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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的知识短缺时代》一文中指出，“知识帮助人们解释事实，明了发展方向，解决事物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而中国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策研究界，都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郑永年由此认为，“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对中国知识界乃至政策研究和决策者而言，这一批评非常尖锐。
回望近代史，“知识短缺”并非始自今日，明末清初，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近代工业化的兴起，这一问题就开始显现，不过在当时，这一点不仅无人觉察，甚至时人还傲慢得目空一切。这使得中国的自身定位，和在全球体系中对中国的客观评价，开始产生日趋显著的巨大落差。
当18世纪来临的时候，英国正在孕育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即现在我们所称的近代化“工业革命”。持续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带动了对商品的需求；科学意识和市场意识，提高了英国人普遍的知识水准。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1793年，清朝正处于乾隆时期，为开辟商品市场和获取工业原料，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久闻其名充满好奇和期待的大英帝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伯爵为团长、规模达400多人的代表团正式访问大清。带来的礼品既有显示英国军事实力的铜炮、榴弹炮、毛瑟枪、连珠枪，加配全套装备、拥有一百零十门重炮的英军最大的军舰的模型，也有显示英国科学和工业水平的天文地理仪器、工艺品、日用品、工矿产品、图片、画像等。
这些礼物及其所包含的西方科技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信息，丝毫没有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对于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提出的建立正式国家间关系和自由贸易的要求，乾隆说出了那番代表愚昧与自大的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这种盲目自大并非始于乾隆，被清朝终结的明朝就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由此可见，低层次循环的改朝换代并不会带来任何思想更新与社会进步。
事实上，乾隆所谓的“无所不有”根本蒙不住经历了工业革命、走在当时世界最前列的英国的来使马戛尔尼那双狡黠而锐利的鹰眼。进入清朝地界，马戛尔尼马上发现了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清政府特地为使节团沿途举行了很多次检阅，以向英夷展示武力，但马戛尔尼看出那些可笑的清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当马戛尔尼要求同行的福长安检阅一次使节团的仪仗队时，福大人傲然回答：“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没有什么稀罕。”由此，马戛尔尼得出了关于清朝“盛世”的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可要命的是，大清帝国从皇帝到臣民，对地球另一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一无所知。在西方的工厂里充满着机器的喧嚣，市场里弥漫着讨价还价的人声鼎沸时，大清的朝臣们正高撅着臀部给皇帝三跪九叩敬颂天下太平皇恩浩荡。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在其著作《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是这样感叹的：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老子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先秦以降精心构建的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让思想冲破牢笼”，这惊艳的口号和强劲的呼喊，唱起来激昂雄壮，做起来四面掣肘。
历史并非没有给过中国人增进知识、开阔眼界的机会。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利玛窦、汤若望、龙华民等西方传教士，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传统典籍和小说、戏曲、中医中药、中国园林艺术等介绍给西方。其中，中国主要是受益者。最著名者，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字字精美如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徐光启在汤若望等人帮助下主持修改了中国的历法，确立了中国人至今仍受其惠的农历。然而，接踵而至的南京教案、“熙朝历狱”、礼仪之争等风波无情地终结了这样的繁荣。康熙皇帝于1717年下令禁教，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即使是在康熙实行开放的年代，对西方的技术发明也是冷漠的。莱布尼茨发明机械式加法器之后，通过他在康熙身边任职的传教士朋友送了一架给康熙，这一代表当时最先进技术的礼物，在故宫的仓库里睡了两三百年的大觉。后来的皇帝更是恪守康熙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背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地建立起来，彻底断绝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向中国输送的管道。
封闭的封建极权专制和满朝上下的颟顸无知及其承袭和延续，导致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泥足巨人”真相毕露，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在战争过程中，朝廷上下主流的知识水平是：西方诸国天干地燥，以牛羊肉磨粉而食，如若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憋屈而死；连天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都一度认为洋人膝盖不能打弯，一仆而不能起，因此无法陆战；果勇侯钦差参赞大臣杨芳以为洋人炮火猛烈精准是“妖术”，因而导演出以女人的马桶对抗洋人火炮的愚蠢闹剧……
