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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松是我党优秀的理论家、宣传家和革命活动家，东北反日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先行者，东北抗日联军的奠基人，也是第一个来自共产国际。走出“红色之路”，接续国际地下交通线，坚持与党中央密切联系，深入东北抗战前线的党政、军政卓越领导人。
杨松原名吴绍镒，1907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四姑墩。1917年春至1926年夏，先后在武汉高师附小、武汉中学、武昌师大附中读书，在老师董必武、陈谭秋的培养教育下，阅读进步书刊，参加革命活动，“五卅”运动时组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6月他被推选为湖北省学联代表之一，出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任共青团武昌区委书记。
1927年2月，杨松经共青团中央介绍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该校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续入研究院深造，并担任俄语翻译和政治经济学教员。1928年6月参加筹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并选为六大代表。1929年3月任中山大学翻译班党小组长，1931年1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海参崴，任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中国部主任，负责满州问题研究、指导，同时兼任《太平洋工人》杂志中文版编辑和马列主义教学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松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负责处理满州问题，全力投入指导满州省委领导东北抗战，并与满州省委一同组建吉东局。当时东北已全境沦陷、秘密交通面临瘫痪，因起云涌的抗日斗争走向松散、无序和低迷状态，中共满州省委与中央沟通艰难并逐渐失去联系，形势万分危急。杨松肩负使命和重任，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恢复、重建国际交通线和情报网。通过建立的交通站和联络站，安全掩护了众多往来于中苏两国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工人领袖、进步青年，传递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图书、革命宣传品和党的重要文献、信函及情报，构建了看不见的交通网和情报网，打通了进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红色通道，对东北乃至全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4年春，中共吉东局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破坏，杨松按照党的组织要求，化名吴平，于同年9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满州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再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线，回到日伪严密统治的吉东地区，化装成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先后巡视了汪清、密山、勃利、穆棱、宁安、饶河等县的抗日工作，他以中共中央1933年的《一二六指示信》为指导，召开会议、找干部谈话、写指示信，帮助各地整顿党的组织，整顿抗日队伍，为摆脱东北初期抗战无序混乱局面，探索并参与制定党领导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成立了吉东特委，亲任特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各抗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抗日联合军建军思想和部队建制。同年底，将密山游击队与人民革命军合并组建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任命李延禄为军长，杨松兼任政治委员。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以周保中为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并极力纠正了原吉东局乃至整个东北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和军队内部的某些不良倾向。特别是制止了反“民生团”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对巩固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群众的战斗团结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受到金日成的高度评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东北工作期间，杨松尤其注重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东北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注重从东北实际出发借鉴和运用关内革命经验。早在1934年10月10日，杨松就指示东北抗日游击队要在政治工作中“利用南方朱毛的经验”。特别是在1935年4月8日，杨松明确指出“关于召集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政府问题。据云，有同志意见，以后在夺取城市后，才能建立。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在1928年—30年时代，江西朱、毛占领井冈山，徐向前占余家寨时，何曾是城市呢?当时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说在山沟内不能建立政权，只有夺取城市后才行。这一观点曾受到中央的严格批评。虽然，目前东三省的形势与南方苏维埃运动是不同的，但是这一建立政权问题之经验是能适用目前东三省的。目前号召抗日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政府，这将打破人民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心理，而对于整个东三省游击运动，在国内国际上之意义。用不着说了”。在这里，杨松已经在井冈山、鄂豫皖经验与东北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指导东北斗争自觉遵循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了。同时他还以很大精力宣传毛泽东和长征。金日成回忆“通过同吴平的谈话，我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冲破蒋介石的包围，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国革命因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而退却，现已转向部分进攻，正在扩大成果，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中国共产主义者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在中国大陆蓬勃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也为包括东满在内的满洲地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5年七八月间，杨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其间，他参加了《八一宣言》的研究和起草。向中共代表团汇报党在东北的抗日工作，提出组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议。并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此后杨松调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5年10月2日，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名，杨松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同日，他又被中共代表团任命为满州问题委员会委员，具体负责指导东北的抗日斗争。
