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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冬天，朔风劲吹，滴水成冰，奇寒无比。但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人，怀着对革命圣地的深刻向往，心头却喜滋滋的，温暖如春。他们从迪化(今乌鲁木齐)乘飞机抵兰州后，受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等热情迎接和慰问。1937年12月26日，李先念在周小舟的陪同下，乘汽车离开兰州，经西安到达延安，住中央军委招待所休息待命。
此时延安，生机勃勃，焕发着青春的战斗活力，充满同仇敌忾、奋起抗战的浓烈气氛。回到延安。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李先念的心里踏实、轻松了许多，因为这是他日夜思念、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迪化时，曾有人问他：“先念同志，你打算去延安，还是去远方(前苏联)?”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去延安。”
由乌鲁木齐去苏联要比延安近得多，也安全得多。但李先念还是决定去延安。黄河西渡，西路军将士所剩无几，他要速返延安，再与敌人搏杀，为战友讨债。为西路军雪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次回话竟是他一次生与死的选择、命运的转折。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的将领，后都被秘密处决了。
李先念一行能回延安，也是他向陈云、邓发提出后，报请中央批准成行的。1937年底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从新疆回来的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同志。
这天下午5时左右，李先念等在来人的引导下，从军委招待所步行到凤凰山毛泽东的住处——一所院子里的窑洞门前。毛泽东穿着朴素洁净的灰布军装，面带微笑，站在那里迎接他们，边一一握手边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程世才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象一群在外面历尽了风涛的艰险以后，忽然见到慈爱母亲的孩子，心里象小鹿似的怦怦地跳起来，泪水湿润了眼睛。”毛泽东让大家进办公室坐下，还亲自打开一筒香烟，分别递给每个人抽。随后。便请大家共进晚餐。
晚饭后，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在十分祥和的气氛里，和李先念他们谈起了西路军。他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他们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还鼓励大家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其它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还扼要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大家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贡献一切力量。他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的前途是伟大的，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的谈话，给李先念他们以有力的鼓舞，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心田。
当时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斗争已告一段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一致表示要坚决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完成新任务而奋斗。
但这次“清算”也有缺点：对张国焘的错误缺乏具体分析，属于他执行王明路线的都归结为“国焘路线”：西路军的行动本是中央直接指挥的却被说成是贯彻“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波及面过宽，使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对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缺乏积极的、中肯的评价。由于这些负面的影响，使不少四方面军的同志心情不舒畅。
李先念在同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的接触中，总是强调以大局为重，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同时，他也认为，实事求是对待四方面军的历史，正确对待四方面军的干部。是至关重要的。象凯丰那样把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说成是“国焘路线”的追随者，贬得一无是处，既不符合事实，更不利于党的团结。毛泽东为了真实了解四方面军历史，单独会见了李先念，向他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
“第一，关于撤出鄂豫皖的问题。”李先念说，“我回延安后，就听有人说，退出鄂豫皖不对。我当时在红十一师当政治委员，也算是个高级干部，多多少少是了解些情况的。依我看不撤出也不行，是被敌人逼着撤出的。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中央分局的同志集体决定的。鄂豫皖离蒋介石的大本营南京那么近，‘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到武汉坐镇，调集重兵，专门对付鄂豫皖。我们打了几仗，顶不住，在根据地周转了一大圈，最后地盘大部丧失，没有周转余地。而且，那时政策也有问题，不讲休养生息，把男女老少都动员去参军支前，田地没有人种，地里的树都长得有指头般粗，想找个南瓜吃都很困难。所以非退出不可，不退出部队没法生存。原本还想打回去，可敌人重兵追堵，只好往西走，走一步，看一步，才到了川北。”
“第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同志和我们都强调团结。维护中央。”李先念进一步说，“但张国焘有野心，有领袖欲，想依靠人多势众，对抗中央，夺权当头。跟着他跑的，只是极少数人。另一方面，凯丰等同志在刚会合后。就批评四方面军军阀主义、政治落后、土匪作风等，的确也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有人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因为我们那时一听说是中央代表、中央指示，就象对待‘圣旨’一样……。”
谈话在和谐风趣的气氛中进行。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李先念阐述自己的观点，有时插话、询问、讨论，有时点头微笑。事后，李先念回忆说：“我从新疆回来，和毛主席辩论过一次。主席听进去了，说‘看来不撤不行’。”
这次谈话。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李先念，知道他不仅是员能征善战的虎将，而且是个有独立见解、敢讲真话的同志，具有工农干部的鲜明阶级本色。这也正是毛泽东最欣赏的。
毛泽东知道李先念是工农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着意培养深造。入学不到两个月，抗大第三期结业，他又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正当李先念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驻湖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等致电毛泽东，提出：“战局日紧，各方向我们要求军事干部纷沓而至，豫皖鄂游击运动有发展为我们领导之下大规模游击战争之前途。但至今没有一个军事干部派来，坐失时机，令人焦急，请无论如何抽调200军事干部即来。估计江淮河汉之间的发展将远过山东……在创造过程，必须有干部。”
正在延安筹备召开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毛泽东，一方面在抓紧筹备会议的各项工作；一方面在积极物色派到鄂豫皖的合适人选。1938年11月5日、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并对党在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提出批评，指出对红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这给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松了绑。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此时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谭政同李先念谈了工作分配问题之后，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安排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热泪。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而是对2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又问：“高敬亭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仅认识，还很熟。”
“这样吧!你到他那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
李先念表示听从主席的安排。
“不过高敬亭这个人爱杀人，你怕不怕?”
