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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2日，山西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以“盟誓春秋”为主题举办“侯马盟誓遗址主题展”“《盟誓春秋》暨《素翁考古六十年》”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侯马盟书的考古研究和书法艺术诸方面做了深入的探讨，并进一步取得了共识。
侯马盟书不仅是当年考古界的重大发现，也是春秋晚期文字手写书迹的重大发现，它的考古价值、历史价值、文字演变及书法艺术价值不可估量，60年来对它的研究未曾停歇，成果倍出。尤其是近年来侯马市委、市政府把“侯马盟书”作为城市的文化名片，打造以“晋都新田”为中心的片区文化圈，使得“侯马盟书”的研究工作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台阶，同时，“盟书体”的书法学习与研究也在逐步得到重视与推广，这对于把山西建设成文化大省，凸显晋文化的历史作用，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01盟书的发掘、整理、研究
侯马盟书，是我国目前发现书写体较早的朱书文字，确切地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古代文字中用毛笔书写篇章完整的古人手书真迹。
侯马古称新田，是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晚期都城，1965年12月中旬，在侯马电厂的建设工地上发现了沉睡地下2500多年的写有朱书文字的玉石片，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轰动，国家文物局立即派谢辰生和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颔分别赶到侯马，会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文物管理站的陶正刚、張守中等参加发掘研究，张颔先生随即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发表在《文物》1966年第2期，文中介绍了侯马盟书的出土情况，并对部分文字进行了初步考释。
朱书文的发现，同时也惊动了在京的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郭老看到张颔的文章后立即纂写了《侯马盟书初探》一文，第一次提出“侯马盟书”的概念。考古学家陈梦家也写了《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意义重大。
由于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盟书发掘历时7个月之后，封存入库，各种整理、研究工作被迫搁浅。1972年，政治稍有松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王克林、陶正刚、张守中进行了零星的整理，完成了《侯马东周盟誓遗址简报》，发表于《文物》1972年第四期。1973年，经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王冶秋的关注与过问，特提调张颔出“牛棚”，成立了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侯马盟书》三人整理小组，张颔任组长。三人分工为张颔考释研究，陶正刚负责田野发掘整理，张守中主要任务是盟书的摹写与《字表》的整理，历时3年，终在“文革”刚结束的1976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侯马盟书》。
据统计，《侯马盟书》发掘的长方形竖坑有326个，其中42个竖坑内共出土盟书1500余件。盟书分别用朱砂和黑墨书写，有两面或者三面、四面都有字迹。被书写在玉石片上大量的盟誓辞文，见证了春秋末期晋国上卿赵鞅与本族邯郸赵午与其他卿大夫之间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政治斗争，拉开了“三家分晋”与战国时代的序幕。反映了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间赵鞅同卿大夫间多次举行盟誓的史实。
研究发现，侯马盟书内容分为六类：誓词类、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据2006年1月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侯马盟书》新增张颔《<春秋左传>盟誓表》统计，春秋时期共有196次盟誓，其中有关晋国盟誓的就有57次。
盟誓，是春秋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国家大事。据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田建文介绍，在礼崩乐坏、政权下移的春秋时代，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和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内的贵族之间，就是靠盟约和誓辞来约束他们之间的关系，统称为盟誓。因此，盟誓的研究对于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02盟书体在书法史上地位重要