1935年10月初，杨松到海参崴参加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七军和哈东特委、下江特委、东满特委、南满特委的工作。10月11日，在海参崴主持召开抗日联军第一军至第七军领导干部会议，研究贯彻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会后，杨松起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向关内军政领袖呼吁一致抗日通电》、《东北抗日联军为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1936年2月10日，杨松参加了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2月20日，他又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在此期间，他多次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和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形势，歌颂东北优秀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特别是对在莫斯科学习的抗联干部，杨松给予了亲切关怀，他担任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教师，为提高抗联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王明、康生迫害抗联干部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护了一大批抗联同志。
在环境恶劣、抗日斗争复杂的情况下，杨松抱着 对党的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还向满州省委、东满特委以及各地党团县委和各军党委发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其中，以华西里的化名写了《满州事变与满州的中国共产党》、《满州工人阶级的情形与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两篇长文，还起草了《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组织条例》、《满州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纲领》、《关于1936年的军事行动计划给第四军、第五军的信》、《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杨松参与以上文献和文件的起草时，从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摆放在组织之上和其他抗联将领的前面，而是把权力和思想转变为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在《八一宣言》和杨松等人的推动下，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下，从1936年2月开始，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计11个军。以后又相继整编为以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即张寿筏)为总指挥的3个路军，开辟了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分别合力展开对敌作战，将东北抗日战争不断引向深入和规模化。与强势的日军进行周旋，粉碎一次又一次日军大规模的“讨伐”，牵制了数十万日本关东军主力迟迟不能“北进”和南下，有效地支援了全国乃至亚洲、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同时，鉴于东北地域辽阔、斗争环境复杂，为加强党对东北广大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杨松还积极参与筹建东满、南满、吉东、松江(以后实际为北满)四大省委和人事调配工作。
1938年2月，杨松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并在中央马列学院任教。同年9月至11月，作为东北地方领导干部和抗日联军代表，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会议主席团秘书，参与文件的起草。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杨松还致力于写作，著有《论民族》、《今日苏联》，与邓力群合编了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该书连续三次再版，有着很高的史学价值。还与吴黎平一起编著了《社会科学概论》作为当时的马列学院教材，解放战争时期又被东北解放区定为初、高中课本。他还在《新华日报》、《中国文化》、《中国妇女》等各种党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时论、专论和翻译文章，仅见于《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就有25篇，这些都是我党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在中宣部繁忙的工作中，杨松仍然关注东北的抗日斗争，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1938年四、五月间，他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两篇论文，为党中央制定抗日战争时期新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报告了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高度赞扬了东北优秀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全党对东北英勇的抗日斗争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11月5日，会议发出了由杨松起草的给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司令转东北抗联全体官兵的致敬电，高度评价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他还撰写了《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点滴》中的部分章节，共7章，9万多字。
1941年3月，党中央决定创办《解放日报》，杨松兼任总编辑，为了办好党中央的大型机关报，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报社的同志一起克服种种困难。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他对每天的报纸逐字逐句检查外，还亲自写社论和审阅修改稿件。报纸发刊一个多月，他就接连写了29篇社论。这些社论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揭穿了美英帝国主义“远东幕尼黑”的阴谋，批判了国民党崇美畏日的卖国行径，唤起了人民的警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使《解放日报》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办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成为党中央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武器。
1938年3月至1942年，杨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华中、华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曾11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起研究制定了我党、我军的政治路线和建设路线，参与领导全国民族独立战争。
1942年2月，杨松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吐血不止，在住院期间，他仍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持工作，靠在枕头上为报社写文章，有时竟通宵达旦。对杨松同志的病，党中央十分关心，毛泽东、博古、张闻天、朱德、蔡畅、贺龙、叶剑英、任弼时、关向应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到医院看望，并嘱咐医护人员要千方百计进行医治、抢救，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艰苦斗争的环境，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杨松的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病情不断恶化。1942年11月23日，年仅35岁的杨松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清凉山《解放日报》社附近，1970年移葬于“四八”烈士陵园。毛泽东主席得知杨松逝世后，深感悲痛，并亲笔写下挽联“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在《杨松传》出版和杨松诞辰100周年之际，刘华清、钱运录、邓力群、吴冷西、韩光、赵毅敏、单殿元、张闻天夫人刘英、东北抗联老将军彭施鲁、军事科学院前院长刘精松都为杨松题词，高度评价他的光辉业绩和不朽精神。
