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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即将从中山大学档案学毕业的郑楚然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与她同行的还有好友海味。电话里的郑楚然听上去很兴奋：“嵘嵘姐和麦子还说要带我去玩来着！”她提到的武嵘嵘和麦子是北京比较活跃的女性主义者，而郑楚然和海味的主要阵地则在广州。一北一南。
过去的半年，中国爆发了一系列密集的性别事件：从“占领男厕”到“斩断咸猪手反对性骚扰”，从“500封致老总信”到“歧视孕妇，千妇所指”，从“反对李阳家暴”到“上海地铁里的抗议”，从“质疑公务员考试妇科检查”到“曹菊起诉巨人学校，打响中国就业歧视第一炮”。一连串的公共事件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舆论风暴。没人再敢小觑这群小女生的能量。
行动者，滚雪球
在为女性谋求权益的一群女性中，90后的郑楚然很年轻，算得上是后起之秀。文文弱弱的她，笑容可爱，并不是想象中那种强势到让男生“蛋疼”的女生，但郑楚然喜欢不按常理出牌。2011年5月，她以学生的身份参与了廖冰兄基金会的“底层中国调研”活动，选中的题目与女同性恋相关。为了调研，她经常混迹于同城社区青年同志中心，帮忙搞活动。在这样的聚会上，郑楚然认识了海味。
学中药制药技术的海味平常在一家公司做文员，闲暇时间就去一家同志机构做志愿者。因为中性打扮不讨老板欢心，海味从一个白领岗位被调去了生产部门做工人。海味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一怒之下辞了职。当郑楚然决定投身NGO，着手准备成立自己的行动小组时，海味投了赞成票，成了核心成员。
2012年春天，郑楚然参加了“女性公民社会参与暨性别平等”论坛，遇见了南下广州的李麦子，两人“臭味相投”，越聊越投机，似乎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麦子在西安念大学时，已是学校“红人”，占领男厕的事她在大三时就做过。后来一战成名，却是与广州妞郑楚然的合作。毕业后的麦子闯荡各地，秉持性别平等的理想，她与同样活跃的女性主义“前辈”柯倩婷、武嵘嵘、李思磐、吕频等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
柯倩婷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也是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她还有多个身份，包括时评作家、多家性别机构的成员和理事。作为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的学生，她深受老师的影响，积极投入和社会相关的行动。除了案头工作，她参与策划过2010年“反对美容整形的地铁快闪”、“十位女性的声鸣艺术展”等活动，在公益界和学术界都颇有影响。用她的话说，多亏了行动才让自己发现身边潜伏着的不少同僚，打破了过去单打独斗的局面。
80后的武嵘嵘没有“学术范”，却被誉为“女权专业户”。几年前，她从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毕业后，一直在公益圈里从事性别工作。现在是国内著名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性别平等工作的负责人，“根正苗红、经验丰富”。2009年，她和伙伴们用纱布缠住身体，横陈北京街头声援“邓玉娇”的行为艺术，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李思磐原是一名调查记者，也是一名铁杆女权主义者，后来她索性利用身份优势，成为了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的召集人，致力于给媒体从业者提供培训，在圈内走的是大胆、激进的路线。
自由职业出身的吕频则在北京一家名为“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民间组织工作，通过搜集发布和“社会性别与媒体”相关的评论、动态、研究资料等，为性别领域内的写作、研究、倡导活动提供中文在线资源支持。文字功底了得的吕频还是内部知名的“女声电子报”的主要撰写者。吕频鲜少直接参与行动，倒更像一个协作者、扩音器和观察员。
陆续觉醒的女生们就像滚雪球似的，渐渐从分散的地方聚集起来，形成了有力的合体，向传统男权社会的陋习发起冲击。