侯马盟书，是春秋末期晋国的官方文体，是我国先秦汉字发展史的鲜活标本。目前发现，中国早期的汉字是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金文分别为契刻和熔铸，盟书既不同于甲骨的刻辞，也不同于金文的铸铭，它是晋国祝、史官吏手写书迹，是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毛笔手写文献。其书写材料、字体均有别于已出土的其他简牍帛书，所以无论从考古学、文字学，还是书法学上看，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侯马盟书的字体介于籀文与小篆之间，属于古文体系。许慎《说文解字》中将文字分类籀书、古文与小篆，并说秦用籀书、六国用古文，可见当时山东六国用的文字结字虽然有异，但书写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古文，魏晋称其为蝌蚪文。其实，早在1979年张颔先生在《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上发表的《“侯马盟书”丛考续》中，专列一节“侯马盟书文字体例”，指出侯马盟书“书法非常熟练，如果从我国研究书法艺术着眼，它无疑是一批宝贵的资料”，像这种东周晚期的文字一方面存在着对殷、西周文字承袭的迹象；一方面又表现了晋国区域性的一种风格和体例。
作为一种书法艺术，众多书家都以不同的角度总结盟书的书法艺术特色及用笔方法，这种书写在春秋战国的东方各国普遍流行，但由于载体不同、国别不同，文字的演变和结构不同，其视觉效果也迥异。由于《侯马盟书》出土的年代处于十年动乱时期，文化革命、书法凋零，所以很难引起大众的认同。随着书法热的兴起，湖北一地出土了大量的楚简，包括《郭店楚简》《包山楚简》，这两种楚简文字量大，便于创作，成为书法界借用考古新材料的极佳范本，致使《侯马盟书》无人问津。
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馆长高青山针对上述情况，他认为虽然“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将盟书书法的弘扬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在侯马地区掀起学习盟书书法的新高潮，举办多次全国性的盟书书法展，但要发扬光大，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03在传承中找寻学习盟书新方法
侯马盟书的研究虽已五十余年，但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在侯马盟书研究座谈会上，侯马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清江提出，要把侯马盟书的挖掘、宣传、普及常态化，加强馆际间的交流，发挥侯马盟书法书艺术的独特魅力，使其成为书法史的一大亮点。 座谈会上，专家们就侯马盟书的研究与传承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可行性的意见。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守中首先发言，一是对《侯马盟书》当时出土的数量问题进行了订正，许多文章上发表的数量是5000余片，但实际当时出土的只有1500余片。第二就盟书书法与文字研究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盟书只有340余字，数量偏少，新整理的《盟书字表》虽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修正，但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对书法创作来说，无疑受到了限制。即将出版的《温县盟书》，对于丰富盟书文字，便于书法创作是一种福音。第三从书法层面上的普及和推广问题，提出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讲座，让研究成果和心得与大家共享。
山西省文物局文博处处长赵曙光从文物陈列的角度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认为，第一要使盟书成为侯马博物馆的一个核心文化，就要有数字化、科技化的概念，要将盟书文字做高精度的扫描处理，许多字漫漶不清，无法辨识，可运用科技考古影像技术复原，进行储存和对外播放，以便让更多的观摩者见到实物。第二从展览陈列上要见物、见人、见精神，主题立意意义重大。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姚国瑾从书法史、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方面谈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侯马盟书作为目前书法史上最早的手写体文字，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书法的角度讲，除甲骨文外，篆书有三种体系：一种是籀文，即商周金文与秦系刻石（如《石鼓文》），一种是秦小篆，主要是四山刻石。再一种就是古文，汉代因此而有今古文之争。许慎著《说文解字》列籀书、古文、小篆，曹魏注重古文刻《三体石经》，皆是为古文经学张目。所以古文作为一种书体时代流传，因朝代变迁，个体差异，古文在流传过程中最为复杂，错讹紊乱，谬误不少，多为书家诟病，传播受到限制。《侯马盟书》的出现对古文书体来说，应该是见到了一缕曙光，更由于楚简文字的发现，古文书体的书法得以开始被广泛重视，这是一个好现象。当前，要想继承和发扬盟书书法，有三种途径：一是用盟书笔法与结字，其目的是继承；另一种是用盟书的笔法，可以书写其他国别或者不同材料、不同用途的文字；最后一种就是用其他笔法，书写盟书文字。只有这样才能发扬光大盟书书法。
山西省书协副主席、晋宝斋艺术公司总经理靳钟先生则主张，不但要有新思维、新科技手段的介入，还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创作团队的建设。现在侯马已经涌现出一批擅长书写盟书体的青年才俊，如王雨生、唐晖等，要鼓励和支持他们这些年轻人，使这一书体的书写后继有人。
