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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着重从文本出发，探讨性别观念对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作家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实际影响。在这几位女作家的文本中，自恋情结往往使其在张显自我的同时陷于沉迷，“姐妹情谊”则在复杂的文化心理因素制约下化为情与智之间的漩涡。可贵的是，其间，自审意识促使她们始终坚持对“女性”与“人性”的双重拷问，捍守写作的尊严。她们的写作正是在自恋的感性迷醉与自审的庄严叩问之间，书写着部分都市女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陈染；林白；徐小斌；女性观；自恋；自审
中图分类号：Ｉ206．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3－0116－05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女性写作消弭了80年代张洁式的理想之光，减弱了王安忆、铁凝式的心理探究，进入一个更为自觉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陈染、林白、徐小斌常被视为最具“女性意识”的作家，同时也引起了颇多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也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即在于对女性自我的发现与书写。正如“认识你自己”的千古箴言凝结着人类痛苦的追索与思考一样，认识女性自我同样是灵魂的历险，而且，由于女性分裂的文化身份，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与曲折，于是，她们的女性观充满了纠结与悖论。本文并不属意于全面铺展女性写作的主题与关怀，而是选择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几位90年代很有影响的女作家的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女性观这一角度，探讨文本所展开的繁复的视界。
一、自恋：自我的张显与沉迷
确如众多学者业已指出的，陈染等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自恋倾向。
“自恋”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概念，来源于一个美丽的希腊神话：一个名叫纳克索斯的美少年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沉迷其中，最后在自我欣赏时落水而死，变成水仙花，因而自恋又被称为“纳克索斯情结”或“水仙花情结”。20世纪以来，弗洛伊德、弗罗姆、拉康、克里斯特瓦、吉登斯、马尔库塞等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这一概念，为其合理性做出辩护，“自恋”从而逐渐具有了张显自我生命价值的意义。
在这三位女作家的文本中，“我”是最经常出现的叙事者。而且无论是陈染笔下的黛二、倪拗拗、秃头女，林白笔下的林多米、北诺、老黑，还是徐小斌笔下的陆羽、卜零、肖星星，一定程度上都是“我”的化身。而自恋的重要标识还并不在于热衷叙述“我”的故事，关键在于叙事者的态度。陈染的叙事中贯穿着一个纤弱、敏感的女主角。她的外貌通常是清秀而瘦弱的，而身体往往相当丰满而充满成熟女人的魅力。《凡墙都是门》写到：“她的头颅微微仰起，烟头一亮一黯。她的头发柔软而不对称，右耳长垂过耳际，荡漾着黑蓝色闪光，仿佛晴天之雷随时会在她绷紧神经的头颅里炸响，左边的头发很短，不讲道理地突然中断。不协调之协调，刻意制造不刻意。”①这是“我”的基本外貌特征与精神气质。
此类作品中，叙事者在评述“我”的外貌气质时最常使用的语汇是“高贵”、“脱俗”、“病态的美”等，显示了毋庸置疑的审美倾向。与此同时，陈染的“我”还是一个富有思想和智慧的女性。在《破开》中，殒楠对“我”说：“我们这种女人，有成熟而清晰的头脑和追求，又有具体的应付现实生活的能力，还有什么样的男人能要我们呢？”同样，在《凡墙都是门》中，伊堕人也有类似的感慨：“告诉你，黛二，没有男人肯于要你，因为你的内心同他们一样强大有力，他们恐惧我们，避之惟恐不及。”可见，叙事者对“我”的智慧、能力，以及内心的坚毅、强大充分肯定，坚信这是“我”所以孤独、没有对手的原因。
较之陈染叙事中纤弱而美丽、智慧而坚毅的“我”，林白的小说叙事突显出一个外貌、气质迥然不同的“我”。这里的“我”往往有着“纯粹的橄榄色”皮肤、番石榴一般大而饱满的乳房、厚而性感的嘴唇，看起来易被误认为是马来人或者越南人；这样的女人有着与众不同的异域风情，往往被叙事者认为美到了极致。“我”（《子弹穿过苹果》）曾在北京的大街上，被美术馆的两个女孩评价为“你很美，极有特点”，并被邀请作模特。“我”独特的、艺术的美时常为独到的眼光所发现，“我”的陶醉之情当然是溢于言表。并且，这样的女性总是以漠然的表情面对世界，因木讷的处世方式与人群格格不入，更凭添一段“飘零”之美。与身体之美相得益彰，“我”有着聪慧的头脑。二帕（《瓶中之水》）的服装设计、邸红（《飘散》）的诗画也都才华洋溢。林白往往以迷恋的语调来叙述“我”天马行空的思想与神奇的艺术才华。林白叙事中的“我”与陈染叙事中纤弱、智慧的“我”有诸多不同，异曲同工的是对“我”的精神世界与物质肉身的无限迷恋。
