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治理的市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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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国有企业最大的使命,就是不断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竞争力。”面对《董事会》记者的专访,谈到央企的责任与使命时,中国恒天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张杰的声调明显升高。
  恒天集团的主营业务包括机械、纺织、投资等,由于历史原因,加之身处完全竞争行业,企业的负担较重。2006年12月,恒天集团进行董事会试点,至今,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已有7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恒天集团已经成为全球规模品种第一的纺织机械制造企业。
  在张杰看来,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加强制度创新,更好地推动市场化经营和监管。而要搞好国企,按照市场逻辑推动央企规范董事会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他不止一次地说,只有建构伟大的董事会,才会有伟大的企业。
  董事会的善治逻辑
  《董事会》:您经常说,伟大的企业要有伟大的董事会,何谓伟大的董事会?
  张杰:对企业发展有远见、有决策力,更重要的是能选出特别优秀的经理人,带领企业持续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像GE、苹果。否则就是虚化、弱化的董事会。
  《董事会》:在中央企业从规范到高效的治理演进中,您亲历了从试点到建设规范董事会的过程,此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张杰:国务院国资委推动的央企规范董事会建设,是中国国企改革发展中最关键的一环。我理解,规范董事会建设有几个深刻的含义。
  第一,从全球公司治理实践来看,有伟大的董事会才有伟大的企业。各国公司大同小异都有董事会,但董事会的内涵、构成有所不同。国务院国资委在总结全球董事会实践基础上推动的规范董事会建设,有很多新的创意和见解,做了很多制度性探索,包括外部董事占多数,建立规范的专门委员会,赋予董事会重大决策的权利,尤其是对经理层的选聘、考核权。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同推进实施,能够更好地让央企董事会成为真正的董事会。
  规范董事会建设是针对国企这些年的一些实际弊端而推出的。相比传统国企,它实现了三个转变:从一把手管理变成团队治理;从结果管理变成强调过程管理;从方针目标管理变成全面预算管理。
  第二,用规范董事会建设这个“牛鼻子”来推动中国各项围绕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跟其他社会制度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经济发展好了,就真有中国特色了。
  建设规范董事会是央企发展的阶段性方向。央企董事会建设好了,对有效进行权力配置、防止腐败将产生很好的平台效应,能够推动行政改革甚至政治改革,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意义。
  《董事会》:外部董事是规范董事会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目前外部董事来源和履职能力与央企需求不完全匹配,限制了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您对此怎么看?
  张杰:有种说法是中国难找到合适的外部董事,我认为什么样的政策导向决定了什么样的人能来,关键在于赋予外部董事何种职责和权利。美国的制度导向是,最优秀的人才从商,其中很多不乏是跨国公司CEO。再看新加坡,很多人愿意当国企的董事,因为能当国企董事意味着你诚实守信。在中国则是出仕重于经商,最优秀的人往往第一选择去当官,当不了官再去从商。所以,制度设计和推动很重要,道路正确、理论正确、制度正确,选出优秀的人才当外部董事并非难以解决。
  战略型董事会能否做到高效甚至卓越,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董事的履历和能力。优秀的外部董事,一定会比所任职央企董事会的原有成员专业能力更强、更懂经营,这样才会发挥不一样的指导作用。如果外部董事缺乏公司运营的成功经验和资历,可能只会永远说些正确的话或更多地提出问题,而难以提出具体的、有建设性的建议,比如怎么开发产品,怎么降低存货。时间一长,董事会文化一定是保守的、消极的,最终可能很大程度上阻碍公司发展。
  《董事会》:这就需要有一个契合央企市场化运营需要的选聘、考核、分配标准和激励机制。实际上,不仅仅是外部董事,央企高管人员的选聘激励,总体看都带有过渡期特点,都还是半市场化的。
