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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间碑刻、族谱和文献的解读相结合，试以探讨饶平县柘林港在清代迁台史上的地位。清代柘林和台湾之间的人员和经贸交流频繁。东里几个迁台家族几乎都提及柘林。柘林港具备往来两岸的航运条件，吸引了饶平乃至周边地区的人来此处迁台。柘林港是清代迁台的重要一站。
[关键词]柘林港；饶平县；迁台
‘在以往粤东迁台的研究中，饶平县的柘林港作为一个重要的迁台港口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亦未见相关的研究。粤东迁台路线常描述为顺着韩江或步行而至汕头港，然后渡往台湾。岂知“未有汕头港，先有柘林港”，汕头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而已，而柘林宋代已有对外商贸往来。因清代汕头开阜通商，柘林港才逐渐衰落。柘林港虽为天然良港，长期未受到重视，开发相对滞后，以致今天汕头经济特区的光芒掩盖了柘林这个曾经在明清时期对外经贸往来发达的海港。
一、柘林港概况
柘林港在今潮州市饶平县南的柘林湾东侧，这一带在明清历史上为海防要地，与南澳对峙，和黄冈、大埕相犄角，形势险要，其地一带为柘林澳。“柘林乃南粤海道门户，据三路之上游，番舶自福趋广，悉由此入。”《东里志》卷一《疆域志》载：天后宫一在大城东门内，一在柘林守备营后，一在深奥。宋时番舶建，时加修理，晏安总兵移建于海岸，皆祀天后圣母之神。
北宋以来，随着潮汕地区经济的发展，海上交通的兴旺遂成自然趋势。宋代柘林已有对外商贸往来，但柘林作为商贸性质的港口主要是在明清时期发展起来，而成为这个区域海外交通与贸易的重要港口。
二、清代柘林与台湾之商贸联系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取消通海之禁，允许人们出海贸易、捕鱼。柘林港对外通商贸易和渔业生产蓬勃发展，因饶平南部普遍缺粮，商人到暹罗、台湾贩运大米。“红头船”海运之风兴起，至雍正年间，最为繁盛。当地商民造“红头船"300余艘，航行于台湾、广州、上海、天津、厦门等地。还有几十艘航行吕宋、安南、暹罗等地。台湾、日本、暹罗、安南及西洋商船也常来通商贸易。各地商贾云集，居民多达二万多人，有“百家姓”之称，时有南北行街千米长，开设行铺客栈百余家。柘林与台湾往来相当频繁，对柘林人的影响亦是颇大。据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是：
柘林港与台湾贸易往来如家常便饭。柘林人多地少，粮食(主要是大米)主要依赖于台湾，清初柘林港与台湾的商贸往来尤盛。有二十多艘船从台湾运米至柘林。柘林人称台湾米为“大王米”，并用“大王米”吃不够喻指人幼稚。经黄冈河运来饶北九村的陶瓷，从江苏、上海运来的布匹，由台湾商人购买至台湾。当时南澳、樟林及潮汕一带的人与台湾贸易都是以柘林港为中转站。两地的来往受到季节的影响，夏季时多从台湾往柘林，秋季时多从柘林往台湾。柘林人与台湾有互通婚姻，有部分人乘坐货船到台湾，有的在当地发财，便在台湾定居不再回来了。
在当地人的历史记忆中，柘林在与台湾的往来中扮演者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台湾的印象不仅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柘林镇上也留下了台湾人活动的印迹。在柘林镇的汉忠义庙里，曾经有一块“威灵显赫”的牌匾，为康熙四十年台湾信士林士明所敬赠。据《柘林汉忠义庙重修碑记》记载：明清两季，倭寇屡屡侵扰，民不堪其害，庙宇建于清初。康熙八年，海禁撤除。柘林良港商船往来频繁，凡进出港者，均进庙祈福，一时香火旺盛。康熙四十年，有台湾船民林士明亦建“威灵显赫”匾额于庙。
