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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几大经济体——欧洲、美国和中国——都在滑向各自的“新常态”，也各有烦恼。这些经济体让人们脱离了贫困，但欧洲自给自足的能力严重匮乏；美国不幸欠缺繁荣。而欧、美、中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没有实现“人”的兴盛发展。
欧盟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欧盟的经济规模非常大，超过了美国和中国。欧盟经济的衰落会导致全球其他地区的薪资水平下降。更重要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新产品的主要诞生地和科学艺术进步的重要源泉。如果欧洲今后无法重拾往日辉煌，我们都会比现在贫穷。
过去二十年，欧洲经济窘态日益凸显。人们的共识是：2015年，欧洲经济的总体产出，即GDP，远远低于之前的趋势水平——即低于根据自1995年以来的历史数据绘制的趋势线。但除了少数人之外，欧洲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欧洲经济并不存在根本性问题，没有严重到连经济中的创业热情和创新智慧都必须接受结构性的修复。然而，注意一下认识到欧洲经济状况不佳的经济学家做出了怎样的诊断、又开出了怎样的药方，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我们或许会学到一些东西，有朝一日可能用在我们自己的经济上。
许多经济学家提到了竞争力的丧失，尤其是在南欧的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他们暗示，经济产出低于趋势水平主要是因为工资偏离生产率，迫使企业缩减产出——这是一种工资偏差。以此观点为依据，德国经济学家认为受到影响的经济体应该降低工资水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应进行货币刺激，使物价相对于工资有所提高，政府应投资基础设施，以创造更多就业。
采纳这种观点的背景，是1998年左右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以及2005年前后在英国出现的生产率增速急剧下降。尽管德国和英国的工资水平一直与生产率保持一致，就业状况也相当好，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繁荣年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工资水平偏离了生产率，而到本世纪初，法国的工资水平高于生产率，希腊工资水平高于生产率的幅度则更大。这些工资偏差或许能够很好地解释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男性人口就业比例从1990-1995年期间到2010-2012年期间的下降。但是，在意大利、法国甚至德国，我们看到了人口就业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或80年代（法国）到90年代的更大幅度下降。它们的就业下降也是因为工资偏差吗？就业的任何下降都是市场失灵吗？当然不是！没有人会相信主要是这种偏差的积累导致了就业下降，从而使产出落后于趋势水平。一定有别的因素在作祟。
围绕两个对立的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辩论一直激烈。古典主义的观点是（我本人曾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加以阐述），某种程度上是劳动力供给收缩导致了就业下降，进而导致产出滞后。而导致劳动力供给收缩的，主要是欧洲出现的财政挥霍，最为严重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头5年：希腊、意大利和（相对不那么严重的）法国都进行了减税和增支，使得居民家庭提高了对私人财富的估计（相对于工资收入），这些国家还提高了未来的社会福利，使民众提高了对自身社会财富相对于收入的估计。（欧盟还向西班牙和希腊捐赠了大量“结构性基金”，这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相对于自身生产率的财富。布鲁塞尔让一部分人变得富有。在希腊，就连公共部门的工资都涨得离谱）财富膨胀之后，一定有许多劳动者丧失了创造业绩的部分积极性，于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同时许多居民家庭降低了自己的劳动参与度，选择推迟就业或提前退休。
凯恩斯主义观点认为，居民家庭财富的增加会提升消费需求，从而增加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是“总需求”的下降导致就业下降，并连累产出下降。在他们看来，南欧还需进行更大的财政“挥霍”，而不是强加给他们的“财政紧缩”，才能扭转就业下降的趋势。古典主义的观点有统计证据支持：居民家庭的财富/收入比率与以下两个指标负相关：1.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就业比例 （数据仅适用于男性。不同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差异受各国文化差异的强烈影响，使得上述相关关系对于女性并不成立。英国的就业水平与其高财富水平不符，或许是因为英国的财富严重不均）。2.而且，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也不可能再进行财政挥霍。
