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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豪云集的北京房地产界，流传着“东财西世、南海北冠”的说法。这八个字指的是四大民营企业，分别为：财——杨孙西的香江国际(财富中心)；世——黄如论的世纪金源；海——许荣茂的海外集团；冠一一韩国龙的冠城集团。
这四位企业家都来自福建，为现代闽商的代表人物，而除了许荣茂广为外界所知，其余三人的知名度远不能代表其行业地位。甚至有分析者认为，很少在各种财富排行榜上出现的杨孙西，才是闽商中拥有财富最多的。
在商业世界里，闽商总是不事张扬地开拓事业，不停地积累着财富，以致有人称之为“禅商”。这种低调和不张扬的商业作风，不仅充满禅意的自在，而且也体现着自己的精明。在当今世界上有着较大影响的海外华商中，闽商也占有很大分量，有海外第一大商帮之称。
移民的生活压力
古时福建居民主要是中原移民的后裔。自东晋至唐宋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一带战乱不止，加之黄河地区气候寒冷，许多北方居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而中原先民迁入福建，虽躲过战乱，但又面临新的生存压力。
福建以丘陵地形为主，几乎找不到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所谓“八山一水一分田”。南宋以后，福建人口迅速增长，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发展。南宋时期的《泉南歌》这样描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每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自明朝后，福建缺粮便时常见于各种地方史籍，清朝时曾任闽浙总督的赵慎轸说：“闽省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
唐宋时期，迁徙的福建人为了谋生从家乡带着丝绸、药物、糖、纸、手工艺品等特产，搭上商船从泉州出发，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将这些商品销往各地区甚至世界各国。如此周而复始。
宋元时期，闽商迎来了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当时许多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泉州一带经商，这个时期的闽商与外来商人结合在一起，商业活动十分活跃。至少在宋朝，福建人已完全掌握了海上航行的各种技术，选择每年在北风南吹的秋季下南洋，又在来年暖风北吹的春季归来。
南宋时由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福建北部地区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如建阳市麻沙镇曾是当时全国的印刷出版业中心，如今图书馆收藏的宋版书中有很多就是麻沙版的。在宋元时期中国的三大外销商品中(丝绸、瓷器和茶叶)，后两种大量产于福建。
宋末元初时，泉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至明代泉州港淤塞，而月港及安平、东石等小港相继兴起。闽南沿海——带人皆尚贾，“十家而七，或坐地列市，谋求微利，或贩运货物，通内地与海外”。商贾的活跃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磁灶的陶瓷器制作闻名海内外，畅销于东南亚；安海的纺织业也颇有名气，所谓“巷女能成苎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
兴衰皆缘于海
明清时期闽商又进入了活跃期，是以海商为主体的闽商全盛期。历史上郑成功父子被认为是反清复明的代表人物，除此之外，他们更是一个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大规模从事海上贸易，并拥有海上武装力量以保护商船。郑成功之所以能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与背后其家族财力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朝时诞生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宋应星著)中记载：“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甚至福建一代若有兵变发生，上海地区的纸价就立刻飞涨。而明代文学家王世懋在《闽部疏》中这样描述：“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由此可想见，福建的多种产品大量涌入曾出现了三大商帮的江浙地区的盛景。