天朝对世界的认识已如井底之蛙，塌方式的“知识短缺”将致亡国灭种之忧。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勇敢抛弃陋见，全力进行知识补救。林则徐、魏源、徐继畬和郭嵩焘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林则徐一方面深刻认识到鸦片危害国家之烈，“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遂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无私大勇，坚决收缴西方不法商人的鸦片，造成“虎门销烟”的震撼效果。另一方面，林则徐不但注意了解敌方当前的动态，组织人员翻译外文报刊，而且主持编译《四洲志》，努力改变对西方历史和现状的无知状态，还通过翻译国际法，运用新的知识捍卫国家的利权。同时，他敢于正视船炮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积极购置洋炮夷船，迈开了近代中国了解世界和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还很小，却是艰崎长路的极其宝贵的开端。 魏源，清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仕途不利，为官仅至高邮知州，却是近代中国首批“睁眼看世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魏源依据林则徐所辑的《四洲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代以来《岛志》及当时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为百卷本，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等；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为了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勿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他在《默觚》中发表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屦之而后艰”的主张，实为近代中国改良思想的前驱，对清王朝长期昧于世界大势，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和媚外求和的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徐继畬，晚清名臣、学者，《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道光二十二年（1842），徐继畬进京陛见，道光皇帝询问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对，道光皇帝遂责成他纂书进呈。徐继畬发奋努力，随时采访，广为搜集资料，用于著述。如1843年他因公驻厦门，便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认真请教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刻于福建抚署。书中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徐著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道咸间，读过此书的大臣，有祁寯藻、吴文镕、董恂、曾国藩等人。
郭嵩焘以留心经世致用著称于世，他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理论。他用情、势、理三字概括其要点。所谓“情”，就是要考求洋情。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书：“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对于朝廷将西方国家与中国周边藩属夷狄等量齐观的见识，郭嵩焘明确反对：“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他认为如实认识这个情况，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朝野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在这方面不能不“师夷长技”。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对此，郭嵩焘见深识远，认为中国的弱势不仅在物质层次，且包括整个文化系统。所谓“理”，就是摒弃愚蠢的蛮干，冷静地按照条约、法例和常理处理同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工作一再出现的错失，郭嵩焘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这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泣血自省，也是为国减祸的苦衷之言，何等的痛苦而又何等的清醒，对于清朝而言，又是何等宝贵！
然而，这些先进分子的探索犹如一道智慧的闪电，在空中一闪而过，也许能触动少数目光锐利者，但绝大多数人仍是懵懂无知。原因就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仍然把传诵了几千年的儒家经典看作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把知识浅陋、观念固守看作爱国信念坚贞和道德高尚的标志。当多数社会中坚都处在这种状态之际，与时俱进的杰出之士，其言行当然被视作惊世骇俗的怪论，甚至是离经叛道的异端。
从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离不开雄才大略的领袖及其助手组成的领导群体的筹划决断。俾斯麦、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历史角色。一个可悲的事实是，19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从1862年至1908年的近半个世纪，清政府的最高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慈禧手中，而慈禧甚至没有受到良好的传统蒙学教育，权欲很强而心胸狭隘，为了个人的面子和享乐可以不顾国家安危。
恭亲王奕訢的才识远非慈禧所可比，他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也愿意接受和学习外来的新事物，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但早在1869年，郭嵩焘就毫不客气地说：“总理衙门人才猥下。”奕訢自然包括在内。曾国藩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在中世纪向近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在决定民族兴旺与国家富强的关口，面对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和朝廷君臣整体的愚昧和“知识短缺”，就造成了袁伟时先生所概括的：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
弥补知识短缺的途径包括知识借鉴和知识创新。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每一次历史进步，都是以知识的借鉴和创新为先导的。知识创新即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知识借鉴即小平同志所说的“汲取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改革开放的成功，既是传统文化、体制自身的突破，也是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和科学文明的成果。中华文化通过自身的创造和融合外来文化，创造出新的文化和知识，成为对人类文化和知识增量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将强未强之际，将兴未兴之时，我们尤其需要对自身定位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估，排除民粹主义、固步自封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敞开胸怀接纳世界，挺起胸膛走向未来。
