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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濒危语言研究已在我国语言学界及相关专业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根据国内外研究进展，从语言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角度，对当前濒危语言研究的标准定位、理论和个案调查、保护和抢救措施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新时期;濒危语言;定位标准;理论和调查;保护措施
“濒危语言热”是最近20年来语言学界新兴热门话题之一。面对中国多语言、多民族聚居的语言国情，濒危语言研究在跟国外“借”的同时也要有所不“用”。求“同”，力求顺应时代发展，但也要存“异”，保留和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从而建立符合中国语言国情的理论和方法。本文根据作者个人在少数民族地区二十多年的语言生活见闻提几点拙见，与同行学者共同商讨。
不同时期的语言生活变化都有其特殊性，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这种特殊性尤为突出。有人把使用人口不超过一万的语言定为濒危语言;有人提出只有40岁以上的人还在继续使用的语言定为濒危语言;有人提出存在于语言孤岛内的弱势语言即将濒危消亡，也把它定义为濒危语言等等。标准定位的多样化必然会为“濒危语言”研究提供多样化的参考渠道和认识途径，但仅凭单一的标准很难全方位把握、统筹“濒危语言”的状态，甚至很难得出切实可行的理论来指导语言实践调查研究。如：隶属永胜县的傈僳族腊古德村，人口仅569人，处于被彝族、汉族和他留人包围的语言环境。从语言优势上看，此地傈僳语确实属于弱势语言，然而通过作者2013年的语言活力调查结果显示：当地98%的傈僳人稳定熟练的使用自己的母语;6—39岁的青少年对于母语的热爱程度高达96.6%;甚至临近居住的62.8%的汉族人、他留人基本能使用傈僳语交流，并且各个民族之间相处融洽，语言和谐，并没有因为其弱势而出现语言竞争融合现象，反而各个语言各行其道，互不相争。
所以新时期濒危语言的定位标准要以真实确凿的语言实际调查数据为依据，统筹濒危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双向的，甚至是多元化的角度和指标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为濒危语言。毕竟语言是活态的、灵活的，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考虑语言内部结构的同时也要考虑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特点。正如语言能力高低和变化的调查受语言内外因素制约的同时，还要靠坚实确凿的、阶段性的跟踪调查数据为基准。有的少数民族小孩第一语言不是母语，而是汉语。但当这些小孩走上社会后，又很快的学会了母语，并且非常熟练，甚至超越汉语。恰似“抛弃”母语，然而却潜移默化的“回归”于母语。一次或是一年的语言（母语）能力高低个案调查根本无法得出结论，即使是初步的结论也经不住时间的检验和推敲。
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的“濒危语言热”才传到中国。国外有的语言学家预言：世界上6000多种语言中，三分之二的语言将在21世纪消亡。虽然只是预计和估量，但却反映了濒危语言确实存在。特别是对于多民族聚居的中国而言，这种情况从史至今依然存在，如西夏、鲜卑和女真语言都已消失。这股“热”给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在语言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热”并不奇怪，重点是“热”的背后我们能否冷静心态，审时度势地根据中国特殊的语言国情进行符合自己“语言身份”的调查研究。现在有的学者一味地全盘西化，似乎其理论和方法都十足的凸显 “国际范”，然而理论和调查实际差距甚远，再完美的理论如果缺乏可靠的实际数据支撑都将是“昙花一现”，反之也然。
我们可以“借”但要慎重地“用”。如果“借”的结果和中国特殊的语言实际背道而驰，那还不如不“借”。正如戴庆厦先生所说的：中国小语种的生命力并不脆弱，没有像国外所说的那么严重，他们能稳定地使用自己的母语，并且对自己的母语有很深的感情。如，云南墨江县的西摩洛语，景洪市嘎洒镇傣语等等。
大力开展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积累丰富的语言调查资料，系统而全面的了解各个语言生活实际情况对于科学的认识濒危语言现象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也要随着语言个案调查的进展做跟进式的理论研究，个案调查和理论建设都不能被“冷落”，二者应该是相互的，否则“兵分两路”的研究又有何益？况且我们自身有足够的、丰富的语言资源，对于建立系统的语言濒危个案调查，从而建立符合自身的濒危语言理论，我们应该有这个底气和信心。
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程仅20多年的时间，无论是语言个案调查还是理论建设都亟待加强和深入。加之语言的灵活性、特殊性，对其复杂性不易认清。濒危语言问题的出现给多元民族文化遗产的存在和保护措施再次敲响“警钟”。
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平衡点”，不盲从“濒危语言热”，而是根据中国自身语言国情 “量体裁衣”。其次，我们不能在没有经过科学的调查、考量和定位的前提下，随意的把某些民族语言定义为濒危语言，哪怕确实如此，也要先安定、缓和濒危语言民族的情绪，让他们知“安”也知“不安”，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是一种文化的损失，一个民族的不幸。我们的调查和研究不能仅仅为获取第一手珍贵资料而忽视少数民族传统、民族心理，必要的情感沟通和交流往往是取得民族信任、调查成功的基础。再次，设立示范点，设立濒危语言抢救示范基地，在示范经济指标连同人力、物力允许的前提下，扎实濒危语言抢救基础工作，不断摸索，不断积累经验。然后再以点带面，有条不紊地进行语言抢救，这样才能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同时动用社会上可动用的力量参加抢救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语言族群、非政府组织等，而不仅仅是语言专业人员和各国政府相关部门在“使劲”。
制定和实施濒危语言保护措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特别少数民族地区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有主措施、次措施、特殊措施，还要讲求时效性，而不是一概而论，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时期;濒危语言;定位标准;理论和调查;保护措施