到了明后期清初，闽商在国内已形成了颇具实力，为商界不可小觑的商人集团。而闽商当时在富甲神州的同时，也大量进行海外贸易，以丝绸、瓷器、漆器、纸、药物、糖、手工制品和劳工，换取异国的丁香、豆蔻、胡椒、檀香、苏木、宝石、燕窝、珍禽、玳瑁等土特产。
在18世纪以后茶叶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时，闽南商人正是国内生产和营销出口茶叶的主要组织者。清代闽南海商不仅活跃在沿海和远东水域，赴闽北经营茶叶贸易的还是闽南商人。清代中期闽北崇安茶市中，“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实行广州一口贸易制度，茶叶需从广州出口，行商独享茶叶出口业务，当时著名的广东13行中，闽南籍就占了半数以上。
在清朝初年中央政府曾一度实行禁海令，控制着东南沿海制海权的福建海商因此受到严重打击。1684年，清政府终发布“展海令”，正式解除海禁，但元气大伤的福建海商，在经营范围和活动能力方面与明代相比已显颓势。
但在19世纪中叶之前，闽商在上海的商业活动依然十分活跃。清代中后期以降，由于外国轮船进入，大批福建籍水手失业，以海商为主体的福建商帮走向衰败。粤商和后来居上的浙江商帮则顺势兴起，取代了闽商原来在航运业的中心位置。
海外第一商帮
在本地闽商走向衰落之时，另一支闽商队伍在东南亚各地悄然崛起。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福建先民移居南洋，他们中大多数为劳工阶层，在异域他乡充当苦力，只是谋求温饱。其中一些人苦心经营，从小本生意做起，最终富甲一方。
从19世纪末以来的100多年间，闽商中涌出一大批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其中有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有东南亚首富、集“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于一身的林绍良，被誉为“世界糖王”、后因香格里拉酒店而闻名世界的“酒店大王”——马来西亚郭氏集团总裁郭鹤年，菲律宾商联总会永远名誉主席、人称“银行大王”、“烟草大王”、“啤酒大王”、“航空大王”的陈永栽等。不胜枚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福建籍的海外华侨华人约有1100万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福建籍的港澳同胞则有120多万人，台胞更达9007i人。这些海外闽籍人土的资产存量保守估计已超过3000亿美元。
据《亚洲周刊》公布的“2003年度国际华商500强”显示，除台湾省的企业之外，在264家华商企业中，所有者为闽籍的达101家，其中东南亚国家83家，香港地区18家，累计资产达2560．1亿美元，分别占上榜企业数和资产总额的39．9％和36．8％。由此，将福建商帮称之为海外华商的第一商帮并不为过。
闽南商人最优
在福建商帮内部，行事经商的风格也有明显区别。地处武夷山一带，生活过朱熹等大哲，而且当地历来是福建粮仓的闽北，其商人个性中多少带有安贫乐道的儒雅之风：而有着沿海与山区双重角色的闽东，历来是福建相对较为富庶地区，其商人性格中，求稳怕乱则成了一大特点，闽西是中国客家人最重要的发祥地，比较重宗内聚；而包括泉州、厦门等地在内的闽南，由于历史上这些地方地稠人稀，这些地方的商人更侧重于拼搏进取。从商人素质和商业精神的角度看，闽南商人无疑是闽商中最优秀的一群。
闽南地瘠民稠。戴云山之东南至海，多为丘陵山地，除漳州平原外，多为赤土黄沙。严酷的自然环境，移民的生存意识，孕育了闽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崇尚商工的传统，正是闽南人的务实精神的外化。闽南地少且贫瘠，生存空间狭迫，民以海为田，赁海为市。
由于移民传统的影响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在闽南人的价值体系中，更重物质利益和改善生存条件。闽南人崇尚工商的习俗应始于宋元时期，形成于推行“重农抑商”国策的明清，与西方重商主义的兴起几乎同步，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这种价值观明显与内地存在巨大差异。王世懋在《闽部疏》中曾对比了这种差异：“闽西诸郡人皆食山为足，为举子业不求甚工。漳泉海隅，其人以业主为不赀，以航海为恒产，故文则扬葩而吐藻，几三吴，武则轻生而健斗，雄于东南夷，无事不令人畏也。”在道光年间成书的《晋江县志》，也将商贾与农工并列，而非置于四民之末，“行货曰商，居货日贾，商贾之名，虽亚乎士，而与农工，均在四民之列”。
