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母亲的诚信道德教育下成长的，所谓言教、身教，感触深，受益大。下面写记难忘的几件往事。
　　1962年，我在昆明市第二中学上初中。母亲与右派朋友们一起在大理宾川的一个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七月份她给我一封回信，讲了两个关于诚信的故事，一个是古人的，一个是自己的。第一个故事是她接受启蒙时，她的三外公讲给她听的：一天，战国楚文王梦见槁骨对他说，“盼以王礼葬我”，他答应了。醒来后，派人查看，果有槁骨，令以王礼重葬。部属拟以大夫礼，文王强调说：“吾梦中已许之矣，奈何其悖之也。”楚国士民听说后都放心了，人们都说：“我君不以梦之故而悖槁骨，况于生人乎！”于是，楚国因此一天天强盛起来。
　　我对这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离奇荒唐，令人难于置信；更重要的是从当时所接受的教育中，我绝对相信所有的帝王将相都是罪大恶极的欺哄骇诈之徒，至于故事的深刻寓意，我是不理解的。
　　关于母亲自己的故事，她写道：“我的诚信教育的最早实践，是在六、七岁时有过一次拾金不昧的义举。一天，在家乡街道的岔路口（古城蒙孔）拾到一支烟杆，杆上系挂着一个玲珑剔透的玉石坠子，很好看。由于担心失主心里着急，我就捧着烟杆在原地等候；想不到这件遗物竟被一位长辈远亲诈领去了。后来，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伤心得哭了一场。”我明白拾金不昧是人人应当具备的品质，只要从小受到良好的诚信教育，是应该做到，也必须做到的，更何况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
　　其实，母亲讲这两个故事的目的，是在作我的思想工作，希望得到我的谅解和支持。当时，我几乎每一天都有饥饿感，很想手头能有几斤粮票，每当饥饿难忍时，到小卖部买一两糕点充饥。我知道母亲平素饭量小，粮票常有节余，就去信索要。她讲完故事后接着说：“在我们的作业组里，有几位强壮劳力，食量大，粮食定量少，劳动比较繁重，还经常有加班苦干的时候。看着他们饥肠辘辘的样子，我于心不忍，主动提出把每月的余粮匀给他们；尽管杯水车薪，内心却得到了安慰。”她开导我说：“相比之下，你的处境和情况要好得多：粮食定量有30多斤，还能得到哥哥姐姐们的关照帮助（当然，你也要主动跟他们讲心里话）。所以，只要思想通达了，暂时的困难都能够得到克服，我相信你是通情达理的。”
　　母亲担心我不理解她，又谈了她在社会生活中对诚信道德的体会。她说：“社会就是人们一起生活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出自本性的仁爱之心，以求得到安宁与发展，得到成就和幸福。所以，‘仁爱’是社会生活安身立命的根本，而‘诚’和‘信’就是‘仁爱’本质的具体表现，就是要以诚信的态度去做人做事，去为国为家。诚信既是道德说教形而上的‘大道’，也是现实生活去伪、存真、行善的‘大道’。所以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所以孔子说：‘诚之者，人之道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母亲进一步强调说：“在社会生活中，只要你有诚心，就一定能感动别人，获得信任。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否则，夫妇之间也会因‘不诚不信而离’，父子之间也会因‘不诚不信而疏’。正如古人说的那样：‘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知；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以贵真。’”
　　当时，对“之乎者也”的一套说教，我一知半解，但看到母亲说得那么诚恳，心中是有触动、有思想的。我想，所谓“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以贵真”的意思，就是社会讲究仁义和诚信的道德，需要从小培养，需要认真体会，需要身体力行；如果教与学脱离，学而没有诚意，做而不见力行，那么就成了大话、空话和假话，没有任何价值;而人世间最有价值、最能长存的，是真诚的良心和对得起良心的善事。我明白她的教导是对的。
