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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及其关于“意义”的叙事，通过一种“全民阅读”的方式，发挥着对民族创伤的治疗性作用，从而介入并推动着政治和解与社会发展，但是这个效果的获得并不是完全来自文学的自觉性行为，相反，政治实践仍然是达成这一目的的主要推手。如果仅仅限制在这个语境中，文学似乎只是充当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配角，但是换一个角度观察，文学在配合意识形态推动社会走向正轨的同时，却萌生出了摆脱他者控制的主体性意识，这一意识逐渐生长发展丰富，最终成为了新时期文学和社会现代性进程的核心内容。社会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马克思模式和韦伯模式两种知识理论对于历史的不同态度，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社会结构对意识的决定性作用，而韦伯等则认为思想和想象具有社会变革的先导功能，[1] 有意思的是，新时期初期文学的特殊发展状态极具意义地把这两种历史观融合在了一起，如果我们把上述过程分成两半的话，在前半个阶段，社会政治决定了文学的走向，而在后半个阶段，逐渐清晰化的主体意识使文学成为社会转型的先导性力量。这种历史观的融合，既展现了新时期初期文学对研究者的观念挑战，也成为我们认识新时期初期文学不可忽视的“时间”背景。
一、“意义被性”及其“意义叙事”
“意义对终极价值目的的追问，使意义与自我意识密切相关”，与意义同一化的自我意识“拒斥无意识操作的浑噩状态而具有明朗的主体性意向”，[2] 在这个描述中，意义、自我意识、以及“明朗的主体性意向”一体化了，不可分割。但是，正如康德在定义“启蒙”时说，主体的理智可能是自主的，也可能是被他人指导的。[3] 二者之间的差别之大可以跨越“现代”和“前现代”。在康德式的视野中，问题变得复杂了，当主体的理智是被他人引导的，当主体缺乏明朗的主体性意识时，主体的“意义”叙述还是真正的、来自于自我意识的“意义”吗？显然，这里出现了两种意义，一种是来自于明朗的主体的，一种是来自于被引导或者“无意识操作的浑噩状态”的。后一种意识主体性“缺席”状态下的意义叙述，就是意义“被性”。
“被性”，是一种被他者客体化的境况，“意义被性”，指的是“意义”处于被决定和被赋予的状态，表现为某一存在体自身并不自由占有生存意义，而是由他者灌输进某种意义，然后服膺及自觉地表述这种意义，而无论这种意义是否正确。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文革乃至十七年时期的“政治生产意义”是文学意义“被性”的典型状态，文学作品中大量的故事主题、人物性格，乃至作品的整体意义叙事，基本都源于政治话语的预设，而“赶任务”“三结合”这些属于不同时代的术语，则都是“政治生产意义”的生产方式。
这种“意义被生产”的惯性力量到了新时期初期依然起着重要作用。1976-1983年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多重奏，从意义叙述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作品集中于人们在政治和经济生活“道路”的判断与选择上，而其中的意义选择与政治话语引导存在密切关联。由于意义和时间的同一化关系，从时间链条上来看，“意义”分别形成了三种类型叙事：
第一，控诉历史造成人们身体和心灵双重创伤，赞扬和讴歌不屈于错误政治权力的精神，这是回望“过去”时采取的普遍政治性态度。作为历史背景的“苦难”在小说中各不相同，但是主人公们却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意义符号”—— 一种政治上正确的“抗争”姿态。有的抗争者是主动地介入了政治现实：身材并不高大但腰板挺直的将军在逆境中毫不屈服地死去，整个小镇掀起了一场自发的纪念活动（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有的抗争者则找到了其他反抗政治迫害的方式：章永璘每天阅读《资本论》来遗忘饥饿和苦难（张贤亮《绿化树》）。物理学家吴桐轩通过思考粒子理论把意义具体化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有晚饭后到深夜两三点这段时间，对他才有生命的意义，他的精神才能在这里得到平衡”（方之《阁楼上》）。罗群被流放到农村当马车夫，却坚持完成了天云山改造和建设计划的手稿（鲁彦周《天云山传奇》）。通过二元对立式的人生状态描述，价值判断非常明确地表述出来，正面人物所代表的倾向和思考扩展成了文学作品最突出的意义叙述，其中心符号是“抗争不屈”的精神。
第二，“献身”于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作品关于“现在”叙事的主题。工作狂式的人物成为许多小说的主人公，张俊石充满了工作热情，完全没有个人生活，即使是满腹牢骚的尹老师，也每天奔波于胡同角落给学生们补课，他们忘我工作，试图让孩子们明白人生意义在于：“应当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应当怎样去为祖国的‘四化’、为共产主义的灿烂未来而斗争？”（刘心武《班主任》）。而乔光朴对“时间”与“数字”构成的现代化“效率”“掏出心来”式的追求，使他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合二为一（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对于“现在”而言，“献身”于工作是最有意义的个人选择。
第三，“团结一致向前看”，把痛苦、焦虑和迷惑留给“过去”，超越“现在”，继续把自己交给党、交给人民的“未来”。还没从母亲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王晓华已经宣誓要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卢新华《伤痕》）。卢一民文革后重新恢复工作，他马上进入到了充实的意义中：“叫你想象不到的大好形势摆在我们面前！要说欢乐，要说幸福，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欢乐，最大的幸福！……”（陆文夫《献身》）。老革命李一翔历经苦难后依然对未来充满向往：“咱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能白过啊，要一天一天数着过了，把那十几年补偿过来吧，还像三八年那样，咱得豁出老命干哪！”（韦嫈《埋藏的明珠》）。这一时期小说普遍性地带着“光明尾巴”，把未来变成了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意义寄托，“光明”成为关于未来的关键词。
