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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而中财办主任刘鹤、副主任杨伟民以及国家部委领导人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供给侧改革对宏观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本刊记者采访了余显财副教授。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进行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而近期又开始不断强调供给侧改革，您认为这一调控方式转变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
1998年，中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上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也渐渐显露出来：投资占比过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小。因此，早在2001年，我国便开始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讨论，直到2015年才正式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这一名词。
凯恩斯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长期进行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将造成经济“滞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一直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问题：首先是产能过剩严重，比如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其次是企业创新能力弱，供给质量差，使得我国出现了不正常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国内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却从国外采购大量日常生活用品。因此我认为，我国宏观调控的思路从需求管理逐步过渡到供给管理是必然的。
供给侧改革有哪些规范性的做法？
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应定位于提升供给质量和改善供给结构两方面，从而化解产能过剩，刺激有效需求。供给学派也给出了供给管理的规范做法：一是尽量减少政府不适当的管制，二是降低税负。
这两种做法中，我认为降低税负更为重要。目前不少观点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但其实在某些行业，供给质量的改善未必都需要依赖创新。比如前期的国内的奶粉行业，供给质量低下并非因为技术因素，相反，奶粉行业的技术水平已经较为成熟并且相对较为透明，竞争也较为充分，不适合通过降低政府对奶粉行业的管制的方式来实现供给改善。所以，提高国内奶粉行业的供给质量必须依靠企业税收和各项交易费用负担的降低，使得企业有利润空间来提升其供给质量。
目前，我国在减少政府管制和降低企业税负方面虽然均已采取一些举措，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仍然存在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第一，减少政府管制方面。我国正在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改革，取消管制事项的政策已经落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正在逐步降低，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正在慢慢释放出来。然而金融、电信、能源等部分领域的政府管制仍然存在，导致这些行业竞争不充分，容易形成行政垄断，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
第二，降低企业税负方面。我国从2011年开始逐步试点推行的“营改增”就是结构性减税的一个体现，只是仅仅通过“营改增”进行减税的效果还不太显著。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时期，在降低税负方面，将税收收入占比最高（超过60%）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多一步下降到28%，同时税率档次降低至三档，力度相当大。而对于我国来说，个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不高，因此个税改革的减税效果有限。供给侧改革中，我国需要变革的税种是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最大的增值税，除了营业税变为增值税外，还应该降低增值税税率，如将17%的基准税率降低至11%～12%，这将给我国带来较为明显的减税效果。
另外补充一点，当前中国，倘若非税收入不能规范，将会削弱减税效果。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政府的非税收入太多，更为严重的是，非税收入太多会扭曲宏观经济的价格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过高导致我国的土地要素价格与劳动工资价格之间发生了显著的扭曲，使得劳动力成本被动抬高，同样也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同时还可能导致一个宏观经济悖论出现，即失业与招工难并存。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已无法支付足够工人维持基本生存条件所需要的工资。
供给侧改革涉及市场经济、政府管制、财税体制等多个领域，关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您觉得这一改革举措将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供给侧改革在中长期必然有利于经济恢复均衡增长，但由于需求管理措施的退出、过剩产能的淘汰，加上供给质量改善也需要一定阶段才能完成，因此供给侧改革短期内会导致经济“阵痛”。这一点在美国已经得到了印证：里根总统在美国推行供给侧改革的时期，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直到克林顿总统时期经济才慢慢恢复繁荣，供给侧改革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
您之前也提到美国在供给侧改革方面的一些做法，可以具体介绍一下国际上有哪些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可供我国借鉴吗？
由于奉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到了20世纪70～80年代，美欧等经济出现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相左的供给学派的观点开始占据主流，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经济学”是对供给学派观点的典型实践，它们的共同点是减税和减少政府干预，且前者注重减税，后者注重国有企业私有化。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深陷“滞胀”泥沼，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主张，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推减税，同时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最终使得经济恢复稳健的发展状态。但减税的做法同时也提高了美国的赤字率，增加了政府债务，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改革举措有些反复，美国在克林顿时期又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28%提高到39.5%，同时将税率级次从三档提升至五档。尽管有所反复，但从整体趋势上看，个税税率仍然呈现下降趋势。