　　1985年10月，母亲辑注的《纳西族诗选》出版发行，得到两千几百元稿酬。她对我说：“此书之成，都是与诗人的家属及其后人对我的支持分不开的；十年浩劫，道德凌迟，但他们能以诚信待我，我又怎能见利忘义、无动于衷呢！”于是，她以每首诗五元钱作为稿酬单价，将每位入选作者所应得的数目计算清楚，然后或托之于熟人、或到邮局挂号，一一寄发出去，还在附言中郑重嘱咐，要接款人回寄收条等事项；而所剩的千余元钱，则全做了当年她到延安作“补课之行”的旅费。看着八十多岁的母亲诚心诚意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我真正体会到诚信对人生、对社会的意义，这的确像她老人家教导的那样：“在社会生活中，只要你有诚心，就一定能感动别人，获得信任。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才是最可宝贵的。”我不禁想起了母亲在1982年4月上旬写的那一首诗，诗的题目是《诸诗翁各以七律佳章赐祝 依韵奉答》，这是她在丽江文化界为三位纳西族文化老人80寿辰召开的庆祝会上写的致谢词：①
　　深山冻石幻琼枝，雨击风摧缺刻姿。
　　暮霭斜阳雪上影，寒潭月色镜中池。
　　非非是是凭人事，梦梦醒醒独自知。
　　感谢翩翩松鹤祝，好词绝妙动遐思。
　　当月19号，她又来信补记说：“当时所得祝词，琼瑶相尚，乱堕天花，而我事事拂意，意境极其凄凉，本想不作任何酬答；奈何感从中来，未能自抑，即全反美意，独发悲鸣，因成如上之诗。诗为心声，不容半点虚饰，书之以存其真。愿吾子孙，存而鉴之！”
　　太史公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母亲的志向，是一心想着以其“忠贞之质，清洁之性”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一点实事好事，但她的愿望大都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宽容，屡遭磨难，备受摧残，于是在一片“琼瑶相尚，乱堕天花”的祝词中，触景生情，因情起意，想到八十年所经历过的国事、家事和自身事，不禁“感从中来，独发悲鸣”。 在“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下，她一再申诉并强烈希望着“弥陷填平终有日”这一天的到来，使30多年来郁结心底的“自家事”得到廓清。但是当她看到与之有关的那些当事人，有的“佯愚而不言”，有的“逡巡以避患”，有的“婉娩以顺上”，毫无诚信可言，母亲当时孤独与悲伤的心情，是任何一个有着相似经历的人，都能感受得到的。另外，她对于自己诗作的严肃态度，亦足以体现老人求实求真的诚信品质。她要子孙们明白：不讲诚信的“恶”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任其发展，对国家和人民，都是非常可悲、非常可怕的事情。她勉励我说：“君子诚之为贵”，无论如何也应将诚信“一以贯之……”
　　1989年末，母亲在一首《偶成》的诗中咏道：②
　　烟云变化自然情，时序迁流亦不惊。
　　乍暖乍寒随气候，胸中星月应常明。
　　85岁的诗人已垂垂老矣，感到自己对世事已无能为力。她回忆一生的经历：真理的追求，朝代的兴替，世道人心的冷暖炎凉，政治斗争的谲诈残酷，但更多的还是她对仁爱之心和社会诚信的感怀与信念。在充满哲理与禅意的诗境中，我仿佛能触摸到母亲心灵深处那一缕缕淡淡的挥之不去的莫可奈何的哀愁与悲凉！
　　1991年，我的家从昆明翠湖东路搬迁到云大西院，住进一幢公寓的六层顶楼，母亲87岁，上下楼很吃力。一天，有位乡亲来看望她，主要目的是要托请我的大哥看看他的家属的X光片。母亲应承了，说了许多宽慰的话，并要我马上到医院找哥哥给予诊断。当时，我因为课程紧张，耽搁了一天。第二天一早我到学校上课，中午回家不见老人，以为她到隔壁文化巷牛嬢嬢家去了，没有在意。下午七点钟下班回家时，我看到大哥推着自行车过来了，车架上坐着的竟是母亲！原来她一早就出门下楼，一手拿X光片，一手柱拐杖，亲自去医院找大哥去了。因为搞不清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与工人医院二者之间的区别，她来到昆明西客运站北边的虹山脚下，经由路人指点，一步步爬到建于虹山顶上的工人医院（那两个在十多里外就能看到的巨型煤气罐下）③。后来知道是自己弄错了，又一步步下山，找到了位于山脚的第二附属医院，恰好碰上了下晚班准备推车回家的大儿子。看着又饿又累的老人，我又心疼又抱怨，责怪她过于心急;想起母亲曾两次在西站附近被撞受伤的往事，不免后怕心惊。她却认真地说：“受人所托，忠人之事，怎么能食言呢？举手投足，为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心安理得呀；更何况将心比心，从病人的角度想想，于仁于义，都是应该做的呀！”我又一次认识到，母亲的“诚”和“信”，是扎根在灵魂深处的。