过去的苦难转化成现在的实干，而更美好的生活在未来，“意义”因此形成了时间链条上的完整性。三种“意义”叙事由多个方面的“集体性书写”构造而成，但是最共同的特征，则都是被新时期初期的社会政治所创造，所引导。不仅核心话语原封不动，甚至许多次级论述也大致照搬，如改革文学中的“改革英雄”、“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等次主题都符合“在矛盾中螺旋式上升”的政治思维方式。即使是写完全个人化的生活，政治也被用来作为意义合法性的来源，张弦的著名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写到荒妹试图反抗包办婚姻，她抓住的救命稻草是她的荣树哥也语焉不详的遥远的“中央文件”，这样的细节并不只存在于个别小说中。 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给读者提供了令人振奋的价值观念，正确而正直的人获得了属于他们的荣誉，卑鄙者则被抛进了政治和道德的垃圾堆。正面主人公和反面人物占据着正负意义立场的两端，纠正了被文革颠倒的价值取向，当这些小说把否定文革、思想解放、现代化、改革开放作为主人公的意义选择时，确实让人有意义叙事完成转型的幻觉。但是意义内容的变化，虽然推动意义叙事走向变革，却没能冲破意义叙事最坚固的那道堤坝，改变其最根本的“被性”特征，完成意义主体性的真正苏醒。特别具有范式意义的是乔光朴，在他身上，几乎具有主体性的一切内在因素：理性、热情、强力、话语权……，但是在这个改革者的意识里，他所做的，只是一个战士在听到首长的命令之后，“带着队伍冲上去”，（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而他对童贞先斩后奏的结婚决定，则隐含着一种主体的“魔咒”，处在“被性”中的他正在不断制造他人的“被性”。相比较而言，还是老老实实的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真实地呈现了主体性意识的缺席状态，他走上了农村改革开放的“新”道路，不愁吃穿，还可以上城去买顶帽子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是他意识世界的改变道路却依旧曲折漫长。高晓声写陈奂生的笨嘴拙舌和对那些能言善道者的羡慕，无疑是一种高度寓言化的表达，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之一的陈奂生，本质上是“失语”的，这是新时期初期更具有时代特色的个体人生，也是典型的“意义被性”状态。
新时期初期的作品中，意义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显示了新的时代痕迹，对“意义”的强化叙述提升了主人公的境界，但是意义生产和存在的方式却在旧的轨道上延伸。“政治生产意义”的历史语境，使相当长历史时期存在于民族和个人精神里的“政治无意识”，合法化地转型成“意义无意识”，“意义无意识”的核心首先是意义的“被性”，个人和群体的价值信念、处事方式甚至集体回忆，都紧密地跟随政治引导、实践政治意图、重复政治话语。如果我们通过“剪辑”，把大跃进、路线斗争切换成“四个现代化”、切换成“否定文革、解放思想”，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同的时间场景，讲述的却是一个类似的故事。外在现代化的现实进程已经展开并深入，但内在现代性的精神质变却没有跟上前进的脚步。
二、“意义被性”的时间感和象征性
新时期初期文学涉及到的“意义”叙事，无论是在公共空间层面，还是在个人生活层面，无论是关于国家社会的宏大叙事上，还是对个体道德的判断，都呈现出一种表里分离的状态：表面上变动剧烈，似乎在对文革和十七年时期的观念进行着一场重大革命，但在更深的层次却波澜不惊，固有的意识慢条斯理地行进在原来的轨道上。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描述了人的“自在性存在”，深入分析了其脱离时间性的特征。[4] 新时期初期文学与自在性存在的“无时间性”极其相似，意义主体处于无意识状态，使它虽然能够感知到外在时间的变化，能够完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对比，但是其内在时间却是缺乏的，它无法从过去中发现自己，也没有自主占有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正如前文所描述，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叙事被外在社会政治因素引导着前行，它的时间、它的主体性蛰伏于他者之中。
这种无时间状态作为一种存在性质界定，是区别于“作品中的时间呈现”和“时间意识”的，在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中，时间不仅没有处于“无”的境地，相反，它表现得非常活跃，至少在两个方面，时间醒目地存在着：
首先，小说在结构上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双时间段结构”，两个时间段的对比往往成为故事的主要形式。过去的人和事、现在的人和事交织展现，在对照中，历史变化的规律被提炼出来。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把时间的变幻和意义的转换并置在一起：47年，农民老寿把全家粮食和院里的梨树都给了县大队的老甘，去支援解放军夺取革命的胜利；57年大跃进，十年前的老甘成了公社的甘书记，按照他的命令，老寿不得不按照虚报的产量把粮食都交给上级，最后连代表着希望的梨树园也失去了。小说的结尾和高潮还是落在时间上，老寿在梦里同时看见47年的老甘和57年的甘书记，他感叹道：“颠倒了，颠倒了”，心理时间和现实时间的错乱让他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失去了意义。更常见的“双时间段结构”是“文革期间”和“文革后”的对照，一个时间段充满了饥饿、家庭解体、身体的死亡，还有心灵的创伤和阴影；在另一个时间段，这一切苦难都过去了，我们将面对新生活。受“双时间段结构”的影响，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主人公往往是中年人（《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人到中年》 《天云山传奇》 《芙蓉镇》 《乔厂长上任记》等）、 老年人（韦嫈《埋藏的明珠》 《小镇上的将军》等），或者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的大龄青年（《伤痕》 《雨，沙沙沙》等），因为只有年龄具有一定的长度才能容纳“双时间段结构”所展现的故事内容，所以风华正茂的“青年”在这个阶段还暂时没有机会成为作品的核心人物。还有一个和这个“双时间段结构”相配合的故事模式，是政治与道德的同一化双结构，他们构成了意义的另一种层次：政治正确者道德正直，而立场错误者人格也卑下，《芙蓉镇》里的玉音美丽善良，投机造反派王秋赦则先天地具有流氓本性，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陆文夫的《献身》、莫伸的《冲突》、韩少功《七月洪峰》等几乎以完全类似的故事重复了这种叙事。