回望近代史，“知识短缺”并非始自今日，明末清初，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近代工业化的兴起，这一问题就开始显现，不过在当时，这一点不仅无人觉察，甚至时人还傲慢得目空一切。这使得中国的自身定位，和在全球体系中对中国的客观评价，开始产生日趋显著的巨大落差。
当18世纪来临的时候，英国正在孕育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即现在我们所称的近代化“工业革命”。持续的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带动了对商品的需求；科学意识和市场意识，提高了英国人普遍的知识水准。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开创了影响深远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1793年，清朝正处于乾隆时期，为开辟商品市场和获取工业原料，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久闻其名充满好奇和期待的大英帝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伯爵为团长、规模达400多人的代表团正式访问大清。带来的礼品既有显示英国军事实力的铜炮、榴弹炮、毛瑟枪、连珠枪，加配全套装备、拥有一百零十门重炮的英军最大的军舰的模型，也有显示英国科学和工业水平的天文地理仪器、工艺品、日用品、工矿产品、图片、画像等。
这些礼物及其所包含的西方科技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信息，丝毫没有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对于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提出的建立正式国家间关系和自由贸易的要求，乾隆说出了那番代表愚昧与自大的名言：“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这种盲目自大并非始于乾隆，被清朝终结的明朝就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由此可见，低层次循环的改朝换代并不会带来任何思想更新与社会进步。
事实上，乾隆所谓的“无所不有”根本蒙不住经历了工业革命、走在当时世界最前列的英国的来使马戛尔尼那双狡黠而锐利的鹰眼。进入清朝地界，马戛尔尼马上发现了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清政府特地为使节团沿途举行了很多次检阅，以向英夷展示武力，但马戛尔尼看出那些可笑的清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当马戛尔尼要求同行的福长安检阅一次使节团的仪仗队时，福大人傲然回答：“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没有什么稀罕。”由此，马戛尔尼得出了关于清朝“盛世”的结论：“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它很想凌驾各国，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
可要命的是，大清帝国从皇帝到臣民，对地球另一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和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一无所知。在西方的工厂里充满着机器的喧嚣，市场里弥漫着讨价还价的人声鼎沸时，大清的朝臣们正高撅着臀部给皇帝三跪九叩敬颂天下太平皇恩浩荡。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在其著作《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中是这样感叹的：回望17世纪以来的中国，最令人震惊的应是皇帝老子及其大臣们的愚昧，而这个状况又是知识阶层群体性愚昧的表现，这是先秦以降精心构建的以盲目民族自大为基础的自我封闭的必然产物。19、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辛，代价如此巨大，说到底就是冲破这个思想堡垒的艰辛和代价。“让思想冲破牢笼”，这惊艳的口号和强劲的呼喊，唱起来激昂雄壮，做起来四面掣肘。
历史并非没有给过中国人增进知识、开阔眼界的机会。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出现过短暂的繁荣。利玛窦、汤若望、龙华民等西方传教士，把西方在数学、天文、历算、物理、机械、火炮制造、水利、测量、地理、绘画等领域的成就介绍到中国，也把中国传统典籍和小说、戏曲、中医中药、中国园林艺术等介绍给西方。其中，中国主要是受益者。最著名者，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字字精美如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徐光启在汤若望等人帮助下主持修改了中国的历法，确立了中国人至今仍受其惠的农历。然而，接踵而至的南京教案、“熙朝历狱”、礼仪之争等风波无情地终结了这样的繁荣。康熙皇帝于1717年下令禁教，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即使是在康熙实行开放的年代，对西方的技术发明也是冷漠的。莱布尼茨发明机械式加法器之后，通过他在康熙身边任职的传教士朋友送了一架给康熙，这一代表当时最先进技术的礼物，在故宫的仓库里睡了两三百年的大觉。后来的皇帝更是恪守康熙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背的祖制。一个封闭的东方专制王国体制从而牢固地建立起来，彻底断绝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向中国输送的管道。
封闭的封建极权专制和满朝上下的颟顸无知及其承袭和延续，导致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泥足巨人”真相毕露，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在战争过程中，朝廷上下主流的知识水平是：西方诸国天干地燥，以牛羊肉磨粉而食，如若没有中国的茶叶大黄，就会大便不通憋屈而死；连天朝“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都一度认为洋人膝盖不能打弯，一仆而不能起，因此无法陆战；果勇侯钦差参赞大臣杨芳以为洋人炮火猛烈精准是“妖术”，因而导演出以女人的马桶对抗洋人火炮的愚蠢闹剧……