相比之下，徐小斌的“我”更丰富一些。陆羽（《羽蛇》）、景焕（《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等是纤弱、病态的——“她的湿漉漉的长发沉甸甸的披散着，沉得几乎让那细瘦的身子难以负担。她的腰很细。细得让人想起花瓶的颈子，乳房只有一点点微微的隆起。腰胯之间是柔和修长的流线形，走起路来，两条流线就一闪一闪的，射着水光，好像一个灰色的水妖，在有星星的夜晚出现”；卜零（《双鱼星座》）是带有异域风情的——有着“半透明的杏子黄的石榴石”一样的乳房，浓妆后像一个阿拉伯公主；肖星星是清新而可爱的——“给他的感觉是像那个早晨一样清新……她全身似乎都沐浴在青春的光照里”②。虽然不同的女性风格迥异，但是叙事者都以迷醉的笔调叙述了她们各自的美丽，并且她们的美丽绝不是俗艳的，而是来自内心精神力量支撑的智慧、神秘、不同凡俗之美。“我”对绘画有着超凡的天赋、对生活与生命有着神谕般的感知、对人性之恶有着深邃的洞见，正因为如此，她们孤独、怪异、与世事格格不入。“我”同时有着与尘世污浊不容的真纯，冰）般的智慧与孤高的灵魂，这些铸就了与人群的天然屏障。在艺术神秘的顶级、在自我心灵那不胜寒的高处，“寂寞嫦娥舒广袖”，孤芳自赏着危险而美丽的智慧的“弧光”。
在她们的叙事中，陈染的倪拗拗们是纤弱的，林白的林多米们富有马来风情，徐小斌的卜零们像是阿拉伯的公主、陆羽们像是海底的水妖、肖星星们清新得像早晨一样……她们的外在世界各各不同，但在叙事中都异常美丽；倪拗拗们拥有哲性的思考、不断叩问生活，林多米、“穿月白绸衣”的女人们异常聪敏、冷漠木讷于人情世故，卜零、陆羽、肖星星则富有艺术才华、洞透人生、倾听着来自天国的神谕……她们的内在世界也是各相差异的，但在叙事中都智慧而孤高，无人能够分享其独特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并且，文本的叙事往往是以女性的感觉为中心的，成为心灵与皮肤的叙事。叙事者在感觉化的文本世界中凸现出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我”，以迷醉的热情张显着“我”之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独特价值，叙事者之“我”因而具有明显的自恋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家文本中“我”的成长经历、精神气质乃至外貌特征，往往与写作者本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克里斯特瓦将原初自恋移至前俄狄浦斯场域，认为自恋是母子二重体的自体快感增生出来的，是对母亲——他者的认同。有趣的是，陈染、林白、徐小斌的写作中普遍充满了对“母亲”的迷恋之情，而这种迷恋又直接与自我密切相关。陈染在屡次描述“母亲”优雅气质的同时，指出了“母亲”与“我”的同一性：“现在，我是新一代的年轻寡妇。我承袭了她的一部分美貌、忠诚的古典情感方式和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也发展了她的怪僻、矛盾、病态和绝望，比如：我穿黑衣，怪衣；有秃头欲……”③林白的“母亲”记忆则来自于与自己皮肤、身材都非常相似的蓼，或者命运相似的朱凉（《回廊之椅》）、月白绸衣的女人（《同心爱者不能分手》）。林白往往交叉叙述“我”与这些女人的故事，并且于“月白色绸衣”、“黑色的裙子”、“指甲花”等意象中蕴蓄着意味无穷的美。徐小斌文本中母系家族的女人们往往与“我”的心智形成抵触，但正如《羽蛇》讲述的，她们同样来自太阳家族。在母系神话的谱写中，对“母亲”之力的描述同样蕴含着对自我的迷恋之情。总之，三位女作家的“母亲”之恋与克里斯特瓦的自恋理论存在某种契合，可以说是女性自恋的一种延伸。
“自恋”以至延伸到对“母亲”的迷恋，在女性文化意义上具有重要意义，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些作家女性自我的觉醒。女性的身体在传统文化中只是供男人赏玩的，在写作中描述、赞美女性之躯标识着女性对自我的发现、对禁忌的挑战。书写女性之躯显然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西苏等人的主张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然而，文本中展开的“自恋”情结同时也体现着个人意识的觉醒，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正是通过对自我身体与精神的确立张显个人之主体性的。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自恋是自我认同的一个主要机制，特别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续自我认同的基本途径”④。克里斯特瓦更肯定了纳克索斯自恋在建构主体性过程中的必要性，认为“正是纳克素斯对自我的痴凝促使了主体内在性同化作用成为可能”⑤。依照克里斯特瓦等的理论，这些作家文本中的自恋非但是传统所认为的反常行为，而且对个人——特别是现代性社会的个人之主体性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在寻求个体主体性建构的当下社会，陈染等的“自恋”书写同时张显了“人”的主体性。
二、姐妹情谊：情与智之间的漩涡
张显女性之我与个人之我的女性观催生了三位女作家写作中的“自恋”情结。这种“自恋”在延伸到对“母亲”的迷恋的同时，还延伸到对同性的迷恋。
镜像理论认为，同性也是镜像化自我的形式之一，因此同性恋可以称作是自恋的一种变异形式。具体到女同性恋，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理论中“ｓｉｓｔｅｒｈｏｏｄ”——“姐妹情谊”，或“ｌｅｓｂｉａｎ”—— “女同性爱”、“累斯宾”则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基于性别政治的立场，认为异性爱涉及男权统治，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而女同性爱可以通过女性在情感与政治上的结合表明“妇女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妇女间应产生一种新的意识……我们认为自己是精英，我们在自己中间寻找中心”⑥，甚至认为“女人的利益在于反对异性恋”。陈染、林白、徐小斌的写作对这一问题多有涉及，批评界对此也极为敏感，如果不单单从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不仅仅站在泛道德化的判定立场，结合作家女性观来探寻女作家对“姐妹情谊”的态度，将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
