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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的木材行业，虽不及金融巨贾声势显赫，但也给人以“占地大，资金厚，商品多，气势足”的感觉，故有“盐商木客”之称。木业行业组织有木商公所、震巽木商公所、旧木业同业公会、锯木业同业公会，这些行业组织历经改组，建国以后称为上海市木材商业同业公会。
福建木材流入上海
上海未辟商埠前，船只不能在沪停泊，木材只能运至乍浦等地，然后再转口上海，颇费周折，难以成市。清咸丰八年（1859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沪招商，经同业禀请获准，领开张贴，木船得以直运上海，停泊在董家渡一带。运输畅通，获利甚丰，于是，各地木商纷纷出资购买大型帆船，当时称“钓船”，装运木材来沪销售。一时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运木船接踵而至，营业大盛，沿黄浦江北自王家码头，南至南码头，沿江岸线，长达数华里，纷纷开设木行。店多成市，外马路一带逐渐形成闻名十里洋场的“木行街”，在木材业发展史上称为“南市帮”。
“南市帮”运送的木材大部分来自福建及温州一带，福建产地的木材叫“建木”，以温州为主的浙江木材叫“浙木”。“浙木”暂且不议，“建木”的历史相当悠久。据《八闽通志》记载：“士人生女，课种百株，木中梁栋，其女及笄，藉为奁资”。远在明代以前，福建境内已有植林之风。可是，没有像现在意义上的植林专业户，也没有大规模经营木材的商人，仅以山客购自林户，而后贩与采办人，或经由山客介绍，林户直接售与采办人，木况无足称道。直至清朝初叶，承买转贩木材的采办人，销路转佳，获利丰厚，贩运木材的商人多了起来，在福州形成市场。乾隆时，始有江浙办木庄客，赴闽设庄，以集购木材。旧时的上海属江苏辖，上海县城内是否有木庄客赴闽采办，暂无法考，但福建木材那时已经流入上海。
木商组建同业公所
运送木材风险很大，船只飘洋过海，或许遇到气候变化形成危险，或许遇到海盗劫持，一旦发生事故，船主和木商孤掌难鸣，很难维护自己权益，所以，木商迫切希望能有一个为维护同业权益，对外交涉的机构。最初，商人抱团结社，是以“敦乡谊，辑同帮“为宗旨，木商公所创始得早，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已经结社，组建是在道光十年（1830年）。咸丰初年，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城内民不聊生，平息以后，各业渐次复苏。为提振上海口岸通商能力，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沪招商，也就是在那时，经木业同业向官府禀准，始开放木船进入沪关，于是往来于申闽之间的运木船只急剧增加。
为了适应官府管理需要和维护自身的共同利益，木业同业始赁屋于北门外。光绪十四年（1888年），木商公所集资在大东门外生义街购买房屋和地基，10年后在原址建造会馆，会馆原为生义街十四号，后为生义码头街120号。木商公所同时亦称木商会馆，形成一个业外人不易插足，在华界内颇有影响的社会团体。
木商会馆为殿堂式结构，颇具规模。相传的“天妃圣母”是主管海洋的庇护女神，故会馆建造的大厅中央供奉着“天妃圣母”的神位，并按照正宫皇后娘娘的规格，设置全副鸾驾和凤冠霞伶，以供圣母出巡和行会之用。除圣母神位外，尚供有会馆创始人之神位。1930年9月16日经同业公议将创始人之神位入主大厅，并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在祭文中写道：“三公（创始组织者为三人）出面，领导同业，为规划之一切，革其弊而兴其利，光其前而裕其后，于是同业之团体固矣……”