第二种非常明显而普遍存在的时间意识是，进化论时间逻辑预设的“未来”依然被赋予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老寿（《剪辑错了的故事》）安慰他老婆：“到共产主义那就更美了，吃香的，喝辣的，任挑。”这样的表达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林海雪原》里杨子荣的梦想几乎一模一样。作为这种进化论时间的符号化，一些具有美好象征意味的意象结成了一个“符号群”，成为很多作品的叙述载体，比如“光明”“鲜花”“飞翔”等，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梦”，这一时期大量的作品以“梦”为题，或者以“梦”作为结尾，宗璞《弦上的梦》写慕容乐珺和故友的女儿梁遐一段共同生活的经历，梁遐身上充满了叛逆的色彩，“人活着，不就那么回事！”最终她却走向了政治，投身到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的运动中去了。小说结尾写慕容做了一个梦，自己和梁遐都在音乐会上演奏，伴随着激昂的、胜利的音乐，所有的正直的革命者的形象在光芒中浮现出来，“人的梦，一定会实现；妖的梦，一定会破灭。这是历史的必然。”李一翔（韦嫈《埋藏的明珠》）遇见从前的战友，他沉浸在友情的温暖中，“又象做了一个美梦！”他忍不住又自言自语起来，之后，他终于睡着了。“这一次，他真的做了一个美梦，……，这真是一场美梦啊，所有埋藏在深处的明珠都轻盈地漂浮起来了！” 雯雯在雨中憧憬着和不知名的男青年相会，“她隐隐地但却始终相信，梦会实现。”（王安忆《雨，沙沙沙》） 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所有的梦都是相似的。李书磊说新时期初期小说的主题是“寻梦”，[5] 何言宏把这种梦境化的普遍性乐观结局称为“希望原则”。[6] 在这个时代，“梦”承载着的是意义的“可能性”，“意义对既定现状的超越性张力与意义的意象希望或憧憬未来情调内在相关。意义往往是有待于实现的前景。因此，可能性是意义本质性特征”，[7] 意义的可能性由于个体的差异应该呈现出无限开放的境地，但是，在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中却一体化为一个美丽的梦和光明的共同尾巴，这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策略形成的巨大能量，它几乎造就了“意义叙事”关于未来的唯一模式。试图摆脱这种模式控制的作家很多，但他们的努力却不断败下阵来。[8]
在新时期初期小说的意义叙事中，“时间”的呈现形式与社会转型过程相似，具有复杂多样矛盾交织的特征，在物理时间、观念时间和存在时间三个层次上形成了不同的叙述，三者各有分工：显性的“双时间段结构”负责完成“过去故事”和“现在故事”的对照性讲述，倾诉并减缓人们的各种“创伤”，“进化论时间”负责引导人们以积极的情感把握未来，而“无时间”的“被性”则揭示了这一阶段文学意义叙述产生和存在的深层状态。
三、 “意义被性”的融化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意义叙事”以主体性被遮蔽的无时间性方式存在着，但是作为一个主体生命，人涌动着获得并完成其主体性的原初冲动，虽然主体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获得的这一问题还有争论，但它作为人的本质性存在却难以否定，[9] 所以，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主体性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顽强地存在着。也正是因为主体的这种特性，即使是政治钳制最强烈的时候，也无法把一种意义强加于全部主体，更不用说从78年之后，政治实践也主动地推动着思想上的解放，这两种力量分别从内部和外部瓦解着“意义无意识”的坚冰，滋生出打破“被性”状态的意义自主性。但是这两种力量的合流方式远比想象的复杂，一方面合流的巨大能量构成了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链条上的共同体叙事，另一方面二者又出现了分裂和对立的趋势，在外在政治与文学自我、在意义共性和个体追求之间打入了一个一个的楔子。
这一趋势首先体现在“疑问”的意识逐渐强化，“疑问”不仅针对已有定论的过去，更渗透到“现在”和未来。凌倌云从内蒙古的小学回到了北京，在先去探望单纯的知识分子舅舅，还是安局长、平处长时，她和丈夫辛图发生了分歧，她的疑惑从个人蔓延到群体：“她现在是和亲人一起走到平坦的路上了，但那完全消她饥渴的甘泉却不知在何方。那本该属于她的，属于她一代人的”（宗璞《团聚》）。在辛图看来那么“傻”那么“虚幻”的时间迷茫感是又一种化解单一化政治意义联合体的无形武器，虽然没有方向，但那是一种自觉的意识，是主体性苏醒的前奏。有意思的是，小说中拿来作为凌倌云价值对立面的丈夫辛图表达出了另一种世俗性的意义立场：“人生也不过几十年，到头来木乃伊是最好的结果。什么理想呀，目标呀都不管用。”“你关心的那无限是不可知无处寻的、我们只要过好自己的小小人家就行。”辛图的意义叙述后来成为更有破坏力的消解政治生产意义方式，并在新写实中大行其道。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连创造了改革英雄霍大道、乔光朴的蒋子龙也陷入到了一个“现在”的意义困境中：总工程师冷占国（蒋子龙《拜年》）对自己那套极其精确与有效率的管理办法充满自信，其成效在过去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过。可是现在这些办法却不断激化着他和同事们、工人们的裂痕，把他的工作和生活推向崩溃的边缘。同样是追求效率和时间，1976年的机电局长霍大道、1981年的厂长乔光朴获得了光明的“意义”，而1982年的总调度师冷占国却陷入了怀疑和痛苦。