然而，当前的“凯恩斯主义”和“古典主义”之争没有看清大局。产出自20世纪70或80年代以来大幅落后于历史趋势水平的主因， 是欧洲生产率增速的急剧放缓。这种放缓归因于两次创新乏力：上世纪60年代，欧洲的创新似乎萎靡下来，尽管战后欧洲的创新与之前100年相比一直不强，但此时萎靡下来后，使得欧洲完全依赖美国的创新维持生产率增长。到了70年代，美国的创新也陷入疲软。这之后欧洲还能继续倚仗美国之前的创新，直到90年代中期消耗殆尽。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欧洲的生产率增长会如此急速地放缓。
2015年初，南欧正在遭遇就业大幅下滑，这主要是因为最近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不确定性，以及围绕货币及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挥之不去。几乎没有企业投资，因此没有多少劳动者被雇佣去生产资本产品。即使欧洲很快从就业下滑中复苏，不论是北欧还是南欧，仍然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局：经济中已有20年没有显著的生产率增长，在短期内也没有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任何生产率增长的可能。欧洲人将不得不接受工资不再上涨的现实，而战后几十年他们早已习惯了涨工资。欧洲人将继续面对这样的公司：在里面没有多少员工从事任何有趣、有挑战或创造性的工作。最后，欧洲人将面对就业继续低迷的现实，因为不论是当前的生产率增长，还是可预见未来的预期生产率增长，都十分惨淡。
更糟糕的是，欧洲将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仅在过去两年中，就已有50万欧洲年轻人奔赴海外开始新生活。只要欧洲仍然缺少报酬好、令人满意的工作机会，每年预计还将有大约25万年轻人离开。最优秀的人才不断流失，欧洲可能走出停滞的路径将变得更加狭窄。
欧洲正在经历的这一内部崩溃过程既会带来已知的危险——令世界其他地区整体损失贸易和投资机会——也会带来未知的危险。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经历过蔓延整个大陆的高收入经济体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 美国
20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出现了后来所称的“生产率大放缓”（Great Productivity Slowdown）。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即劳动力与资本的总体生产率，1922年以后曾以年均2%的速度增长，到了1972年以后却降至年均1%。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影响。
生产率放缓的唯一合理解释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总体创新速度下降了，并且之后一直低迷。华尔街拒绝接受这种解释。他们说：“你不知道吗？在加州的硅谷和马萨诸塞州的128号公路高科技带（Route 128），创新正如火如荼！”只要注意到，创新在较老的产业（主要位于美国腹地）急剧下降，这其中的误解便迎刃而解。硅谷和128号公路高科技带的规模，还没有大到能够弥补经济多数领域中创新的几近消失。企业家、天使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iel）深刻了解硅谷，他认为硅谷不再具有革命性的创新力——过去，硅谷主要致力于对少数革命性创新进行极致的开发。
可能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的创新存量增长率如此急剧地下降呢？（当然，要维持增长率不变，每年的创新必须与当前创新存量成比例——现在存量越来越高。因此，维持原来的增长率要求人类不断突破。而美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曾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我的《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一书对此作了详细讨论，在此我列出几项假设。
一国要大范围创新，其国民必须具备引发创新所必备的“活力”。我认为美国的年轻人仍然在没有减弱的创新渴望中成长—想要构建新事物，为世界带来改变。然而，访谈和调查的结果似乎显示，许多上一代的年轻人本应成为富有抱负的创新者，却在追求创新中受阻。美国社会已变得不那么重视个人探索和创造。家庭、朋友和社会对个人不要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要求提高了。（冲动地中断与亲友的联系、“去西部”投身开发，在今天已不可想象）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以及主要满足：家长和配偶会督促年轻人选择高收入、稳定的工作，而不是欣然接受不确定性、涉足未知。病态的物质主义导致商界和金融界的疯狂短视。这也就难怪，曾在成长中希望开启充满挑战与冒险事业的年轻人，最终忘记了梦想，随波逐流地过起了平庸的生活。
过去几十年，整个美国社会的年轻人是否具备了创新必需的智力能力，值得怀疑。总体而言，创新者必须能够洞察新构思的产品是否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种洞察力既来自“天才”，也来自商业经验。但婴儿潮一代加入劳动大军的人中，许多人比前一代人对商业世界的了解要欠缺得多，兴趣也小得多。（新一代人或许有所不同）