在康熙年间，台湾的船民林士明来柘林敬奉关帝，而非拜天后。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作为船民应该是拜天后来保佑其海上航行的平安，在逻辑上讲不过去，想必这个林士明与柘林有着某种血缘联系。前往汉忠义庙乐捐者的台湾人不只林士明一人，清光绪年间，重修汉忠义庙时，台湾王仙和敬赠雕刻精美的门墙石板一副。有清一代，柘林与台湾的往来几乎从未中断。汉忠义庙中还有一把鲨鱼剑，串联着柘林和台湾的经贸的历史和两地人民情谊。
关于鲨鱼剑的故事有众多版本，此处取余构养收集整理的版本，其内容如下：
在饶平柘林镇新街口，有一座奉祀关羽的“汉忠义庙”。因其历史悠久，且保留着一定历史价值的文物，故于1998年被饶平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在众多海内外嘉宾前来参加“列保”庆典活动时，年近七十，来自台湾高雄的刘汉松先生询问说：“当年庙内有一柄鲨鱼宝剑，怎么现在不见了?”这一问理出了一个历史故事和一段海峡两岸的情谊来。
何为鲨鱼宝剑?原来，在台湾海峡，生长着一种巨型鲨鱼，它的额前有一把巨大、若钜齿形、尖利像剑的颌骨，故称“剑鲨”。渔民在深海作业中偶尔捕到这种“剑鲨”一定要把它的颌骨仔细剖出，妥为保留，并把它当作“镇邪”宝物。那柘林镇汉忠义庙的鲨鱼宝剑是怎样得来的，又是怎样丢失的，刘汉松先生又为什么会如此特别关心。
据蔡钦洪的《柘林湾春秋》记述：公历1684年，清朝海禁解除后，柘林湾成为粤东的对外贸易港口，柘林镇也迅速繁荣起来，居民增至2万多人，有300多艘红头船航行于日本、吕宋、安南、暹罗、台湾之间。当时，在航行中曾发生过一件奇特而真实的故事：该镇有一艘红头船，从台湾的高雄出港回柘林。这时，海面风平浪静，但于船肚下，却翻起巨浪，顿使货船颠簸不已。舵手无法掌舵，任由船只奔驰。它似有神力相助，一直朝西北方向前行，后来才逐渐平缓下来。船至柘林浅滩，船员感觉船腹下似有什么东西顶托，经查检查，原来船腹侧面，插着一条似剑的东西，大家协力把它拔出，犹如一把断截的巨剑，宽一尺，长三尺，尖端锋利，边缘为锯齿形。原来是“鲨鱼”留下来的“鲨鱼剑”。柘林认为这是海神助力，将台湾的灵气带到柘林来。于是，人们用檀香木刻制一剑架，插上这柄鲨鱼剑，安放在汉忠义庙里，和关圣帝君一起享受人间烟火。讵料于数百年后，一场文化浩劫，关帝庙被抄，鲨鱼剑也随之消失。
据刘汉松先生说：“这是我祖上的经历。我孩提的时候，父母曾经讲过这件事：那艘船船号叫‘刘源顺’，船主刘大乖、刘二乖是我的高祖父和高祖叔。我家累世行船，一直传至我父亲刘来努，船仍然经常航行于柘林、汕头和台湾高雄之间。”刘汉松还说：“1948年，父亲连人带船忽然失踪了，母亲、姐姐和我等不到父亲回来，把眼泪都苦干了，只得向乡亲们借了钱，举家3人到高雄寻亲。后来才知道父亲已客死高雄，这时已是1949年年底了，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母子3人，不能回故里，只得相依为命，在高雄靠着行船、捕鱼为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重创家业。现在老母已过世，遗憾的是她离开故土没有机会回来。”刘汉松表示，为了乡情故谊，为了凭吊祖辈，我一定要重找回一柄鲨鱼宝剑。