陈染在谈到同性恋时说：“我从来不否认和扼杀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我尊重一切人道主义、人性主义的态度。”⑦ 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中，她做了更为清晰、更富有激情的表达：“我不是一个追求同性爱的人，也不是一个鼓吹同性爱者。我只是在这里说，人类有权力按自身的心理倾向和构造来选择自己的爱情，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可以说，陈染等人的言说对90年代女性写作表明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尊重，而不是性别政治的功利意图。这种人道主义的尊重不仅仅是热情洋溢的口号，而且是切实贯穿在作品中的信念。她们的写作也经常涉及姐妹情谊，她们从个体感受出发、融入自身的真实体验，对女性之间微妙的关系作了严肃、细致的体察。也正是基于这种设身处地的同情的了解，90年代女性写作对西方女权主义鼓吹的作为对抗策略的女同性爱表达了疑虑。
《私人生活》（陈染）与《羽蛇》（徐小斌）中的一对同性关系——倪拗拗与禾寡妇、羽和金乌存在某种类似性。倪拗拗与禾情感相依、命运相连——禾寡妇“是我身后的影子”，“我是她的出路和前方”。与其说少女时代的倪拗拗迷恋着禾，还不如说是在向往着成年的自己。而金乌对羽格外宽容，“为了羽的幽闭悲伤孤独不受宠爱不受重视，为了羽的可怕的秘密，更为了羽的不戴假面。……为了羽永远的裸脸”。金乌爱羽则是因为羽的真纯也是自己的本性，其孤独、不受重视也是自己的心理感受。而羽对金乌的迷恋则是因为她的美丽、成年的身体、女性的魅力以及电影中杀婴的行为都对自己形成了一种欠缺式召唤。金乌表面上和羽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羽潜意识中向往着的另外一个自己。所以金乌令羽着迷，是她少女时代的“仙女”。
总之，禾寡妇之于倪拗拗、金乌之于羽，不如说是精神层面的另外一重主体，通过迷恋她们，主体自我迷恋。在现实层面上，她们更像是一对母女。倪拗拗含着禾的乳房感觉“像小时候吃母亲的奶一样”，金乌之于羽更是避风港、逃亡地。在羽被全家人厌弃时，金乌像一只大鸟呵护着羽，羽依赖地栖息在安全的港湾里。她们的关系都像是两代人的、母女式的。并且男性的加入总是能凌驾于她们的感情之上——尹楠的出现占据了倪拗拗的心灵，直至“零女士”躺在浴缸里，面前出现的最后幻影还是尹楠。同样，金乌与外国男孩的关系甚至使她忘记了羽的存在，羽对烛龙的不惜生命代价的爱也不是对金乌的依恋所能比拟的。精神层面对另一个自我的迷恋落在现实中就仅仅是孤独中的慰藉、无助时的依偎，并且这种情感不能替代，也不能阻绝异性之爱，并不是在绝然意义上对抗男性世界的。
陈染书写了大量精神层面的姐妹情谊，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黛二对伊堕人的美非常迷恋：“黛二看到她美得触目惊心，石头也会发出惊叫。”尽管如此，现实中“我”与伊堕人的关系仍是微妙、复杂、脆弱的，很快被迫终结。《破开》被认为是最具女权主义意义上的同性爱色彩的，其中“我”与殒楠亲密相依的关系、“生活在一起”的请求与许诺、女性上帝的神谕无不给人温馨浪漫的感受，甚至使人感觉到神圣的光环笼罩在姐妹情谊之上。女性要联合在一起，才会获得力量，得到真正的幸福，正如细碎的石子穿在一起才成为美丽的项链，光彩四射。但是，在篇末，由于“我”的“不小心”，小石子散落于地，“我的舌头僵在嘴唇里像一块呆掉的瓦片”。这样的结局透露着一定的象喻意义，陈染自己解释说：“我觉得这终归是一堆散沙，不可能像主流的异性格局那么牢不可破。”⑧《破开》可以说是一个最有意味的象喻：“我”是执拗的，殒楠是轻松的，但“我们”都是智慧、独立、优雅的，“我们”可以说是同一个人的两面。但是，一场梦醒来，在现实中极有可能成为一片散沙。
相比之下，林白的书写更真切、更富有生活的质感。《瓶中之水》细致描绘了“同性之谊”的亲密与复杂。意萍像一个真正的情人，不但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二帕的生活，而且为帮二帕实现做服装设计师的梦想不惜金钱、精力、尊严的代价，放下一切（包括男友）忙碌奔波。二帕相对意萍表现得被动一些，微妙的自卑感使之不敢正视意萍，但内心始终最真诚地牵挂、思念着她。可以说，二帕投向男人的怀抱正是要逃避意萍狂热并且“危险”的爱，也是要逃避自我内心难以遏制的狂澜。就在她们终于同舟共济的时刻，就在她们要幸福地面对来之不易的成功的时刻，一次关于谁“干净”的争吵宣泄了蓄积已久的隔膜情绪，也造成了永远的分离。可见，即便如此深厚诚挚的感情也不能消释因文化、出身、经历、男性形成的隔膜，没完没了的误解使得她们分分和和，并且注定了最终的悲剧结局。她们最后仍互相期待，甚至因为失去对方，生活失去了光彩，但毕竟无法再和好如初。这是一种揪得人心疼的情感，美好、易碎。
总之，陈染、林白、徐小斌往往将“姐妹”作为另一个精神上的“我”，营造了姐妹情谊的纯洁与温暖，反叛着传统加之于女性的种种禁忌。本土的现实文化语境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决定了她们对姐妹情谊存有人文关怀，而不是坚决地将之看作女性主义的一种策略。并且在人性关怀主导下，陈染、林白、徐小斌尝试着突出自恋的重围，逐步走向女性自审。
三、自审：女性与人性的双重拷问
陈染、林白、徐小斌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思着自我，超越了自恋，这是她们女性观的另外一个方面，亦是其写作所达到的人性深度的标尺之一。
三位女作家很少谈及“自恋”问题，但是都屡次强调自己创作的“个人性”，而拒绝“私人化写作”这样的称谓，这是一个极有意味的现象。陈染认为“私小说是书商制作的‘噱头’”，实际是否认了写作纯粹是私人经历与感受，而有“个人化”的追求——“我不认为个人的或女性的东西是小，只要它升华到一种人类的高度，反映人类面临的一种困境，就是非常大的东西”。而徐小斌认为：“你的小说中表现的叙述方式和内心体验并不是一种完全个人的东西，它与历史和现实都构成了一种张力关系。”与此类似，林白认为：“个人化写作是建立在个人经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写作，将包含在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总之，她们都在试图说明自己的写作在“我”之外，存在着人类的整体关怀。当然，这只是她们自我言说的写作理想，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达成了此理想仍有待于从文本中考察。
