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赵氏是蜀南望族，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其五世孙赵唪中三甲第二百三十三名进士起，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二世孙赵增琦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止，历时八朝一百八十九年，七代人中共出了六个进士、四个翰林、二十九个举人、一百余个秀才，有“一门六进士、三代四翰林”美誉。
　　是什么样的家风家教，致宜宾赵氏“子孙繁衍，科第络绎为蜀南之冠”，并且贤名远扬？
　　优良的家风家教是齐家良方，一般家族多会在族谱中设立代表其家风家教的家训以培养子孙根本。但笔者翻遍民国三年叙府大同书局重刊的《宜宾赵氏家谱》，却没一篇专门的家训以传。不过在序言中，笔者找到其四世孙赵发祥（字式九）这样一段话：“百世以上之培养根本者，曰此某祖某宗之贻谋燕翼也，而继起可由是而效也。”
　　“贻谋燕翼”，原指周武王谋及其孙而安抚其子，后泛指为后嗣作好打算。那么宜宾赵氏是如何“培养根本、克振前绪、佑启后人”的呢？
　　据《宜宾赵氏家谱·式九公家谱序》载，其入川始祖据传于明末在浙江中举后由宦入蜀，任成都府别驾，不久去世。其子赵宪鼎扶柩回籍，过宜宾时恰遇战乱阻滞，避乱于兴文县建武所。后人几经辗转，其四世孙赵发祥于清初移居叙州府宜宾县黎汤乡（今宜宾市叙州区赵场街道）大水窝。时值“蜀南一带，兵荒四起，起居无宁所”，“不得已，矢志从戎，流落秦陇，甲胄五载，始得返辔……”，赵发祥感慨自己“以诗书礼乐之裔，忽变为赳桓武夫之习，有愧先人多矣”，希望以诗书为立身之本，“箕裘可绍，衣冠接踵，而敬承之志，其庶几乎！”于是投师宜宾名儒李之藻，奋志苦读多年，终以岁贡生授荣县教谕，由此奠定了赵家以“儒素”绵连两百多年的根基。
　　看来，这位宜宾县黎汤乡赵氏开基者赵发祥是按“以诗书礼乐”培养子孙根本的，否则“有愧先人多矣”。赵发祥授官荣县教谕后，“出资建两庙，修学舍，朔望集诸生试文，美者奖之，不能者勉之。”并以诗书礼乐为根本治家，“生平教子以积德，读书遵祖训，畏王法。有小过必将诃责，曰，古今来姑息而贤者几人哉？”除将儿子赵暐培养为家族中第一位进士外，还将两个女儿许配给宜宾两个名士：长适兴文县附生薛维翰（其后人之一为晚清头品顶戴总理衙门大臣薛焕），次适宜宾县岁贡生凌尔璋。
　　赵暐中进士后，授江南江宁府高淳县知县，为官颇有循声。致仕回籍后，居家三十年杜门不出，在老父的基础上，加以“孝悌忠信之心，骄奢淫逸之戒，益思有以勉之”，致力培养子孙根本。在他严格要求下，八个儿子个个优秀：其中两个举人，一个贡生，其余五个皆考上了秀才。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
　　，主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为让子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宜宾赵氏在赵场桥地嘴建塾馆，以历代先贤之道严格教育其子弟。无论贫富，凡有志者皆可入学。族中凡致仕回籍者，多在塾中执教。有此诗书传家氛围，宜宾赵氏子孙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
　　到了晚清，其十世孙、著名的“铁笔御史”赵树吉，更是将宜宾赵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良的家风家教推向极致。
　　赵树吉（1828年-1880年），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進士，由翰林院编修改监察御史、工科掌印给事中、云南迤西兵备道等。一生皆在晚清内忧外患连年天灾人祸中度过，眼见官员们对国家丧失信心，普遍庸懦糜烂，而百姓为生计所迫，“老弱行乞于街，衢壮者竄身于盗贼”，官风民风败坏。他告诫家人要弘扬先辈优良的家风家教，“恢廓前烈，振起家声”，并多次上章痛斥朝廷流弊，上改善之策。从封疆大吏到芝麻县令，被他弹劾的不法官员不计其数。如督军入陕的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仗恃为拥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立下大功，又与执政的恭亲王关系很好，且手握重兵，不但贪腐成性，生活也极其糜烂，带兵打仗竟肆无忌惮地带三十多个妻妾同行。为惩治这个极其腐败的督军，赵树吉曾于咸丰十一年上《请罢斥贻误军事大员疏》，参劾胜保“行同无赖”，见没引起朝廷重视，于同治二年又再上《请诛革员胜保疏》，历数胜保“不法已极”的“种种妄为”后，力主诛杀：“若有功而赏不逮，有罪而罚不果，则善者无所恃，恶者无所惧。”为防止慈禧太后对有拥戴大功的胜保手软，赵树吉在疏中毫无忌讳地告诫皇上“皇上虽帱载包容，恩同天地，欲曲法以生之，何以对祖宗、谢天下乎？”