20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同样陷入了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困境，价格水平不断飙升，GDP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时英国也面临工会力量庞大、国企过多、政府干预过度等结构性问题。撒切尔1979年上任首相后，采纳了供给学派的观点，加速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减税等改革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得恶性通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触底反弹，实现长期稳健增长。 结合我国经济的具体情况，您认为接下来供给侧改革将在哪些方面逐步落实？
我认为主要是以下这四个方面。
第一，税制改革。宏观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的比例关系达到均衡状态十分重要，而税制结构则是达到这一均衡状态的重要制度保证。比如土地要素，目前我国对土地采用招拍挂方式，因此从供给端着手很难使比价关系恢复到合理，而必须要通过房地产税方式，增加房产持有成本，释放房产存量，使房产价格合理化，从而间接地调整土地销售价格，逐渐合理化土地和劳动力的比价关系。同时，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也是必须的，增强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此举将扩大内需，在供给侧改革提升了供给质量后，同样需要内需的提升来实现经济稳健增长。
第二，财政体制改革。在劳动力工资增加有限的情况下，要使得生产要素的比价关系合理，有必要大幅压缩土地价格。但现实情况是，土地要素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因此土地这一要素价格的控制，便需要配合改革税种分配比例的财政体制变革。从目前税种来看，消费税可以变革为地方税。另外，增值税全国一刀切75%、25%的分成方式也有调整空间，根据增值税本身的特点来看，消费占GDP比例越高的地区，其分成的比例也应该越高。消费税划分给地方、增值税的地方收入比重增加的改革举措实施之后，必然会加大地区间的税收收入差距，需要配合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根据公共产品均等化的要求来制定转移支付制度，尽可能多地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
第三，国企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占用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但运行效率较低，存在着大量“僵尸企业”，对经济构成拖累。此外，体制内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容易，而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资本都流向了国有及其关联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大、成本高，导致了不平等的竞争局面。我关注到近期四川某企业被当地财政部门要求退回补贴资金4.4亿多元的事件，我很赞同，以吃补骗补为生的“僵尸企业”就需要通过市场方式尽快实现企业“出清”，才能让有竞争力的企业获得市场转机。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淘汰过剩产能。
第四，经济增长思路转型。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具有短视性，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在自己任期内GDP的增长，对市场进行了过多不合理的行政干预，这是导致我国经济出现过剩产能的重要原因。这种增长方式确实在我国曾经发挥过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体现在我国自改革开放的30年间经济的快速腾飞。然而，这一经济增长思路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短缺经济”，在“短缺经济”中，任何产出都可以转变为有效供给，因此政府不断扩大投资就可以使经济快速增长。但宏观经济发展到目前，已经发生变化，大部分产品开始出现供给过剩，这样的增长思路便不再适用，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思路需要转型。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进行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而近期又开始不断强调供给侧改革，您认为这一调控方式转变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
1998年，中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上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也渐渐显露出来：投资占比过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小。因此，早在2001年，我国便开始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讨论，直到2015年才正式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这一名词。
凯恩斯理论在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长期进行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将造成经济“滞胀”。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一直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导致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问题：首先是产能过剩严重，比如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其次是企业创新能力弱，供给质量差，使得我国出现了不正常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国内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却从国外采购大量日常生活用品。因此我认为，我国宏观调控的思路从需求管理逐步过渡到供给管理是必然的。
供给侧改革有哪些规范性的做法？
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应定位于提升供给质量和改善供给结构两方面，从而化解产能过剩，刺激有效需求。供给学派也给出了供给管理的规范做法：一是尽量减少政府不适当的管制，二是降低税负。
这两种做法中，我认为降低税负更为重要。目前不少观点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但其实在某些行业，供给质量的改善未必都需要依赖创新。比如前期的国内的奶粉行业，供给质量低下并非因为技术因素，相反，奶粉行业的技术水平已经较为成熟并且相对较为透明，竞争也较为充分，不适合通过降低政府对奶粉行业的管制的方式来实现供给改善。所以，提高国内奶粉行业的供给质量必须依靠企业税收和各项交易费用负担的降低，使得企业有利润空间来提升其供给质量。
目前，我国在减少政府管制和降低企业税负方面虽然均已采取一些举措，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仍然存在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第一，减少政府管制方面。我国正在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改革，取消管制事项的政策已经落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正在逐步降低，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正在慢慢释放出来。然而金融、电信、能源等部分领域的政府管制仍然存在，导致这些行业竞争不充分，容易形成行政垄断，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