刘汉松回到高雄后，不顾奔波跋涉，走遍台湾各地，终于在高雄一家渔业公司找到一柄鲨鱼剑，当即表示愿以重资购买。但该公司老板听完他诉说后感动地说，这柄鲨鱼剑本来万金也不愿卖，但你寻根故土，继承祖德的精神令人敬佩，这柄鲨鱼剑就赠与柘林关帝庙。 这把鲨鱼剑见证了饶平柘林与台湾的往来。至迟从刘汉松的高祖开始，这个刘氏家族累世行船航行于台湾高雄、柘林等地。柘林出现了航行台湾专门从事运输、捕鱼业等的船只。这么长时段内，难免有人员之往来。
三、东里迁台家族
据所收集的资料，清代柘林所属的东里(包括今之柘林、所称、大埕三镇)迁台的有：
(一)饶平东界柘林乡内里社李姓
柘林乡内里社即今内里村，开基祖李宗兴，御赐探花郎，原籍浙江钱塘珍珠巷。南宋德佑二年(1276)带领三个儿子护卫端宗赵罡南迁入饶。宋亡后，避居内里，在柘林开基创业。409传至第7世李合吉(孝逢)由乡里迁居台湾台东街。今在台已传10世。
(二)祖籍广东省饶平县蔗林铜架锁城内莉仔脚吴姓
“蔗林铜架锁城内”是闽南语音，潮州话语音应是“柘林东界所城内”，为今之所城镇。雍正五年，吴姓第八世祖妣林氏及第九世吴雨吉相继别世，为避天灾之害，吴雨吉之妻黄氏母子6人移居台湾新竹竹北二堡大仑庄(即桃园县中坜市山东里)开垦为业。现在台传10世。
(三)祖籍广东省潮州府尧平县饶平县东界巷刘姓
“东界巷”应为东界乡，刘贻翼自闽泉移居迁居东里鲤鱼山下神前乡，为入饶始祖。传至第4世刘确齐(妣淑惠蔡孺人)，迁台始祖刘概，后裔分布于新竹县新埔镇等地。今在台传至15世。
(四)祖籍饶平县蔗林东架乡曾姓
“蔗林东架乡”应是柘林东界乡，据《饶平乡民移居台湾纪略》的调查，曾姓先祖曾丑从福建省宁化县石壁乡移居平和县，其裔孙曾长山于明末到饶平经商，定居今所称镇鸿东南山村，后裔派居台湾彰化。
以上东里四姓迁台资料中，几乎都提到“蔗林”(柘林)这个地名，可见柘林在迁台移民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没有直接记载他们迁台的出发港口，但是他们从柘林港出发迁台的可能性相当大。无论从迁台的成本考虑，还是空间距离(柘林至厦门192海里，而至台中198海里)而言，这些迁台的移民没有必要从饶平再至樟林或者福建沿海的港口，从柘林港直接出海渡台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柘林港具备了担负运送移民的外部航运条件，出现了专门从事往来台湾贸易或渔业作业的家族。因此柘林港还吸引了邻近县份的人，来此乘船迁台。杨彦杰在闽粤客家地区做了大量调查后就认为，清代大陆客家人迁台主要从广东，尤其是闽粤交界的潮汕地区出海的。在诏安，客家人主要聚居在北部的秀篆、官陂、霞葛等地，从这里迁台的客家人也很多。然而当地人说，以前他们外出，主要都是走广东方向，因为没走多远就进入饶平地界了，沿途都是客家人，语言相通，而且路途也近，很少往城关方向走。移民在选择道路的时候都是很实在、理性的，需要根据居住地的山川水势以及人文环境加以综合考虑。他澄清说，以前留下的所有档案都没有涉及广东渡台的情况，以致于造成认为客家人渡台主要是从福建出发的错觉。据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冷剑波在海陆丰、陆河等地及笔者在饶平的田野调查，民间多有从先步行至柘林，尔后在此迁台的说法。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柘林港是清代(至少是在清代早期)潮汕地区主要的出海港口之一，它是清代饶平乃至闽粤边区与台湾商贸和人员往来的重要口岸，同时它也是饶平及其周边的人迁台路线上的重要一站。