神位对面为一戏台，戏台原全部为木结构，1936年大修，改建为砖木结构。戏台老照片今犹存，雕梁画，镏以金箔，所刻花鸟人物，形象生动，百戏陈杂，最精美生动的作品是戏台心的藻井和其左右檐角下的两只木雕大狮子，颇有观赏价值，可与豫园内之戏台媲美。
反映会馆建筑局部的照片也有留存，有许多精细的木雕艺术品、砖雕艺术品，不但刻制技术高超，在内容方面有的还反映了上海的市井生活，如牵着狗的西洋女人、拉黄包车的车夫等，可以还原清末民初上海这个半殖民地商埠的真实生活，可以这么说，当年木商会馆的建筑是清末会馆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震巽木商公会
木商会馆是传统商业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行业组织，其会员商号经营的是未经加工的原木或初步加工的木材。开埠以后，上海木材业受到洋商蒸汽船运输和机械动力锯木的冲击，业务有所影响。有资料显示：南洋木材用夹板船运来上海，每船可装硬木50万板尺，当时运输木材的华侨委托十六铺洋行街的南洋庄九八行经售。1851年左右，美国的洋松开始输入上海。1887年的上海海关《关册》统计，当年上海口岸进口的硬木材已达122,849关两，软木材（洋松）达227,712关两。到1905年，上海口岸木材进口合计达到了1,465,000关两，占全国木材进口总额的46.44%。木材贸易迅速增长，呼之欲出的是上海本土的木材商人和商号与之竞争。
木材的用途广，不是现在才明白。清季的江浙两地，临江濒海，贸易繁盛，建筑兴隆，加之沪杭、沪宁修筑铁路，铺设铁轨需要大量的枕木，进口木材的需求量大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与外商打交道打破了传统的交易模式。外商的交易模式是合约和预付金，本土传统的口头约定或字条凭据转换为合同文本，传统的货到付款和小额定金转换成部分预付款甚至货未到却全额付款。白花花的银两，数以亿计地流入外商的口袋，这当然有当局政治的原因，更有社会经济的原因，上海的木业商号与商人怎能容忍 ？此时久大木行的老板张子香、顺泰木行经理曹雨岑等人痛感木材行业内外被抑迫，为挽救行业、提振精神，筹划设立专营进口木材的公所，即震巽木商公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震巽木商公所创议成立，推举曹雨岑为总董，魏清涛为协董。曹雨岑成为该公所的第一任总董。该公所租赁英租界公兴里房屋作为会所，初名事务所。宣统二年（1910年），曹雨岑病逝，该会公举久记木材公司经理朱吟江为总董，正式议定章程，并禀奉上海道县及英公廨，核准立案。随后，该公所募集资金，于1911年、1913年分别在闸北、老北门购置了两块地皮。两年以后，在老北门这块地皮上造起了一栋西式楼房，作为公所的办事处，具体方位于穿心弄西高墩街。震巽木商公所运行了10年，在呼吁改革同业公所的声浪中，于1925年8月，震巽木商公所改组为震巽木业公会，但朱吟江仍为总董。 木业领袖朱吟江
震巽木业公会总董朱吟江，是怎样一位人物呢？这位人物在《黄炎培诗集》“同游宾阳”、“重过贵县”等诗篇中提及，在1930年版的《海上名人传》有图片有专文介绍，在不少资料里见到其人。
朱吟江（1875～1955）名得传，以字行，江苏嘉定人，今上海市嘉定区人。幼时家境清寒，早丧父母。经父执介绍，到上海南市董家渡久记树木行当学徒。业主张子香在同业中以精明能干著称，朱吟江出自师传，对待顾客热情诚恳，忠实守信；处理业务、实事求是，讲究效能；持身勤俭朴素，刻苦耐劳。