杨松原名吴绍镒，1907年11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大悟县四姑墩。1917年春至1926年夏，先后在武汉高师附小、武汉中学、武昌师大附中读书，在老师董必武、陈谭秋的培养教育下，阅读进步书刊，参加革命活动，“五卅”运动时组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1925年6月他被推选为湖北省学联代表之一，出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任共青团武昌区委书记。
1927年2月，杨松经共青团中央介绍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该校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续入研究院深造，并担任俄语翻译和政治经济学教员。1928年6月参加筹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并选为六大代表。1929年3月任中山大学翻译班党小组长，1931年1月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往海参崴，任太平洋职工会秘书处中国部主任，负责满州问题研究、指导，同时兼任《太平洋工人》杂志中文版编辑和马列主义教学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松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负责处理满州问题，全力投入指导满州省委领导东北抗战，并与满州省委一同组建吉东局。当时东北已全境沦陷、秘密交通面临瘫痪，因起云涌的抗日斗争走向松散、无序和低迷状态，中共满州省委与中央沟通艰难并逐渐失去联系，形势万分危急。杨松肩负使命和重任，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恢复、重建国际交通线和情报网。通过建立的交通站和联络站，安全掩护了众多往来于中苏两国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工人领袖、进步青年，传递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图书、革命宣传品和党的重要文献、信函及情报，构建了看不见的交通网和情报网，打通了进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红色通道，对东北乃至全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4年春，中共吉东局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破坏，杨松按照党的组织要求，化名吴平，于同年9月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满州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再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国境线，回到日伪严密统治的吉东地区，化装成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生，先后巡视了汪清、密山、勃利、穆棱、宁安、饶河等县的抗日工作，他以中共中央1933年的《一二六指示信》为指导，召开会议、找干部谈话、写指示信，帮助各地整顿党的组织，整顿抗日队伍，为摆脱东北初期抗战无序混乱局面，探索并参与制定党领导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成立了吉东特委，亲任特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各抗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抗日联合军建军思想和部队建制。同年底，将密山游击队与人民革命军合并组建成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任命李延禄为军长，杨松兼任政治委员。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以周保中为军长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并极力纠正了原吉东局乃至整个东北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和军队内部的某些不良倾向。特别是制止了反“民生团”斗争中的严重错误，对巩固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群众的战斗团结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受到金日成的高度评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东北工作期间，杨松尤其注重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东北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注重从东北实际出发借鉴和运用关内革命经验。早在1934年10月10日，杨松就指示东北抗日游击队要在政治工作中“利用南方朱毛的经验”。特别是在1935年4月8日，杨松明确指出“关于召集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政府问题。据云，有同志意见，以后在夺取城市后，才能建立。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在1928年—30年时代，江西朱、毛占领井冈山，徐向前占余家寨时，何曾是城市呢?当时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说在山沟内不能建立政权，只有夺取城市后才行。这一观点曾受到中央的严格批评。虽然，目前东三省的形势与南方苏维埃运动是不同的，但是这一建立政权问题之经验是能适用目前东三省的。目前号召抗日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政府，这将打破人民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心理，而对于整个东三省游击运动，在国内国际上之意义。用不着说了”。在这里，杨松已经在井冈山、鄂豫皖经验与东北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指导东北斗争自觉遵循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了。同时他还以很大精力宣传毛泽东和长征。金日成回忆“通过同吴平的谈话，我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冲破蒋介石的包围，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国革命因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而退却，现已转向部分进攻，正在扩大成果，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中国共产主义者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在中国大陆蓬勃开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也为包括东满在内的满洲地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5年七八月间，杨松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其间，他参加了《八一宣言》的研究和起草。向中共代表团汇报党在东北的抗日工作，提出组建统一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建议。并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此后杨松调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935年10月2日，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名，杨松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中国问题顾问。同日，他又被中共代表团任命为满州问题委员会委员，具体负责指导东北的抗日斗争。