难能可贵的是，她们以自审的精神，对“女性”这一群体进行了灵魂的审视与叩问。弱者之间的相互隔膜、嫉恨，乃至厮杀，意识不到彼此同属于一个弱势的群体，可以说是人性中最为可悲与可怜之处。同是属于弱势的女性，群体的嘲笑与嫉恨可以是对待同一个人的态度。
林白《随风闪烁》中的红环是一个梦想外面世界的女孩，为达到出国的目的，舍弃男友，嫁给了一个70岁的荷兰籍华人。这里包含着触动心灵的无奈。在爱情与生活追求的对立中，红环的选择是可怜而可悲的。但是大家（特别是与之命运与共的同性）对此态度如何呢？说起红环，首先是假道学的轻蔑——“女性们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容，说不清楚是嫉妒还是幸灾乐祸”，她们一致表示自己绝不会干这种事，“尽管她们当中也许有人为了发表一篇作品而随便跟人睡觉”。虽然她们对红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指责也程度不同地适合于自己，但是她们非但不同情其中的辛酸与无奈，反而对其大加嘲笑。红环的“一百步”使得“五十步”的女人们感到“红环的事件像是从天而降的大雨，使她们获得洗涤和再生”。继而女人们深深沉默了，陷入了因不能同其一样实现出国之梦而引发的愤怒、嫉妒与后悔（为什么自己早先没有这样）。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女人们更是着力于对红环的贬损，期待她倒霉。
可见，同性之间因为更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也便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激烈的冷酷。如果说，红环的“不择手段”成为了同性嘲弄的理由，那么，《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女人们对姚琼的忌恨则仅仅是因为她的美丽，姚琼没有什么“话柄”落在女人们手中，也没有蓄意侵害过她们的利益，但是她的美丽造成了女人们长久以来艳羡与担心相纠合的复杂感情。直到姚琼的舅舅原因不明地死去，“不少女人暗暗松了一口气，好像总算没有白白担心。好像是一种期待，盼望已久的事终于发生了，她们不知道在她们内心深处是那么希望姚琼倒霉”。
对于“女性”这一群体，林白与徐小斌都进行了深入的心理探究：“我们是一群羊，一群疯狂的羊/你争我夺/——忘记了我们在同一个羊群中。”⑨这可说是对女性群体内部的一种写照。而女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文化的劣根性，同时也是人性的致命弱点。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作为特殊言说形式的写作应该从个人本体出发而抵达人类关怀的彼岸。从女性自身出发的审视由此也击中了人类的要害。不言而喻，并非仅仅是女性之间如此，同类之间以对方遭遇的厄运作为自身的慰藉，或者带着快慰之情看他人重蹈自己的覆辙，这是一个常见而令人痛心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中，人虽然有时会有彼此靠近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往往带来更大的伤害。正如陈染在《声声断断》中所言：“你向之倾心交底的那个人，在你和盘托出的那一瞬间便对你拥有了某种权力——你的机密将成为那个人永久的武器。”因此，人与人更不能真正走近。
从女性群体自审出发，几位女作家抵达了人性晦暗的深处与现代人可悲的生存困境。
然而，如前所述，她们写作存在着明显的自恋倾向，而如果对“自恋”没有根本性的超越，势必影响到人性发掘的纵深度。实际上，这些作家文本中的叙事者较多强调了困境对女性的挤压。虽然通过女性个人的困境可以展示人类的困境，但是对自身反省的欠缺仍然一定程度上使之陷于偏激与肤浅。例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神奇地描述了林多米的聪明才智，而对于诗歌抄袭等事件则缺乏自省，甚至缺乏基本的道德判断。而徐小斌在郗小）、安小桃这类女性人物身上也附加了过多的神奇色彩，以至于因主观情感的纵容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人性分析的深度。
总之，陈染、林白及徐小斌的写作以“自恋”的姿态张显着女性之我与个人之我，尝试建构自我的主体性。同性之谊在“情”的维度上成为自恋的延伸，包含着叙事者的无限向往。而一旦回到现实场景中，叙事者即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与关注，同时以“智”的光辉拆解了这一女性主义的乌托邦。
“自恋”是人性解放的风旗，但是丧失了自省的高度，则将成为埋陷自我的泥沼。女性写作在迈向自审的途中步履蹒跚，艰难地尝试着涅槃与飞升。在自恋的感性迷醉与自审的庄严叩问之间，在黑暗的陷阱与灿烂的灵魂之光中，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作家记录着当代部分都市女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人的战争，是灵魂的独自历险。
注释：
①③ 陈染：《凡墙都是门》，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5、35页。
② 徐小斌：《敦煌遗梦》，《徐小斌文集》第5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④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3页。