19世纪末，上海已辟为对外商埠，木材需要量大幅度增加，由于国内森林资源未获很好开发，运输又多困难，大量木材不得不从国外进口。但要对外采购木材，国内木商资金短绌，且又缺乏与国外联系的经验。因之大宗贸易几乎全被英商祥泰木材公司及日商三井洋行所垄断。朱吟江有鉴于此，不甘落后，勤奋好学，自修国文和英文。在工作中不断积累业务知识。力谋与之竞争对抗，他毅然作出决策：一是改组久记树木行为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同行投资，增强资金实力；二是在南码头购置沿黄浦江土地20余亩，扩充木材仓库，创建机器锯木厂；三是与英商怡和洋行合作经营木材进口业务；四是与人合作，直接开发日本北海道森林以资取材。经过10年精心擘画，协助其业师张子香把“久记”经营得井井有条，发展迅速。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资金日益雄厚，终于成为沪上唯一能与外商抗衡的木材业华商。
当然，张、朱两家的友谊也传为佳话。业师张子香极为赏识朱吟江的人品及才能，“以女妻之，但不幸早故，乃继之以二女，又故，复以三女归之”，足见其业师对朱吟江倚重之深。
朱吟江除担任震巽木商公会主席以外，曾被推选为上海总商会会董、南市商会副会长。
朱吟江不但经营木业，同时也积极创办其他行业。其中著名的企业如嘉定嘉丰纱厂。朱吟江投资嘉丰纱厂与顾吉生结为好友，经常一同谋事，做公益事业。他还投资开设江苏龙潭中国水泥厂、崇明大通纱厂以及通和银行、正利银行、永亨银行等金融企业。朱吟江不但投入资金，并且参与企业的筹建和制订发展规划，以至于协助解决资金周转、机器采购、股东内部矛盾、捐税垫款等问题。
对于家乡嘉定，朱吟江更关心故乡教育事业，1914年他捐献巨款，选择风景秀丽的汇龙潭南畔购地创办企云小学，后为汇龙中学。此外对慈善事业也很热心，如仁济善堂、太嘉宝救济院等经常得其捐助。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他在南市设立难民收容所，除出资救济外，还派其女儿参加照料，深为社会所赞许。1949年，朱吟江迁居香港，1955年病故。
《木业界》刊物趣闻
木业界有许多人才，除了朱吟江以外，还有陆秉坤先生，抗战以后，上海市木商业同业公会重组，陆秉坤是同业公会常务理事，时年48岁，号屏翰，浙江吴兴人，是复记木行的经理。另有一位叫艾中全先生，时年37岁，江苏川沙人，今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他是上海市木商业同业公会理事，中南木业公司总经理，兴昌木号经理，上海木业公司常务董事。艾中全先生担任的另一项职务是上海市木商业同业公会宣传教育组主任。那么，当年的上海市木商业同业公会宣传教育组做哪些事情呢？至今留存又有哪些史料呢？这里介绍一本当年的木业杂志叫《木业界》。
《木业界》在1940年3月创刊，那时正值8年抗战期间，月刊一出，为当时木业同业叫好。称为“木业放一异彩”，不幸的是在敌伪恶势力威协之下，出了10期，不得已于同年底被迫停止出版。但留存的这10期刊物中，我们看到有美不胜收的珍贵名著，给同业以良好印象，事后，木业同行痛思益感，认为木业界不可没有此种刊物，认为这个刊物对于商讨木业的事业具有先导作用。
在停刊的6年中，《木业界》的执笔同仁均奔赴各个区域，继续经营木业，有的蹈险开林，有的设厂锯木，埋头苦干，在各自的岗位上以求事业之发展，在各自岗位上，为全面抗战有所贡献。抗战胜利以后，当时参与编辑《木业界》的同行又聚集起来，于1946年7月15日重新编辑出版了刊物，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上海市木商业同业公会宣传教育组的艾中全先生，他自己写稿，组织出版。其志可嘉，其事绩尤可歌颂。
从《木业界》新版的月刊中设有“业务知识”、“同人园地”等栏目，在“业务知识”的栏目下还有子栏目，如：商情琐记、木材市况、小茶会等，在“同人园地”栏目里有散文、小说、诗歌、小品、史料等，形式活泼，可读性强。特别是业务知识：譬如：“实用木材学”、“木材与夹板的制造”、“道格拉斯松命名之来由”、“木业名词英汉小辞典”等等，对于同业有很大的启发。