  张杰:好的制度设计一定要符合市场的逻辑,就是对社会贡献多的人应该多得。我们看到,不少官员权力很大,但收入太低,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不少私人企业,常常借助权力寻租获得超额利润,而不是靠诚实、踏实的经营。而对相当数量的国企高管来讲,每年拿几十万的薪酬,责任、利益还是不匹配的。
  对国企而言,这就有待于通过规范董事会建设,建立起新的游戏规则、新的分配制度。国企董事会成员的分配与激励可以由出资人确定,党委委员可以由中组部管理,经理层则完全可以实现市场化操作,达到标准年薪上亿也可以。
  具体到外部董事,应该建立一个科学的任职标准,而不是说,看谁年纪差不多了,就给谁安排安排。当然基于现实情况,董事也可以成为经济官员的补偿机制,但要明确标准,什么的人才可以任职。
  即便选聘到优秀人才,如果外部董事干好干坏一个样,每年拿几万块钱,开几次神仙会,也没什么荣誉感,这样慢慢可能就会变调,谁都能当,也就无所谓了。所以要完善考评激励机制,外部董事薪酬考核需要和经营结果适当挂钩,甚至可以给予政治待遇,否则很可能会逆向选择,牺牲发展,只防范风险。
  《董事会》:您刚才提到经理层市场化薪酬上亿也可以,但现阶段国企董事会最多只有聘免副总经理的权利。您认为,央企经理层选聘、激励市场化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
  张杰:符合市场逻辑的国企高管人员选聘,应该是国家选聘董事,董事会选聘总经理,副总经理应该是总经理选,因为是总经理搭班子,董事会只是把关。现在的做法是,整个经理层都给你配好,合不合适都要用。这其中既有认知层面的问题,也存在具体方法问题。事实上,央企经理层市场化选聘、激励的环境已基本具备。
  比如,对于选聘、考核总经理,能否强化外部董事的作用,赋予外部董事相应的权利与责任?这肯定比组织部门来挑选总经理有效得多。再比如,有些国有公司属于天然垄断行业,与经营层的关联性不大,或者主要依赖于宏观经济景气,那经理层的薪酬就不能一味市场化,而应当分类监管,分类考核。   就恒天董事会而言,对下属公司的管控,我们希望下一步更好地按市场逻辑来。我们考虑赋予旗下5家上市公司更好的自主权,包括董事会对经理层的选聘、考核。这是央企制度改革的一个变相选择,因为你在上层实现不了,只能在微观层面实现。
  央企董事长的使命
  《董事会》:内部董事长往往是央企董事会的核心,身为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您在中国恒天扮演怎样的角色?
  张杰:作为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我实际上相当于CEO。
  按照制度,我是董事会的召集人,负责制度建设、战略决策、风险管控、重要人事等工作就行了。但如果公司搞不好,市场很少会去说总经理的不是,往往会认为董事长才是公司的最高经营者,而追究董事长的责任。所以,作为央企董事长,必须要有点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全力以赴地投入。加上我兼任党委书记,参与“三重一大”决策,还有党组织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只能参与到具体工作中去。
  而且,像恒天这样的企业身处完全竞争性行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挑战不断,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照搬理论,简单区分职责。像我和海涛(恒天集团总经理刘海涛——编者注),本着为公司可持续创造价值的共同理念和追求,根据各自的优势和兴趣点,各有侧重进行搭配,工作中主要靠默契和协商。像具体的经营管理肯定是经营层的事,日常的经理办公会我不参加。不过,碰到重大项目的公关、谈判,如果需要我会去,否则别人会说不重视。
  《董事会》: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正是目前在中央企业主推的模式。
  张杰:有两种模式我很赞成。一种是内部董事长兼党委书记,相当于CEO制;另外一种是配置外部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总经理相当于CEO。
  如果内部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再设置总经理,就不一定是最好的模式。两个人如果觉悟较高,或者男女搭配,相对会好一些,否则难免会有矛盾和障碍,导致效率不高。
  不管采取哪一种模式,必须要确定谁主谁辅,不能有两个声音,这是全球公司管理的经验。
  《董事会》:那您更愿意担任董事长,还是总经理?
  张杰:如果是规范高效的董事会,我更愿意当总经理。其实不管民企还是国企,不管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在其位必须谋其政,给多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是企业家天生的内在动力和职业追求。在这个位置上我不想输给任何人,就像谁都不想在比赛时输给对方一样。
  《董事会》:据说恒天在举行董事会会议时,您十分鼓励畅所欲言,哪怕是尖锐的意见,这是真的么?