⑤ 转引自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自恋新诠释及文学隐喻》，《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⑥ 邦尼·齐默尔·曼文：《前所未有：女同性爱女权主义批评面面观》，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⑦⑧⑨ 陈染：《不可言说》，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3、143页。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陈染；林白；徐小斌；女性观；自恋；自审
中图分类号：Ｉ206．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3－0116－05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女性写作消弭了80年代张洁式的理想之光，减弱了王安忆、铁凝式的心理探究，进入一个更为自觉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陈染、林白、徐小斌常被视为最具“女性意识”的作家，同时也引起了颇多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也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即在于对女性自我的发现与书写。正如“认识你自己”的千古箴言凝结着人类痛苦的追索与思考一样，认识女性自我同样是灵魂的历险，而且，由于女性分裂的文化身份，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与曲折，于是，她们的女性观充满了纠结与悖论。本文并不属意于全面铺展女性写作的主题与关怀，而是选择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几位90年代很有影响的女作家的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女性观这一角度，探讨文本所展开的繁复的视界。
一、自恋：自我的张显与沉迷
确如众多学者业已指出的，陈染等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自恋倾向。
“自恋”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概念，来源于一个美丽的希腊神话：一个名叫纳克索斯的美少年在水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沉迷其中，最后在自我欣赏时落水而死，变成水仙花，因而自恋又被称为“纳克索斯情结”或“水仙花情结”。20世纪以来，弗洛伊德、弗罗姆、拉康、克里斯特瓦、吉登斯、马尔库塞等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这一概念，为其合理性做出辩护，“自恋”从而逐渐具有了张显自我生命价值的意义。
在这三位女作家的文本中，“我”是最经常出现的叙事者。而且无论是陈染笔下的黛二、倪拗拗、秃头女，林白笔下的林多米、北诺、老黑，还是徐小斌笔下的陆羽、卜零、肖星星，一定程度上都是“我”的化身。而自恋的重要标识还并不在于热衷叙述“我”的故事，关键在于叙事者的态度。陈染的叙事中贯穿着一个纤弱、敏感的女主角。她的外貌通常是清秀而瘦弱的，而身体往往相当丰满而充满成熟女人的魅力。《凡墙都是门》写到：“她的头颅微微仰起，烟头一亮一黯。她的头发柔软而不对称，右耳长垂过耳际，荡漾着黑蓝色闪光，仿佛晴天之雷随时会在她绷紧神经的头颅里炸响，左边的头发很短，不讲道理地突然中断。不协调之协调，刻意制造不刻意。”①这是“我”的基本外貌特征与精神气质。
此类作品中，叙事者在评述“我”的外貌气质时最常使用的语汇是“高贵”、“脱俗”、“病态的美”等，显示了毋庸置疑的审美倾向。与此同时，陈染的“我”还是一个富有思想和智慧的女性。在《破开》中，殒楠对“我”说：“我们这种女人，有成熟而清晰的头脑和追求，又有具体的应付现实生活的能力，还有什么样的男人能要我们呢？”同样，在《凡墙都是门》中，伊堕人也有类似的感慨：“告诉你，黛二，没有男人肯于要你，因为你的内心同他们一样强大有力，他们恐惧我们，避之惟恐不及。”可见，叙事者对“我”的智慧、能力，以及内心的坚毅、强大充分肯定，坚信这是“我”所以孤独、没有对手的原因。
较之陈染叙事中纤弱而美丽、智慧而坚毅的“我”，林白的小说叙事突显出一个外貌、气质迥然不同的“我”。这里的“我”往往有着“纯粹的橄榄色”皮肤、番石榴一般大而饱满的乳房、厚而性感的嘴唇，看起来易被误认为是马来人或者越南人；这样的女人有着与众不同的异域风情，往往被叙事者认为美到了极致。“我”（《子弹穿过苹果》）曾在北京的大街上，被美术馆的两个女孩评价为“你很美，极有特点”，并被邀请作模特。“我”独特的、艺术的美时常为独到的眼光所发现，“我”的陶醉之情当然是溢于言表。并且，这样的女性总是以漠然的表情面对世界，因木讷的处世方式与人群格格不入，更凭添一段“飘零”之美。与身体之美相得益彰，“我”有着聪慧的头脑。二帕（《瓶中之水》）的服装设计、邸红（《飘散》）的诗画也都才华洋溢。林白往往以迷恋的语调来叙述“我”天马行空的思想与神奇的艺术才华。林白叙事中的“我”与陈染叙事中纤弱、智慧的“我”有诸多不同，异曲同工的是对“我”的精神世界与物质肉身的无限迷恋。
相比之下，徐小斌的“我”更丰富一些。陆羽（《羽蛇》）、景焕（《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等是纤弱、病态的——“她的湿漉漉的长发沉甸甸的披散着，沉得几乎让那细瘦的身子难以负担。她的腰很细。细得让人想起花瓶的颈子，乳房只有一点点微微的隆起。腰胯之间是柔和修长的流线形，走起路来，两条流线就一闪一闪的，射着水光，好像一个灰色的水妖，在有星星的夜晚出现”；卜零（《双鱼星座》）是带有异域风情的——有着“半透明的杏子黄的石榴石”一样的乳房，浓妆后像一个阿拉伯公主；肖星星是清新而可爱的——“给他的感觉是像那个早晨一样清新……她全身似乎都沐浴在青春的光照里”②。虽然不同的女性风格迥异，但是叙事者都以迷醉的笔调叙述了她们各自的美丽，并且她们的美丽绝不是俗艳的，而是来自内心精神力量支撑的智慧、神秘、不同凡俗之美。“我”对绘画有着超凡的天赋、对生活与生命有着神谕般的感知、对人性之恶有着深邃的洞见，正因为如此，她们孤独、怪异、与世事格格不入。“我”同时有着与尘世污浊不容的真纯，冰）般的智慧与孤高的灵魂，这些铸就了与人群的天然屏障。在艺术神秘的顶级、在自我心灵那不胜寒的高处，“寂寞嫦娥舒广袖”，孤芳自赏着危险而美丽的智慧的“弧光”。