若要让创新广泛展开，社会必须给有抱负的创新者充分的自由。而美国却给创新竖起了巨大障碍。既得利益者（比如老牌公司的股东、管理层和员工）认为，他们有权利得到保护，免受创新者的竞争冲击，也有权利在市场份额被新竞争者夺走时享受救助。政客则认为自己理应讨好利益集团。这就是社会保护文化。其结果是，任何有抱负的创新者在试图将新产品或新方法带入一个成熟产业时，都会意识到自己注定失败，因为政府将保护现有公司不失去市场份额。（过去几年，所谓科技领域的一些年轻巨头，比如谷歌（Google），已开始进军传统产业）
因此，对于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面临的前景是生产率和工资的近乎停滞、有趣工作的缺乏，以及就业低迷——这与欧洲类似，但不会那么严重，只要带来新产品和新方法的新行业，能得以构思、发展，并有一些取得成功。
进入2015年，美国呈现复苏态势。由于美国经济中还有许多未开发的新点子，也积累了待投资的留存利润，因此自然能够从危机中实现大致复苏。最近的数据显示，失业率大约位于1995-1996年的水平——1995-1996年是美国刚刚经历了经济衰退、互联网繁荣还未到来之时。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长期停滞中，景气正在出现。这得益于页岩气开采中一种叫做“水力压裂法”的创新，以及从欧洲和其他地区流入的资本，后者让投资和创新更容易获得资金。然而劳动参与率跌至新的水平，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增长仍然不足，也没有关于工作满意度提升的报告。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复苏”，是因为放弃了“财政紧缩”，而欧洲没有这样做，这方面已有长篇累牍的论述。但如下事实则鲜被提及：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永久性地增加了支出，只有一些临时支出计划现在基本到期；而政府并没有永久性地减税。相反，许多税种都上调了税率，大量政府职员被暂停工作，直到公共部门工资被大幅削减。而且，我们很有可能会见证景气的逐渐消退——它将在一两年内结束，如同所有的景气一样。
中国
我们都知道，中国通过贸易、投资、劳动力转移和来自海外的科技“转移”，实现了惊人的工资增长，创造了更好的工作岗位以及更高的就业。但我们应该清楚，中国也只能沿这些带来持续经济增长的通道走到这里了。走这些老路的回报在递减。
未来中国经济必须为刺激的、有趣的工作提供更广泛的机会，为大众繁荣创造条件。
基于这两个原因，中国将很快面临现在欧洲和美国的处境。中国必须开始想方设法将国内创新从科技行业的精英圈子，扩大到各个行业，以及下至社会草根阶层的所有人——美欧若想重新实现广泛繁荣和大众兴盛发展，也必须采取这种做法。
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要加强教育等创新促进因素的发展，通过消除传统文化对创新的抑制，加强创新的活力，还要清除社会保护和抑制创新的监管措施等障碍。
很显然，这正是中国人想要做的——促进草根阶层创新和“自我发展”。多数美国人亦是如此。而欧洲人想要什么，我们须拭目以待。
欧盟
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欧盟的经济规模非常大，超过了美国和中国。欧盟经济的衰落会导致全球其他地区的薪资水平下降。更重要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一直是新产品的主要诞生地和科学艺术进步的重要源泉。如果欧洲今后无法重拾往日辉煌，我们都会比现在贫穷。
过去二十年，欧洲经济窘态日益凸显。人们的共识是：2015年，欧洲经济的总体产出，即GDP，远远低于之前的趋势水平——即低于根据自1995年以来的历史数据绘制的趋势线。但除了少数人之外，欧洲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欧洲经济并不存在根本性问题，没有严重到连经济中的创业热情和创新智慧都必须接受结构性的修复。然而，注意一下认识到欧洲经济状况不佳的经济学家做出了怎样的诊断、又开出了怎样的药方，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我们或许会学到一些东西，有朝一日可能用在我们自己的经济上。
许多经济学家提到了竞争力的丧失，尤其是在南欧的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他们暗示，经济产出低于趋势水平主要是因为工资偏离生产率，迫使企业缩减产出——这是一种工资偏差。以此观点为依据，德国经济学家认为受到影响的经济体应该降低工资水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应进行货币刺激，使物价相对于工资有所提高，政府应投资基础设施，以创造更多就业。
采纳这种观点的背景，是1998年左右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以及2005年前后在英国出现的生产率增速急剧下降。尽管德国和英国的工资水平一直与生产率保持一致，就业状况也相当好，但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繁荣年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工资水平偏离了生产率，而到本世纪初，法国的工资水平高于生产率，希腊工资水平高于生产率的幅度则更大。这些工资偏差或许能够很好地解释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男性人口就业比例从1990-1995年期间到2010-2012年期间的下降。但是，在意大利、法国甚至德国，我们看到了人口就业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或80年代（法国）到90年代的更大幅度下降。它们的就业下降也是因为工资偏差吗？就业的任何下降都是市场失灵吗？当然不是！没有人会相信主要是这种偏差的积累导致了就业下降，从而使产出落后于趋势水平。一定有别的因素在作祟。
