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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伯利亚流放与苦役是俄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九世纪开始，先后几批知识分子流放到西伯利亚，对西伯利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复制的作用。十二月党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民粹派等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伯利亚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他们对西伯利亚的流放与苦役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西伯利亚流放;苦役
西伯利亚流放与苦役是一种十分重要且复杂的历史进程，这不仅是刑罚系统的一种最直接的表达形式，也被认为是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贯穿西伯利亚与俄罗斯的历史的重要一环。流放对西伯利亚的人口、社会、农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流放在西伯利亚当地的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导向作用，为西伯利亚地区的民俗风情、性格特征和世界观增添了“流放色彩”。这也充分证明了流放在俄罗斯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作用，为俄国的流放和苦役的研究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
在当时俄国社会的高压下，流放和苦役是国家刑罚方面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手段，也是国家的基本标志和特征，因此对流放和苦役现象感兴趣的首先应该是俄国的权力机关，但事实并非如此，俄国当时的官僚本身的职责并不足以让他们对流放与苦役感兴趣，也不可能对该领域进行研究。俄国官僚们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流放犯和苦刑犯的抓捕和押解上，早就对成千上万流放到西伯利亚偏远地区的俄罗斯人的生命置之不理。当国家利益与个人需求出现冲突的时候，俄国官僚阶级的这种“涣散思想”体现的尤为明显。
因此，尽管俄国的官僚阶级掌握着各种信息、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但大多数官僚并没有对流放和苦役问题显示出什么兴趣。只有М.М. 斯佩兰斯基是其中唯一一个例外。М.М. 斯佩兰斯基于1819年-1821年任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省省长，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研究和理解西伯利亚的流放和苦役，并于1822年提议国家颁布了《关于流放犯问题法令》和《西伯利亚流放犯法令》。
由此可见，除了教育、科学和文化以外，与流放犯苦难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德尺度和人道主义也是研究西伯利亚流放一个必要因素。可以说对流放犯和苦刑犯的人道主义才是吸引研究者对流放感兴趣的最主要原因。俄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在关注西伯利亚的流放，他们不仅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研究，更重视流放犯的个人生活和经历。对西伯利亚流放颇有研究的俄国知识分子代表主要有И.Я. 福伊尼茨基教授、作家С.В. 马克西莫夫、П.Ф. 雅库波维奇、史学家Н.М.亚德林采夫、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А.П.契诃夫。
对于西伯利亚的流放与苦役在俄国的研究程度，契诃夫曾评价说：“从监狱和流放的角度看一看我们的文学：简直就是一贫如洗！两三篇论文、两三个名字，几乎就是一无所有，好像在俄罗斯根本就没有监狱、没有流放、没有酷刑”。[1]报告文学《萨哈林游记》是契诃夫研究西伯利亚流放问题的奠基之作，作者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创作的这部作品，作品本身不仅深刻的描述了当地流放犯和苦刑犯的悲惨生活，而且表达了作者内心深深的同情和怜悯。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死屋笔记》可谓是关于西伯利亚流放生活的百科全书，赫尔岑曾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鲜明图画”。《死屋笔记》全面的描述了流放犯的生活和道德状况，作者在书中不仅对社会制度、人性、犯罪心理、个人和社会的终极救赎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表达了对监狱中那些本质善良但遭遇不幸的下层民众的同情，对上层人士的憎恨，可以说是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度对整个社会、人类的忏悔，是一种“历史反省”。对流放犯和苦刑犯心理活动的研究颇具成果的还有П.Ф.雅库巴维奇的作品《在遇难者的世界里——苦刑犯的日记》。
此外， С.В. 马克西莫夫的作品《西伯利亚与苦役》（圣彼得堡，1871）在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和苦役主题方面也占有一席之地。作者是受官方的批准对西伯利亚的流放与苦役现状进行研究的，因此能够接触到所有的官方文件和数据，可以探访每一个监狱，这使得马克西莫夫对西伯利亚流放犯和苦刑犯的生活描写的更加真实、全面。作者在书中引入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描述了流放的起因和发展历史，展现了“国家犯人”[2]在西伯利亚的生活情况，包括曾经沙皇俄国的贵族地主和军官到后来的十二月党人和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作家、社会实践家Н.М.亚德林采夫在《地理、民族、历史的殖民地—西伯利亚》（圣彼得堡1882）一书中对西伯利亚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这是一部关于西伯利亚发展历史的奠基之作。作品中有一章专门描写了流放犯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作者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与数据，证明了流放制度给西伯利亚当地人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Н.М.亚德林采夫不只是作为一名史学家发声，更是一名文学家，为取消流放制度而终生奋斗。Н.М.亚德林采夫的作品随即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大讨论，关于流放制度存在意义的讨论大致分成两个派别，主要讨论是否应该将流放制度作为刑罚的一种形式，是否要给这些“暴徒”重新做人的机会，国家保留流放制度是否有好处，如果保留了，那么对苦刑犯与流放犯劳动的利用是否会给国家带来经济利益。
