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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遇知音 退而著书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世尊称为“亚圣”。
孟子的父亲早亡，他自幼便和母亲相依为命。孟子的母亲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典籍中记载了不少孟母教子的故事，像“孟母三迁”“买豚不欺子”“断织劝学”等，都成为后世教育子女的典范。可以说，孟子后来的成就与其幼年时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大约十五六岁时，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后被尊为“述圣”，而子思相传师从孔子晚年著名弟子曾参。由此看来，孟子的思想基础与孔子的学说一脉相承。孟子本人对孔子也是十分崇拜，说孔子是“集大成者”，“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并认为自己是孔子的继承者，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学成后，孟子也像孔子一样开始收徒讲学，虽不及孔子当时之盛，但人数也有几百。他出生地邹国的国君还不时向他讨教。但邹国毕竟是小国，要想把自己的主张推行天下，就必须到各国尤其是大国中去游说。幸运的是，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正是各诸侯国进行激烈兼并战争的时代，各大诸侯国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各小诸侯国为了保住社稷不被消灭，都纷纷招揽人才，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力图实现富国强兵。于是，孟子在四十多岁时，开始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欲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据记载，他先后游历了鲁、齐、滕、宋、魏等国。
然而，当时的诸侯国、特别是较为强大的诸侯国所追求的并不是“仁政”，不是“民为贵”，不是“舍生取义”，更不是“养浩然之气”，而是眼下的争霸争利，所以孟子的学说并没有得到诸侯的普遍认可，只有滕国和宋国推行过孟子的主张，但影响都不大。司马迁评述孟子的政治思想在当时是“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受到冷落的现实自不待言。这一点和春秋时期孔子的境遇是很像的。
孟子的抱负没有得到施展，此时他已是七十余岁的老人了，再无心游历列国，于是带领着万章、公孙丑等弟子，回到了家乡。此后的时间，孟子和弟子们潜心研习《诗》《书》等儒家典籍，并整理了生平中重要的言行资料，编成了《孟子》一书。
《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及游说诸侯等内容，充分体现了孟子的思想。孟子周游列国，没有得到赏识，并不意味着他的学说没有价值，只是生不逢时罢了。从内容上看，《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书中一些至今仍耳熟能详的名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有着重大作用，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舍生而取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
从“子”到“经”：《孟子》的升格运动
今天，我们常用“孔孟之道”作为儒家思想的代名词，殊不知这个词是两宋以后才产生的。此前，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并不高，其人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其书也只是归入“子部”类。特别是两宋以前的官私文献，一般都是“周孔”（周公和孔子）或“孔颜”（孔子和颜回）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
孟子其人其书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始于唐中期。当时，安史之乱刚刚平定，礼部尚书杨绾上疏建议把《孟子》和《论语》《孝经》并列，增为科举考试中“明经”的科目之一。此议虽未获允许，却开启了《孟子》由“子”升“经”的先声，并带来了孟子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根本性转变。
不久，韩愈又提出儒家的“道统说”，认为儒家道统是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孟子，于是下结论说孟子“功不在禹下”，唯有孟子得孔子真传。这显然是要用“尊孔孟”来取代唐初以来的“尊孔颜”。
后来，皮日休以《请〈孟子〉为学科书》奏请朝廷，其中有“《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真圣人之旨也”，极力要求将《孟子》作为独立的一经。韩愈等人的主张，虽未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但为宋代进一步尊孟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入宋以后，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尊孟思潮不断发展。北宋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对孟子及其学说大加赞扬。像欧阳修就说：“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理学家程颢、程颐（后世称为“二程”）常将《论语》和《孟子》并提，认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同为理学家的张载则作《孟子解》一书，认为：“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在“尊孟”热潮的推动下，开始有了孟庙的建立。
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变法。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曾作诗说：“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冥。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于是他把尊孟思想付诸政治实践，下令将《孟子》升格为儒家经典，并作为科举和教育的主要内容。此后，孟子又首次得到官方封爵——“邹国公”，并首次被允许配享孔庙。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孟子的地位却没有下降。宣和年间，《孟子》第一次被刻石，成为“十三经”之一。
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南宋继承了北宋的尊孟传统，宋高宗御书石经，《孟子》一书位列其中。南宋大儒朱熹则是以理学为主导，融会诸家之说撰成《孟子集注》，影响巨大，后来此书与朱熹的《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为《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不刊之典和士人必读的官定教材。与此同时，目录学家陈振孙所撰《直斋书录解题》正式把《孟子》列入“经部”，从而在学术文化上巩固了《孟子》一书的地位。