和对外在世界的怀疑几乎同步，对主体性的直接思索也逐渐展开。“我”（李陀《愿你听到这支歌》）作曲的一首抒情歌曲通过好朋友大虎传唱出去，这支歌被当成黄色歌曲，大虎受到了处分，偶然一次机会我被女孩杨柳的真话所震动，我问自己：“我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一个习惯于言不由衷的人？……我的脑袋呢？属于谁？”“要是过去，我绝对没有这种自信。那时候，我连考虑也不考虑就认为，救国家、救民族，那都是党的事情，领袖的事情。我们青年做什么？就是跟着干呗！”在这个描述中，作者和青年主人公给我们贡献了意义从自在性走向主体性的重要过程，从“连考虑也不考虑”到“认真想想”，从“跟着干”到“信自己”，在思索中，我们从“无聊而可怕的生活中”走出来，询问人生的意义。这种意义向“自我”的转折与普遍存在的怀疑意识扭结在一起，使原本带有强烈乐观主义色彩的“梦”境，也被作家画上了更多的迷惘色调，灰色的背景逐渐扩大。谌容《褪色的信》写的是省委副书记的女儿章小娟在插队时和青年村民温思哲产生了爱情，文革之后章小娟去了北大读书，温思哲一直在痴心地等待她，但是章小娟却“变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心不是外在的、陈世美式的，不是因为身份的改变，也不是因为家庭差异产生的阻力，而是章小娟对时代做了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她以低沉的声音结束了对爱情，乃至人生的温暖理想：“到头来，这不过是一个梦。……荒唐……。”“梦”带上了幻灭感和荒诞感，给光明的“梦”叙事掺入了不和谐的音符，显示出与高昂激越的政治气质相疏离的叙事倾向。比知识分子获得主体性更具意义的是，连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包产》）也“意识到”了在农村改革中自己仅仅被当做与县委吴书记拉关系的一个工具，他最终拒绝了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这个“意识”和“拒绝”非常重要，从“上城“到“包产”，陈奂生的变化标志着，在“农民”这个最广大和沉默的群体身上，长期被政治文化压抑着的主体性意识有了融化的可能。
一个时代的特殊性，不仅通过“意义”内容的独特表达，也在“意义”的整体存在方式上展现出来，有的时期一种“意义”成为了支配性话语，有的时期多元性“意义”会构造出丰富的世界，还有一些重要的阶段，则属于连接两个时代的节点。这个节点最重要的功能是其转换性，旧的因素处处可见，但新的因子却在滋长起来，二者在对立矛盾中完成转换。新时期初期就具有意义“节点性”的特征，外在社会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主体性意识等因素纠缠在文学意义叙事中。从历史观的视角来探究这个节点，做出“意义叙事的核心内容为社会—政治所引导并一体化”的论断是基本合理的，复杂一点的问题是，在主体性意识生成之后，意义叙事是像历史唯物主义所言的“能动地反映着现实”，还是出现了性质上的某种转变，主体性及其意义叙事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文学乃至社会现代性发展的主导力量？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主体性反思”由两个层面构成，一个是对外在历史的怀疑和批判，一个是内在主体性的自我反思和发展，两者互相配合，而后者无疑是对前者的重要推进。从文学实践来看，内在主体性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是较早时候就零散出现了摆脱情感泛滥和政治图解，走向理性和现实的倾向，“回叙往事，不是为了图解我们已经获得的正确概念，而是为了尽可能深入去剖析、探究那些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问题”（刘心武《没有讲完的课》）。二是超越意义无意识状态，建立起主体性意识，这一点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清晰化，其过程如李锐所言：“原来接受的那一切，在‘文革’中完全被打碎，从绝对服从、完全相信、狂热投入到最后整个情感、世界观、价值观被打碎，‘文革’给我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人给我的现成的真理，……我得想一想、我得看一看”。[10] 新世界可能还没有重建起来，但旧世界的崩溃带走了无意识的束缚，这个缝隙和节点就是主体时间和意识的形成。三是主体性理论的自觉化、普遍化，在整个八十年代及之后不断扩展和蔓延开来，成为时代基本意识并逐步完成主体性的相对确立。“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看来，对‘文革’及其历史根源的批判反省如果仍然仅仅只停留在社会政治批判的层次上，那么这种批判本身就仍然是一种非批判的意识，因为它实际上仍落入旧的藩篱之中而不得其出。根本的问题乃是要彻底打破‘泛政治化大一统’本身，使各文化领域逐渐摆脱政治的过分羁绊，真正取得自身的相对独立性。”[11]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本来由政治力量推动的主体性唤醒，最后走出了自己的意义道路，当主体自觉地去打破大一统式的意义控制和引导，属于主体的时间才真正开始了。
一种文化或思想成为社会结构变革的先导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需要满足至少两个条件，一个是它成为了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一个是它获得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主体性意识在新时期初期文学实践中的功能虽然离这个阶段还有遥远的距离，但是却展现了这种趋势，由此开始，随后产生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重写文学史等现象，可以看做是这个韦伯式历史链条上的多个环节。虽然主体时间还在不断被社会—政治所侵扰甚至打断，但是它的流动已经不可停止，它的活力和合法性地位渐趋强大，并通过汇聚成对现代性问题的长远追问，成为社会和意识变革的先导。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1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期小说中的时间意识及其“意义”叙事》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
注释：
[ 1 ]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第79、82页。
[ 2 ] 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 81-82页。
[ 3 ] 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八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39-46页。
[ 4 ]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第162-167页。
[ 5 ] 李书磊：《从“寻梦”到“寻根”——关于今年文学变动的杂记之一》，《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3期。