重商趋利与铤而走险的精神结合，使闽南商人在通商逐利时无所畏惧，历史上就以敢做“杀头生意”著称于世。明人冯璋在《通番舶议》中说，“泉漳风俗，唯利通番，今虽重处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从而，能“富家征货，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庸，亦搏升米自给”。
这四位企业家都来自福建，为现代闽商的代表人物，而除了许荣茂广为外界所知，其余三人的知名度远不能代表其行业地位。甚至有分析者认为，很少在各种财富排行榜上出现的杨孙西，才是闽商中拥有财富最多的。
在商业世界里，闽商总是不事张扬地开拓事业，不停地积累着财富，以致有人称之为“禅商”。这种低调和不张扬的商业作风，不仅充满禅意的自在，而且也体现着自己的精明。在当今世界上有着较大影响的海外华商中，闽商也占有很大分量，有海外第一大商帮之称。
移民的生活压力
古时福建居民主要是中原移民的后裔。自东晋至唐宋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一带战乱不止，加之黄河地区气候寒冷，许多北方居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而中原先民迁入福建，虽躲过战乱，但又面临新的生存压力。
福建以丘陵地形为主，几乎找不到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所谓“八山一水一分田”。南宋以后，福建人口迅速增长，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发展。南宋时期的《泉南歌》这样描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每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自明朝后，福建缺粮便时常见于各种地方史籍，清朝时曾任闽浙总督的赵慎轸说：“闽省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
唐宋时期，迁徙的福建人为了谋生从家乡带着丝绸、药物、糖、纸、手工艺品等特产，搭上商船从泉州出发，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将这些商品销往各地区甚至世界各国。如此周而复始。
宋元时期，闽商迎来了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当时许多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泉州一带经商，这个时期的闽商与外来商人结合在一起，商业活动十分活跃。至少在宋朝，福建人已完全掌握了海上航行的各种技术，选择每年在北风南吹的秋季下南洋，又在来年暖风北吹的春季归来。
南宋时由于政治文化中心南移，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福建北部地区的造纸业和印刷业，如建阳市麻沙镇曾是当时全国的印刷出版业中心，如今图书馆收藏的宋版书中有很多就是麻沙版的。在宋元时期中国的三大外销商品中(丝绸、瓷器和茶叶)，后两种大量产于福建。
宋末元初时，泉州港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至明代泉州港淤塞，而月港及安平、东石等小港相继兴起。闽南沿海——带人皆尚贾，“十家而七，或坐地列市，谋求微利，或贩运货物，通内地与海外”。商贾的活跃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磁灶的陶瓷器制作闻名海内外，畅销于东南亚；安海的纺织业也颇有名气，所谓“巷女能成苎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
兴衰皆缘于海
明清时期闽商又进入了活跃期，是以海商为主体的闽商全盛期。历史上郑成功父子被认为是反清复明的代表人物，除此之外，他们更是一个纵横东亚、东南亚的海上商业王国，大规模从事海上贸易，并拥有海上武装力量以保护商船。郑成功之所以能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与背后其家族财力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朝时诞生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宋应星著)中记载：“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甚至福建一代若有兵变发生，上海地区的纸价就立刻飞涨。而明代文学家王世懋在《闽部疏》中这样描述：“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由此可想见，福建的多种产品大量涌入曾出现了三大商帮的江浙地区的盛景。
到了明后期清初，闽商在国内已形成了颇具实力，为商界不可小觑的商人集团。而闽商当时在富甲神州的同时，也大量进行海外贸易，以丝绸、瓷器、漆器、纸、药物、糖、手工制品和劳工，换取异国的丁香、豆蔻、胡椒、檀香、苏木、宝石、燕窝、珍禽、玳瑁等土特产。