柘林港是对接两岸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而饶平是众多台湾“饶平客”的原乡，应抓住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建设的机遇，充分发挥其港口优势，打好两岸文化牌，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关键词]柘林港；饶平县；迁台
‘在以往粤东迁台的研究中，饶平县的柘林港作为一个重要的迁台港口长期为学术界所忽视，亦未见相关的研究。粤东迁台路线常描述为顺着韩江或步行而至汕头港，然后渡往台湾。岂知“未有汕头港，先有柘林港”，汕头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而已，而柘林宋代已有对外商贸往来。因清代汕头开阜通商，柘林港才逐渐衰落。柘林港虽为天然良港，长期未受到重视，开发相对滞后，以致今天汕头经济特区的光芒掩盖了柘林这个曾经在明清时期对外经贸往来发达的海港。
一、柘林港概况
柘林港在今潮州市饶平县南的柘林湾东侧，这一带在明清历史上为海防要地，与南澳对峙，和黄冈、大埕相犄角，形势险要，其地一带为柘林澳。“柘林乃南粤海道门户，据三路之上游，番舶自福趋广，悉由此入。”《东里志》卷一《疆域志》载：天后宫一在大城东门内，一在柘林守备营后，一在深奥。宋时番舶建，时加修理，晏安总兵移建于海岸，皆祀天后圣母之神。
北宋以来，随着潮汕地区经济的发展，海上交通的兴旺遂成自然趋势。宋代柘林已有对外商贸往来，但柘林作为商贸性质的港口主要是在明清时期发展起来，而成为这个区域海外交通与贸易的重要港口。
二、清代柘林与台湾之商贸联系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取消通海之禁，允许人们出海贸易、捕鱼。柘林港对外通商贸易和渔业生产蓬勃发展，因饶平南部普遍缺粮，商人到暹罗、台湾贩运大米。“红头船”海运之风兴起，至雍正年间，最为繁盛。当地商民造“红头船"300余艘，航行于台湾、广州、上海、天津、厦门等地。还有几十艘航行吕宋、安南、暹罗等地。台湾、日本、暹罗、安南及西洋商船也常来通商贸易。各地商贾云集，居民多达二万多人，有“百家姓”之称，时有南北行街千米长，开设行铺客栈百余家。柘林与台湾往来相当频繁，对柘林人的影响亦是颇大。据在当地了解到的情况是：
柘林港与台湾贸易往来如家常便饭。柘林人多地少，粮食(主要是大米)主要依赖于台湾，清初柘林港与台湾的商贸往来尤盛。有二十多艘船从台湾运米至柘林。柘林人称台湾米为“大王米”，并用“大王米”吃不够喻指人幼稚。经黄冈河运来饶北九村的陶瓷，从江苏、上海运来的布匹，由台湾商人购买至台湾。当时南澳、樟林及潮汕一带的人与台湾贸易都是以柘林港为中转站。两地的来往受到季节的影响，夏季时多从台湾往柘林，秋季时多从柘林往台湾。柘林人与台湾有互通婚姻，有部分人乘坐货船到台湾，有的在当地发财，便在台湾定居不再回来了。
在当地人的历史记忆中，柘林在与台湾的往来中扮演者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台湾的印象不仅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柘林镇上也留下了台湾人活动的印迹。在柘林镇的汉忠义庙里，曾经有一块“威灵显赫”的牌匾，为康熙四十年台湾信士林士明所敬赠。据《柘林汉忠义庙重修碑记》记载：明清两季，倭寇屡屡侵扰，民不堪其害，庙宇建于清初。康熙八年，海禁撤除。柘林良港商船往来频繁，凡进出港者，均进庙祈福，一时香火旺盛。康熙四十年，有台湾船民林士明亦建“威灵显赫”匾额于庙。