有艺术，有技术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行为艺术”几乎是这群特立独行的女性找到的新工具：巧妙的行动创意总是能够吸引眼球，也能规避风险，有“低投入、高回报”的奇效，容易复制和模仿。但也带来明显的弱点——公众往往只关注出格的行为，而忽略了背后的抗争和诉求，甚至有人认为她们就爱“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占领男厕行动”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2012年2月19日，在广州越秀公园附近一公厕旁，几名女大学生在男厕所旁排队，上演“占领男厕所”行为，因为布局周全、诉求明确，李麦子、郑楚然和同伴们的“义举”获得了媒体以及舆论的响应，成功登上了微博的头条，多家媒体用大篇幅进行报道。
在引发了一场公共讨论后，李麦子、郑楚然开始游说两会代表，试图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影响了不少两会代表的积极响应。有代表认为，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权利的争取，在席卷而来的“公厕改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有消息称，在山西、河南、天津等地的师范院校已经着手调整男女厕位比例，深圳关于“女厕所蹲位数量不得低于男性的1.5倍”的提案也已提交人大审议。
继在广州“占领男厕”之后，北京、深圳、南京、成都等地的女性也纷纷响应。不过，来自成都的志愿者们发起的占领行动却成为一个娱乐新闻。在组织参与者看来，精心策划的行动只能演变为一个供人消遣的“娱乐事件”，不能不让人惋惜。因此，倡导的技术和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
很多时候，武嵘嵘、柯倩婷在扮演“导师”的角色。
武嵘嵘的电子邮箱里收集了不少媒体人的联络方式。为记者及时提供新闻线索，并设计一份有女性视角的通讯稿。她希望从社会工作者的角度给年轻人们一些可操作的建议，也常为行动者提供理论培训和沙龙，鼓励大家展开讨论和对话。遇上渴望通过法律途径采取行动的“当事人”，还会提供法律援助。
作为学者的柯倩婷则倾向于把握行动的全局和方向。她强调多角度思考，力求行动者步伐稳健地促成结果，不至于最终“流产”。柯倩婷很清楚，“如果第一次行动就折断了翅膀，对后续行动者的培养将是非常大的打击。”所以，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地铁微博事件”中，尽管出门抗议的志愿者同意不戴口罩，柯倩婷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武装一下”保护自己。
一旦志愿者行动升级为一场公共事件，舆论密集发酵，杂音开始混淆视听时，李思磐、吕频作为后续“智囊团”便需要发声，以便达到“拨乱反正”的效果。 在“上海地铁微博事件”讨论日趋白热化的阶段，李思磐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着装审查打压妇女空间》一文，针锋相对地指出：“对女性的着装审查，在‘得体’的招牌下，得到不少支持。这是因为，对女性的身体形象和言谈举止，从来就有一套男性角度、人们习焉不察的审查机制。一方面，女性要‘像个女人’，她们穿着打扮必须尽量突出其女性身体特征，让男人们赏心悦目；而同时，‘像个女人’就是女人的原罪，被视为男性社会越轨行为的始作俑者，她们必须尽量并拢手脚、收缩空间，拿捏‘迷人’和‘放荡’的界限，时时自我审查，忍耐各种不便。”
在讨论后期，吕频也以观察者身份为“反骚扰”抗议撰写了电子报，一方面提炼出几个促使行动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个已经有相当共识的潜在同盟、一个能调动强烈正义感的焦点话题、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网下行动及其与网下讨论的相互配合、一些自觉协作推动的人”，另一方面也还原了公共讨论是如何越辩越明的过程。
网络集结新时代
中国女性主义者的行动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多年来，女性主义并未获得足够的发展，反而“女权”在大众眼里倒被妖魔化了，认为女性主义是仇视男人、跟男人争斗之类的。在一篇访谈中，李银河说，女权（性）主义其实就是“主张男女平等，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是女权（性）主义者。”
温柔端庄的柯倩婷也常被外界说成是“女性主义的异类”，原因竟然是她够漂亮，还结婚生子。
吕频曾在媒体上发表过一段言辞恳切的文字，为女权主义者正名：“女权主义者都是什么人？其实没有脸谱可画，因为她们每个人都不同。她们仍然可以做称职的妻子和母亲，但其家庭的内部权力关系可能比一般情况更平等。她们也可能是“剩女”、“小三”、“妓女”，仍然可以自我接纳。”