新出版的《木业界》起先在虎丘路十四号三十八室办刊，售价为每本伍佰元，办了5期，到了第六期开始涨价，每本八百元，地址也变化，在南市老北门内福佑路四八四号。但是，不知是办刊成本高，还是物价水平提高，仅过了一期，有调价，每本一千元，每本一千元维持了不久，每本涨到贰仟元。当时有读者认为价格调的太快。也说明当局物价控制失常。笔者认为《木业界》最主要的贡献是传承了上海木业的文化，这是它最大的成功。
木业同业组织的变迁
从1925年，震巽木商公会改组以后，到1927年国民党控制上海局面，同业行业组织和同乡行业组织纷纷整改，直到1928年国民党全会有代表议案要求撤销旧有商会，上海出现了“商整会”，1930年木业公会和震巽木商公会奉令合并改组为一个公会，由于两公会货源与业务稍异，几经请求分立，最后合并未成，仅将两会名称更改，上海市木商同业公会删去“商”字，改为上海特别市木业同业公会。震巽木业同业公会改为上海特别市木材同业公会。不久，上海经营旧木同业又发起组织上海旧木业同业公会。1942年上海经营木板材料业者又发起组织木板材料业同业公会，1942年8月再度奉令合并，至1943年3月25日宣告正式成立，当时参加入会的会员有四百余户，选举蔡和璋为理事长，马增元等五人为常务理事，朱传芳等13人为理事，张绥之为常务监事，林秉彝等6人为监事，候补理事张懋清等6人，候补监事沈国珍等3人，下设总务、庶务、人事、调解、审核、卫生、检查七股，对外并设有锯木、国产、洋木、财务、教育、交际、审议、胶板、调解各组，委聘专人负责处理日常会务，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上海木材商业同业公会。木业另设日常接洽业务的茶会，供同业组织各类活动。
回望上海木业的往事，人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上海作为一个通商大埠的经济作用和历史地位，更能了解上海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福建木材流入上海
上海未辟商埠前，船只不能在沪停泊，木材只能运至乍浦等地，然后再转口上海，颇费周折，难以成市。清咸丰八年（1859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沪招商，经同业禀请获准，领开张贴，木船得以直运上海，停泊在董家渡一带。运输畅通，获利甚丰，于是，各地木商纷纷出资购买大型帆船，当时称“钓船”，装运木材来沪销售。一时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运木船接踵而至，营业大盛，沿黄浦江北自王家码头，南至南码头，沿江岸线，长达数华里，纷纷开设木行。店多成市，外马路一带逐渐形成闻名十里洋场的“木行街”，在木材业发展史上称为“南市帮”。
“南市帮”运送的木材大部分来自福建及温州一带，福建产地的木材叫“建木”，以温州为主的浙江木材叫“浙木”。“浙木”暂且不议，“建木”的历史相当悠久。据《八闽通志》记载：“士人生女，课种百株，木中梁栋，其女及笄，藉为奁资”。远在明代以前，福建境内已有植林之风。可是，没有像现在意义上的植林专业户，也没有大规模经营木材的商人，仅以山客购自林户，而后贩与采办人，或经由山客介绍，林户直接售与采办人，木况无足称道。直至清朝初叶，承买转贩木材的采办人，销路转佳，获利丰厚，贩运木材的商人多了起来，在福州形成市场。乾隆时，始有江浙办木庄客，赴闽设庄，以集购木材。旧时的上海属江苏辖，上海县城内是否有木庄客赴闽采办，暂无法考，但福建木材那时已经流入上海。
木商组建同业公所