在她们的叙事中，陈染的倪拗拗们是纤弱的，林白的林多米们富有马来风情，徐小斌的卜零们像是阿拉伯的公主、陆羽们像是海底的水妖、肖星星们清新得像早晨一样……她们的外在世界各各不同，但在叙事中都异常美丽；倪拗拗们拥有哲性的思考、不断叩问生活，林多米、“穿月白绸衣”的女人们异常聪敏、冷漠木讷于人情世故，卜零、陆羽、肖星星则富有艺术才华、洞透人生、倾听着来自天国的神谕……她们的内在世界也是各相差异的，但在叙事中都智慧而孤高，无人能够分享其独特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并且，文本的叙事往往是以女性的感觉为中心的，成为心灵与皮肤的叙事。叙事者在感觉化的文本世界中凸现出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我”，以迷醉的热情张显着“我”之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独特价值，叙事者之“我”因而具有明显的自恋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家文本中“我”的成长经历、精神气质乃至外貌特征，往往与写作者本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克里斯特瓦将原初自恋移至前俄狄浦斯场域，认为自恋是母子二重体的自体快感增生出来的，是对母亲——他者的认同。有趣的是，陈染、林白、徐小斌的写作中普遍充满了对“母亲”的迷恋之情，而这种迷恋又直接与自我密切相关。陈染在屡次描述“母亲”优雅气质的同时，指出了“母亲”与“我”的同一性：“现在，我是新一代的年轻寡妇。我承袭了她的一部分美貌、忠诚的古典情感方式和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也发展了她的怪僻、矛盾、病态和绝望，比如：我穿黑衣，怪衣；有秃头欲……”③林白的“母亲”记忆则来自于与自己皮肤、身材都非常相似的蓼，或者命运相似的朱凉（《回廊之椅》）、月白绸衣的女人（《同心爱者不能分手》）。林白往往交叉叙述“我”与这些女人的故事，并且于“月白色绸衣”、“黑色的裙子”、“指甲花”等意象中蕴蓄着意味无穷的美。徐小斌文本中母系家族的女人们往往与“我”的心智形成抵触，但正如《羽蛇》讲述的，她们同样来自太阳家族。在母系神话的谱写中，对“母亲”之力的描述同样蕴含着对自我的迷恋之情。总之，三位女作家的“母亲”之恋与克里斯特瓦的自恋理论存在某种契合，可以说是女性自恋的一种延伸。
“自恋”以至延伸到对“母亲”的迷恋，在女性文化意义上具有重要意义，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些作家女性自我的觉醒。女性的身体在传统文化中只是供男人赏玩的，在写作中描述、赞美女性之躯标识着女性对自我的发现、对禁忌的挑战。书写女性之躯显然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西苏等人的主张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然而，文本中展开的“自恋”情结同时也体现着个人意识的觉醒，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正是通过对自我身体与精神的确立张显个人之主体性的。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自恋是自我认同的一个主要机制，特别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身体的实际嵌入是维持连续自我认同的基本途径”④。克里斯特瓦更肯定了纳克索斯自恋在建构主体性过程中的必要性，认为“正是纳克素斯对自我的痴凝促使了主体内在性同化作用成为可能”⑤。依照克里斯特瓦等的理论，这些作家文本中的自恋非但是传统所认为的反常行为，而且对个人——特别是现代性社会的个人之主体性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在寻求个体主体性建构的当下社会，陈染等的“自恋”书写同时张显了“人”的主体性。
二、姐妹情谊：情与智之间的漩涡
张显女性之我与个人之我的女性观催生了三位女作家写作中的“自恋”情结。这种“自恋”在延伸到对“母亲”的迷恋的同时，还延伸到对同性的迷恋。
镜像理论认为，同性也是镜像化自我的形式之一，因此同性恋可以称作是自恋的一种变异形式。具体到女同性恋，西方激进女权主义理论中“ｓｉｓｔｅｒｈｏｏｄ”——“姐妹情谊”，或“ｌｅｓｂｉａｎ”—— “女同性爱”、“累斯宾”则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基于性别政治的立场，认为异性爱涉及男权统治，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而女同性爱可以通过女性在情感与政治上的结合表明“妇女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妇女间应产生一种新的意识……我们认为自己是精英，我们在自己中间寻找中心”⑥，甚至认为“女人的利益在于反对异性恋”。陈染、林白、徐小斌的写作对这一问题多有涉及，批评界对此也极为敏感，如果不单单从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不仅仅站在泛道德化的判定立场，结合作家女性观来探寻女作家对“姐妹情谊”的态度，将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话题。