李思磐也在中山大学一次讲座上公开反对药理学者易富贤的“超生救国论”时，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孤独。在易富贤描绘的政策图景中，生育的主体——女性是不被重视的，她们被视为一种神奇的容器，作为强国保种、富国强兵的工具。
李思磐认为易富贤的论点充满了男性中心的偏见，但会场上，一群“性别盲”的听众把她团团围住，“愤怒的我被当成疯子。甚至有人问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小孩？”
为了把话说清楚，2012年6月10日，李思磐和易富贤在一场专门组织的公共论坛上展开对话与辩论。“很多人，有机会把事情说清楚，同时又觉得没必要再多说。” 李思磐一直希望寻求对话的可能性，只有公开对话，才能获得更多的声音和支持。
近年来，中国民间组织、第三部门获得了蓬勃发展，但倡导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者并未显著增加。武嵘嵘认为这与女性运动诉求过于多元化有关。“女性所遭遇的性别歧视可能是一个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也可能是一个贫困问题。”相比起环保组织的单一诉求，性别倡导很难铺开。
“何况男性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如何吸纳更多的志愿者参与也是个难题。”这为郑楚然、李麦子等人带来了另一个技术困难——如何在倡导行动中，规避“性别撕裂和对立”，引发男性群体的反弹。
李麦子曾经对着采访男厕行动的媒体一再重申：“请你一定要交代清楚，占领男厕不是霸占，而是与广大男同胞达成谅解。我是女性主义者，但不是女性霸权主义者。”可惜事后依然有男士对此不依不饶。有朋友甚至不客气地把她形容为“战士”，去到哪里都要引起战争。
好在，不少年轻人开始加入了争取女性权益的行列，使用新媒体与自媒体，广泛传播女性主义的观点。乐观者认为，在中国或许女性主义才刚刚打开局面。检索一下不难发现，在“占领男厕所”登上微博微话题榜以前，互联网上的公共议题很难找出妇女与性别的影子。在占领行动后，形势出现了扭转。从志愿者将“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暴力冲击志愿行动的视频公布在微博上，到上海地铁的不当言论激起许多女性积郁不满，网上网下的迅速联合显示出了强大的影响力。女性利用网络从边缘走向了主流，她们表达诉求直言不讳，把广泛渗透到生活细微之处的男权条分缕析、生剥活脱暴露给了众人看。
现在，郑楚然、海味、李麦子、武嵘嵘一干人没事就在网上游荡。微博、QQ群、邮件组是她们彼此联系、互相支撑的主要工具。刚刚上线的“性别平等论坛”则成了她们的主要话语阵地，在论坛上，她们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碰撞过几次，大家发现：从毕业求职到结婚生子，从穿着打扮到身体检查，原来生活中隐藏着那么多堂而皇之的性别歧视！
新的行动就这样酝酿、发酵、诞生。
过去的半年，中国爆发了一系列密集的性别事件：从“占领男厕”到“斩断咸猪手反对性骚扰”，从“500封致老总信”到“歧视孕妇，千妇所指”，从“反对李阳家暴”到“上海地铁里的抗议”，从“质疑公务员考试妇科检查”到“曹菊起诉巨人学校，打响中国就业歧视第一炮”。一连串的公共事件引发了一场又一场的舆论风暴。没人再敢小觑这群小女生的能量。
行动者，滚雪球
在为女性谋求权益的一群女性中，90后的郑楚然很年轻，算得上是后起之秀。文文弱弱的她，笑容可爱，并不是想象中那种强势到让男生“蛋疼”的女生，但郑楚然喜欢不按常理出牌。2011年5月，她以学生的身份参与了廖冰兄基金会的“底层中国调研”活动，选中的题目与女同性恋相关。为了调研，她经常混迹于同城社区青年同志中心，帮忙搞活动。在这样的聚会上，郑楚然认识了海味。
学中药制药技术的海味平常在一家公司做文员，闲暇时间就去一家同志机构做志愿者。因为中性打扮不讨老板欢心，海味从一个白领岗位被调去了生产部门做工人。海味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一怒之下辞了职。当郑楚然决定投身NGO，着手准备成立自己的行动小组时，海味投了赞成票，成了核心成员。
2012年春天，郑楚然参加了“女性公民社会参与暨性别平等”论坛，遇见了南下广州的李麦子，两人“臭味相投”，越聊越投机，似乎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麦子在西安念大学时，已是学校“红人”，占领男厕的事她在大三时就做过。后来一战成名，却是与广州妞郑楚然的合作。毕业后的麦子闯荡各地，秉持性别平等的理想，她与同样活跃的女性主义“前辈”柯倩婷、武嵘嵘、李思磐、吕频等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