运送木材风险很大，船只飘洋过海，或许遇到气候变化形成危险，或许遇到海盗劫持，一旦发生事故，船主和木商孤掌难鸣，很难维护自己权益，所以，木商迫切希望能有一个为维护同业权益，对外交涉的机构。最初，商人抱团结社，是以“敦乡谊，辑同帮“为宗旨，木商公所创始得早，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已经结社，组建是在道光十年（1830年）。咸丰初年，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城内民不聊生，平息以后，各业渐次复苏。为提振上海口岸通商能力，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沪招商，也就是在那时，经木业同业向官府禀准，始开放木船进入沪关，于是往来于申闽之间的运木船只急剧增加。
为了适应官府管理需要和维护自身的共同利益，木业同业始赁屋于北门外。光绪十四年（1888年），木商公所集资在大东门外生义街购买房屋和地基，10年后在原址建造会馆，会馆原为生义街十四号，后为生义码头街120号。木商公所同时亦称木商会馆，形成一个业外人不易插足，在华界内颇有影响的社会团体。
木商会馆为殿堂式结构，颇具规模。相传的“天妃圣母”是主管海洋的庇护女神，故会馆建造的大厅中央供奉着“天妃圣母”的神位，并按照正宫皇后娘娘的规格，设置全副鸾驾和凤冠霞伶，以供圣母出巡和行会之用。除圣母神位外，尚供有会馆创始人之神位。1930年9月16日经同业公议将创始人之神位入主大厅，并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在祭文中写道：“三公（创始组织者为三人）出面，领导同业，为规划之一切，革其弊而兴其利，光其前而裕其后，于是同业之团体固矣……”
神位对面为一戏台，戏台原全部为木结构，1936年大修，改建为砖木结构。戏台老照片今犹存，雕梁画，镏以金箔，所刻花鸟人物，形象生动，百戏陈杂，最精美生动的作品是戏台心的藻井和其左右檐角下的两只木雕大狮子，颇有观赏价值，可与豫园内之戏台媲美。
反映会馆建筑局部的照片也有留存，有许多精细的木雕艺术品、砖雕艺术品，不但刻制技术高超，在内容方面有的还反映了上海的市井生活，如牵着狗的西洋女人、拉黄包车的车夫等，可以还原清末民初上海这个半殖民地商埠的真实生活，可以这么说，当年木商会馆的建筑是清末会馆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震巽木商公会
木商会馆是传统商业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行业组织，其会员商号经营的是未经加工的原木或初步加工的木材。开埠以后，上海木材业受到洋商蒸汽船运输和机械动力锯木的冲击，业务有所影响。有资料显示：南洋木材用夹板船运来上海，每船可装硬木50万板尺，当时运输木材的华侨委托十六铺洋行街的南洋庄九八行经售。1851年左右，美国的洋松开始输入上海。1887年的上海海关《关册》统计，当年上海口岸进口的硬木材已达122,849关两，软木材（洋松）达227,712关两。到1905年，上海口岸木材进口合计达到了1,465,000关两，占全国木材进口总额的46.44%。木材贸易迅速增长，呼之欲出的是上海本土的木材商人和商号与之竞争。
