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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宁波作为最早与国外通商的口岸之一，拥进来许多红头发的欧洲人，宁波人在习惯上称他们为“红毛人”。为“红毛人”做衣服的裁缝，被人们称为“红帮裁缝”。他们创立了五个第一：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在中国服装史上，他们被称为富有创意精神的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 五个第一
近代和现代，世界处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国人的服装，从峨冠博带、长袍短套，演变而为轻便实用的西式服装。在变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裁缝群体，他们顺应历史潮流，突破传统模式，致力西服研制，培养专业人才，为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早在18世纪末，宁波人以“三刀”（剪刀、菜刀、剃头刀）为主体的服务性行业，涉足日本横滨。清嘉庆年间，鄞县姜山张尚义，学了裁缝手艺没法糊口，被迫改行在渔船上帮厨烧火。有一次遭遇海难，渔船漂至日本横滨，他被当地水兵救起。
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张尚义凭借裁缝手艺，寄居码头靠修补救生衣度日。他看到港区内不少俄国渔民和荷兰客商都穿西装，就趁补衣之机，将洋人的西装拆开，做成样板，学习裁剪，渐渐熟能生巧，成为制作西服的高手。
张尚义创立“同义昌”西服店，生意越做越大，又在日本东京、神户开设了分店。从横滨返回故乡，他带着宁波人，一批又一批东渡日本，经营裁缝生意。1905年，宁波裁缝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意愿，以日本士官服为原型，设计出早期的中山装，孙中山穿着“中山装”在上海南京路走了一趟，全上海轰动，从此中山装迈出了成为“国服”的第一步。
1910年，奉化人王才运挥洒大手笔，与两位同乡合股，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东路与西藏中路交汇处，开设了最豪华的三层十间门面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在他们的精心经营下，“荣昌祥”成为上海滩名气最大、服务最完善、信誉最可靠的专业服装店。
在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部西服著作。1883年出生于鄞县的顾天云，15岁在上海学裁缝，满师后东渡日本，在东京开设了“宏泰”西服店。数年后，顾天云飞渡重洋，先后考察了欧美十多个国家，遍搜图册，列访名师，冥钩博罗，孜孜以求，积极吸纳新的款式、新的成衣技艺和经营经验。1933年，顾天云在上海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西服裁剪指南》。同时，协助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工艺职业学校。
在中国服装史上，“红帮裁缝”创立了五个第一，发起了中国服装史上最富有革命意义的变革，揭开了中国现代服装史崭新的一页，成为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一个服装流派。在中国服装史上，“红帮裁缝”是浓重的一笔。中国人既聪明，又善于学习、创新，与其他领域相比，“红帮裁缝”的服装革命，实在是蛮彻底的。
拓展红帮 技艺高超
宁波红帮裁缝在申城创业时，把目光投向长江三角洲的苏、锡、常、宁。1879年，宁波人李来义开设的“李顺昌”西服号，成了苏州西服业的最早发源地。李来义两个儿子分别在南京、扬州开设了“李顺昌”，至今南京“李顺昌”打着当年的旗号，成为南京乃至江苏省的百年名店。红帮裁缝以上海为中心，影响波及全国20多个城市，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苏联等地。
有一篇《成衣匠的诗外功夫》写道：某家仆人去为主人定做衣服，红帮裁缝询问他家主人的性情、年纪、状貌，何年得科第，唯独不问尺寸，仆人觉得非常奇怪？成衣匠告诉他：“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衣需前长而后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伛，衣需前短而后长。”这种有别于单纯的量体裁衣的“诗外功夫”，正是艺术所推崇的“神形兼备”的境界。
有一次，红帮裁缝余元芳被周总理邀请去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他两位王子。总理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目测三位客人的身材，24小时内为三位客人各做一套西装和大衣。周总理知道这个任务特殊，他很了解红帮裁缝的心意，特地邀请西哈努克、两位王子站起来，绕着他转，让摄影师拍照。这使余元芳看清了西哈努克父子三人的背部、腰部、臀部。第二天，西哈努克穿着质地柔软、式样新颖、气质高雅的西装，高兴得大叫：“正合身，好极了！比我任何一件西装做得好。”
西装的立体裁剪有别于中装的平面裁剪，要讲究人的体形，穿出人的气派和风度；要巧妙地裁剪，弥补顾客身材的缺陷，难度可想而知。做工考究的西装和中山装，不可能一步到位，入门不久的新手，想做出衣服与顾客身材一模一样，穿上后非常合身，必须进行半成品试穿。一般试穿二三次，难度大的四五次，有时不惜将样衣当场剪掉，为顾客再度免费选料，重新缝制，以求得顾客的满意，树立商店的信誉。
宁波人有句老话：“天下三主，顶大买主。”红帮裁缝在讲究技艺的同时，十分重视无微不至的服务。除了一般商人都会注意和气生财、笑脸相迎之类生意经外，红帮裁缝有许多独到之处。客人来店定做衣服，记住他的姓名、地址、职业等信息，更要记住他上次定做过什么衣服。心中有了底，下次再来时，就可以谈及上一次衣服的款式、面料等，介绍新出的花色料子，顾客一定既高兴又佩服，新的生意又可成交了。