柯倩婷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也是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她还有多个身份，包括时评作家、多家性别机构的成员和理事。作为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的学生，她深受老师的影响，积极投入和社会相关的行动。除了案头工作，她参与策划过2010年“反对美容整形的地铁快闪”、“十位女性的声鸣艺术展”等活动，在公益界和学术界都颇有影响。用她的话说，多亏了行动才让自己发现身边潜伏着的不少同僚，打破了过去单打独斗的局面。
80后的武嵘嵘没有“学术范”，却被誉为“女权专业户”。几年前，她从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毕业后，一直在公益圈里从事性别工作。现在是国内著名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性别平等工作的负责人，“根正苗红、经验丰富”。2009年，她和伙伴们用纱布缠住身体，横陈北京街头声援“邓玉娇”的行为艺术，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李思磐原是一名调查记者，也是一名铁杆女权主义者，后来她索性利用身份优势，成为了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的召集人，致力于给媒体从业者提供培训，在圈内走的是大胆、激进的路线。
自由职业出身的吕频则在北京一家名为“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民间组织工作，通过搜集发布和“社会性别与媒体”相关的评论、动态、研究资料等，为性别领域内的写作、研究、倡导活动提供中文在线资源支持。文字功底了得的吕频还是内部知名的“女声电子报”的主要撰写者。吕频鲜少直接参与行动，倒更像一个协作者、扩音器和观察员。
陆续觉醒的女生们就像滚雪球似的，渐渐从分散的地方聚集起来，形成了有力的合体，向传统男权社会的陋习发起冲击。
有艺术，有技术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行为艺术”几乎是这群特立独行的女性找到的新工具：巧妙的行动创意总是能够吸引眼球，也能规避风险，有“低投入、高回报”的奇效，容易复制和模仿。但也带来明显的弱点——公众往往只关注出格的行为，而忽略了背后的抗争和诉求，甚至有人认为她们就爱“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占领男厕行动”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2012年2月19日，在广州越秀公园附近一公厕旁，几名女大学生在男厕所旁排队，上演“占领男厕所”行为，因为布局周全、诉求明确，李麦子、郑楚然和同伴们的“义举”获得了媒体以及舆论的响应，成功登上了微博的头条，多家媒体用大篇幅进行报道。
在引发了一场公共讨论后，李麦子、郑楚然开始游说两会代表，试图推动公共政策的制定，也影响了不少两会代表的积极响应。有代表认为，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权利的争取，在席卷而来的“公厕改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有消息称，在山西、河南、天津等地的师范院校已经着手调整男女厕位比例，深圳关于“女厕所蹲位数量不得低于男性的1.5倍”的提案也已提交人大审议。
继在广州“占领男厕”之后，北京、深圳、南京、成都等地的女性也纷纷响应。不过，来自成都的志愿者们发起的占领行动却成为一个娱乐新闻。在组织参与者看来，精心策划的行动只能演变为一个供人消遣的“娱乐事件”，不能不让人惋惜。因此，倡导的技术和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
很多时候，武嵘嵘、柯倩婷在扮演“导师”的角色。
武嵘嵘的电子邮箱里收集了不少媒体人的联络方式。为记者及时提供新闻线索，并设计一份有女性视角的通讯稿。她希望从社会工作者的角度给年轻人们一些可操作的建议，也常为行动者提供理论培训和沙龙，鼓励大家展开讨论和对话。遇上渴望通过法律途径采取行动的“当事人”，还会提供法律援助。
作为学者的柯倩婷则倾向于把握行动的全局和方向。她强调多角度思考，力求行动者步伐稳健地促成结果，不至于最终“流产”。柯倩婷很清楚，“如果第一次行动就折断了翅膀，对后续行动者的培养将是非常大的打击。”所以，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上海地铁微博事件”中，尽管出门抗议的志愿者同意不戴口罩，柯倩婷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武装一下”保护自己。