围绕两个对立的学派，经济学家们的辩论一直激烈。古典主义的观点是（我本人曾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加以阐述），某种程度上是劳动力供给收缩导致了就业下降，进而导致产出滞后。而导致劳动力供给收缩的，主要是欧洲出现的财政挥霍，最为严重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头5年：希腊、意大利和（相对不那么严重的）法国都进行了减税和增支，使得居民家庭提高了对私人财富的估计（相对于工资收入），这些国家还提高了未来的社会福利，使民众提高了对自身社会财富相对于收入的估计。（欧盟还向西班牙和希腊捐赠了大量“结构性基金”，这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相对于自身生产率的财富。布鲁塞尔让一部分人变得富有。在希腊，就连公共部门的工资都涨得离谱）财富膨胀之后，一定有许多劳动者丧失了创造业绩的部分积极性，于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同时许多居民家庭降低了自己的劳动参与度，选择推迟就业或提前退休。
凯恩斯主义观点认为，居民家庭财富的增加会提升消费需求，从而增加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是“总需求”的下降导致就业下降，并连累产出下降。在他们看来，南欧还需进行更大的财政“挥霍”，而不是强加给他们的“财政紧缩”，才能扭转就业下降的趋势。古典主义的观点有统计证据支持：居民家庭的财富/收入比率与以下两个指标负相关：1.劳动参与率、劳动年龄人口就业比例 （数据仅适用于男性。不同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差异受各国文化差异的强烈影响，使得上述相关关系对于女性并不成立。英国的就业水平与其高财富水平不符，或许是因为英国的财富严重不均）。2.而且，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也不可能再进行财政挥霍。
然而，当前的“凯恩斯主义”和“古典主义”之争没有看清大局。产出自20世纪70或80年代以来大幅落后于历史趋势水平的主因， 是欧洲生产率增速的急剧放缓。这种放缓归因于两次创新乏力：上世纪60年代，欧洲的创新似乎萎靡下来，尽管战后欧洲的创新与之前100年相比一直不强，但此时萎靡下来后，使得欧洲完全依赖美国的创新维持生产率增长。到了70年代，美国的创新也陷入疲软。这之后欧洲还能继续倚仗美国之前的创新，直到90年代中期消耗殆尽。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欧洲的生产率增长会如此急速地放缓。
2015年初，南欧正在遭遇就业大幅下滑，这主要是因为最近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金融不确定性，以及围绕货币及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挥之不去。几乎没有企业投资，因此没有多少劳动者被雇佣去生产资本产品。即使欧洲很快从就业下滑中复苏，不论是北欧还是南欧，仍然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局：经济中已有20年没有显著的生产率增长，在短期内也没有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任何生产率增长的可能。欧洲人将不得不接受工资不再上涨的现实，而战后几十年他们早已习惯了涨工资。欧洲人将继续面对这样的公司：在里面没有多少员工从事任何有趣、有挑战或创造性的工作。最后，欧洲人将面对就业继续低迷的现实，因为不论是当前的生产率增长，还是可预见未来的预期生产率增长，都十分惨淡。
更糟糕的是，欧洲将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仅在过去两年中，就已有50万欧洲年轻人奔赴海外开始新生活。只要欧洲仍然缺少报酬好、令人满意的工作机会，每年预计还将有大约25万年轻人离开。最优秀的人才不断流失，欧洲可能走出停滞的路径将变得更加狭窄。
欧洲正在经历的这一内部崩溃过程既会带来已知的危险——令世界其他地区整体损失贸易和投资机会——也会带来未知的危险。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经历过蔓延整个大陆的高收入经济体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 美国
20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出现了后来所称的“生产率大放缓”（Great Productivity Slowdown）。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即劳动力与资本的总体生产率，1922年以后曾以年均2%的速度增长，到了1972年以后却降至年均1%。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影响。