木材的用途广，不是现在才明白。清季的江浙两地，临江濒海，贸易繁盛，建筑兴隆，加之沪杭、沪宁修筑铁路，铺设铁轨需要大量的枕木，进口木材的需求量大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与外商打交道打破了传统的交易模式。外商的交易模式是合约和预付金，本土传统的口头约定或字条凭据转换为合同文本，传统的货到付款和小额定金转换成部分预付款甚至货未到却全额付款。白花花的银两，数以亿计地流入外商的口袋，这当然有当局政治的原因，更有社会经济的原因，上海的木业商号与商人怎能容忍 ？此时久大木行的老板张子香、顺泰木行经理曹雨岑等人痛感木材行业内外被抑迫，为挽救行业、提振精神，筹划设立专营进口木材的公所，即震巽木商公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震巽木商公所创议成立，推举曹雨岑为总董，魏清涛为协董。曹雨岑成为该公所的第一任总董。该公所租赁英租界公兴里房屋作为会所，初名事务所。宣统二年（1910年），曹雨岑病逝，该会公举久记木材公司经理朱吟江为总董，正式议定章程，并禀奉上海道县及英公廨，核准立案。随后，该公所募集资金，于1911年、1913年分别在闸北、老北门购置了两块地皮。两年以后，在老北门这块地皮上造起了一栋西式楼房，作为公所的办事处，具体方位于穿心弄西高墩街。震巽木商公所运行了10年，在呼吁改革同业公所的声浪中，于1925年8月，震巽木商公所改组为震巽木业公会，但朱吟江仍为总董。 木业领袖朱吟江
震巽木业公会总董朱吟江，是怎样一位人物呢？这位人物在《黄炎培诗集》“同游宾阳”、“重过贵县”等诗篇中提及，在1930年版的《海上名人传》有图片有专文介绍，在不少资料里见到其人。
朱吟江（1875～1955）名得传，以字行，江苏嘉定人，今上海市嘉定区人。幼时家境清寒，早丧父母。经父执介绍，到上海南市董家渡久记树木行当学徒。业主张子香在同业中以精明能干著称，朱吟江出自师传，对待顾客热情诚恳，忠实守信；处理业务、实事求是，讲究效能；持身勤俭朴素，刻苦耐劳。
19世纪末，上海已辟为对外商埠，木材需要量大幅度增加，由于国内森林资源未获很好开发，运输又多困难，大量木材不得不从国外进口。但要对外采购木材，国内木商资金短绌，且又缺乏与国外联系的经验。因之大宗贸易几乎全被英商祥泰木材公司及日商三井洋行所垄断。朱吟江有鉴于此，不甘落后，勤奋好学，自修国文和英文。在工作中不断积累业务知识。力谋与之竞争对抗，他毅然作出决策：一是改组久记树木行为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同行投资，增强资金实力；二是在南码头购置沿黄浦江土地20余亩，扩充木材仓库，创建机器锯木厂；三是与英商怡和洋行合作经营木材进口业务；四是与人合作，直接开发日本北海道森林以资取材。经过10年精心擘画，协助其业师张子香把“久记”经营得井井有条，发展迅速。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资金日益雄厚，终于成为沪上唯一能与外商抗衡的木材业华商。
当然，张、朱两家的友谊也传为佳话。业师张子香极为赏识朱吟江的人品及才能，“以女妻之，但不幸早故，乃继之以二女，又故，复以三女归之”，足见其业师对朱吟江倚重之深。
朱吟江除担任震巽木商公会主席以外，曾被推选为上海总商会会董、南市商会副会长。
朱吟江不但经营木业，同时也积极创办其他行业。其中著名的企业如嘉定嘉丰纱厂。朱吟江投资嘉丰纱厂与顾吉生结为好友，经常一同谋事，做公益事业。他还投资开设江苏龙潭中国水泥厂、崇明大通纱厂以及通和银行、正利银行、永亨银行等金融企业。朱吟江不但投入资金，并且参与企业的筹建和制订发展规划，以至于协助解决资金周转、机器采购、股东内部矛盾、捐税垫款等问题。
对于家乡嘉定，朱吟江更关心故乡教育事业，1914年他捐献巨款，选择风景秀丽的汇龙潭南畔购地创办企云小学，后为汇龙中学。此外对慈善事业也很热心，如仁济善堂、太嘉宝救济院等经常得其捐助。1924年江浙军阀混战，他在南市设立难民收容所，除出资救济外，还派其女儿参加照料，深为社会所赞许。1949年，朱吟江迁居香港，1955年病故。
《木业界》刊物趣闻