天朝对世界的认识已如井底之蛙，塌方式的“知识短缺”将致亡国灭种之忧。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勇敢抛弃陋见，全力进行知识补救。林则徐、魏源、徐继畬和郭嵩焘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林则徐一方面深刻认识到鸦片危害国家之烈，“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遂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无私大勇，坚决收缴西方不法商人的鸦片，造成“虎门销烟”的震撼效果。另一方面，林则徐不但注意了解敌方当前的动态，组织人员翻译外文报刊，而且主持编译《四洲志》，努力改变对西方历史和现状的无知状态，还通过翻译国际法，运用新的知识捍卫国家的利权。同时，他敢于正视船炮落后于西方的现实，积极购置洋炮夷船，迈开了近代中国了解世界和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尽管这一步还很小，却是艰崎长路的极其宝贵的开端。 魏源，清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仕途不利，为官仅至高邮知州，却是近代中国首批“睁眼看世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魏源依据林则徐所辑的《四洲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代以来《岛志》及当时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为百卷本，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等；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为了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勿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他在《默觚》中发表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屦之而后艰”的主张，实为近代中国改良思想的前驱，对清王朝长期昧于世界大势，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和媚外求和的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徐继畬，晚清名臣、学者，《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历任广西、福建巡抚，闽浙总督、总理衙门大臣、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道光二十二年（1842），徐继畬进京陛见，道光皇帝询问海外形势与各国风土人情，他具所知答对，道光皇帝遂责成他纂书进呈。徐继畬发奋努力，随时采访，广为搜集资料，用于著述。如1843年他因公驻厦门，便向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认真请教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初刻于福建抚署。书中各洲之疆域、种族、人口、沿革、建置、物产、生活、风俗、宗教、盛衰，以及列国比较，皆言之颇详，亦间有议论。徐著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道咸间，读过此书的大臣，有祁寯藻、吴文镕、董恂、曾国藩等人。
郭嵩焘以留心经世致用著称于世，他实事求是地研究了历史和现状，提出了一套新的对外关系理论。他用情、势、理三字概括其要点。所谓“情”，就是要考求洋情。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书：“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者。窃以为今日御夷之窍要，莫切于是。”对于朝廷将西方国家与中国周边藩属夷狄等量齐观的见识，郭嵩焘明确反对：“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他认为如实认识这个情况，方能处理好对外关系。所谓“势”，就是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确定以和为主的战略方针。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朝野不能不承认敌人的船坚炮利，在这方面不能不“师夷长技”。但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中国的礼乐教化远胜于西方，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远胜于西方。对此，郭嵩焘见深识远，认为中国的弱势不仅在物质层次，且包括整个文化系统。所谓“理”，就是摒弃愚蠢的蛮干，冷静地按照条约、法例和常理处理同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工作一再出现的错失，郭嵩焘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这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泣血自省，也是为国减祸的苦衷之言，何等的痛苦而又何等的清醒，对于清朝而言，又是何等宝贵！
然而，这些先进分子的探索犹如一道智慧的闪电，在空中一闪而过，也许能触动少数目光锐利者，但绝大多数人仍是懵懂无知。原因就在于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氛围仍然把传诵了几千年的儒家经典看作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把知识浅陋、观念固守看作爱国信念坚贞和道德高尚的标志。当多数社会中坚都处在这种状态之际，与时俱进的杰出之士，其言行当然被视作惊世骇俗的怪论，甚至是离经叛道的异端。
从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离不开雄才大略的领袖及其助手组成的领导群体的筹划决断。俾斯麦、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历史角色。一个可悲的事实是，19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从1862年至1908年的近半个世纪，清政府的最高领导权一直掌握在慈禧手中，而慈禧甚至没有受到良好的传统蒙学教育，权欲很强而心胸狭隘，为了个人的面子和享乐可以不顾国家安危。
恭亲王奕訢的才识远非慈禧所可比，他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也愿意接受和学习外来的新事物，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但早在1869年，郭嵩焘就毫不客气地说：“总理衙门人才猥下。”奕訢自然包括在内。曾国藩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在中世纪向近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在决定民族兴旺与国家富强的关口，面对李鸿章所说的“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和朝廷君臣整体的愚昧和“知识短缺”，就造成了袁伟时先生所概括的：历史呼唤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时代要破浪前进，现实却踌躇不前。
弥补知识短缺的途径包括知识借鉴和知识创新。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每一次历史进步，都是以知识的借鉴和创新为先导的。知识创新即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知识借鉴即小平同志所说的“汲取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改革开放的成功，既是传统文化、体制自身的突破，也是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和科学文明的成果。中华文化通过自身的创造和融合外来文化，创造出新的文化和知识，成为对人类文化和知识增量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将强未强之际，将兴未兴之时，我们尤其需要对自身定位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估，排除民粹主义、固步自封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敞开胸怀接纳世界，挺起胸膛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