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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杨翼之，字励堂，19岁独闯朝鲜，于仁川经营江浙一带绸缎和夏布。商号“和聚昌”，生意兴隆。身受国弱民不安之痛，思想崇新，参加同盟会，捐款反清。之后又临日寇侵华，更受其害，不幸于74岁病逝下葬仁川。时局动荡，人际变迁，到今年为止，朝鲜这块异乡与我们杨家竟有一百多年纠葛，可悲可叹。
去年初，获悉韩国仁川富平华人墓地迁移通知，祖父的坟要迁动，各项规章、移坟、火化等费用，又退安葬费若干，始终是牵涉语言文字，国与国之间存在着隔阂。我的父辈和兄姐妹都已过世，一时让我无从决断。
回想祖父幼子杨子平（从和）于1936年被日寇以“反满抗日，共产党罪”逮捕入狱，受尽酷刑。祖父与父亲倾财相救无效。一日祖父探监，叔叔说：“我是共产党，奉天特委财务部长，不要为我花钱了。”祖父立时中风不语。同年旧历七月七日，叔叔在沈阳市游街后被枪杀于浑河。再加上1941年仁川码头仓库大火，堂叔杨从谔被诬陷为共产党纵火罪，逮捕死于狱中，仁川商号遭抄关闭。1942年旧历12月20日祖父悲愤地病逝于仁川。父亲杨建民（从中）出巨资办中式大殡，不顾祖父是基督徒，购茔地，将棺材搁置着，等有朝一日运回山东家乡安葬。
我当时刚于仁川华侨小学毕业。年12岁，只记得大殡喧扬，鼓乐喇叭鞭炮齐鸣，还调动了中国和尚、道士，将整个中国街弄得好不热闹，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观者不计其数。祖父生前好友仁川同乡会会长、华侨小学校董王成鸿老先生扶棺大哭不已，各自嘱咐自己的儿子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办理一个同样的中式殡葬。
那天我躲在父兄身后，只顾难为情，做悲哀状而哭不出来。
后来常跟父亲去茔地扫墓，一次父亲对我说：“这块宝地风水好，你看下边有荷花塘朝着远处两山之间……”
那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父亲担心朝鲜不安，将祖母、母亲、大哥夫妇、我和姐妹们送回国内，他与二哥守在仁川。后来日本投降，朝鲜分隔两半。1947年二哥到美国求学，国内又战争烽起，紧接着朝鲜战争发生。仁川家产损失惨重。1960年代父亲变卖仁川全部房地产，先迁到汉城，后迁台湾，只好将祖父的坟墓孤零零地留在仁川华人墓地了。
1982年父亲被二哥由台湾接到了美国费城。1983年父亲整90大寿，我前往美国探亲。他曾无奈地说：“你爷爷的坟还留在仁川，叶落归根渺茫，真是一家人七零八散。”大哥、大姐与外甥分别在哈尔滨和沈阳自尽于“文革”时期。1968年1月，母亲也逝于北京“文革”之中。1985年夏，父亲于费城终于见到我儿子杨海郎到美国留学，不久父亲就去逝了，享年93岁。可怜我的父母分离几十年未能相见。我将父亲骨灰运回山东家乡烟台养马岛与母亲一起立碑安葬了。
1989年秋，中韩尚未建交，我应韩国汉城著名企业家许采卿老先生之邀前往访问讲学。许先生帮我寻找祖父墓地和堂叔杨从谔之子杨先裕的消息，结果祖父墓地仁川商会有档案记录：“杨翼之墓地第五行，8区394号。”而堂弟杨先裕已去世。我与妻子张平良到仁川为祖父扫了墓。在父亲为祖父刻的碑旁，我也书刻了一小碑为念。记得仁川商会人员曾对我说：这一条中国街两旁都是你们老杨家的房产。我匆匆访问了仁川华侨小学，寻找了当年住家的地址，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匆匆离去了。
可幸的是我大姐的女儿李文娟之女于20世纪90年代嫁到汉城。1942年我祖父去世时，外甥女李文娟才6岁，她对我祖父之葬有记忆。因此她每次赴韩探亲都前往富平华人墓地为她的外曾祖父扫墓。
1985年暑假，我与二姐杨学英、妹妹杨学芹在家乡烟台养马岛相聚。一天清晨，二姐起床后对我们说她昨晚做了一个梦：在美国的父亲去世了，她自己哭醒的。我说：梦和现实是相反的，父亲不会有事儿。下午北京来电话，说美国费城的二哥电告父亲去世了。这么巧，屈指算来父亲93岁。二哥是牧师，父亲也是基督徒，对后事并不讲究，二哥本想将父亲安葬费城，我不同意。1983年我到美国看望父亲时，每提起家乡养马岛，他都眼泪汪汪叹息不止，说什么也要让父亲叶落归根安葬在家乡养马岛。