[ 6 ] 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研究》，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第236页。
[ 7 ] 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 84-85页。
[ 8 ]方方：《“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第96页。
[ 9 ]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28页。
[10] 李锐：《李锐王尧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11] 甘阳：《初版前言》，《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一、“意义被性”及其“意义叙事”
“意义对终极价值目的的追问，使意义与自我意识密切相关”，与意义同一化的自我意识“拒斥无意识操作的浑噩状态而具有明朗的主体性意向”，[2] 在这个描述中，意义、自我意识、以及“明朗的主体性意向”一体化了，不可分割。但是，正如康德在定义“启蒙”时说，主体的理智可能是自主的，也可能是被他人指导的。[3] 二者之间的差别之大可以跨越“现代”和“前现代”。在康德式的视野中，问题变得复杂了，当主体的理智是被他人引导的，当主体缺乏明朗的主体性意识时，主体的“意义”叙述还是真正的、来自于自我意识的“意义”吗？显然，这里出现了两种意义，一种是来自于明朗的主体的，一种是来自于被引导或者“无意识操作的浑噩状态”的。后一种意识主体性“缺席”状态下的意义叙述，就是意义“被性”。
“被性”，是一种被他者客体化的境况，“意义被性”，指的是“意义”处于被决定和被赋予的状态，表现为某一存在体自身并不自由占有生存意义，而是由他者灌输进某种意义，然后服膺及自觉地表述这种意义，而无论这种意义是否正确。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文革乃至十七年时期的“政治生产意义”是文学意义“被性”的典型状态，文学作品中大量的故事主题、人物性格，乃至作品的整体意义叙事，基本都源于政治话语的预设，而“赶任务”“三结合”这些属于不同时代的术语，则都是“政治生产意义”的生产方式。
这种“意义被生产”的惯性力量到了新时期初期依然起着重要作用。1976-1983年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多重奏，从意义叙述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作品集中于人们在政治和经济生活“道路”的判断与选择上，而其中的意义选择与政治话语引导存在密切关联。由于意义和时间的同一化关系，从时间链条上来看，“意义”分别形成了三种类型叙事：
第一，控诉历史造成人们身体和心灵双重创伤，赞扬和讴歌不屈于错误政治权力的精神，这是回望“过去”时采取的普遍政治性态度。作为历史背景的“苦难”在小说中各不相同，但是主人公们却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意义符号”—— 一种政治上正确的“抗争”姿态。有的抗争者是主动地介入了政治现实：身材并不高大但腰板挺直的将军在逆境中毫不屈服地死去，整个小镇掀起了一场自发的纪念活动（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有的抗争者则找到了其他反抗政治迫害的方式：章永璘每天阅读《资本论》来遗忘饥饿和苦难（张贤亮《绿化树》）。物理学家吴桐轩通过思考粒子理论把意义具体化了：“一天二十四小时，只有晚饭后到深夜两三点这段时间，对他才有生命的意义，他的精神才能在这里得到平衡”（方之《阁楼上》）。罗群被流放到农村当马车夫，却坚持完成了天云山改造和建设计划的手稿（鲁彦周《天云山传奇》）。通过二元对立式的人生状态描述，价值判断非常明确地表述出来，正面人物所代表的倾向和思考扩展成了文学作品最突出的意义叙述，其中心符号是“抗争不屈”的精神。
第二，“献身”于国家的现代化，成为作品关于“现在”叙事的主题。工作狂式的人物成为许多小说的主人公，张俊石充满了工作热情，完全没有个人生活，即使是满腹牢骚的尹老师，也每天奔波于胡同角落给学生们补课，他们忘我工作，试图让孩子们明白人生意义在于：“应当使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应当怎样去为祖国的‘四化’、为共产主义的灿烂未来而斗争？”（刘心武《班主任》）。而乔光朴对“时间”与“数字”构成的现代化“效率”“掏出心来”式的追求，使他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合二为一（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对于“现在”而言，“献身”于工作是最有意义的个人选择。
第三，“团结一致向前看”，把痛苦、焦虑和迷惑留给“过去”，超越“现在”，继续把自己交给党、交给人民的“未来”。还没从母亲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王晓华已经宣誓要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卢新华《伤痕》）。卢一民文革后重新恢复工作，他马上进入到了充实的意义中：“叫你想象不到的大好形势摆在我们面前！要说欢乐，要说幸福，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欢乐，最大的幸福！……”（陆文夫《献身》）。老革命李一翔历经苦难后依然对未来充满向往：“咱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能白过啊，要一天一天数着过了，把那十几年补偿过来吧，还像三八年那样，咱得豁出老命干哪！”（韦嫈《埋藏的明珠》）。这一时期小说普遍性地带着“光明尾巴”，把未来变成了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意义寄托，“光明”成为关于未来的关键词。