1935年10月初，杨松到海参崴参加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七军和哈东特委、下江特委、东满特委、南满特委的工作。10月11日，在海参崴主持召开抗日联军第一军至第七军领导干部会议，研究贯彻党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会后，杨松起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向关内军政领袖呼吁一致抗日通电》、《东北抗日联军为华北事变告东北同胞宣言》。1936年2月10日，杨松参加了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的《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司令部决议草案》的起草工作。2月20日，他又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在此期间，他多次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文章，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和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形势，歌颂东北优秀儿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特别是对在莫斯科学习的抗联干部，杨松给予了亲切关怀，他担任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教师，为提高抗联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王明、康生迫害抗联干部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护了一大批抗联同志。
在环境恶劣、抗日斗争复杂的情况下，杨松抱着 对党的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还向满州省委、东满特委以及各地党团县委和各军党委发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其中，以华西里的化名写了《满州事变与满州的中国共产党》、《满州工人阶级的情形与革命职工运动的任务》两篇长文，还起草了《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纲领》草案、《东北人民革命政府组织条例》、《满州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纲领》、《关于1936年的军事行动计划给第四军、第五军的信》、《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县委及三军负责同志的信》。杨松参与以上文献和文件的起草时，从没有把自己的名字摆放在组织之上和其他抗联将领的前面，而是把权力和思想转变为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在《八一宣言》和杨松等人的推动下，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下，从1936年2月开始，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共计11个军。以后又相继整编为以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即张寿筏)为总指挥的3个路军，开辟了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分别合力展开对敌作战，将东北抗日战争不断引向深入和规模化。与强势的日军进行周旋，粉碎一次又一次日军大规模的“讨伐”，牵制了数十万日本关东军主力迟迟不能“北进”和南下，有效地支援了全国乃至亚洲、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同时，鉴于东北地域辽阔、斗争环境复杂，为加强党对东北广大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杨松还积极参与筹建东满、南满、吉东、松江(以后实际为北满)四大省委和人事调配工作。
1938年2月，杨松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并在中央马列学院任教。同年9月至11月，作为东北地方领导干部和抗日联军代表，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会议主席团秘书，参与文件的起草。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杨松还致力于写作，著有《论民族》、《今日苏联》，与邓力群合编了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该书连续三次再版，有着很高的史学价值。还与吴黎平一起编著了《社会科学概论》作为当时的马列学院教材，解放战争时期又被东北解放区定为初、高中课本。他还在《新华日报》、《中国文化》、《中国妇女》等各种党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时论、专论和翻译文章，仅见于《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上的就有25篇，这些都是我党革命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在中宣部繁忙的工作中，杨松仍然关注东北的抗日斗争，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1938年四、五月间，他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两篇论文，为党中央制定抗日战争时期新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报告了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高度赞扬了东北优秀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全党对东北英勇的抗日斗争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11月5日，会议发出了由杨松起草的给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司令转东北抗联全体官兵的致敬电，高度评价东北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他还撰写了《东北抗日斗争经验点滴》中的部分章节，共7章，9万多字。
1941年3月，党中央决定创办《解放日报》，杨松兼任总编辑，为了办好党中央的大型机关报，他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报社的同志一起克服种种困难。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他对每天的报纸逐字逐句检查外，还亲自写社论和审阅修改稿件。报纸发刊一个多月，他就接连写了29篇社论。这些社论正确分析了当时的战略形势，揭穿了美英帝国主义“远东幕尼黑”的阴谋，批判了国民党崇美畏日的卖国行径，唤起了人民的警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使《解放日报》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办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成为党中央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武器。
1938年3月至1942年，杨松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央华中、华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曾11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起研究制定了我党、我军的政治路线和建设路线，参与领导全国民族独立战争。
1942年2月，杨松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吐血不止，在住院期间，他仍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持工作，靠在枕头上为报社写文章，有时竟通宵达旦。对杨松同志的病，党中央十分关心，毛泽东、博古、张闻天、朱德、蔡畅、贺龙、叶剑英、任弼时、关向应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到医院看望，并嘱咐医护人员要千方百计进行医治、抢救，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艰苦斗争的环境，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杨松的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病情不断恶化。1942年11月23日，年仅35岁的杨松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清凉山《解放日报》社附近，1970年移葬于“四八”烈士陵园。毛泽东主席得知杨松逝世后，深感悲痛，并亲笔写下挽联“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在《杨松传》出版和杨松诞辰100周年之际，刘华清、钱运录、邓力群、吴冷西、韩光、赵毅敏、单殿元、张闻天夫人刘英、东北抗联老将军彭施鲁、军事科学院前院长刘精松都为杨松题词，高度评价他的光辉业绩和不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