《孟子》的现代价值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孟子》中蕴涵的思想精华直到今天仍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首先，孟子全面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仁政”，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认为，人民在国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民心向背与国家存亡密切相关。《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拥护，孟子认为治国者要做到“民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即君主应该按照人民的意愿施政，如此才能赢得民心，巩固政权。他举了夏桀商纣因丧失民心而失天下的例子加以证明：“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孟子还提出治国者应该与民同忧乐，《孟子·梁惠王上》中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一思想成为此后开明君主调整国家统治与民众关系的准绳。此外，作为实行仁政的条件，“尊贤使能”也是孟子极力倡导的。他将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看作治理国家的先决条件之一，提出“选贤于众”的主张，并举了“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些唯能是举的典型事例，说明君主要以贤能为依据选拔人才，用贤能之人担任相关的职位，这样，仁政的实行也就不困难了。 其次，孟子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孟子· 公孙丑上》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心”“四端”是人与生俱来的，决定了人天性是善良的。但如果在后天生存环境中不注意存养，善良的天性就容易丧失，一旦丢失，则“去禽兽不远矣”。因此，人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以保持善的天性。此外，孟子在论及人性修养的社会价值时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见，道德修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持善心、立身做人，更重要的是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一个人若想成就一番事业，为国家做贡献，实现人生价值，最根本的是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为此，孟子还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德行、培养高尚人格的方法。其一是要做到“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只有克制自己、减少欲望，才能培养仁德，成为志向远大的人。其二是要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做到知错能改。孟子认为知错不改，文过饰非，是真正的不知羞耻。其三是经过不断的道德实践培养“浩然之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最后，孟子思想中的和谐理念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都有着巨大影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始终认为人际和谐要比天时和地利重要，人际和谐就是建立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团结协作的人际关系。为此，他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主张。另外，孟子还认识到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提出了经济和谐的主张。他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人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生存所需，就容易违法犯罪，人际和谐、社会稳定就难以实现。因此，“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又说“鳏、寡、独、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一个仁政化的社会，决不能歧视弱势群体，忽视其生存状况，要在物质生活上对他们进行关心和抚恤，这是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和谐相处
的前提。
《孟子》寓言故事三则
五十步笑百步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梁惠王上》
有一次，梁惠王问孟子：“我对于国事也算尽心竭力了。我曾经考察过邻国的政务，没有哪个国君像我这样操心的。然而邻国的百姓并没有减少，我的百姓也没有增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道：“大王好战，请让我用战争来说明吧。”然后孟子就讲了上面的这段话：“一旦战鼓咚咚敲起，短兵相接，战斗打响，这时有人丢盔弃甲，拖着兵器，向战场外逃去。其中，有的逃离了一百步才停止，有的逃离了五十步就站住了。逃离五十步的耻笑逃离一百步的，这样可以吗？”梁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没有逃到一百步而已，五十步也是逃啊！”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战场寓言，讽刺了梁惠王好战的本性以及在仁政上并没有做到家。这个寓言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即要透过现象看到内在的本质，不能以错误程度的轻重不同掩饰错误本质上的相同。
嫂溺援之以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上》
齐国辩士淳于髡问：“男女之间不能亲手传递东西，这是礼的要求吗？”孟子答道：“是礼的要求。”淳于髡接着问：“如果嫂子掉进水里，那么可以用手拉她吗？”孟子答：“嫂子落水不去拉，这简直是豺狼。男女之间不亲手接送东西，这是遵守礼制;嫂子落水用手去拉，这是变通的做法。”淳于髡继续问：“当今天下的人都掉进水里了，您不去救援，这又是为什么呢？”孟子答：“天下的人都掉进水里，这要用‘道’去救援。”这段文字用一个小故事引出一个大故事：小故事是嫂子落水怎么办，性命重要还是礼法重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就是变通之法、权宜之计。这说明规则在执行中应懂得灵活运用，不能僵化固守。大故事是天下人都落水了怎么办？孟子以“嫂溺援之以手”作铺垫，作对比，一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天下溺，援之以道”，这个“道”就是治国的根本大道，是孟子理想中的仁政。
杯水车薪