过去的苦难转化成现在的实干，而更美好的生活在未来，“意义”因此形成了时间链条上的完整性。三种“意义”叙事由多个方面的“集体性书写”构造而成，但是最共同的特征，则都是被新时期初期的社会政治所创造，所引导。不仅核心话语原封不动，甚至许多次级论述也大致照搬，如改革文学中的“改革英雄”、“改革和反改革的斗争”等次主题都符合“在矛盾中螺旋式上升”的政治思维方式。即使是写完全个人化的生活，政治也被用来作为意义合法性的来源，张弦的著名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写到荒妹试图反抗包办婚姻，她抓住的救命稻草是她的荣树哥也语焉不详的遥远的“中央文件”，这样的细节并不只存在于个别小说中。 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给读者提供了令人振奋的价值观念，正确而正直的人获得了属于他们的荣誉，卑鄙者则被抛进了政治和道德的垃圾堆。正面主人公和反面人物占据着正负意义立场的两端，纠正了被文革颠倒的价值取向，当这些小说把否定文革、思想解放、现代化、改革开放作为主人公的意义选择时，确实让人有意义叙事完成转型的幻觉。但是意义内容的变化，虽然推动意义叙事走向变革，却没能冲破意义叙事最坚固的那道堤坝，改变其最根本的“被性”特征，完成意义主体性的真正苏醒。特别具有范式意义的是乔光朴，在他身上，几乎具有主体性的一切内在因素：理性、热情、强力、话语权……，但是在这个改革者的意识里，他所做的，只是一个战士在听到首长的命令之后，“带着队伍冲上去”，（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而他对童贞先斩后奏的结婚决定，则隐含着一种主体的“魔咒”，处在“被性”中的他正在不断制造他人的“被性”。相比较而言，还是老老实实的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真实地呈现了主体性意识的缺席状态，他走上了农村改革开放的“新”道路，不愁吃穿，还可以上城去买顶帽子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是他意识世界的改变道路却依旧曲折漫长。高晓声写陈奂生的笨嘴拙舌和对那些能言善道者的羡慕，无疑是一种高度寓言化的表达，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之一的陈奂生，本质上是“失语”的，这是新时期初期更具有时代特色的个体人生，也是典型的“意义被性”状态。
新时期初期的作品中，意义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显示了新的时代痕迹，对“意义”的强化叙述提升了主人公的境界，但是意义生产和存在的方式却在旧的轨道上延伸。“政治生产意义”的历史语境，使相当长历史时期存在于民族和个人精神里的“政治无意识”，合法化地转型成“意义无意识”，“意义无意识”的核心首先是意义的“被性”，个人和群体的价值信念、处事方式甚至集体回忆，都紧密地跟随政治引导、实践政治意图、重复政治话语。如果我们通过“剪辑”，把大跃进、路线斗争切换成“四个现代化”、切换成“否定文革、解放思想”，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同的时间场景，讲述的却是一个类似的故事。外在现代化的现实进程已经展开并深入，但内在现代性的精神质变却没有跟上前进的脚步。
二、“意义被性”的时间感和象征性
新时期初期文学涉及到的“意义”叙事，无论是在公共空间层面，还是在个人生活层面，无论是关于国家社会的宏大叙事上，还是对个体道德的判断，都呈现出一种表里分离的状态：表面上变动剧烈，似乎在对文革和十七年时期的观念进行着一场重大革命，但在更深的层次却波澜不惊，固有的意识慢条斯理地行进在原来的轨道上。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描述了人的“自在性存在”，深入分析了其脱离时间性的特征。[4] 新时期初期文学与自在性存在的“无时间性”极其相似，意义主体处于无意识状态，使它虽然能够感知到外在时间的变化，能够完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对比，但是其内在时间却是缺乏的，它无法从过去中发现自己，也没有自主占有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正如前文所描述，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叙事被外在社会政治因素引导着前行，它的时间、它的主体性蛰伏于他者之中。
这种无时间状态作为一种存在性质界定，是区别于“作品中的时间呈现”和“时间意识”的，在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中，时间不仅没有处于“无”的境地，相反，它表现得非常活跃，至少在两个方面，时间醒目地存在着：
首先，小说在结构上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双时间段结构”，两个时间段的对比往往成为故事的主要形式。过去的人和事、现在的人和事交织展现，在对照中，历史变化的规律被提炼出来。茹志娟《剪辑错了的故事》把时间的变幻和意义的转换并置在一起：47年，农民老寿把全家粮食和院里的梨树都给了县大队的老甘，去支援解放军夺取革命的胜利；57年大跃进，十年前的老甘成了公社的甘书记，按照他的命令，老寿不得不按照虚报的产量把粮食都交给上级，最后连代表着希望的梨树园也失去了。小说的结尾和高潮还是落在时间上，老寿在梦里同时看见47年的老甘和57年的甘书记，他感叹道：“颠倒了，颠倒了”，心理时间和现实时间的错乱让他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失去了意义。更常见的“双时间段结构”是“文革期间”和“文革后”的对照，一个时间段充满了饥饿、家庭解体、身体的死亡，还有心灵的创伤和阴影；在另一个时间段，这一切苦难都过去了，我们将面对新生活。受“双时间段结构”的影响，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主人公往往是中年人（《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人到中年》 《天云山传奇》 《芙蓉镇》 《乔厂长上任记》等）、 老年人（韦嫈《埋藏的明珠》 《小镇上的将军》等），或者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的大龄青年（《伤痕》 《雨，沙沙沙》等），因为只有年龄具有一定的长度才能容纳“双时间段结构”所展现的故事内容，所以风华正茂的“青年”在这个阶段还暂时没有机会成为作品的核心人物。还有一个和这个“双时间段结构”相配合的故事模式，是政治与道德的同一化双结构，他们构成了意义的另一种层次：政治正确者道德正直，而立场错误者人格也卑下，《芙蓉镇》里的玉音美丽善良，投机造反派王秋赦则先天地具有流氓本性，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陆文夫的《献身》、莫伸的《冲突》、韩少功《七月洪峰》等几乎以完全类似的故事重复了这种叙事。