一旦志愿者行动升级为一场公共事件，舆论密集发酵，杂音开始混淆视听时，李思磐、吕频作为后续“智囊团”便需要发声，以便达到“拨乱反正”的效果。 在“上海地铁微博事件”讨论日趋白热化的阶段，李思磐在《东方早报》上发表了《着装审查打压妇女空间》一文，针锋相对地指出：“对女性的着装审查，在‘得体’的招牌下，得到不少支持。这是因为，对女性的身体形象和言谈举止，从来就有一套男性角度、人们习焉不察的审查机制。一方面，女性要‘像个女人’，她们穿着打扮必须尽量突出其女性身体特征，让男人们赏心悦目；而同时，‘像个女人’就是女人的原罪，被视为男性社会越轨行为的始作俑者，她们必须尽量并拢手脚、收缩空间，拿捏‘迷人’和‘放荡’的界限，时时自我审查，忍耐各种不便。”
在讨论后期，吕频也以观察者身份为“反骚扰”抗议撰写了电子报，一方面提炼出几个促使行动成功的关键因素：“一个已经有相当共识的潜在同盟、一个能调动强烈正义感的焦点话题、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网下行动及其与网下讨论的相互配合、一些自觉协作推动的人”，另一方面也还原了公共讨论是如何越辩越明的过程。
网络集结新时代
中国女性主义者的行动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多年来，女性主义并未获得足够的发展，反而“女权”在大众眼里倒被妖魔化了，认为女性主义是仇视男人、跟男人争斗之类的。在一篇访谈中，李银河说，女权（性）主义其实就是“主张男女平等，所有主张男女平等的人都是女权（性）主义者。”
温柔端庄的柯倩婷也常被外界说成是“女性主义的异类”，原因竟然是她够漂亮，还结婚生子。
吕频曾在媒体上发表过一段言辞恳切的文字，为女权主义者正名：“女权主义者都是什么人？其实没有脸谱可画，因为她们每个人都不同。她们仍然可以做称职的妻子和母亲，但其家庭的内部权力关系可能比一般情况更平等。她们也可能是“剩女”、“小三”、“妓女”，仍然可以自我接纳。”
李思磐也在中山大学一次讲座上公开反对药理学者易富贤的“超生救国论”时，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孤独。在易富贤描绘的政策图景中，生育的主体——女性是不被重视的，她们被视为一种神奇的容器，作为强国保种、富国强兵的工具。
李思磐认为易富贤的论点充满了男性中心的偏见，但会场上，一群“性别盲”的听众把她团团围住，“愤怒的我被当成疯子。甚至有人问我，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生小孩？”
为了把话说清楚，2012年6月10日，李思磐和易富贤在一场专门组织的公共论坛上展开对话与辩论。“很多人，有机会把事情说清楚，同时又觉得没必要再多说。” 李思磐一直希望寻求对话的可能性，只有公开对话，才能获得更多的声音和支持。
近年来，中国民间组织、第三部门获得了蓬勃发展，但倡导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者并未显著增加。武嵘嵘认为这与女性运动诉求过于多元化有关。“女性所遭遇的性别歧视可能是一个历史问题、社会问题，也可能是一个贫困问题。”相比起环保组织的单一诉求，性别倡导很难铺开。
“何况男性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如何吸纳更多的志愿者参与也是个难题。”这为郑楚然、李麦子等人带来了另一个技术困难——如何在倡导行动中，规避“性别撕裂和对立”，引发男性群体的反弹。
李麦子曾经对着采访男厕行动的媒体一再重申：“请你一定要交代清楚，占领男厕不是霸占，而是与广大男同胞达成谅解。我是女性主义者，但不是女性霸权主义者。”可惜事后依然有男士对此不依不饶。有朋友甚至不客气地把她形容为“战士”，去到哪里都要引起战争。
好在，不少年轻人开始加入了争取女性权益的行列，使用新媒体与自媒体，广泛传播女性主义的观点。乐观者认为，在中国或许女性主义才刚刚打开局面。检索一下不难发现，在“占领男厕所”登上微博微话题榜以前，互联网上的公共议题很难找出妇女与性别的影子。在占领行动后，形势出现了扭转。从志愿者将“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暴力冲击志愿行动的视频公布在微博上，到上海地铁的不当言论激起许多女性积郁不满，网上网下的迅速联合显示出了强大的影响力。女性利用网络从边缘走向了主流，她们表达诉求直言不讳，把广泛渗透到生活细微之处的男权条分缕析、生剥活脱暴露给了众人看。
现在，郑楚然、海味、李麦子、武嵘嵘一干人没事就在网上游荡。微博、QQ群、邮件组是她们彼此联系、互相支撑的主要工具。刚刚上线的“性别平等论坛”则成了她们的主要话语阵地，在论坛上，她们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碰撞过几次，大家发现：从毕业求职到结婚生子，从穿着打扮到身体检查，原来生活中隐藏着那么多堂而皇之的性别歧视！
新的行动就这样酝酿、发酵、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