碰到顾客进店后，突然下起雨或雪，当他起身回去时，你要撑开雨伞，送他上车。每逢春秋两季，店里给做过衣服的老顾客一一发信，告诉顾客现在是换季之时，新货已到，恭候光临。信中附上面料小样，注明品质特色、流行情况。顾客收到这封周到热情的信件后，多会及时回信，或者亲自来店。
红帮精神 创业精髓
宁波红帮裁缝风尘碌碌的历史，不仅填补了中国服装史上的空白，更是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取精用弘，红帮是一个群体，是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开拓者；红帮又是一种精神，它凝聚了宁波帮的创业精髓。毋庸置疑，红帮精神释放的能量，已成为宁波商人弥足珍贵的财富。
红帮裁缝经历了“横滨港习艺、上海滩成名、沪宁线延伸、京津城引领、东三省跨越、大武汉创优、大西部倾情、东南亚拓展、港澳台溢彩、三江口奉献”的创业历程。红帮裁缝精湛的技艺和高超的经营方法，是他们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他们强调西服制作的“一对一”人性化服务，在工业流水线大批量成衣的今天，当属凤毛麟角、分外可贵。精工细作做成的西服，实质上超越了单纯服装的含义，成为一种美轮美奂的手工艺品，具有实用价值，更具有欣赏和收藏价值。
红帮裁缝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为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帮技艺以父子、师徒和工场作坊为传承方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先后有六七代出类拔萃的传人，涌现出裁缝状元、巧匠、工艺发明师、国服高手和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创业和创新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服装业。
中国服装现代化的春风，是从西方吹进来的。一是照搬，购置西方进口的服装，替西方裁缝定做西装，这也是对外国的留学生、外交人士和商人、国内极少数富有者采取的方法；二是借鉴，中国裁缝参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缝制技艺，按照中国人的体形、性格、生活环境，不断加以改造，使之中国化，有的完全“化”为中国民族服装。
中山装的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它是由革命家孙中山和红帮人为创制主体，以革命气概和科学精神相结合，以我国社会变革、人民生活的新需要、新的审美观趋向为依据，博纳中外文化交融，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成为向传统的旧式服装挑战、中国服装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对红帮精神的提炼，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在提炼红帮精神的过程中，以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为主旨，立足于宁波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入挖掘红帮精神的文化基因及优势所在，能够走出一条科学、系统、完整的民营企业创新路子，这也是富有创意精神的红帮裁缝可贵之处。
红帮裁缝 五个第一
近代和现代，世界处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国人的服装，从峨冠博带、长袍短套，演变而为轻便实用的西式服装。在变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裁缝群体，他们顺应历史潮流，突破传统模式，致力西服研制，培养专业人才，为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早在18世纪末，宁波人以“三刀”（剪刀、菜刀、剃头刀）为主体的服务性行业，涉足日本横滨。清嘉庆年间，鄞县姜山张尚义，学了裁缝手艺没法糊口，被迫改行在渔船上帮厨烧火。有一次遭遇海难，渔船漂至日本横滨，他被当地水兵救起。
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张尚义凭借裁缝手艺，寄居码头靠修补救生衣度日。他看到港区内不少俄国渔民和荷兰客商都穿西装，就趁补衣之机，将洋人的西装拆开，做成样板，学习裁剪，渐渐熟能生巧，成为制作西服的高手。
张尚义创立“同义昌”西服店，生意越做越大，又在日本东京、神户开设了分店。从横滨返回故乡，他带着宁波人，一批又一批东渡日本，经营裁缝生意。1905年，宁波裁缝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意愿，以日本士官服为原型，设计出早期的中山装，孙中山穿着“中山装”在上海南京路走了一趟，全上海轰动，从此中山装迈出了成为“国服”的第一步。
1910年，奉化人王才运挥洒大手笔，与两位同乡合股，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东路与西藏中路交汇处，开设了最豪华的三层十间门面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在他们的精心经营下，“荣昌祥”成为上海滩名气最大、服务最完善、信誉最可靠的专业服装店。
在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部西服著作。1883年出生于鄞县的顾天云，15岁在上海学裁缝，满师后东渡日本，在东京开设了“宏泰”西服店。数年后，顾天云飞渡重洋，先后考察了欧美十多个国家，遍搜图册，列访名师，冥钩博罗，孜孜以求，积极吸纳新的款式、新的成衣技艺和经营经验。1933年，顾天云在上海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西服裁剪指南》。同时，协助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工艺职业学校。