在大讨论中Н.М.亚德林采夫和法学家И.Я. 福伊尼茨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理论上，流放制度是犯人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原因导致这不可能发生，比如官僚阶级从心里上不愿意接受犯人会重新做人，并且一直施与他们艰苦的劳役，有對立的甚至是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流放犯。Н.М.亚德林采夫和И.Я. 福伊尼茨基证明流放对国家的经济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国家不仅不会从流放制度中汲取任何利益，并且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维持该制度。对此，С.В. 马克西莫夫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流放的确是“暴徒”改变自我、反省过去的机会，但是有一个前提，是犯人发自内心的想法，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干扰。
这些优秀的俄国知识分子关于流放的作品不仅在我们面前还原了历史，而且向我们展示了俄国知识分子本身的转变历程。可以说，他们对西伯利亚流放与苦役的研究是人民，是自己和后代面前的“忏悔书”。致力于研究西伯利亚流放的作家，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同样映射了自己的精神肖像，反映了整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从中我们看到了俄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民的关注与同情。也正是发自内心的人道主义精神让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全面、详细地对西伯利亚流放犯和苦刑犯的生活进行了再现，而这也正反映了俄国知识分子希望国泰民安的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
[1]Чехов А.П. 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10. М.，1956. С.25.
[2]Громыко М.М. "Записки из мёртвого дома"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ской каторги 50-х гг. XIX в. // Ссылка и каторга в Сибири XVIII - нач. XIX в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75. С.93.
【关键词】：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西伯利亚流放;苦役
西伯利亚流放与苦役是一种十分重要且复杂的历史进程，这不仅是刑罚系统的一种最直接的表达形式，也被认为是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贯穿西伯利亚与俄罗斯的历史的重要一环。流放对西伯利亚的人口、社会、农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中最主要的是，流放在西伯利亚当地的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导向作用，为西伯利亚地区的民俗风情、性格特征和世界观增添了“流放色彩”。这也充分证明了流放在俄罗斯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作用，为俄国的流放和苦役的研究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
在当时俄国社会的高压下，流放和苦役是国家刑罚方面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手段，也是国家的基本标志和特征，因此对流放和苦役现象感兴趣的首先应该是俄国的权力机关，但事实并非如此，俄国当时的官僚本身的职责并不足以让他们对流放与苦役感兴趣，也不可能对该领域进行研究。俄国官僚们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流放犯和苦刑犯的抓捕和押解上，早就对成千上万流放到西伯利亚偏远地区的俄罗斯人的生命置之不理。当国家利益与个人需求出现冲突的时候，俄国官僚阶级的这种“涣散思想”体现的尤为明显。
因此，尽管俄国的官僚阶级掌握着各种信息、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但大多数官僚并没有对流放和苦役问题显示出什么兴趣。只有М.М. 斯佩兰斯基是其中唯一一个例外。М.М. 斯佩兰斯基于1819年-1821年任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省省长，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研究和理解西伯利亚的流放和苦役，并于1822年提议国家颁布了《关于流放犯问题法令》和《西伯利亚流放犯法令》。
由此可见，除了教育、科学和文化以外，与流放犯苦难生活息息相关的道德尺度和人道主义也是研究西伯利亚流放一个必要因素。可以说对流放犯和苦刑犯的人道主义才是吸引研究者对流放感兴趣的最主要原因。俄国的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在关注西伯利亚的流放，他们不仅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研究，更重视流放犯的个人生活和经历。对西伯利亚流放颇有研究的俄国知识分子代表主要有И.Я. 福伊尼茨基教授、作家С.В. 马克西莫夫、П.Ф. 雅库波维奇、史学家Н.М.亚德林采夫、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А.П.契诃夫。