其他專家如山西师大教授赵亭人，山西书协原主席团委员、副秘书长、“兰亭奖”获奖者王国柱都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与此同时，由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举办的《盟誓春秋——侯马盟誓遗址主题展》暨《素翁六十年手迹展》，参展者络绎不绝。这是自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成立两年后的又一盛事。
侯马盟书不仅是当年考古界的重大发现，也是春秋晚期文字手写书迹的重大发现，它的考古价值、历史价值、文字演变及书法艺术价值不可估量，60年来对它的研究未曾停歇，成果倍出。尤其是近年来侯马市委、市政府把“侯马盟书”作为城市的文化名片，打造以“晋都新田”为中心的片区文化圈，使得“侯马盟书”的研究工作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台阶，同时，“盟书体”的书法学习与研究也在逐步得到重视与推广，这对于把山西建设成文化大省，凸显晋文化的历史作用，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01盟书的发掘、整理、研究
侯马盟书，是我国目前发现书写体较早的朱书文字，确切地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古代文字中用毛笔书写篇章完整的古人手书真迹。
侯马古称新田，是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晚期都城，1965年12月中旬，在侯马电厂的建设工地上发现了沉睡地下2500多年的写有朱书文字的玉石片，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轰动，国家文物局立即派谢辰生和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颔分别赶到侯马，会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文物管理站的陶正刚、張守中等参加发掘研究，张颔先生随即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发表在《文物》1966年第2期，文中介绍了侯马盟书的出土情况，并对部分文字进行了初步考释。
朱书文的发现，同时也惊动了在京的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郭老看到张颔的文章后立即纂写了《侯马盟书初探》一文，第一次提出“侯马盟书”的概念。考古学家陈梦家也写了《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意义重大。
由于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盟书发掘历时7个月之后，封存入库，各种整理、研究工作被迫搁浅。1972年，政治稍有松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王克林、陶正刚、张守中进行了零星的整理，完成了《侯马东周盟誓遗址简报》，发表于《文物》1972年第四期。1973年，经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王冶秋的关注与过问，特提调张颔出“牛棚”，成立了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侯马盟书》三人整理小组，张颔任组长。三人分工为张颔考释研究，陶正刚负责田野发掘整理，张守中主要任务是盟书的摹写与《字表》的整理，历时3年，终在“文革”刚结束的1976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侯马盟书》。
据统计，《侯马盟书》发掘的长方形竖坑有326个，其中42个竖坑内共出土盟书1500余件。盟书分别用朱砂和黑墨书写，有两面或者三面、四面都有字迹。被书写在玉石片上大量的盟誓辞文，见证了春秋末期晋国上卿赵鞅与本族邯郸赵午与其他卿大夫之间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正是这场政治斗争，拉开了“三家分晋”与战国时代的序幕。反映了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497～前489）间赵鞅同卿大夫间多次举行盟誓的史实。
研究发现，侯马盟书内容分为六类：誓词类、宗盟类、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卜筮类。据2006年1月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侯马盟书》新增张颔《<春秋左传>盟誓表》统计，春秋时期共有196次盟誓，其中有关晋国盟誓的就有57次。
盟誓，是春秋时期社会生活中的国家大事。据山西省考古所研究员田建文介绍，在礼崩乐坏、政权下移的春秋时代，周天子和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和诸侯国之间、诸侯国内的贵族之间，就是靠盟约和誓辞来约束他们之间的关系，统称为盟誓。因此，盟誓的研究对于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02盟书体在书法史上地位重要