“濒危语言热”是最近20年来语言学界新兴热门话题之一。面对中国多语言、多民族聚居的语言国情，濒危语言研究在跟国外“借”的同时也要有所不“用”。求“同”，力求顺应时代发展，但也要存“异”，保留和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从而建立符合中国语言国情的理论和方法。本文根据作者个人在少数民族地区二十多年的语言生活见闻提几点拙见，与同行学者共同商讨。
- 濒危语言标准定位的复杂性
不同时期的语言生活变化都有其特殊性，特别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这种特殊性尤为突出。有人把使用人口不超过一万的语言定为濒危语言;有人提出只有40岁以上的人还在继续使用的语言定为濒危语言;有人提出存在于语言孤岛内的弱势语言即将濒危消亡，也把它定义为濒危语言等等。标准定位的多样化必然会为“濒危语言”研究提供多样化的参考渠道和认识途径，但仅凭单一的标准很难全方位把握、统筹“濒危语言”的状态，甚至很难得出切实可行的理论来指导语言实践调查研究。如：隶属永胜县的傈僳族腊古德村，人口仅569人，处于被彝族、汉族和他留人包围的语言环境。从语言优势上看，此地傈僳语确实属于弱势语言，然而通过作者2013年的语言活力调查结果显示：当地98%的傈僳人稳定熟练的使用自己的母语;6—39岁的青少年对于母语的热爱程度高达96.6%;甚至临近居住的62.8%的汉族人、他留人基本能使用傈僳语交流，并且各个民族之间相处融洽，语言和谐，并没有因为其弱势而出现语言竞争融合现象，反而各个语言各行其道，互不相争。
所以新时期濒危语言的定位标准要以真实确凿的语言实际调查数据为依据，统筹濒危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从双向的，甚至是多元化的角度和指标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为濒危语言。毕竟语言是活态的、灵活的，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考虑语言内部结构的同时也要考虑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特点。正如语言能力高低和变化的调查受语言内外因素制约的同时，还要靠坚实确凿的、阶段性的跟踪调查数据为基准。有的少数民族小孩第一语言不是母语，而是汉语。但当这些小孩走上社会后，又很快的学会了母语，并且非常熟练，甚至超越汉语。恰似“抛弃”母语，然而却潜移默化的“回归”于母语。一次或是一年的语言（母语）能力高低个案调查根本无法得出结论，即使是初步的结论也经不住时间的检验和推敲。
- 濒危语言个案调查和理论建设相结合的迫切性
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的“濒危语言热”才传到中国。国外有的语言学家预言：世界上6000多种语言中，三分之二的语言将在21世纪消亡。虽然只是预计和估量，但却反映了濒危语言确实存在。特别是对于多民族聚居的中国而言，这种情况从史至今依然存在，如西夏、鲜卑和女真语言都已消失。这股“热”给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在语言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热”并不奇怪，重点是“热”的背后我们能否冷静心态，审时度势地根据中国特殊的语言国情进行符合自己“语言身份”的调查研究。现在有的学者一味地全盘西化，似乎其理论和方法都十足的凸显 “国际范”，然而理论和调查实际差距甚远，再完美的理论如果缺乏可靠的实际数据支撑都将是“昙花一现”，反之也然。
我们可以“借”但要慎重地“用”。如果“借”的结果和中国特殊的语言实际背道而驰，那还不如不“借”。正如戴庆厦先生所说的：中国小语种的生命力并不脆弱，没有像国外所说的那么严重，他们能稳定地使用自己的母语，并且对自己的母语有很深的感情。如，云南墨江县的西摩洛语，景洪市嘎洒镇傣语等等。
大力开展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积累丰富的语言调查资料，系统而全面的了解各个语言生活实际情况对于科学的认识濒危语言现象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也要随着语言个案调查的进展做跟进式的理论研究，个案调查和理论建设都不能被“冷落”，二者应该是相互的，否则“兵分两路”的研究又有何益？况且我们自身有足够的、丰富的语言资源，对于建立系统的语言濒危个案调查，从而建立符合自身的濒危语言理论，我们应该有这个底气和信心。
- 濒危语言保护措施的科学性
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程仅20多年的时间，无论是语言个案调查还是理论建设都亟待加强和深入。加之语言的灵活性、特殊性，对其复杂性不易认清。濒危语言问题的出现给多元民族文化遗产的存在和保护措施再次敲响“警钟”。
首先我们要确立一个“平衡点”，不盲从“濒危语言热”，而是根据中国自身语言国情 “量体裁衣”。其次，我们不能在没有经过科学的调查、考量和定位的前提下，随意的把某些民族语言定义为濒危语言，哪怕确实如此，也要先安定、缓和濒危语言民族的情绪，让他们知“安”也知“不安”，因为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是一种文化的损失，一个民族的不幸。我们的调查和研究不能仅仅为获取第一手珍贵资料而忽视少数民族传统、民族心理，必要的情感沟通和交流往往是取得民族信任、调查成功的基础。再次，设立示范点，设立濒危语言抢救示范基地，在示范经济指标连同人力、物力允许的前提下，扎实濒危语言抢救基础工作，不断摸索，不断积累经验。然后再以点带面，有条不紊地进行语言抢救，这样才能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同时动用社会上可动用的力量参加抢救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语言族群、非政府组织等，而不仅仅是语言专业人员和各国政府相关部门在“使劲”。
制定和实施濒危语言保护措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特别少数民族地区要考虑多方面因素，有主措施、次措施、特殊措施，还要讲求时效性，而不是一概而论，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1]戴庆厦，张景霓. 濒危语言与衰变语言——毛南语语言活力的类型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1）.
[2]范俊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文件汇编[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3]孙宏开.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活力排序研究[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