在中国服装史上，“红帮裁缝”创立了五个第一，发起了中国服装史上最富有革命意义的变革，揭开了中国现代服装史崭新的一页，成为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一个服装流派。在中国服装史上，“红帮裁缝”是浓重的一笔。中国人既聪明，又善于学习、创新，与其他领域相比，“红帮裁缝”的服装革命，实在是蛮彻底的。
拓展红帮 技艺高超
宁波红帮裁缝在申城创业时，把目光投向长江三角洲的苏、锡、常、宁。1879年，宁波人李来义开设的“李顺昌”西服号，成了苏州西服业的最早发源地。李来义两个儿子分别在南京、扬州开设了“李顺昌”，至今南京“李顺昌”打着当年的旗号，成为南京乃至江苏省的百年名店。红帮裁缝以上海为中心，影响波及全国20多个城市，香港、台湾、日本、新加坡、苏联等地。
有一篇《成衣匠的诗外功夫》写道：某家仆人去为主人定做衣服，红帮裁缝询问他家主人的性情、年纪、状貌，何年得科第，唯独不问尺寸，仆人觉得非常奇怪？成衣匠告诉他：“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衣需前长而后短；老年科第者，其心慵，背必伛，衣需前短而后长。”这种有别于单纯的量体裁衣的“诗外功夫”，正是艺术所推崇的“神形兼备”的境界。
有一次，红帮裁缝余元芳被周总理邀请去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和他两位王子。总理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目测三位客人的身材，24小时内为三位客人各做一套西装和大衣。周总理知道这个任务特殊，他很了解红帮裁缝的心意，特地邀请西哈努克、两位王子站起来，绕着他转，让摄影师拍照。这使余元芳看清了西哈努克父子三人的背部、腰部、臀部。第二天，西哈努克穿着质地柔软、式样新颖、气质高雅的西装，高兴得大叫：“正合身，好极了！比我任何一件西装做得好。”
西装的立体裁剪有别于中装的平面裁剪，要讲究人的体形，穿出人的气派和风度；要巧妙地裁剪，弥补顾客身材的缺陷，难度可想而知。做工考究的西装和中山装，不可能一步到位，入门不久的新手，想做出衣服与顾客身材一模一样，穿上后非常合身，必须进行半成品试穿。一般试穿二三次，难度大的四五次，有时不惜将样衣当场剪掉，为顾客再度免费选料，重新缝制，以求得顾客的满意，树立商店的信誉。
宁波人有句老话：“天下三主，顶大买主。”红帮裁缝在讲究技艺的同时，十分重视无微不至的服务。除了一般商人都会注意和气生财、笑脸相迎之类生意经外，红帮裁缝有许多独到之处。客人来店定做衣服，记住他的姓名、地址、职业等信息，更要记住他上次定做过什么衣服。心中有了底，下次再来时，就可以谈及上一次衣服的款式、面料等，介绍新出的花色料子，顾客一定既高兴又佩服，新的生意又可成交了。
碰到顾客进店后，突然下起雨或雪，当他起身回去时，你要撑开雨伞，送他上车。每逢春秋两季，店里给做过衣服的老顾客一一发信，告诉顾客现在是换季之时，新货已到，恭候光临。信中附上面料小样，注明品质特色、流行情况。顾客收到这封周到热情的信件后，多会及时回信，或者亲自来店。
红帮精神 创业精髓
宁波红帮裁缝风尘碌碌的历史，不仅填补了中国服装史上的空白，更是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取精用弘，红帮是一个群体，是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开拓者；红帮又是一种精神，它凝聚了宁波帮的创业精髓。毋庸置疑，红帮精神释放的能量，已成为宁波商人弥足珍贵的财富。
红帮裁缝经历了“横滨港习艺、上海滩成名、沪宁线延伸、京津城引领、东三省跨越、大武汉创优、大西部倾情、东南亚拓展、港澳台溢彩、三江口奉献”的创业历程。红帮裁缝精湛的技艺和高超的经营方法，是他们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他们强调西服制作的“一对一”人性化服务，在工业流水线大批量成衣的今天，当属凤毛麟角、分外可贵。精工细作做成的西服，实质上超越了单纯服装的含义，成为一种美轮美奂的手工艺品，具有实用价值，更具有欣赏和收藏价值。
红帮裁缝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为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红帮技艺以父子、师徒和工场作坊为传承方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先后有六七代出类拔萃的传人，涌现出裁缝状元、巧匠、工艺发明师、国服高手和高级管理人员。他们创业和创新精神，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服装业。
中国服装现代化的春风，是从西方吹进来的。一是照搬，购置西方进口的服装，替西方裁缝定做西装，这也是对外国的留学生、外交人士和商人、国内极少数富有者采取的方法；二是借鉴，中国裁缝参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缝制技艺，按照中国人的体形、性格、生活环境，不断加以改造，使之中国化，有的完全“化”为中国民族服装。
中山装的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它是由革命家孙中山和红帮人为创制主体，以革命气概和科学精神相结合，以我国社会变革、人民生活的新需要、新的审美观趋向为依据，博纳中外文化交融，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成为向传统的旧式服装挑战、中国服装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对红帮精神的提炼，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在提炼红帮精神的过程中，以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为主旨，立足于宁波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入挖掘红帮精神的文化基因及优势所在，能够走出一条科学、系统、完整的民营企业创新路子，这也是富有创意精神的红帮裁缝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