在康熙年间，台湾的船民林士明来柘林敬奉关帝，而非拜天后。令笔者感到困惑的是，作为船民应该是拜天后来保佑其海上航行的平安，在逻辑上讲不过去，想必这个林士明与柘林有着某种血缘联系。前往汉忠义庙乐捐者的台湾人不只林士明一人，清光绪年间，重修汉忠义庙时，台湾王仙和敬赠雕刻精美的门墙石板一副。有清一代，柘林与台湾的往来几乎从未中断。汉忠义庙中还有一把鲨鱼剑，串联着柘林和台湾的经贸的历史和两地人民情谊。
关于鲨鱼剑的故事有众多版本，此处取余构养收集整理的版本，其内容如下：
在饶平柘林镇新街口，有一座奉祀关羽的“汉忠义庙”。因其历史悠久，且保留着一定历史价值的文物，故于1998年被饶平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而在众多海内外嘉宾前来参加“列保”庆典活动时，年近七十，来自台湾高雄的刘汉松先生询问说：“当年庙内有一柄鲨鱼宝剑，怎么现在不见了?”这一问理出了一个历史故事和一段海峡两岸的情谊来。
何为鲨鱼宝剑?原来，在台湾海峡，生长着一种巨型鲨鱼，它的额前有一把巨大、若钜齿形、尖利像剑的颌骨，故称“剑鲨”。渔民在深海作业中偶尔捕到这种“剑鲨”一定要把它的颌骨仔细剖出，妥为保留，并把它当作“镇邪”宝物。那柘林镇汉忠义庙的鲨鱼宝剑是怎样得来的，又是怎样丢失的，刘汉松先生又为什么会如此特别关心。
据蔡钦洪的《柘林湾春秋》记述：公历1684年，清朝海禁解除后，柘林湾成为粤东的对外贸易港口，柘林镇也迅速繁荣起来，居民增至2万多人，有300多艘红头船航行于日本、吕宋、安南、暹罗、台湾之间。当时，在航行中曾发生过一件奇特而真实的故事：该镇有一艘红头船，从台湾的高雄出港回柘林。这时，海面风平浪静，但于船肚下，却翻起巨浪，顿使货船颠簸不已。舵手无法掌舵，任由船只奔驰。它似有神力相助，一直朝西北方向前行，后来才逐渐平缓下来。船至柘林浅滩，船员感觉船腹下似有什么东西顶托，经查检查，原来船腹侧面，插着一条似剑的东西，大家协力把它拔出，犹如一把断截的巨剑，宽一尺，长三尺，尖端锋利，边缘为锯齿形。原来是“鲨鱼”留下来的“鲨鱼剑”。柘林认为这是海神助力，将台湾的灵气带到柘林来。于是，人们用檀香木刻制一剑架，插上这柄鲨鱼剑，安放在汉忠义庙里，和关圣帝君一起享受人间烟火。讵料于数百年后，一场文化浩劫，关帝庙被抄，鲨鱼剑也随之消失。
据刘汉松先生说：“这是我祖上的经历。我孩提的时候，父母曾经讲过这件事：那艘船船号叫‘刘源顺’，船主刘大乖、刘二乖是我的高祖父和高祖叔。我家累世行船，一直传至我父亲刘来努，船仍然经常航行于柘林、汕头和台湾高雄之间。”刘汉松还说：“1948年，父亲连人带船忽然失踪了，母亲、姐姐和我等不到父亲回来，把眼泪都苦干了，只得向乡亲们借了钱，举家3人到高雄寻亲。后来才知道父亲已客死高雄，这时已是1949年年底了，由于历史原因，我们母子3人，不能回故里，只得相依为命，在高雄靠着行船、捕鱼为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重创家业。现在老母已过世，遗憾的是她离开故土没有机会回来。”刘汉松表示，为了乡情故谊，为了凭吊祖辈，我一定要重找回一柄鲨鱼宝剑。
刘汉松回到高雄后，不顾奔波跋涉，走遍台湾各地，终于在高雄一家渔业公司找到一柄鲨鱼剑，当即表示愿以重资购买。但该公司老板听完他诉说后感动地说，这柄鲨鱼剑本来万金也不愿卖，但你寻根故土，继承祖德的精神令人敬佩，这柄鲨鱼剑就赠与柘林关帝庙。 这把鲨鱼剑见证了饶平柘林与台湾的往来。至迟从刘汉松的高祖开始，这个刘氏家族累世行船航行于台湾高雄、柘林等地。柘林出现了航行台湾专门从事运输、捕鱼业等的船只。这么长时段内，难免有人员之往来。