在18世纪以后茶叶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时，闽南商人正是国内生产和营销出口茶叶的主要组织者。清代闽南海商不仅活跃在沿海和远东水域，赴闽北经营茶叶贸易的还是闽南商人。清代中期闽北崇安茶市中，“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实行广州一口贸易制度，茶叶需从广州出口，行商独享茶叶出口业务，当时著名的广东13行中，闽南籍就占了半数以上。
在清朝初年中央政府曾一度实行禁海令，控制着东南沿海制海权的福建海商因此受到严重打击。1684年，清政府终发布“展海令”，正式解除海禁，但元气大伤的福建海商，在经营范围和活动能力方面与明代相比已显颓势。
但在19世纪中叶之前，闽商在上海的商业活动依然十分活跃。清代中后期以降，由于外国轮船进入，大批福建籍水手失业，以海商为主体的福建商帮走向衰败。粤商和后来居上的浙江商帮则顺势兴起，取代了闽商原来在航运业的中心位置。
海外第一商帮
在本地闽商走向衰落之时，另一支闽商队伍在东南亚各地悄然崛起。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福建先民移居南洋，他们中大多数为劳工阶层，在异域他乡充当苦力，只是谋求温饱。其中一些人苦心经营，从小本生意做起，最终富甲一方。
从19世纪末以来的100多年间，闽商中涌出一大批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其中有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有东南亚首富、集“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于一身的林绍良，被誉为“世界糖王”、后因香格里拉酒店而闻名世界的“酒店大王”——马来西亚郭氏集团总裁郭鹤年，菲律宾商联总会永远名誉主席、人称“银行大王”、“烟草大王”、“啤酒大王”、“航空大王”的陈永栽等。不胜枚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福建籍的海外华侨华人约有1100万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福建籍的港澳同胞则有120多万人，台胞更达9007i人。这些海外闽籍人土的资产存量保守估计已超过3000亿美元。
据《亚洲周刊》公布的“2003年度国际华商500强”显示，除台湾省的企业之外，在264家华商企业中，所有者为闽籍的达101家，其中东南亚国家83家，香港地区18家，累计资产达2560．1亿美元，分别占上榜企业数和资产总额的39．9％和36．8％。由此，将福建商帮称之为海外华商的第一商帮并不为过。
闽南商人最优
在福建商帮内部，行事经商的风格也有明显区别。地处武夷山一带，生活过朱熹等大哲，而且当地历来是福建粮仓的闽北，其商人个性中多少带有安贫乐道的儒雅之风：而有着沿海与山区双重角色的闽东，历来是福建相对较为富庶地区，其商人性格中，求稳怕乱则成了一大特点，闽西是中国客家人最重要的发祥地，比较重宗内聚；而包括泉州、厦门等地在内的闽南，由于历史上这些地方地稠人稀，这些地方的商人更侧重于拼搏进取。从商人素质和商业精神的角度看，闽南商人无疑是闽商中最优秀的一群。
闽南地瘠民稠。戴云山之东南至海，多为丘陵山地，除漳州平原外，多为赤土黄沙。严酷的自然环境，移民的生存意识，孕育了闽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崇尚商工的传统，正是闽南人的务实精神的外化。闽南地少且贫瘠，生存空间狭迫，民以海为田，赁海为市。
由于移民传统的影响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在闽南人的价值体系中，更重物质利益和改善生存条件。闽南人崇尚工商的习俗应始于宋元时期，形成于推行“重农抑商”国策的明清，与西方重商主义的兴起几乎同步，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这种价值观明显与内地存在巨大差异。王世懋在《闽部疏》中曾对比了这种差异：“闽西诸郡人皆食山为足，为举子业不求甚工。漳泉海隅，其人以业主为不赀，以航海为恒产，故文则扬葩而吐藻，几三吴，武则轻生而健斗，雄于东南夷，无事不令人畏也。”在道光年间成书的《晋江县志》，也将商贾与农工并列，而非置于四民之末，“行货曰商，居货日贾，商贾之名，虽亚乎士，而与农工，均在四民之列”。
重商趋利与铤而走险的精神结合，使闽南商人在通商逐利时无所畏惧，历史上就以敢做“杀头生意”著称于世。明人冯璋在《通番舶议》中说，“泉漳风俗，唯利通番，今虽重处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从而，能“富家征货，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庸，亦搏升米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