　　赵树吉不但为官一身正气，与贪赃枉法的权贵们格格不入，还一生廉洁自律，从不以权谋私。《叙州府志·卷三十三人士》为此对赵树吉给予很高的评价：“……屡上疏弹劾权贵，直声震天下，居台谏八年，食贫修业……”
　　咸丰八年（1858年），时为工科掌印给事中的赵树吉被清廷任命为顺天乡试同考官。当时，不少官员借科考之机都在暗中捞取好处：主考官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柏葰听受家人嘱托换取中试卷子、副主考官户部右侍郎程庭桂接到儿子交通关节的条子不举报、同考官翰林院编修浦安伙同作弊、兵部尚书陈孚恩等大员的衙内们向场内递关节托人情……案情爆发后，咸丰帝痛下决心整饬科场秩序，先后共惩处涉案人员九十一人。其中，刚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主考官柏葰等五人被处斩，副主考官一被革职，一被充军，成为清朝浮出水面的三大科场舞弊案中最惊心动魄之案。赵树吉虽清贫，却视“物非其有而据之，不祥”，坚守清廉底线，不但在这个震惊朝野的大案中一尘不染，还以“构厦有众材，扪心可安寝”劝谏诸试官自律，希望大家认真为国家选材。 　　赵树吉为官清廉并非“不缺钱”。他在《送少舫弟回蜀乡试三首》中曾自述：“为贫始学宦，宦久乃愈贫”。所居也正如他《冬夜感怀二首》那样，“闭门若空谷，矮屋如渔舟”。因囊中羞涩，在同僚聚会时凑不出份子钱经常“失约”。逢生日，也因无钱宴请亲友而出门躲客。在京为官时，所生六儿女，四女皆死于贫穷与疾病。他身为朝廷大员，并非没有贪腐的机会，但他却在贫困中廉洁白守，以诗“传家无长物，唯有清白贻”自豪，并告诫族人，要时刻“毋忘廉吏後”，决不能辱没了清白的家风。
　　赵树吉任云南迤西兵备道时，因迤西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百姓困苦至极。他实在不忍心征收徭役，更不愿搜刮百姓最后一口救命粮以充军粮，而他的《平乱策》又不被当政者采纳，不得已托病辞官回籍。因他在任上竭力解除民生疾苦，在监督官兵、禁革奸弊、整饬文教、建言献策等方面成效卓异，辞官离去后，当地士民将他奉入长生祠。
　　赵树吉辞官时囊空如洗，回籍后仍需设馆授徒或为人写字等以补家用，其人品恰如他的诗“骅骝重骨不重肉，人生可瘦不可俗。君看松竹岁寒材，劲节孤根挺苍玉……”
　　赵树吉不但是宜宾赵氏第一个进入翰林院，以铮铮铁骨传誉晚清的御史，并且在诗书上造诣颇深：他从小随父习书法，深得唐晋诸名家神韵，学古而不泥古，精妙秀逸，自成一家，晚清至民国时曾为字帖刊发。
　　赵树吉的诗在晚清也很具特色，由于长期身处内忧外患中，其诗多因时事而发，天灾人祸和战乱之苦在诗中大量涌现。如《邯郸行》、《羊城行》等。任迤西兵备道后，他目睹贫穷、瘟疫和兵祸中滇西百姓的非人生活，更是痛彻心扉，一系列“悲歌”催人泪下：《悲夫役》《悲捐派》《悲掳掠》《荒田谣》《秋疠行》，其意义不输杜甫“三吏三别”，可谓咸同时代的一部史诗。徐世昌辑《晚晴移诗汇》称他“诗才茂美，托旨深长。当时蜀中诗家，推为巨擘”。
　　在良好的家风家教熏陶下，宜宾赵氏历代为宦的，在当地都留下循吏的好名声。其诗书艺文，在国际国内也影响极大：赵树吉与赵亮熙叔侄皆是国内著名书法家，“若得一纸，视若拱璧”;赵树吉《山房文集》与侄孙赵增瑀诗《峨山先生集》被时人“推为巨擘”;中国著名的戏曲泰斗赵景深集文史、教育、文学创作于一身，享誉中外;在话剧、电影界颇负盛名的赵慧深在《雷雨》、《马路天使》等剧中精湛的演艺令人难以忘怀……
　　因重视教育，宜宾赵氏十一世孙赵清熙在宣统三年（1911年），还代表家族捐资在宜宾南门创建“宜宾女子师范学堂”（今四川省校风示范校宜宾市二中）。宜宾赵氏的塾馆，也发展为今天的宜宾市叙州区赵场明德中心校。
　　宜譜不但是记载一个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档案，更重要的是传承和发扬其光荣传统并用以自律的载体。宾赵氏族谱，虽没一份专门的家训写在家谱上，却处处渗透着优良的家风家教，并在其熏陶下子孙繁衍，人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