第二种非常明显而普遍存在的时间意识是，进化论时间逻辑预设的“未来”依然被赋予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老寿（《剪辑错了的故事》）安慰他老婆：“到共产主义那就更美了，吃香的，喝辣的，任挑。”这样的表达和六十年代初期的《林海雪原》里杨子荣的梦想几乎一模一样。作为这种进化论时间的符号化，一些具有美好象征意味的意象结成了一个“符号群”，成为很多作品的叙述载体，比如“光明”“鲜花”“飞翔”等，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梦”，这一时期大量的作品以“梦”为题，或者以“梦”作为结尾，宗璞《弦上的梦》写慕容乐珺和故友的女儿梁遐一段共同生活的经历，梁遐身上充满了叛逆的色彩，“人活着，不就那么回事！”最终她却走向了政治，投身到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总理的运动中去了。小说结尾写慕容做了一个梦，自己和梁遐都在音乐会上演奏，伴随着激昂的、胜利的音乐，所有的正直的革命者的形象在光芒中浮现出来，“人的梦，一定会实现；妖的梦，一定会破灭。这是历史的必然。”李一翔（韦嫈《埋藏的明珠》）遇见从前的战友，他沉浸在友情的温暖中，“又象做了一个美梦！”他忍不住又自言自语起来，之后，他终于睡着了。“这一次，他真的做了一个美梦，……，这真是一场美梦啊，所有埋藏在深处的明珠都轻盈地漂浮起来了！” 雯雯在雨中憧憬着和不知名的男青年相会，“她隐隐地但却始终相信，梦会实现。”（王安忆《雨，沙沙沙》） 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所有的梦都是相似的。李书磊说新时期初期小说的主题是“寻梦”，[5] 何言宏把这种梦境化的普遍性乐观结局称为“希望原则”。[6] 在这个时代，“梦”承载着的是意义的“可能性”，“意义对既定现状的超越性张力与意义的意象希望或憧憬未来情调内在相关。意义往往是有待于实现的前景。因此，可能性是意义本质性特征”，[7] 意义的可能性由于个体的差异应该呈现出无限开放的境地，但是，在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中却一体化为一个美丽的梦和光明的共同尾巴，这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治策略形成的巨大能量，它几乎造就了“意义叙事”关于未来的唯一模式。试图摆脱这种模式控制的作家很多，但他们的努力却不断败下阵来。[8]
在新时期初期小说的意义叙事中，“时间”的呈现形式与社会转型过程相似，具有复杂多样矛盾交织的特征，在物理时间、观念时间和存在时间三个层次上形成了不同的叙述，三者各有分工：显性的“双时间段结构”负责完成“过去故事”和“现在故事”的对照性讲述，倾诉并减缓人们的各种“创伤”，“进化论时间”负责引导人们以积极的情感把握未来，而“无时间”的“被性”则揭示了这一阶段文学意义叙述产生和存在的深层状态。
三、 “意义被性”的融化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意义叙事”以主体性被遮蔽的无时间性方式存在着，但是作为一个主体生命，人涌动着获得并完成其主体性的原初冲动，虽然主体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获得的这一问题还有争论，但它作为人的本质性存在却难以否定，[9] 所以，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主体性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顽强地存在着。也正是因为主体的这种特性，即使是政治钳制最强烈的时候，也无法把一种意义强加于全部主体，更不用说从78年之后，政治实践也主动地推动着思想上的解放，这两种力量分别从内部和外部瓦解着“意义无意识”的坚冰，滋生出打破“被性”状态的意义自主性。但是这两种力量的合流方式远比想象的复杂，一方面合流的巨大能量构成了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链条上的共同体叙事，另一方面二者又出现了分裂和对立的趋势，在外在政治与文学自我、在意义共性和个体追求之间打入了一个一个的楔子。
这一趋势首先体现在“疑问”的意识逐渐强化，“疑问”不仅针对已有定论的过去，更渗透到“现在”和未来。凌倌云从内蒙古的小学回到了北京，在先去探望单纯的知识分子舅舅，还是安局长、平处长时，她和丈夫辛图发生了分歧，她的疑惑从个人蔓延到群体：“她现在是和亲人一起走到平坦的路上了，但那完全消她饥渴的甘泉却不知在何方。那本该属于她的，属于她一代人的”（宗璞《团聚》）。在辛图看来那么“傻”那么“虚幻”的时间迷茫感是又一种化解单一化政治意义联合体的无形武器，虽然没有方向，但那是一种自觉的意识，是主体性苏醒的前奏。有意思的是，小说中拿来作为凌倌云价值对立面的丈夫辛图表达出了另一种世俗性的意义立场：“人生也不过几十年，到头来木乃伊是最好的结果。什么理想呀，目标呀都不管用。”“你关心的那无限是不可知无处寻的、我们只要过好自己的小小人家就行。”辛图的意义叙述后来成为更有破坏力的消解政治生产意义方式，并在新写实中大行其道。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连创造了改革英雄霍大道、乔光朴的蒋子龙也陷入到了一个“现在”的意义困境中：总工程师冷占国（蒋子龙《拜年》）对自己那套极其精确与有效率的管理办法充满自信，其成效在过去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过。可是现在这些办法却不断激化着他和同事们、工人们的裂痕，把他的工作和生活推向崩溃的边缘。同样是追求效率和时间，1976年的机电局长霍大道、1981年的厂长乔光朴获得了光明的“意义”，而1982年的总调度师冷占国却陷入了怀疑和痛苦。
和对外在世界的怀疑几乎同步，对主体性的直接思索也逐渐展开。“我”（李陀《愿你听到这支歌》）作曲的一首抒情歌曲通过好朋友大虎传唱出去，这支歌被当成黄色歌曲，大虎受到了处分，偶然一次机会我被女孩杨柳的真话所震动，我问自己：“我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一个习惯于言不由衷的人？……我的脑袋呢？属于谁？”“要是过去，我绝对没有这种自信。那时候，我连考虑也不考虑就认为，救国家、救民族，那都是党的事情，领袖的事情。我们青年做什么？就是跟着干呗！”在这个描述中，作者和青年主人公给我们贡献了意义从自在性走向主体性的重要过程，从“连考虑也不考虑”到“认真想想”，从“跟着干”到“信自己”，在思索中，我们从“无聊而可怕的生活中”走出来，询问人生的意义。这种意义向“自我”的转折与普遍存在的怀疑意识扭结在一起，使原本带有强烈乐观主义色彩的“梦”境，也被作家画上了更多的迷惘色调，灰色的背景逐渐扩大。谌容《褪色的信》写的是省委副书记的女儿章小娟在插队时和青年村民温思哲产生了爱情，文革之后章小娟去了北大读书，温思哲一直在痴心地等待她，但是章小娟却“变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心不是外在的、陈世美式的，不是因为身份的改变，也不是因为家庭差异产生的阻力，而是章小娟对时代做了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她以低沉的声音结束了对爱情，乃至人生的温暖理想：“到头来，这不过是一个梦。……荒唐……。”“梦”带上了幻灭感和荒诞感，给光明的“梦”叙事掺入了不和谐的音符，显示出与高昂激越的政治气质相疏离的叙事倾向。比知识分子获得主体性更具意义的是，连陈奂生（高晓声《陈奂生包产》）也“意识到”了在农村改革中自己仅仅被当做与县委吴书记拉关系的一个工具，他最终拒绝了继续扮演这样的角色，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这个“意识”和“拒绝”非常重要，从“上城“到“包产”，陈奂生的变化标志着，在“农民”这个最广大和沉默的群体身上，长期被政治文化压抑着的主体性意识有了融化的可能。
