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民间组织及其成员奋力前行，从不同途径切入教育体制，用民间思维开发出丰富多样的公益形式，持续地冲击僵化的教育，为它带去新的可能，也为教育革命展开希望之旅。
　　
　　谈到中国教育的现状，众口一词的看法是差评。大到教育体制，小到课堂书本，无一不让人生气。每个人都能找到批判现行教育的角度，也都可以言之成理。可是，一旦把教育问题最终归结为体制弊端，只剩下一片沉默，似乎没有办法去改变。从义愤到无力，这就是教育加诸人们的通常反应。出路在哪里？教育改革还有希望吗？
　　人们对教育评价的终点，几十年来停留在对体制的哀叹上。这个终点，恰恰是教育类公益组织的起点。它们同样深刻地了解教育之弊，不同的是，这些民间组织及其成员奋力前行，从不同途径切入教育体制，用民间思维开发出丰富多样的公益形式，持续地冲击僵化的教育，为它带去新的可能，也为教育革命展开希望之旅。
　　教育公益非常细致地揭示了教育体制内部的运行状态——它们可能是病态的、不完善的、无法长久的，然后给予疗救的努力。一如这个转型的时代，僵化的教育本身也在发生好的或坏的变化，而教育公益组织因应这些变化，也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转型历程。
　　时代也给了教育公益组织机会。参与教育的10年来，中国教育跟随社会变迁，发生结构性的变化。1997年就存在的“撤点并校”计划，到了2001年正式在全国农村中小学推行。到2007年，撤了近1/2至2/3的教学点及完全小学，这对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农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自1998年到2007年九年间，全国学校数目减少了47.5%。在撤并过程中，影响最大、撤并力度最大的是贫困山区的小学，这种盲目撤并给学生及其家庭造成了重大改变。
　　伴随着这一巨大的教育变动，农村留守儿童达到两千万，随父母打工进入城市的流动学生至少有两百万。吊诡的是，日均消失64所农村小学的这个结果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的“成绩”。其论据是人口减少，并且在撤并中辅以“两减一免”的财政补贴。可是分析下来看，政府推行的这一教改缺乏配套，已经开始显露出致命缺陷。
　　由于家庭远离学校，学生被迫长途跋涉，或者在很小年纪就寄宿，生活费成了负担。校车安全问题大增，寄宿条件差，学生遭罪。封闭的学校让学生的成长与社区隔离，心理问题突出，一些令人担忧的亚文化逐渐生长。这是十多年来教育背景的转换，它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如此，教育公益面临着比助学支教更加复杂的需求结构。
　　西部阳光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认为，由于农村教育的外部环境发生很大变化，以扶贫为主的支教形式亟待调整，因此教育公益组织面临重新定位和重新校正工作方向。去年底在广州举办的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上，也提出资源整合，建立“基金会－NGO－受助对象”的产业链。总之，组织转型成为教育公益人士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