陈染在谈到同性恋时说：“我从来不否认和扼杀人性的丰富和复杂，我尊重一切人道主义、人性主义的态度。”⑦ 在《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中，她做了更为清晰、更富有激情的表达：“我不是一个追求同性爱的人，也不是一个鼓吹同性爱者。我只是在这里说，人类有权力按自身的心理倾向和构造来选择自己的爱情，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东西！”可以说，陈染等人的言说对90年代女性写作表明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尊重，而不是性别政治的功利意图。这种人道主义的尊重不仅仅是热情洋溢的口号，而且是切实贯穿在作品中的信念。她们的写作也经常涉及姐妹情谊，她们从个体感受出发、融入自身的真实体验，对女性之间微妙的关系作了严肃、细致的体察。也正是基于这种设身处地的同情的了解，90年代女性写作对西方女权主义鼓吹的作为对抗策略的女同性爱表达了疑虑。
《私人生活》（陈染）与《羽蛇》（徐小斌）中的一对同性关系——倪拗拗与禾寡妇、羽和金乌存在某种类似性。倪拗拗与禾情感相依、命运相连——禾寡妇“是我身后的影子”，“我是她的出路和前方”。与其说少女时代的倪拗拗迷恋着禾，还不如说是在向往着成年的自己。而金乌对羽格外宽容，“为了羽的幽闭悲伤孤独不受宠爱不受重视，为了羽的可怕的秘密，更为了羽的不戴假面。……为了羽永远的裸脸”。金乌爱羽则是因为羽的真纯也是自己的本性，其孤独、不受重视也是自己的心理感受。而羽对金乌的迷恋则是因为她的美丽、成年的身体、女性的魅力以及电影中杀婴的行为都对自己形成了一种欠缺式召唤。金乌表面上和羽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羽潜意识中向往着的另外一个自己。所以金乌令羽着迷，是她少女时代的“仙女”。
总之，禾寡妇之于倪拗拗、金乌之于羽，不如说是精神层面的另外一重主体，通过迷恋她们，主体自我迷恋。在现实层面上，她们更像是一对母女。倪拗拗含着禾的乳房感觉“像小时候吃母亲的奶一样”，金乌之于羽更是避风港、逃亡地。在羽被全家人厌弃时，金乌像一只大鸟呵护着羽，羽依赖地栖息在安全的港湾里。她们的关系都像是两代人的、母女式的。并且男性的加入总是能凌驾于她们的感情之上——尹楠的出现占据了倪拗拗的心灵，直至“零女士”躺在浴缸里，面前出现的最后幻影还是尹楠。同样，金乌与外国男孩的关系甚至使她忘记了羽的存在，羽对烛龙的不惜生命代价的爱也不是对金乌的依恋所能比拟的。精神层面对另一个自我的迷恋落在现实中就仅仅是孤独中的慰藉、无助时的依偎，并且这种情感不能替代，也不能阻绝异性之爱，并不是在绝然意义上对抗男性世界的。
陈染书写了大量精神层面的姐妹情谊，在《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黛二对伊堕人的美非常迷恋：“黛二看到她美得触目惊心，石头也会发出惊叫。”尽管如此，现实中“我”与伊堕人的关系仍是微妙、复杂、脆弱的，很快被迫终结。《破开》被认为是最具女权主义意义上的同性爱色彩的，其中“我”与殒楠亲密相依的关系、“生活在一起”的请求与许诺、女性上帝的神谕无不给人温馨浪漫的感受，甚至使人感觉到神圣的光环笼罩在姐妹情谊之上。女性要联合在一起，才会获得力量，得到真正的幸福，正如细碎的石子穿在一起才成为美丽的项链，光彩四射。但是，在篇末，由于“我”的“不小心”，小石子散落于地，“我的舌头僵在嘴唇里像一块呆掉的瓦片”。这样的结局透露着一定的象喻意义，陈染自己解释说：“我觉得这终归是一堆散沙，不可能像主流的异性格局那么牢不可破。”⑧《破开》可以说是一个最有意味的象喻：“我”是执拗的，殒楠是轻松的，但“我们”都是智慧、独立、优雅的，“我们”可以说是同一个人的两面。但是，一场梦醒来，在现实中极有可能成为一片散沙。
相比之下，林白的书写更真切、更富有生活的质感。《瓶中之水》细致描绘了“同性之谊”的亲密与复杂。意萍像一个真正的情人，不但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二帕的生活，而且为帮二帕实现做服装设计师的梦想不惜金钱、精力、尊严的代价，放下一切（包括男友）忙碌奔波。二帕相对意萍表现得被动一些，微妙的自卑感使之不敢正视意萍，但内心始终最真诚地牵挂、思念着她。可以说，二帕投向男人的怀抱正是要逃避意萍狂热并且“危险”的爱，也是要逃避自我内心难以遏制的狂澜。就在她们终于同舟共济的时刻，就在她们要幸福地面对来之不易的成功的时刻，一次关于谁“干净”的争吵宣泄了蓄积已久的隔膜情绪，也造成了永远的分离。可见，即便如此深厚诚挚的感情也不能消释因文化、出身、经历、男性形成的隔膜，没完没了的误解使得她们分分和和，并且注定了最终的悲剧结局。她们最后仍互相期待，甚至因为失去对方，生活失去了光彩，但毕竟无法再和好如初。这是一种揪得人心疼的情感，美好、易碎。
总之，陈染、林白、徐小斌往往将“姐妹”作为另一个精神上的“我”，营造了姐妹情谊的纯洁与温暖，反叛着传统加之于女性的种种禁忌。本土的现实文化语境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决定了她们对姐妹情谊存有人文关怀，而不是坚决地将之看作女性主义的一种策略。并且在人性关怀主导下，陈染、林白、徐小斌尝试着突出自恋的重围，逐步走向女性自审。
三、自审：女性与人性的双重拷问
陈染、林白、徐小斌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思着自我，超越了自恋，这是她们女性观的另外一个方面，亦是其写作所达到的人性深度的标尺之一。
三位女作家很少谈及“自恋”问题，但是都屡次强调自己创作的“个人性”，而拒绝“私人化写作”这样的称谓，这是一个极有意味的现象。陈染认为“私小说是书商制作的‘噱头’”，实际是否认了写作纯粹是私人经历与感受，而有“个人化”的追求——“我不认为个人的或女性的东西是小，只要它升华到一种人类的高度，反映人类面临的一种困境，就是非常大的东西”。而徐小斌认为：“你的小说中表现的叙述方式和内心体验并不是一种完全个人的东西，它与历史和现实都构成了一种张力关系。”与此类似，林白认为：“个人化写作是建立在个人经验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写作，将包含在被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总之，她们都在试图说明自己的写作在“我”之外，存在着人类的整体关怀。当然，这只是她们自我言说的写作理想，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达成了此理想仍有待于从文本中考察。