一个时代的特殊性，不仅通过“意义”内容的独特表达，也在“意义”的整体存在方式上展现出来，有的时期一种“意义”成为了支配性话语，有的时期多元性“意义”会构造出丰富的世界，还有一些重要的阶段，则属于连接两个时代的节点。这个节点最重要的功能是其转换性，旧的因素处处可见，但新的因子却在滋长起来，二者在对立矛盾中完成转换。新时期初期就具有意义“节点性”的特征，外在社会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主体性意识等因素纠缠在文学意义叙事中。从历史观的视角来探究这个节点，做出“意义叙事的核心内容为社会—政治所引导并一体化”的论断是基本合理的，复杂一点的问题是，在主体性意识生成之后，意义叙事是像历史唯物主义所言的“能动地反映着现实”，还是出现了性质上的某种转变，主体性及其意义叙事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文学乃至社会现代性发展的主导力量？ 新时期初期文学的“主体性反思”由两个层面构成，一个是对外在历史的怀疑和批判，一个是内在主体性的自我反思和发展，两者互相配合，而后者无疑是对前者的重要推进。从文学实践来看，内在主体性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是较早时候就零散出现了摆脱情感泛滥和政治图解，走向理性和现实的倾向，“回叙往事，不是为了图解我们已经获得的正确概念，而是为了尽可能深入去剖析、探究那些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问题”（刘心武《没有讲完的课》）。二是超越意义无意识状态，建立起主体性意识，这一点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清晰化，其过程如李锐所言：“原来接受的那一切，在‘文革’中完全被打碎，从绝对服从、完全相信、狂热投入到最后整个情感、世界观、价值观被打碎，‘文革’给我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从此不再相信任何人给我的现成的真理，……我得想一想、我得看一看”。[10] 新世界可能还没有重建起来，但旧世界的崩溃带走了无意识的束缚，这个缝隙和节点就是主体时间和意识的形成。三是主体性理论的自觉化、普遍化，在整个八十年代及之后不断扩展和蔓延开来，成为时代基本意识并逐步完成主体性的相对确立。“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看来，对‘文革’及其历史根源的批判反省如果仍然仅仅只停留在社会政治批判的层次上，那么这种批判本身就仍然是一种非批判的意识，因为它实际上仍落入旧的藩篱之中而不得其出。根本的问题乃是要彻底打破‘泛政治化大一统’本身，使各文化领域逐渐摆脱政治的过分羁绊，真正取得自身的相对独立性。”[11]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本来由政治力量推动的主体性唤醒，最后走出了自己的意义道路，当主体自觉地去打破大一统式的意义控制和引导，属于主体的时间才真正开始了。
一种文化或思想成为社会结构变革的先导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需要满足至少两个条件，一个是它成为了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一个是它获得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主体性意识在新时期初期文学实践中的功能虽然离这个阶段还有遥远的距离，但是却展现了这种趋势，由此开始，随后产生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重写文学史等现象，可以看做是这个韦伯式历史链条上的多个环节。虽然主体时间还在不断被社会—政治所侵扰甚至打断，但是它的流动已经不可停止，它的活力和合法性地位渐趋强大，并通过汇聚成对现代性问题的长远追问，成为社会和意识变革的先导。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12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期小说中的时间意识及其“意义”叙事》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审计学院）
注释：
[ 1 ]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三联书店，第79、82页。
[ 2 ] 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 81-82页。
[ 3 ] 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八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39-46页。
[ 4 ]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第162-167页。
[ 5 ] 李书磊：《从“寻梦”到“寻根”——关于今年文学变动的杂记之一》，《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3期。
[ 6 ] 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研究》，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第236页。
[ 7 ] 尤西林：《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 84-85页。
[ 8 ]方方：《“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第96页。
[ 9 ]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28页。
[10] 李锐：《李锐王尧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11] 甘阳：《初版前言》，《 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