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唐代中期颜真卿创立“颜体”书风之始，中国书法由“王体”秀媚劲挺的一枝独秀一变而为雄浑与秀媚双峰并峙的格局。无论是在用笔、结体等技法层面，还是在审美诉求、艺术旨趣和书法理念上，“颜体”都是迥异于“王体”的另一个体系。“颜体”开拓了书法艺术的新境界和审美视野，与以王羲之为代表的“王体”审美体系恰好形成优势互补，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书法艺术宝库。唐代以后，卓然有成的书坛大家，远至宋代的苏东坡、蔡襄，近至晚清的何绍基、钱南园，无不从“颜体”中汲取营养。尔后，许多有远见的书坛大家也一直在探索如何在“颜体”中寻求突破的路子，近代天津书法大家华世奎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书法前贤们开创的路子在当代后继乏人。不过，近些年看了刘庚三先生的书作，又使我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刘庚三，1923年出生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一贫苦家庭，幼读私塾，受中华传统美德思想教育，立志报国。1946年，先生来开封谋生，曾在一家民办报社从事文职工作。1948年，他经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参加革命，到豫苏建院公教人员训练班做文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开封市政府秘书与开封市百货公司业务科办事员等职，因工作勤恳踏实，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1984年离休，1993年辞世，享年70岁。先生天性颖悟，也许是受殷商书法古韵的浸染，自幼便对书法产生了浓厚兴趣。先生执着于砚田历数十春秋，孜孜不倦，对颜真卿《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等碑和华世奎《双烈女碑》用功尤多，打下了扎实的笔墨功底，并将颜、华二体融会贯通，大胆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之面目，世称“庚三体”①，又称“颜变体”或“颜汴体”。先生在书法艺术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走的是一條吐故纳新的改革之路。
　　“颜体”是继王羲之后我国书法发展的又一座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历来习颜者甚众，但也有一个问题，习书者由于不能正确把握“颜体”的用笔与结构，大多写得不是臃肿不堪，就是俗不可耐，失去了“颜体”的应有之义。“颜体”的学习并非像某些人所言的“易入门径”，更多的情况则是，历来习颜者多如牛毛，但真正取得成功者凤毛麟角。习颜者不是望而却步，就是望洋兴叹，故能登堂入室者寥寥，更遑论在“颜体”基础上进行一番开拓了。如何不失“颜体”的本质，又能在其基础上有所突破，这成为摆在众多习颜书者面前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习颜书的前贤们不断追求的梦想。尽管米芾曾痛斥颜氏楷书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但他对颜书并非绝对排斥，也有推崇之处。如对颜真卿的行书《争座位帖》就赞美道：“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此帖在颜最为杰思。”颜书的巨大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欲在此方面有造诣者孜孜以求之。清代以前自不必说，但以清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而论，学颜书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产生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大家，如钱南园、何绍基、翁同龢、华世奎、谭延闿等，但随后便陷于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后书法进入复兴期，这个话题才又重新回到书法界关注的视野之中。
　　二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我国包括书法在内的文化建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优秀书法人才与书法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但也随之泛起了一股泡沫，新时期的不少习书者受展厅竞技利益的驱动和氛围的驱使，人心躁动，急于事功者有之，喜欢猎奇者有之，这样的一种氛围与书法形成的客观环境表现出某种形式的不协调。而书法艺术成就的取得需要一种宁静平和的心态，乃至寂寞冷清的客观环境。令人欣慰的是，在当下书坛进入竞技时代的大背景下，仍有不少人甘于“抱残守阙”，远离尘嚣，摒弃现实功利的诱惑，默默地耕耘于自己的一方砚田，执着于艺术领域的跋涉之旅，进行了一番可贵的探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刘庚三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书家。