木业界有许多人才，除了朱吟江以外，还有陆秉坤先生，抗战以后，上海市木商业同业公会重组，陆秉坤是同业公会常务理事，时年48岁，号屏翰，浙江吴兴人，是复记木行的经理。另有一位叫艾中全先生，时年37岁，江苏川沙人，今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他是上海市木商业同业公会理事，中南木业公司总经理，兴昌木号经理，上海木业公司常务董事。艾中全先生担任的另一项职务是上海市木商业同业公会宣传教育组主任。那么，当年的上海市木商业同业公会宣传教育组做哪些事情呢？至今留存又有哪些史料呢？这里介绍一本当年的木业杂志叫《木业界》。
《木业界》在1940年3月创刊，那时正值8年抗战期间，月刊一出，为当时木业同业叫好。称为“木业放一异彩”，不幸的是在敌伪恶势力威协之下，出了10期，不得已于同年底被迫停止出版。但留存的这10期刊物中，我们看到有美不胜收的珍贵名著，给同业以良好印象，事后，木业同行痛思益感，认为木业界不可没有此种刊物，认为这个刊物对于商讨木业的事业具有先导作用。
在停刊的6年中，《木业界》的执笔同仁均奔赴各个区域，继续经营木业，有的蹈险开林，有的设厂锯木，埋头苦干，在各自的岗位上以求事业之发展，在各自岗位上，为全面抗战有所贡献。抗战胜利以后，当时参与编辑《木业界》的同行又聚集起来，于1946年7月15日重新编辑出版了刊物，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上海市木商业同业公会宣传教育组的艾中全先生，他自己写稿，组织出版。其志可嘉，其事绩尤可歌颂。
从《木业界》新版的月刊中设有“业务知识”、“同人园地”等栏目，在“业务知识”的栏目下还有子栏目，如：商情琐记、木材市况、小茶会等，在“同人园地”栏目里有散文、小说、诗歌、小品、史料等，形式活泼，可读性强。特别是业务知识：譬如：“实用木材学”、“木材与夹板的制造”、“道格拉斯松命名之来由”、“木业名词英汉小辞典”等等，对于同业有很大的启发。
新出版的《木业界》起先在虎丘路十四号三十八室办刊，售价为每本伍佰元，办了5期，到了第六期开始涨价，每本八百元，地址也变化，在南市老北门内福佑路四八四号。但是，不知是办刊成本高，还是物价水平提高，仅过了一期，有调价，每本一千元，每本一千元维持了不久，每本涨到贰仟元。当时有读者认为价格调的太快。也说明当局物价控制失常。笔者认为《木业界》最主要的贡献是传承了上海木业的文化，这是它最大的成功。
木业同业组织的变迁
从1925年，震巽木商公会改组以后，到1927年国民党控制上海局面，同业行业组织和同乡行业组织纷纷整改，直到1928年国民党全会有代表议案要求撤销旧有商会，上海出现了“商整会”，1930年木业公会和震巽木商公会奉令合并改组为一个公会，由于两公会货源与业务稍异，几经请求分立，最后合并未成，仅将两会名称更改，上海市木商同业公会删去“商”字，改为上海特别市木业同业公会。震巽木业同业公会改为上海特别市木材同业公会。不久，上海经营旧木同业又发起组织上海旧木业同业公会。1942年上海经营木板材料业者又发起组织木板材料业同业公会，1942年8月再度奉令合并，至1943年3月25日宣告正式成立，当时参加入会的会员有四百余户，选举蔡和璋为理事长，马增元等五人为常务理事，朱传芳等13人为理事，张绥之为常务监事，林秉彝等6人为监事，候补理事张懋清等6人，候补监事沈国珍等3人，下设总务、庶务、人事、调解、审核、卫生、检查七股，对外并设有锯木、国产、洋木、财务、教育、交际、审议、胶板、调解各组，委聘专人负责处理日常会务，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上海木材商业同业公会。木业另设日常接洽业务的茶会，供同业组织各类活动。
回望上海木业的往事，人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上海作为一个通商大埠的经济作用和历史地位，更能了解上海近代化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