难能可贵的是，她们以自审的精神，对“女性”这一群体进行了灵魂的审视与叩问。弱者之间的相互隔膜、嫉恨，乃至厮杀，意识不到彼此同属于一个弱势的群体，可以说是人性中最为可悲与可怜之处。同是属于弱势的女性，群体的嘲笑与嫉恨可以是对待同一个人的态度。
林白《随风闪烁》中的红环是一个梦想外面世界的女孩，为达到出国的目的，舍弃男友，嫁给了一个70岁的荷兰籍华人。这里包含着触动心灵的无奈。在爱情与生活追求的对立中，红环的选择是可怜而可悲的。但是大家（特别是与之命运与共的同性）对此态度如何呢？说起红环，首先是假道学的轻蔑——“女性们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容，说不清楚是嫉妒还是幸灾乐祸”，她们一致表示自己绝不会干这种事，“尽管她们当中也许有人为了发表一篇作品而随便跟人睡觉”。虽然她们对红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指责也程度不同地适合于自己，但是她们非但不同情其中的辛酸与无奈，反而对其大加嘲笑。红环的“一百步”使得“五十步”的女人们感到“红环的事件像是从天而降的大雨，使她们获得洗涤和再生”。继而女人们深深沉默了，陷入了因不能同其一样实现出国之梦而引发的愤怒、嫉妒与后悔（为什么自己早先没有这样）。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女人们更是着力于对红环的贬损，期待她倒霉。
可见，同性之间因为更大程度上具有可比性，也便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激烈的冷酷。如果说，红环的“不择手段”成为了同性嘲弄的理由，那么，《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女人们对姚琼的忌恨则仅仅是因为她的美丽，姚琼没有什么“话柄”落在女人们手中，也没有蓄意侵害过她们的利益，但是她的美丽造成了女人们长久以来艳羡与担心相纠合的复杂感情。直到姚琼的舅舅原因不明地死去，“不少女人暗暗松了一口气，好像总算没有白白担心。好像是一种期待，盼望已久的事终于发生了，她们不知道在她们内心深处是那么希望姚琼倒霉”。
对于“女性”这一群体，林白与徐小斌都进行了深入的心理探究：“我们是一群羊，一群疯狂的羊/你争我夺/——忘记了我们在同一个羊群中。”⑨这可说是对女性群体内部的一种写照。而女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群体文化的劣根性，同时也是人性的致命弱点。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作为特殊言说形式的写作应该从个人本体出发而抵达人类关怀的彼岸。从女性自身出发的审视由此也击中了人类的要害。不言而喻，并非仅仅是女性之间如此，同类之间以对方遭遇的厄运作为自身的慰藉，或者带着快慰之情看他人重蹈自己的覆辙，这是一个常见而令人痛心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中，人虽然有时会有彼此靠近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往往带来更大的伤害。正如陈染在《声声断断》中所言：“你向之倾心交底的那个人，在你和盘托出的那一瞬间便对你拥有了某种权力——你的机密将成为那个人永久的武器。”因此，人与人更不能真正走近。
从女性群体自审出发，几位女作家抵达了人性晦暗的深处与现代人可悲的生存困境。
然而，如前所述，她们写作存在着明显的自恋倾向，而如果对“自恋”没有根本性的超越，势必影响到人性发掘的纵深度。实际上，这些作家文本中的叙事者较多强调了困境对女性的挤压。虽然通过女性个人的困境可以展示人类的困境，但是对自身反省的欠缺仍然一定程度上使之陷于偏激与肤浅。例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神奇地描述了林多米的聪明才智，而对于诗歌抄袭等事件则缺乏自省，甚至缺乏基本的道德判断。而徐小斌在郗小）、安小桃这类女性人物身上也附加了过多的神奇色彩，以至于因主观情感的纵容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人性分析的深度。
总之，陈染、林白及徐小斌的写作以“自恋”的姿态张显着女性之我与个人之我，尝试建构自我的主体性。同性之谊在“情”的维度上成为自恋的延伸，包含着叙事者的无限向往。而一旦回到现实场景中，叙事者即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与关注，同时以“智”的光辉拆解了这一女性主义的乌托邦。
“自恋”是人性解放的风旗，但是丧失了自省的高度，则将成为埋陷自我的泥沼。女性写作在迈向自审的途中步履蹒跚，艰难地尝试着涅槃与飞升。在自恋的感性迷醉与自审的庄严叩问之间，在黑暗的陷阱与灿烂的灵魂之光中，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作家记录着当代部分都市女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人的战争，是灵魂的独自历险。
注释：
①③ 陈染：《凡墙都是门》，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55、35页。
② 徐小斌：《敦煌遗梦》，《徐小斌文集》第5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④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3页。
⑤ 转引自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自恋新诠释及文学隐喻》，《湘潭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⑥ 邦尼·齐默尔·曼文：《前所未有：女同性爱女权主义批评面面观》，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
⑦⑧⑨ 陈染：《不可言说》，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3、143页。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