“不怕。在鄂豫皖苏区时期，我跟他在柴山堡一起打游击，后来他担任苏区苏维埃主席，我担任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工作中有许多接触，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笑了。
这样，就决定了李先念不去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而改任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后又被刘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此时延安，生机勃勃，焕发着青春的战斗活力，充满同仇敌忾、奋起抗战的浓烈气氛。回到延安。回到党中央的怀抱，李先念的心里踏实、轻松了许多，因为这是他日夜思念、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迪化时，曾有人问他：“先念同志，你打算去延安，还是去远方(前苏联)?”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去延安。”
由乌鲁木齐去苏联要比延安近得多，也安全得多。但李先念还是决定去延安。黄河西渡，西路军将士所剩无几，他要速返延安，再与敌人搏杀，为战友讨债。为西路军雪耻。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那次回话竟是他一次生与死的选择、命运的转折。几个想去苏联的西路军的将领，后都被秘密处决了。
李先念一行能回延安，也是他向陈云、邓发提出后，报请中央批准成行的。1937年底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从新疆回来的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同志。
这天下午5时左右，李先念等在来人的引导下，从军委招待所步行到凤凰山毛泽东的住处——一所院子里的窑洞门前。毛泽东穿着朴素洁净的灰布军装，面带微笑，站在那里迎接他们，边一一握手边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程世才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象一群在外面历尽了风涛的艰险以后，忽然见到慈爱母亲的孩子，心里象小鹿似的怦怦地跳起来，泪水湿润了眼睛。”毛泽东让大家进办公室坐下，还亲自打开一筒香烟，分别递给每个人抽。随后。便请大家共进晚餐。
晚饭后，毛泽东点着一支香烟，在十分祥和的气氛里，和李先念他们谈起了西路军。他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他们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还鼓励大家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其它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还扼要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要求大家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贡献一切力量。他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的前途是伟大的，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的谈话，给李先念他们以有力的鼓舞，深深烙印在他们的心田。
当时延安清算“国焘路线”的斗争已告一段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一致表示要坚决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完成新任务而奋斗。
但这次“清算”也有缺点：对张国焘的错误缺乏具体分析，属于他执行王明路线的都归结为“国焘路线”：西路军的行动本是中央直接指挥的却被说成是贯彻“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波及面过宽，使一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对红四方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缺乏积极的、中肯的评价。由于这些负面的影响，使不少四方面军的同志心情不舒畅。
李先念在同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的接触中，总是强调以大局为重，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同时，他也认为，实事求是对待四方面军的历史，正确对待四方面军的干部。是至关重要的。象凯丰那样把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说成是“国焘路线”的追随者，贬得一无是处，既不符合事实，更不利于党的团结。毛泽东为了真实了解四方面军历史，单独会见了李先念，向他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
“第一，关于撤出鄂豫皖的问题。”李先念说，“我回延安后，就听有人说，退出鄂豫皖不对。我当时在红十一师当政治委员，也算是个高级干部，多多少少是了解些情况的。依我看不撤出也不行，是被敌人逼着撤出的。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和中央分局的同志集体决定的。鄂豫皖离蒋介石的大本营南京那么近，‘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到武汉坐镇，调集重兵，专门对付鄂豫皖。我们打了几仗，顶不住，在根据地周转了一大圈，最后地盘大部丧失，没有周转余地。而且，那时政策也有问题，不讲休养生息，把男女老少都动员去参军支前，田地没有人种，地里的树都长得有指头般粗，想找个南瓜吃都很困难。所以非退出不可，不退出部队没法生存。原本还想打回去，可敌人重兵追堵，只好往西走，走一步，看一步，才到了川北。”
“第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同志和我们都强调团结。维护中央。”李先念进一步说，“但张国焘有野心，有领袖欲，想依靠人多势众，对抗中央，夺权当头。跟着他跑的，只是极少数人。另一方面，凯丰等同志在刚会合后。就批评四方面军军阀主义、政治落后、土匪作风等，的确也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有人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因为我们那时一听说是中央代表、中央指示，就象对待‘圣旨’一样……。”
谈话在和谐风趣的气氛中进行。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李先念阐述自己的观点，有时插话、询问、讨论，有时点头微笑。事后，李先念回忆说：“我从新疆回来，和毛主席辩论过一次。主席听进去了，说‘看来不撤不行’。”
这次谈话。使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李先念，知道他不仅是员能征善战的虎将，而且是个有独立见解、敢讲真话的同志，具有工农干部的鲜明阶级本色。这也正是毛泽东最欣赏的。
毛泽东知道李先念是工农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着意培养深造。入学不到两个月，抗大第三期结业，他又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正当李先念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驻湖北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等致电毛泽东，提出：“战局日紧，各方向我们要求军事干部纷沓而至，豫皖鄂游击运动有发展为我们领导之下大规模游击战争之前途。但至今没有一个军事干部派来，坐失时机，令人焦急，请无论如何抽调200军事干部即来。估计江淮河汉之间的发展将远过山东……在创造过程，必须有干部。”
正在延安筹备召开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毛泽东，一方面在抓紧筹备会议的各项工作；一方面在积极物色派到鄂豫皖的合适人选。1938年11月5日、6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并对党在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提出批评，指出对红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这给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松了绑。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此时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谭政同李先念谈了工作分配问题之后，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安排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热泪。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而是对2万多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又问：“高敬亭这个人你认识吗?”
“不仅认识，还很熟。”
“这样吧!你到他那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
李先念表示听从主席的安排。
“不过高敬亭这个人爱杀人，你怕不怕?”
“不怕。在鄂豫皖苏区时期，我跟他在柴山堡一起打游击，后来他担任苏区苏维埃主席，我担任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工作中有许多接触，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笑了。
这样，就决定了李先念不去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长，而改任去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后又被刘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