投敌。以后又有几名败类相继投敌。几次得手后，敌人更加器重杨步仁，杨步仁也洋洋得意，号称要“不战而屈八路之兵”！罗荣桓气得吃不下饭，一面加强部队政治教育，一面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发誓坚决铲除这个叛徒。
　　杨步仁不仅策反我军的队伍，在军事上他还积极为日本人出谋划策，对我鲁南滨海根据地进行蚕食。他当时带领的部队隶属伪军一二一团，驻守在江苏省北部赣榆县、东海县以及山东省南部的郯城县一带。杨步仁为了显示自己队伍的特殊，向日伪申请了特别番号：“皇协军别动队”，自任别动队总队长，共5个大队1200多人，叛徒罗保成被封为别动队大队长。
　　由于杨步仁谙熟我军滨海根据地的部队兵力部署和作战特点，所以其对我军的蚕食一时得逞。在日军的配合下，别动队曾经推进到大兴镇和欢墩埠一带，离一一五师师部驻地蛟龙汪、朱范村只有十几里地，对我军威胁很大。罗荣桓下决心要拔掉这颗钉子！
　　罗荣桓把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和四团团长贺健找来，向他们下达了海陵反蚕食战役作战计划，坚决消灭杨步仁匪帮。1942年11月3日，教导二旅等部队迅速向陇海铁路逼近，攻克陇海铁路北面罗庄据点，后又连克横沟、圈沟据点。我军一面乘胜追击，一面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宣传我军的政策，敌军不战自溃！杨步仁1200多人的别动队只剩下200多人，他带队仓皇逃跑到由日本军占领的海州城。而叛徒罗保成等3名大队长被我军活捉。罗荣桓亲自主持祝捷大会，并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了叛徒罗保成。
　　日本鬼子是离不开汉奸和走狗的帮助的。半年之后，杨步仁又被其主子武装起来，他纠集了1000多名无赖、兵痞和国民党散兵游勇，又一次来到赣榆县。不过这次他提供给日本人的“高见”更为毒辣，就是与我军争夺海岸线控制权，妄图切断我山东八路军与苏北新四军的海上通路。他以赣榆县沿海重镇海头镇为依托，在北面的龙王庙设立据点，向县北面的另一沿海重镇柘汪镇步步逼近。杨步仁的军事行动，打乱了我军的战略部署，严重地阻碍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海上通道联系，这对新四军来说更加麻烦，因为以往新四军的干部赴延安都是走这条海路从柘汪口上岸到达山东，然后再由陆路越过津浦铁路去延安的。现在海上通道被阻，陈毅几次来信，恳请尽快解决。罗荣桓下决心再次解决叛徒杨步仁问题。1943年11月，罗荣桓下达命令，八路军发动了赣榆战役，彻底解决了赣榆县的敌伪军，一直打到海头镇。杨步仁失去了依托，只好带着残兵败将又一次由海上逃跑。随后，赣榆县伪县长王成凯为重建伪军，委任杨步仁为七十一旅一四一团团长，并代理七十一旅旅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杨步仁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另一个大汉奸郝鹏举拉了他一把，把他收编在自己麾下，视为亲信。抗战胜利，郝鹏举又投靠国民党，被任命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二处直属四支队队长。1946年1月9日，郝鹏举屈于我军政治和军事压力，在台儿庄前线宣布起义。（后又叛变，被我军击毙）杨步仁怎敢回到人民的队伍之中！他慌忙脱离郝鹏举系统，宣布独立。为此，他受到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褒奖。1947年10月初，杨步仁受国民党当局国防部的指示，再次充当反共反人民的走卒。他率部自连云港方向，从陆路和水路齐头并进，向赣榆县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迅速攻下了兴海、城关两区沿海村庄。10月7日，解放军滨海一团向杨步仁部发起反击，迅速攻下下口、王东沙等沿海村庄，打死杨步仁部12人、俘虏90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5挺、步枪50余支。杨步仁又一次自下口村从海上逃走。
　　随着我军的节节胜利和国民党进攻山东的屡屡失败，杨步仁自感到末日来临。他东突西撞，再也找不到出路了。1948年，杨步仁率残部随着国民党刘峙部队一路向西败退，窜到了山东台儿庄附近，由于他是孤军，被黄伯韬兵团第二十五军缴械收编。后来，杨步仁在淮海战场上被我军击毙，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