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仁能够战胜不仁，就好比水能灭火一样。如今行仁的人，好像用一杯水来抢救一车着了火的木柴一样;火没有被扑灭，便说水不能扑灭火，这就助长了那些极不仁的人的行为，最终必然会把已行的这点仁也葬送掉了。”孟子善用譬喻，寓理鲜明生动，这里化用前人的语言典故（《文子》中有“一勺不能救一车之薪”之语），形象地指出：不能因为一杯水无法扑灭一车着火的木柴，便由此否定水能灭火的性质;同样，不能因为力量对比悬殊或时机未成熟而怀疑仁的力量，仁战胜不仁，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成语“杯水车薪”由此而来。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世尊称为“亚圣”。
孟子的父亲早亡，他自幼便和母亲相依为命。孟子的母亲十分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典籍中记载了不少孟母教子的故事，像“孟母三迁”“买豚不欺子”“断织劝学”等，都成为后世教育子女的典范。可以说，孟子后来的成就与其幼年时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
大约十五六岁时，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孔伋，后被尊为“述圣”，而子思相传师从孔子晚年著名弟子曾参。由此看来，孟子的思想基础与孔子的学说一脉相承。孟子本人对孔子也是十分崇拜，说孔子是“集大成者”，“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并认为自己是孔子的继承者，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学成后，孟子也像孔子一样开始收徒讲学，虽不及孔子当时之盛，但人数也有几百。他出生地邹国的国君还不时向他讨教。但邹国毕竟是小国，要想把自己的主张推行天下，就必须到各国尤其是大国中去游说。幸运的是，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正是各诸侯国进行激烈兼并战争的时代，各大诸侯国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各小诸侯国为了保住社稷不被消灭，都纷纷招揽人才，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力图实现富国强兵。于是，孟子在四十多岁时，开始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欲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据记载，他先后游历了鲁、齐、滕、宋、魏等国。
然而，当时的诸侯国、特别是较为强大的诸侯国所追求的并不是“仁政”，不是“民为贵”，不是“舍生取义”，更不是“养浩然之气”，而是眼下的争霸争利，所以孟子的学说并没有得到诸侯的普遍认可，只有滕国和宋国推行过孟子的主张，但影响都不大。司马迁评述孟子的政治思想在当时是“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受到冷落的现实自不待言。这一点和春秋时期孔子的境遇是很像的。
孟子的抱负没有得到施展，此时他已是七十余岁的老人了，再无心游历列国，于是带领着万章、公孙丑等弟子，回到了家乡。此后的时间，孟子和弟子们潜心研习《诗》《书》等儒家典籍，并整理了生平中重要的言行资料，编成了《孟子》一书。
《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及游说诸侯等内容，充分体现了孟子的思想。孟子周游列国，没有得到赏识，并不意味着他的学说没有价值，只是生不逢时罢了。从内容上看，《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论，书中一些至今仍耳熟能详的名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有着重大作用，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舍生而取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
从“子”到“经”：《孟子》的升格运动
今天，我们常用“孔孟之道”作为儒家思想的代名词，殊不知这个词是两宋以后才产生的。此前，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并不高，其人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其书也只是归入“子部”类。特别是两宋以前的官私文献，一般都是“周孔”（周公和孔子）或“孔颜”（孔子和颜回）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
孟子其人其书地位开始发生变化始于唐中期。当时，安史之乱刚刚平定，礼部尚书杨绾上疏建议把《孟子》和《论语》《孝经》并列，增为科举考试中“明经”的科目之一。此议虽未获允许，却开启了《孟子》由“子”升“经”的先声，并带来了孟子在中国历史上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根本性转变。
不久，韩愈又提出儒家的“道统说”，认为儒家道统是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孟子，于是下结论说孟子“功不在禹下”，唯有孟子得孔子真传。这显然是要用“尊孔孟”来取代唐初以来的“尊孔颜”。
后来，皮日休以《请〈孟子〉为学科书》奏请朝廷，其中有“《孟子》之文，粲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真圣人之旨也”，极力要求将《孟子》作为独立的一经。韩愈等人的主张，虽未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但为宋代进一步尊孟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入宋以后，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尊孟思潮不断发展。北宋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对孟子及其学说大加赞扬。像欧阳修就说：“孔子之后，唯孟轲最知‘道’。”理学家程颢、程颐（后世称为“二程”）常将《论语》和《孟子》并提，认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同为理学家的张载则作《孟子解》一书，认为：“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于学者大足。”在“尊孟”热潮的推动下，开始有了孟庙的建立。
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变法。王安石一生服膺孟子，曾作诗说：“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冥。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于是他把尊孟思想付诸政治实践，下令将《孟子》升格为儒家经典，并作为科举和教育的主要内容。此后，孟子又首次得到官方封爵——“邹国公”，并首次被允许配享孔庙。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孟子的地位却没有下降。宣和年间，《孟子》第一次被刻石，成为“十三经”之一。
靖康之难后，宋室南渡。南宋继承了北宋的尊孟传统，宋高宗御书石经，《孟子》一书位列其中。南宋大儒朱熹则是以理学为主导，融会诸家之说撰成《孟子集注》，影响巨大，后来此书与朱熹的《论语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为《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不刊之典和士人必读的官定教材。与此同时，目录学家陈振孙所撰《直斋书录解题》正式把《孟子》列入“经部”，从而在学术文化上巩固了《孟子》一书的地位。
《孟子》的现代价值