先生对书法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先生在深研前人法书基础上，不拘成法，大胆革新，使“颜体”从人见而畏之变得秀雅可人。艺术贵在创新，书法亦然。清杨守敬《学书迩言》曰：“自来学前贤书，未有1. 不变其貌而能成家者。”晚唐释亚栖《论书》云：“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禇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先生书法根基于“颜体”，从近代天津书法大家华世奎颜体（“华体”）变格而成。这与先生景仰颜真卿和华世奎的人品气质有关。颜书气势雄伟，低昂有态，纵横有象，具庙堂之气，“人初见而畏之”。而华世奎虽对颜书有所改造，盛气削弱，但面貌过于单薄。先生反观历史，在华世奎书体基础上，深思熟虑，不拘成法，最终确立了自己的审美定位。他将魏晋时期的潇洒飘逸书风融入颜书之中，注入了清秀婉丽的因子，使之不失端庄而温润如玉，使颜体由“人初见而畏之”一变而为和蔼可亲、秀雅可人;让“颜体”的庙堂之气开始走下神坛，接近“地气”，走进普通百姓生活，从神坛步入民间，既不失传统又与时俱进，使书法在体现其公共艺术价值的同时具有了更高姿态。这可谓在传统与创新、创作者与读者之间找到了合适的艺术定位与笔墨语言。同时，先生还对“断笔”技法大胆创新，取得了“笔断韵未尽，墨离神相随”之艺术效果，于细微处见灵动，于变化中见精神。点画的运用精准而到位，章法的整体布局错综而富有条理。其书以清新典丽、简静雅致、雍容华贵、开合有度见长，外显雄健，中藏秀质，俨然大家闺秀，标志着“庚三体” 独特风貌的完全形成。启功先生见其作品，赞赏再三，称其为“中原第一笔”。《书法论坛》评刘庚三为当代楷书大师，先生在书法界之地位由此确立。
　　自古至今，大凡书法能成一代宗师者，多为当朝重臣，或出自名门望族。而先生一介布衣，有此成就，既是先生数十年于砚田辛勤耕耘之结晶，也是社会日益进步、盛世出英才的结果。一般而论，字有名人书法和书法名人之分。名人书法者，名、书并重，而名居先;书法名人则独重在书，书善而后名显。先生以布衣闻名书坛，实属难能可贵。先生虽以楷书著称于世，但行书也写得典雅峭丽、潇洒流畅、错落有致、气息古雅。细观之，如“满天风雨舞龙札”，“韵高千古，力屈万夫”之韵致自然显现，给人以强烈的清新脱俗感，显示了先生扎实的笔墨功底。 　　第二，先生的书法理念与教育思想独具特色。先生于楷书能取得如此成功，得益于他高屋建瓴地博观约取与自出机杼。在长期的书法创作研究实践中，先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没有受当代所谓“流行书风”之左右，“出于淤泥而不染”。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大潮开始涌动，不少急功近利者受浮躁风熏染，而先生始终保持着一种恬静平和的超然心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寒暑无间，终生不懈。以“游”贯穿艺，是一种愉悦的内心体验，是一种感情的升腾和意境的升华，是一种难得的心灵艺术享受。先生深知艺术成就的取得须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清贫。先生没有多少社会应酬，没有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浮躁世界所左右。他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用在了自己钟爱的书法事业上。有人说，像他这样恬静的读书人和书写者从来不多。或许正是这种“稀缺”的品格成就了他的书法造诣。
　　先生不仅是位书法大家，而且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与书法教育家。20世纪60到70年代，当人们的思想还较保守之时，先生竟自编教材开馆授徒。这在当时的形势下确属罕见，于此亦可见先生之过人胆识。四方之士慕名云集其门下者难以计数。先生教学生不遗余力，认真严格，对学生的作业从每个点画、结构到每幅字的篇章布局都认真指点，一丝不苟。先生常告诫学生：“习书和做人一样，要讲忠厚信义。学习古人书法要辩证吸取，不可亦步亦趋。临帖要师古而不泥古。先入帖，再出帖。打下扎实基本功，而后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书法风格的自然形成须有过硬的传统功夫作支撑，否则只能是花拳绣腿。不尊重传统，信手涂鸦，只能是害了自己，误了青春。”先生把习书与做人相联系，将书品与人品相统一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先生曾撰写一幅作品作为座右铭悬挂于厅堂教育学子：“人活着应该让别人因为有你活着而得到益处。”
　　先生十分重视学生的书法创作。他主张在创作中要认真对待每个汉字，大到整幅篇章结构，小至每个汉字甚至每个笔画，都要交代清楚，一丝不苟。每个点画、每个字先生都要亲自演示。先生讲课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他认为书法中体现着辩证法思想，如轻与重、收与放、拙与巧、虚与实等诸种关系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书法艺术总是在对立统一中追求平衡。如他在讲授书写的收放法则时，以人的五脏六腑与四肢作比喻，使深奥的东西变得浅显化，易于学子理解。先生认为文字是交流的工具，写出来的字要让别人看得懂才便于交际。因而他强调书写过程不能粗心大意，不可含糊，要让人看出虚实提按、起收使转的变化。先生曾叮咛学生：“习书是培养一个人品格的最好方法，既能陶冶性灵，又能学到一套本领，一举两得。习书者起初是‘练字’，天长日久就变成‘练志’了。”他以自己的真切体验现身说法，认为习书者要想打造自己的独特风格，必须转益多师，不断丰富自己笔下的艺术语言。这些真知灼见在他精心编写的教材中随处可见。