三、东里迁台家族
据所收集的资料，清代柘林所属的东里(包括今之柘林、所称、大埕三镇)迁台的有：
(一)饶平东界柘林乡内里社李姓
柘林乡内里社即今内里村，开基祖李宗兴，御赐探花郎，原籍浙江钱塘珍珠巷。南宋德佑二年(1276)带领三个儿子护卫端宗赵罡南迁入饶。宋亡后，避居内里，在柘林开基创业。409传至第7世李合吉(孝逢)由乡里迁居台湾台东街。今在台已传10世。
(二)祖籍广东省饶平县蔗林铜架锁城内莉仔脚吴姓
“蔗林铜架锁城内”是闽南语音，潮州话语音应是“柘林东界所城内”，为今之所城镇。雍正五年，吴姓第八世祖妣林氏及第九世吴雨吉相继别世，为避天灾之害，吴雨吉之妻黄氏母子6人移居台湾新竹竹北二堡大仑庄(即桃园县中坜市山东里)开垦为业。现在台传10世。
(三)祖籍广东省潮州府尧平县饶平县东界巷刘姓
“东界巷”应为东界乡，刘贻翼自闽泉移居迁居东里鲤鱼山下神前乡，为入饶始祖。传至第4世刘确齐(妣淑惠蔡孺人)，迁台始祖刘概，后裔分布于新竹县新埔镇等地。今在台传至15世。
(四)祖籍饶平县蔗林东架乡曾姓
“蔗林东架乡”应是柘林东界乡，据《饶平乡民移居台湾纪略》的调查，曾姓先祖曾丑从福建省宁化县石壁乡移居平和县，其裔孙曾长山于明末到饶平经商，定居今所称镇鸿东南山村，后裔派居台湾彰化。
以上东里四姓迁台资料中，几乎都提到“蔗林”(柘林)这个地名，可见柘林在迁台移民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虽然没有直接记载他们迁台的出发港口，但是他们从柘林港出发迁台的可能性相当大。无论从迁台的成本考虑，还是空间距离(柘林至厦门192海里，而至台中198海里)而言，这些迁台的移民没有必要从饶平再至樟林或者福建沿海的港口，从柘林港直接出海渡台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柘林港具备了担负运送移民的外部航运条件，出现了专门从事往来台湾贸易或渔业作业的家族。因此柘林港还吸引了邻近县份的人，来此乘船迁台。杨彦杰在闽粤客家地区做了大量调查后就认为，清代大陆客家人迁台主要从广东，尤其是闽粤交界的潮汕地区出海的。在诏安，客家人主要聚居在北部的秀篆、官陂、霞葛等地，从这里迁台的客家人也很多。然而当地人说，以前他们外出，主要都是走广东方向，因为没走多远就进入饶平地界了，沿途都是客家人，语言相通，而且路途也近，很少往城关方向走。移民在选择道路的时候都是很实在、理性的，需要根据居住地的山川水势以及人文环境加以综合考虑。他澄清说，以前留下的所有档案都没有涉及广东渡台的情况，以致于造成认为客家人渡台主要是从福建出发的错觉。据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冷剑波在海陆丰、陆河等地及笔者在饶平的田野调查，民间多有从先步行至柘林，尔后在此迁台的说法。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柘林港是清代(至少是在清代早期)潮汕地区主要的出海港口之一，它是清代饶平乃至闽粤边区与台湾商贸和人员往来的重要口岸，同时它也是饶平及其周边的人迁台路线上的重要一站。柘林港是对接两岸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而饶平是众多台湾“饶平客”的原乡，应抓住当前海峡西岸经济建设的机遇，充分发挥其港口优势，打好两岸文化牌，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