生产率放缓的唯一合理解释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的总体创新速度下降了，并且之后一直低迷。华尔街拒绝接受这种解释。他们说：“你不知道吗？在加州的硅谷和马萨诸塞州的128号公路高科技带（Route 128），创新正如火如荼！”只要注意到，创新在较老的产业（主要位于美国腹地）急剧下降，这其中的误解便迎刃而解。硅谷和128号公路高科技带的规模，还没有大到能够弥补经济多数领域中创新的几近消失。企业家、天使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 Tiel）深刻了解硅谷，他认为硅谷不再具有革命性的创新力——过去，硅谷主要致力于对少数革命性创新进行极致的开发。
可能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的创新存量增长率如此急剧地下降呢？（当然，要维持增长率不变，每年的创新必须与当前创新存量成比例——现在存量越来越高。因此，维持原来的增长率要求人类不断突破。而美国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曾成功做到了这一点）我的《大繁荣》（Mass Flourishing）一书对此作了详细讨论，在此我列出几项假设。
一国要大范围创新，其国民必须具备引发创新所必备的“活力”。我认为美国的年轻人仍然在没有减弱的创新渴望中成长—想要构建新事物，为世界带来改变。然而，访谈和调查的结果似乎显示，许多上一代的年轻人本应成为富有抱负的创新者，却在追求创新中受阻。美国社会已变得不那么重视个人探索和创造。家庭、朋友和社会对个人不要标新立异、特立独行的要求提高了。（冲动地中断与亲友的联系、“去西部”投身开发，在今天已不可想象）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准以及主要满足：家长和配偶会督促年轻人选择高收入、稳定的工作，而不是欣然接受不确定性、涉足未知。病态的物质主义导致商界和金融界的疯狂短视。这也就难怪，曾在成长中希望开启充满挑战与冒险事业的年轻人，最终忘记了梦想，随波逐流地过起了平庸的生活。
过去几十年，整个美国社会的年轻人是否具备了创新必需的智力能力，值得怀疑。总体而言，创新者必须能够洞察新构思的产品是否能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种洞察力既来自“天才”，也来自商业经验。但婴儿潮一代加入劳动大军的人中，许多人比前一代人对商业世界的了解要欠缺得多，兴趣也小得多。（新一代人或许有所不同）
若要让创新广泛展开，社会必须给有抱负的创新者充分的自由。而美国却给创新竖起了巨大障碍。既得利益者（比如老牌公司的股东、管理层和员工）认为，他们有权利得到保护，免受创新者的竞争冲击，也有权利在市场份额被新竞争者夺走时享受救助。政客则认为自己理应讨好利益集团。这就是社会保护文化。其结果是，任何有抱负的创新者在试图将新产品或新方法带入一个成熟产业时，都会意识到自己注定失败，因为政府将保护现有公司不失去市场份额。（过去几年，所谓科技领域的一些年轻巨头，比如谷歌（Google），已开始进军传统产业）
因此，对于可预见的未来，美国面临的前景是生产率和工资的近乎停滞、有趣工作的缺乏，以及就业低迷——这与欧洲类似，但不会那么严重，只要带来新产品和新方法的新行业，能得以构思、发展，并有一些取得成功。
进入2015年，美国呈现复苏态势。由于美国经济中还有许多未开发的新点子，也积累了待投资的留存利润，因此自然能够从危机中实现大致复苏。最近的数据显示，失业率大约位于1995-1996年的水平——1995-1996年是美国刚刚经历了经济衰退、互联网繁荣还未到来之时。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长期停滞中，景气正在出现。这得益于页岩气开采中一种叫做“水力压裂法”的创新，以及从欧洲和其他地区流入的资本，后者让投资和创新更容易获得资金。然而劳动参与率跌至新的水平，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增长仍然不足，也没有关于工作满意度提升的报告。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复苏”，是因为放弃了“财政紧缩”，而欧洲没有这样做，这方面已有长篇累牍的论述。但如下事实则鲜被提及：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永久性地增加了支出，只有一些临时支出计划现在基本到期；而政府并没有永久性地减税。相反，许多税种都上调了税率，大量政府职员被暂停工作，直到公共部门工资被大幅削减。而且，我们很有可能会见证景气的逐渐消退——它将在一两年内结束，如同所有的景气一样。
中国
我们都知道，中国通过贸易、投资、劳动力转移和来自海外的科技“转移”，实现了惊人的工资增长，创造了更好的工作岗位以及更高的就业。但我们应该清楚，中国也只能沿这些带来持续经济增长的通道走到这里了。走这些老路的回报在递减。
未来中国经济必须为刺激的、有趣的工作提供更广泛的机会，为大众繁荣创造条件。
基于这两个原因，中国将很快面临现在欧洲和美国的处境。中国必须开始想方设法将国内创新从科技行业的精英圈子，扩大到各个行业，以及下至社会草根阶层的所有人——美欧若想重新实现广泛繁荣和大众兴盛发展，也必须采取这种做法。
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要加强教育等创新促进因素的发展，通过消除传统文化对创新的抑制，加强创新的活力，还要清除社会保护和抑制创新的监管措施等障碍。
很显然，这正是中国人想要做的——促进草根阶层创新和“自我发展”。多数美国人亦是如此。而欧洲人想要什么，我们须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