　　苏东坡曰：“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强调了字外功对书法学习与创作的重要性。书者之学养与境界是书法艺术构成之灵魂。书法艺术，离不开技术层面之技法支撑，更需要思想理论层面之境界提升。先生常叮嘱学子要以文化课业为重，不可本末倒置。先生坚持认为，书法艺术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这个母体。书法创作离不开文化滋养，离不开对文化的认知与体悟。对艺术家而言，文化的深度就是艺术家的高度。他对书法的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
　　先生不仅善书，画亦精，可惜书誉太盛，画为字掩。每有空闲，先生还操琴练嗓，唱段京剧，字正腔圆，人谓颇有马派之韵味。先生因书享誉中原，城区匾牌、楹联等榜书，多见先生墨迹。而他则清贫自守，律己甚严。一代大师，终生竟无一间书房，甚至无一张体面书案，全凭小小餐桌，因陋就简，完成书作。先生每感作书不便，常言：“人之生活环境不可太舒适，太舒适就会贪图安逸，太安逸就会消磨意志。”此正应《论语》“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之教。先生的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习书者仍有不少启发和指导意义。正是先生和一批书家同人的努力与悉心教诲，才使开封乃至整个中原书法艺术在全国能有今天的巨大发展。今日开封书法名城桂冠之获得，以至于中原地区20世纪经久不衰的书法热，应该说与先生等一批书法家之影响和薪火相传是分不开的。
　　第三，体现了朴素的人民书法观思想。先生对书法的执着，纯然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艺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责任。毫无疑问，只有超越现实功利的书家，才能不受干扰地从事严肃认真的艺术探索。先生站在时代的高度，继往开来，创造出了符合当今时代特色和适合人民群众口味的作品，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观。鲁迅先生说：“艺术的出路是为大众服务。”他认为人民群众是书法艺术之最广大的欣赏群体，雅俗共赏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走群众路线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他把书法家与人民比作种子与土壤之关系，艺术家只有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土壤之中，才能创作出有价值与鲜活生命力的作品。正是因为刘庚三先生的艺术追求符合时代的需要，符合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体现了书法为人民服务的大书法观，其书作才为群众所接受，才广受人民群众的欢迎。
　　三
　　刘庚三先生生前热心公益事业，激动之余，常欣然命笔。如1985年10月6至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青少年运动会在郑州举行，先生为之欢欣鼓舞，并为全国青运会书写题签“发展体育，振兴民族”，以示祝贺。
　　先生一生致力于书法研究，硕果累累。他的书法作品曾参加1976年开封、杭州书法联展、1982年黄河流域十省市书法展等多项大展。20世纪60至80年代，先生所书匾额、楹联榜书成为开封一景。《北京日报》《河北日报》《河南日报》《河南画报》《开封日报》以及郑州黄河碑林、开封翰园碑林、汕头博物馆、邯郸吕仙祠、开封博物馆以及夏里逊墓碑均刊登或留有他的墨宝。
　　取得如此辉煌成绩，先生却淡泊名利，不事张扬，待人谦和。先生晚年适逢改革开放之际，市场经济大潮已经在开封涌现，艺术品价值由市场衡定已成大局。先生是生长在旧社会却在新社会接受教育的人，以“取资于公，用之于民”为己则，以清高回应请索，从不纳锱铢。因而先生有固守传统与耿介的一面。只要不携礼造访，先生从不拒绝每位登门求字者，也从不收取润资，更不把自己不满意的作品轻易送人。先生招收学生，提倡有教无类，对求教的门徒从不收取“束脩”，体现了书法为民服务的宗旨。先生曾自撰“为龙为蛇由人择，呼牛呼马任世评”一联以自勉。遗憾的是，正当先生书法事业如日中天、享誉中原之时，竟于1993年4月1日1时撒手人寰，享年70岁。
　　“耿介长同金石寿，翰墨永留天地间。”这是开封书坛名家牛光甫在先生去世时撰写的挽联，堪为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先生的书品与人品当为后世楷模。
　　岁月荏苒，刘庚三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斯人已乘黄鹤去，风范留存事业续。20余年来，先生已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弟子在全国书坛崭露头角。先生创造的“庚三体”已深深扎根于中原乃至全國人民的心中。为使“庚三体”发扬光大，开封书法爱好者自动发起并成立了“刘庚三书法艺术研究会”，定期举办各种活动，出版了刘庚三先生的书法作品集，由中国书协原主席张海先生亲自题写书名。弟子们为了表达对先生的景仰之情，将自己的艺名有意称为“慕三”“敬三”，将闲章刻成“庚三门下”等。
　　先生为人为艺之精神将辉耀人间，先生未竟的书法事业正在后学中接力传承。先生在书法方面的贡献正在且将继续推动中国书法不断走向新的繁荣。先生在冥冥之中看到这么多人书写和喜爱“庚三体”，应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