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孟子》中蕴涵的思想精华直到今天仍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首先，孟子全面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仁政”，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认为，人民在国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民心向背与国家存亡密切相关。《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拥护，孟子认为治国者要做到“民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即君主应该按照人民的意愿施政，如此才能赢得民心，巩固政权。他举了夏桀商纣因丧失民心而失天下的例子加以证明：“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也。”孟子还提出治国者应该与民同忧乐，《孟子·梁惠王上》中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一思想成为此后开明君主调整国家统治与民众关系的准绳。此外，作为实行仁政的条件，“尊贤使能”也是孟子极力倡导的。他将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看作治理国家的先决条件之一，提出“选贤于众”的主张，并举了“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些唯能是举的典型事例，说明君主要以贤能为依据选拔人才，用贤能之人担任相关的职位，这样，仁政的实行也就不困难了。 其次，孟子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孟子· 公孙丑上》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心”“四端”是人与生俱来的，决定了人天性是善良的。但如果在后天生存环境中不注意存养，善良的天性就容易丧失，一旦丢失，则“去禽兽不远矣”。因此，人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以保持善的天性。此外，孟子在论及人性修养的社会价值时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见，道德修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持善心、立身做人，更重要的是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一个人若想成就一番事业，为国家做贡献，实现人生价值，最根本的是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为此，孟子还提出了一系列提高德行、培养高尚人格的方法。其一是要做到“养心”，而“养心莫善于寡欲”，只有克制自己、减少欲望，才能培养仁德，成为志向远大的人。其二是要自觉地进行自我反省，做到知错能改。孟子认为知错不改，文过饰非，是真正的不知羞耻。其三是经过不断的道德实践培养“浩然之气”，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最后，孟子思想中的和谐理念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都有着巨大影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始终认为人际和谐要比天时和地利重要，人际和谐就是建立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团结协作的人际关系。为此，他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主张。另外，孟子还认识到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提出了经济和谐的主张。他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人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生存所需，就容易违法犯罪，人际和谐、社会稳定就难以实现。因此，“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又说“鳏、寡、独、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一个仁政化的社会，决不能歧视弱势群体，忽视其生存状况，要在物质生活上对他们进行关心和抚恤，这是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和谐相处
的前提。
《孟子》寓言故事三则
五十步笑百步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孟子·梁惠王上》
有一次，梁惠王问孟子：“我对于国事也算尽心竭力了。我曾经考察过邻国的政务，没有哪个国君像我这样操心的。然而邻国的百姓并没有减少，我的百姓也没有增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孟子回答道：“大王好战，请让我用战争来说明吧。”然后孟子就讲了上面的这段话：“一旦战鼓咚咚敲起，短兵相接，战斗打响，这时有人丢盔弃甲，拖着兵器，向战场外逃去。其中，有的逃离了一百步才停止，有的逃离了五十步就站住了。逃离五十步的耻笑逃离一百步的，这样可以吗？”梁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没有逃到一百步而已，五十步也是逃啊！”孟子用五十步笑百步的战场寓言，讽刺了梁惠王好战的本性以及在仁政上并没有做到家。这个寓言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即要透过现象看到内在的本质，不能以错误程度的轻重不同掩饰错误本质上的相同。
嫂溺援之以手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上》
齐国辩士淳于髡问：“男女之间不能亲手传递东西，这是礼的要求吗？”孟子答道：“是礼的要求。”淳于髡接着问：“如果嫂子掉进水里，那么可以用手拉她吗？”孟子答：“嫂子落水不去拉，这简直是豺狼。男女之间不亲手接送东西，这是遵守礼制;嫂子落水用手去拉，这是变通的做法。”淳于髡继续问：“当今天下的人都掉进水里了，您不去救援，这又是为什么呢？”孟子答：“天下的人都掉进水里，这要用‘道’去救援。”这段文字用一个小故事引出一个大故事：小故事是嫂子落水怎么办，性命重要还是礼法重要？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就是变通之法、权宜之计。这说明规则在执行中应懂得灵活运用，不能僵化固守。大故事是天下人都落水了怎么办？孟子以“嫂溺援之以手”作铺垫，作对比，一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天下溺，援之以道”，这个“道”就是治国的根本大道，是孟子理想中的仁政。
杯水车薪
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孟子说：“仁能够战胜不仁，就好比水能灭火一样。如今行仁的人，好像用一杯水来抢救一车着了火的木柴一样;火没有被扑灭，便说水不能扑灭火，这就助长了那些极不仁的人的行为，最终必然会把已行的这点仁也葬送掉了。”孟子善用譬喻，寓理鲜明生动，这里化用前人的语言典故（《文子》中有“一勺不能救一车之薪”之语），形象地指出：不能因为一杯水无法扑灭一车着火的木柴，便由此否定水能灭火的性质;同样，不能因为力量对比悬殊或时机未成熟而怀疑仁的力量，仁战胜不仁，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成语“杯水车薪”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