对于西伯利亚的流放与苦役在俄国的研究程度，契诃夫曾评价说：“从监狱和流放的角度看一看我们的文学：简直就是一贫如洗！两三篇论文、两三个名字，几乎就是一无所有，好像在俄罗斯根本就没有监狱、没有流放、没有酷刑”。[1]报告文学《萨哈林游记》是契诃夫研究西伯利亚流放问题的奠基之作，作者是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创作的这部作品，作品本身不仅深刻的描述了当地流放犯和苦刑犯的悲惨生活，而且表达了作者内心深深的同情和怜悯。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死屋笔记》可谓是关于西伯利亚流放生活的百科全书，赫尔岑曾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以西伯利亚监狱生活为背景，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令人胆战心惊的鲜明图画”。《死屋笔记》全面的描述了流放犯的生活和道德状况，作者在书中不仅对社会制度、人性、犯罪心理、个人和社会的终极救赎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表达了对监狱中那些本质善良但遭遇不幸的下层民众的同情，对上层人士的憎恨，可以说是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度对整个社会、人类的忏悔，是一种“历史反省”。对流放犯和苦刑犯心理活动的研究颇具成果的还有П.Ф.雅库巴维奇的作品《在遇难者的世界里——苦刑犯的日记》。
此外， С.В. 马克西莫夫的作品《西伯利亚与苦役》（圣彼得堡，1871）在研究西伯利亚流放和苦役主题方面也占有一席之地。作者是受官方的批准对西伯利亚的流放与苦役现状进行研究的，因此能够接触到所有的官方文件和数据，可以探访每一个监狱，这使得马克西莫夫对西伯利亚流放犯和苦刑犯的生活描写的更加真实、全面。作者在书中引入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描述了流放的起因和发展历史，展现了“国家犯人”[2]在西伯利亚的生活情况，包括曾经沙皇俄国的贵族地主和军官到后来的十二月党人和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作家、社会实践家Н.М.亚德林采夫在《地理、民族、历史的殖民地—西伯利亚》（圣彼得堡1882）一书中对西伯利亚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这是一部关于西伯利亚发展历史的奠基之作。作品中有一章专门描写了流放犯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作者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与数据，证明了流放制度给西伯利亚当地人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Н.М.亚德林采夫不只是作为一名史学家发声，更是一名文学家，为取消流放制度而终生奋斗。Н.М.亚德林采夫的作品随即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大讨论，关于流放制度存在意义的讨论大致分成两个派别，主要讨论是否应该将流放制度作为刑罚的一种形式，是否要给这些“暴徒”重新做人的机会，国家保留流放制度是否有好处，如果保留了，那么对苦刑犯与流放犯劳动的利用是否会给国家带来经济利益。
在大讨论中Н.М.亚德林采夫和法学家И.Я. 福伊尼茨基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理论上，流放制度是犯人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实际上有很多原因导致这不可能发生，比如官僚阶级从心里上不愿意接受犯人会重新做人，并且一直施与他们艰苦的劳役，有對立的甚至是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流放犯。Н.М.亚德林采夫和И.Я. 福伊尼茨基证明流放对国家的经济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国家不仅不会从流放制度中汲取任何利益，并且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维持该制度。对此，С.В. 马克西莫夫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流放的确是“暴徒”改变自我、反省过去的机会，但是有一个前提，是犯人发自内心的想法，而不是来自外界的干扰。
这些优秀的俄国知识分子关于流放的作品不仅在我们面前还原了历史，而且向我们展示了俄国知识分子本身的转变历程。可以说，他们对西伯利亚流放与苦役的研究是人民，是自己和后代面前的“忏悔书”。致力于研究西伯利亚流放的作家，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同样映射了自己的精神肖像，反映了整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肖像。从中我们看到了俄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民的关注与同情。也正是发自内心的人道主义精神让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全面、详细地对西伯利亚流放犯和苦刑犯的生活进行了再现，而这也正反映了俄国知识分子希望国泰民安的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
[1]Чехов А.П. Остров Сахалин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10. М.，1956. С.25.
[2]Громыко М.М. "Записки из мёртвого дома"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ской каторги 50-х гг. XIX в. // Ссылка и каторга в Сибири XVIII - нач. XIX в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75. С.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