侯马盟书，是春秋末期晋国的官方文体，是我国先秦汉字发展史的鲜活标本。目前发现，中国早期的汉字是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金文分别为契刻和熔铸，盟书既不同于甲骨的刻辞，也不同于金文的铸铭，它是晋国祝、史官吏手写书迹，是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毛笔手写文献。其书写材料、字体均有别于已出土的其他简牍帛书，所以无论从考古学、文字学，还是书法学上看，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侯马盟书的字体介于籀文与小篆之间，属于古文体系。许慎《说文解字》中将文字分类籀书、古文与小篆，并说秦用籀书、六国用古文，可见当时山东六国用的文字结字虽然有异，但书写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古文，魏晋称其为蝌蚪文。其实，早在1979年张颔先生在《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上发表的《“侯马盟书”丛考续》中，专列一节“侯马盟书文字体例”，指出侯马盟书“书法非常熟练，如果从我国研究书法艺术着眼，它无疑是一批宝贵的资料”，像这种东周晚期的文字一方面存在着对殷、西周文字承袭的迹象；一方面又表现了晋国区域性的一种风格和体例。
作为一种书法艺术，众多书家都以不同的角度总结盟书的书法艺术特色及用笔方法，这种书写在春秋战国的东方各国普遍流行，但由于载体不同、国别不同，文字的演变和结构不同，其视觉效果也迥异。由于《侯马盟书》出土的年代处于十年动乱时期，文化革命、书法凋零，所以很难引起大众的认同。随着书法热的兴起，湖北一地出土了大量的楚简，包括《郭店楚简》《包山楚简》，这两种楚简文字量大，便于创作，成为书法界借用考古新材料的极佳范本，致使《侯马盟书》无人问津。
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馆长高青山针对上述情况，他认为虽然“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将盟书书法的弘扬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且在侯马地区掀起学习盟书书法的新高潮，举办多次全国性的盟书书法展，但要发扬光大，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03在传承中找寻学习盟书新方法
侯马盟书的研究虽已五十余年，但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在侯马盟书研究座谈会上，侯马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清江提出，要把侯马盟书的挖掘、宣传、普及常态化，加强馆际间的交流，发挥侯马盟书法书艺术的独特魅力，使其成为书法史的一大亮点。 座谈会上，专家们就侯马盟书的研究与传承提出了一些建设性、可行性的意见。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守中首先发言，一是对《侯马盟书》当时出土的数量问题进行了订正，许多文章上发表的数量是5000余片，但实际当时出土的只有1500余片。第二就盟书书法与文字研究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盟书只有340余字，数量偏少，新整理的《盟书字表》虽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修正，但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对书法创作来说，无疑受到了限制。即将出版的《温县盟书》，对于丰富盟书文字，便于书法创作是一种福音。第三从书法层面上的普及和推广问题，提出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讲座，让研究成果和心得与大家共享。
山西省文物局文博处处长赵曙光从文物陈列的角度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认为，第一要使盟书成为侯马博物馆的一个核心文化，就要有数字化、科技化的概念，要将盟书文字做高精度的扫描处理，许多字漫漶不清，无法辨识，可运用科技考古影像技术复原，进行储存和对外播放，以便让更多的观摩者见到实物。第二从展览陈列上要见物、见人、见精神，主题立意意义重大。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姚国瑾从书法史、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方面谈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侯马盟书作为目前书法史上最早的手写体文字，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书法的角度讲，除甲骨文外，篆书有三种体系：一种是籀文，即商周金文与秦系刻石（如《石鼓文》），一种是秦小篆，主要是四山刻石。再一种就是古文，汉代因此而有今古文之争。许慎著《说文解字》列籀书、古文、小篆，曹魏注重古文刻《三体石经》，皆是为古文经学张目。所以古文作为一种书体时代流传，因朝代变迁，个体差异，古文在流传过程中最为复杂，错讹紊乱，谬误不少，多为书家诟病，传播受到限制。《侯马盟书》的出现对古文书体来说，应该是见到了一缕曙光，更由于楚简文字的发现，古文书体的书法得以开始被广泛重视，这是一个好现象。当前，要想继承和发扬盟书书法，有三种途径：一是用盟书笔法与结字，其目的是继承；另一种是用盟书的笔法，可以书写其他国别或者不同材料、不同用途的文字；最后一种就是用其他笔法，书写盟书文字。只有这样才能发扬光大盟书书法。
山西省书协副主席、晋宝斋艺术公司总经理靳钟先生则主张，不但要有新思维、新科技手段的介入，还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创作团队的建设。现在侯马已经涌现出一批擅长书写盟书体的青年才俊，如王雨生、唐晖等，要鼓励和支持他们这些年轻人，使这一书体的书写后继有人。
其他專家如山西师大教授赵亭人，山西书协原主席团委员、副秘书长、“兰亭奖”获奖者王国柱都各自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与此同时，由侯马晋国古都博物馆举办的《盟誓春秋——侯马盟誓遗址主题展》暨《素翁六十年手迹展》，参展者络绎不绝。这是自侯马盟书文化研究会成立两年后的又一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