  张杰:有人讲,外部董事应当先统一意见再开董事会,我认为那样做不对,搞成外部董事决定制了。我是董事会制度的坚决支持者和坚定实践者。我不主张所有事情都私下沟通好、统一思想后再上董事会,这样一来董事会会议就容易走过场,变成形式主义。我一直坚持让所有董事充分地发表意见,任何事情都可以在董事会上直接说,话说当面,因为董事会的制度设计就是要让每个人独立表态,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我会认真倾听,进行价值判断,相信其他董事也是这样。
  制度要求是明确的,董事的履职能力取决于自身的素质和修养,这样做的好处是,真正具备专业素养的董事能给公司很大的帮助。
  恒天集团推进规范董事会建设以来,出现过一次投票否决议案的情况,那次是在争论比较大的情况下投的票,对我们触动很大。现在,对于上会的议案,如果董事们意见一致,我们就继续推动。如果有不同意见,一般不启动票决程序,而是让经理层完善后再提交讨论;哪怕有时候我们很清楚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不过仍然不会急于表决,而是缓一缓,给董事们更多的思考时间。
  《董事会》: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央企董事长必须既能够协调驾驭复杂的局面,还要多一份包容和责任感,这是个不小的挑战。
  张杰:作为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央企董事长,你要时刻考虑企业的竞争能力,要实现经营结果,又受到方方面面的诸多约束,难度肯定比普通企业会大一些,压力很显然的。尤其像恒天集团这样的大型国企,没人给你补贴,如果经营得不好,市场肯定抛弃你,没人救你,因为民企也可以做,为什么非要国企?
  不过,国企领导人就得是“高手”,就要能够在矛盾中实现平衡,既能满足国家的要求,又能符合董事会的意愿,把方方面面的利益搞好,实现好的结果。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任务、使命是不一样的。作为央企的董事长,责任和使命决定了我们的一切行为。我们既要按出资人的要求履职,也一定要以企业发展、员工利益作为最重要的标准。有时候还要有点乐观主义,对评价结果不要太在意。
  “五十而知天命”。身为国企领导,第一要务是要把事情做好。
  《董事会》:您的这番话,让外界对央企董事长有了新的理解。
  张杰:为什么这几年国有企业发展得这么快?除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环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有一大批忠于国企的企业家,这一代人把国企的发展作为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崇高理想。
  这种追求跟这一代人的出身也有关,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最普通家庭的孩子。国家培养到这一步,衣食无忧,更得有颗感恩的心;在其位如果不好好做事情,是不对的。拿我来讲,如果没有恒天这个平台,我没有可能跟跨国公司对话;要是从头做起,我什么时候能做成一个行业的老大?而现在,恒天是全球规模品种第一的纺织机械制造企业。
  马斯洛的需求论讲究多个层次,可见不是所有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荣誉感也很重要。在中国挣点钱不难,那算得了什么?你能不能带领团队在行业内拥有国际一流地位才是关键。我很佩服张瑞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他们带领企业是真正的打遍全球。
  《董事会》:企业兴,国家强。中国企业如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肩负的历史使命?
  张杰: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能有今天的地位,是方方面面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中国要想真正实现富强、复兴,中国经济中必须有一块靠国家的支持、国有经济的带动,去参与全球竞争,我们才有机会胜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是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表现在每个产业上,如果产业都有很强的竞争力,就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美国的互联网、医药等很多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都是国家资本支持搞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借助国家的力量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中国的经济领域中哪些该国有,哪些该民营,不应按资本性质来决定,而该按竞争能力来决定。如果这个产业能与国际巨头竞争,国家可以退出;国资介入是为了帮助这个行业提升全球竞争力。
  对国企来讲,国有企业最大的使命,就是不断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竞争力。而企业经营的好坏跟产权无关,关键是怎么经营好。如果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什么企业都管不好,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就可以,跨国公司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只要思想解放,积极推动,加强制度创新,更好地推动市场化监管和经营,央企为什么不可以建成伟大的董事会,为什么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新加坡淡马锡都能实现,中国的国有企业更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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