　　就在那段时期，我不仅上课，也做班主任工作。在母亲的教育影响下，我以诚信精神对待工作，对待学生。有人用高价买我的论文，我婉言拒绝了；我的三个班级，都成了云南大学和云南省高教系统的优秀班级体。但是也出现了事与愿违的情况：物理系为省电视大学承办的一个机电工程专业班级，委托我做班主任，但是省电大管理缺失，考试作弊严重，学生的行为令世人震惊。想到从物质支持到思想工作，我为他们付出了那么多代价，可是居然演变成为如此糟糕的结局，内心感到非常沮丧。接着，中国的诚信问题愈显严重，从小学生雇用民工代父母参加家长会，到大学生考试作弊，到名牌大学的学者剽窃他人论文，到国内名牌企业严重质量问题的曝光以及名牌上市公司发布虚假信息、损害股民利益等等，社会诚信危机的话题成了世人不能不回味和反思的热点。
　　有人说“诚信是愚蠢的”， 母亲听后感叹道：“‘民无信不立’。世人竟糊涂到如此地步，世情看来是很严重了！”她给我们讲清末时期，晋商用几代人的时间打造一个票号的信誉的故事，讲徽商用几代人的时间打造一家药铺的信誉的故事，讲她自己在民国二十年代与昆明“大道生”布庄做生意、打交道的故事。她说：“诚信源于自信和自重，由于明白‘诚信生神’的道理，所以人们相互打交道都有安全感。如果缺乏自信自重，就会对一切都产生怀疑，导致人际交往的恶性循环。”母亲告诫我说：“记住了呀：诚信是一种教养，教养包含着关爱，这一点对当教师的显得尤其重要！”
　　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我感到大学生对诚信的看法和理解带着浓厚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色彩,这与现代化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诚信是不适应的。2003年，我抽空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围绕人际交往、诚信道德、市场转换、竞争机制和经济规律等关键词，发表了论文《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的市场转换》④，以此纪念母亲的教育之恩，并希望对大学生的诚信道德教育起一点作用。
　　
　　注：
　　①②见赵银棠诗集《雪影心声》。
　　③ 20世纪60年代初期，工人医院旧址划拨给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使用，但习惯称呼仍难改变。
　　④和毓伟《大学生诚信道德教育的市场转换》·《孔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小链接
　　赵银棠（1904～1993年），又名赵玉生，是纳西族第一位女诗人、女作家。她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熏陶。在昆明学习期间，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名著，也接触到一些新文学书刊，接受了新思想。由于她国学基础深厚，博学多才，敬业尽责，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受到学生和单位的欢迎及同行的好评。为寻求新的出路，1942年初，她离乡辗转到重庆，找到郭沫若，希望能帮助她去延安，因故未能成行。但受到邓颖超的亲切接见和郭沫若的热情指点，嘱她用玉龙山、金沙江作背景，反映本地群众生活，边写边学边提高。回丽江后，她冲破世俗偏见，克服重重困难，随“边胞服务站”到丽江西北、维西、永宁等地宣传抗日，了解民间疾苦，采录风土人情和民间文学资料。在教学之余，她测览地方史志，整理翻译神话故事及民歌等，编写成《玉龙旧话》一书，于1948年在友人资助下出版。该书是比较系统地介绍纳西族历史和文化的第一部文学著作，引起云南文学界的关注。建国后，她利用课余假日，收集整理了《东岩术岩》、《鲁般鲁饶》等民间叙事长诗，发表了许多有关纳西族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文章，集结成包括散文、评论、东巴神话、传统长歌、旧体诗抄等在内的五辑《玉龙旧话新编》出版。1981年，近80高龄的她，怀着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回丽江担任县图书馆顾问，辑注出版《纳西族诗选》，撰写回忆录《九十年历程》。她的实绩被收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