第二，降低企业税负方面。我国从2011年开始逐步试点推行的“营改增”就是结构性减税的一个体现，只是仅仅通过“营改增”进行减税的效果还不太显著。美国的供给侧改革时期，在降低税负方面，将税收收入占比最高（超过60%）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多一步下降到28%，同时税率档次降低至三档，力度相当大。而对于我国来说，个税占税收收入比重不高，因此个税改革的减税效果有限。供给侧改革中，我国需要变革的税种是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最大的增值税，除了营业税变为增值税外，还应该降低增值税税率，如将17%的基准税率降低至11%～12%，这将给我国带来较为明显的减税效果。
另外补充一点，当前中国，倘若非税收入不能规范，将会削弱减税效果。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政府的非税收入太多，更为严重的是，非税收入太多会扭曲宏观经济的价格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过高导致我国的土地要素价格与劳动工资价格之间发生了显著的扭曲，使得劳动力成本被动抬高，同样也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同时还可能导致一个宏观经济悖论出现，即失业与招工难并存。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已无法支付足够工人维持基本生存条件所需要的工资。
供给侧改革涉及市场经济、政府管制、财税体制等多个领域，关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您觉得这一改革举措将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供给侧改革在中长期必然有利于经济恢复均衡增长，但由于需求管理措施的退出、过剩产能的淘汰，加上供给质量改善也需要一定阶段才能完成，因此供给侧改革短期内会导致经济“阵痛”。这一点在美国已经得到了印证：里根总统在美国推行供给侧改革的时期，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直到克林顿总统时期经济才慢慢恢复繁荣，供给侧改革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
您之前也提到美国在供给侧改革方面的一些做法，可以具体介绍一下国际上有哪些供给侧改革的经验可供我国借鉴吗？
由于奉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到了20世纪70～80年代，美欧等经济出现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相左的供给学派的观点开始占据主流，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经济学”是对供给学派观点的典型实践，它们的共同点是减税和减少政府干预，且前者注重减税，后者注重国有企业私有化。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深陷“滞胀”泥沼，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奉行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主张，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推减税，同时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最终使得经济恢复稳健的发展状态。但减税的做法同时也提高了美国的赤字率，增加了政府债务，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改革举措有些反复，美国在克林顿时期又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28%提高到39.5%，同时将税率级次从三档提升至五档。尽管有所反复，但从整体趋势上看，个税税率仍然呈现下降趋势。
20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同样陷入了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困境，价格水平不断飙升，GDP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时英国也面临工会力量庞大、国企过多、政府干预过度等结构性问题。撒切尔1979年上任首相后，采纳了供给学派的观点，加速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减税等改革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得恶性通胀得到控制，英国经济触底反弹，实现长期稳健增长。 结合我国经济的具体情况，您认为接下来供给侧改革将在哪些方面逐步落实？
我认为主要是以下这四个方面。
第一，税制改革。宏观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的比例关系达到均衡状态十分重要，而税制结构则是达到这一均衡状态的重要制度保证。比如土地要素，目前我国对土地采用招拍挂方式，因此从供给端着手很难使比价关系恢复到合理，而必须要通过房地产税方式，增加房产持有成本，释放房产存量，使房产价格合理化，从而间接地调整土地销售价格，逐渐合理化土地和劳动力的比价关系。同时，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也是必须的，增强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此举将扩大内需，在供给侧改革提升了供给质量后，同样需要内需的提升来实现经济稳健增长。
第二，财政体制改革。在劳动力工资增加有限的情况下，要使得生产要素的比价关系合理，有必要大幅压缩土地价格。但现实情况是，土地要素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很大一部分。因此土地这一要素价格的控制，便需要配合改革税种分配比例的财政体制变革。从目前税种来看，消费税可以变革为地方税。另外，增值税全国一刀切75%、25%的分成方式也有调整空间，根据增值税本身的特点来看，消费占GDP比例越高的地区，其分成的比例也应该越高。消费税划分给地方、增值税的地方收入比重增加的改革举措实施之后，必然会加大地区间的税收收入差距，需要配合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根据公共产品均等化的要求来制定转移支付制度，尽可能多地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
第三，国企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占用着大量的经济资源，但运行效率较低，存在着大量“僵尸企业”，对经济构成拖累。此外，体制内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容易，而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贷款，资本都流向了国有及其关联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大、成本高，导致了不平等的竞争局面。我关注到近期四川某企业被当地财政部门要求退回补贴资金4.4亿多元的事件，我很赞同，以吃补骗补为生的“僵尸企业”就需要通过市场方式尽快实现企业“出清”，才能让有竞争力的企业获得市场转机。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淘汰过剩产能。
第四，经济增长思路转型。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具有短视性，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在自己任期内GDP的增长，对市场进行了过多不合理的行政干预，这是导致我国经济出现过剩产能的重要原因。这种增长方式确实在我国曾经发挥过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体现在我国自改革开放的30年间经济的快速腾飞。然而，这一经济增长思路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短缺经济”，在“短缺经济”中，任何产出都可以转变为有效供给，因此政府不断扩大投资就可以使经济快速增长。但宏观经济发展到目前，已经发生变化，大部分产品开始出现供给过剩，这样的增长思路便不再适用，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思路需要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