2005年，我女儿杨阳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被邀往韩国汉城访问一年，居汉城侨领鞠柏岭先生家中，期间常由鞠先生夫妇带领去富平华人墓地扫墓。
鞠先生出生于汉城，学于汉城华侨中小学，又赴台湾读高中和大学，回汉城又攻读于韩国大学，因而精通中韩语言与文字，并曾被聘任汉城政府工作人员。这次富平华人墓地迁移消息即是鞠先生通知联系的。
有了鞠柏岭先生的帮助，我决定借此机会将祖父遗骨迁回山东家乡归根安葬。祖父1942年去世至2012年整70个年头了。
2012年4月7日，女儿杨阳陪我登机飞往韩国首尔，儿子海郎和他的妻子魏述实，还有我们的好友孙冬一起也由美国休士顿抵达首尔。此行完成祖父迁坟任务十分顺利，是爷爷的福分，令人欣慰。对往事也谈不上悲哀，与儿女一同于4月12日乘机平安回到了北京，将爷爷骨灰盒安放在家中，将拓的碑片裱成轴幅挂了起来，让爷爷在北京小孙子家多住些日子。山东家乡我已去电话打了招呼，准备好，夏天回乡为爷爷骨灰入土为安，立碑，叶落归根。
（摘自《昆嵛》）
去年初，获悉韩国仁川富平华人墓地迁移通知，祖父的坟要迁动，各项规章、移坟、火化等费用，又退安葬费若干，始终是牵涉语言文字，国与国之间存在着隔阂。我的父辈和兄姐妹都已过世，一时让我无从决断。
回想祖父幼子杨子平（从和）于1936年被日寇以“反满抗日，共产党罪”逮捕入狱，受尽酷刑。祖父与父亲倾财相救无效。一日祖父探监，叔叔说：“我是共产党，奉天特委财务部长，不要为我花钱了。”祖父立时中风不语。同年旧历七月七日，叔叔在沈阳市游街后被枪杀于浑河。再加上1941年仁川码头仓库大火，堂叔杨从谔被诬陷为共产党纵火罪，逮捕死于狱中，仁川商号遭抄关闭。1942年旧历12月20日祖父悲愤地病逝于仁川。父亲杨建民（从中）出巨资办中式大殡，不顾祖父是基督徒，购茔地，将棺材搁置着，等有朝一日运回山东家乡安葬。
我当时刚于仁川华侨小学毕业。年12岁，只记得大殡喧扬，鼓乐喇叭鞭炮齐鸣，还调动了中国和尚、道士，将整个中国街弄得好不热闹，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观者不计其数。祖父生前好友仁川同乡会会长、华侨小学校董王成鸿老先生扶棺大哭不已，各自嘱咐自己的儿子希望自己死后也能办理一个同样的中式殡葬。
那天我躲在父兄身后，只顾难为情，做悲哀状而哭不出来。
后来常跟父亲去茔地扫墓，一次父亲对我说：“这块宝地风水好，你看下边有荷花塘朝着远处两山之间……”
那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父亲担心朝鲜不安，将祖母、母亲、大哥夫妇、我和姐妹们送回国内，他与二哥守在仁川。后来日本投降，朝鲜分隔两半。1947年二哥到美国求学，国内又战争烽起，紧接着朝鲜战争发生。仁川家产损失惨重。1960年代父亲变卖仁川全部房地产，先迁到汉城，后迁台湾，只好将祖父的坟墓孤零零地留在仁川华人墓地了。
1982年父亲被二哥由台湾接到了美国费城。1983年父亲整90大寿，我前往美国探亲。他曾无奈地说：“你爷爷的坟还留在仁川，叶落归根渺茫，真是一家人七零八散。”大哥、大姐与外甥分别在哈尔滨和沈阳自尽于“文革”时期。1968年1月，母亲也逝于北京“文革”之中。1985年夏，父亲于费城终于见到我儿子杨海郎到美国留学，不久父亲就去逝了，享年93岁。可怜我的父母分离几十年未能相见。我将父亲骨灰运回山东家乡烟台养马岛与母亲一起立碑安葬了。
1989年秋，中韩尚未建交，我应韩国汉城著名企业家许采卿老先生之邀前往访问讲学。许先生帮我寻找祖父墓地和堂叔杨从谔之子杨先裕的消息，结果祖父墓地仁川商会有档案记录：“杨翼之墓地第五行，8区394号。”而堂弟杨先裕已去世。我与妻子张平良到仁川为祖父扫了墓。在父亲为祖父刻的碑旁，我也书刻了一小碑为念。记得仁川商会人员曾对我说：这一条中国街两旁都是你们老杨家的房产。我匆匆访问了仁川华侨小学，寻找了当年住家的地址，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匆匆离去了。
可幸的是我大姐的女儿李文娟之女于20世纪90年代嫁到汉城。1942年我祖父去世时，外甥女李文娟才6岁，她对我祖父之葬有记忆。因此她每次赴韩探亲都前往富平华人墓地为她的外曾祖父扫墓。
1985年暑假，我与二姐杨学英、妹妹杨学芹在家乡烟台养马岛相聚。一天清晨，二姐起床后对我们说她昨晚做了一个梦：在美国的父亲去世了，她自己哭醒的。我说：梦和现实是相反的，父亲不会有事儿。下午北京来电话，说美国费城的二哥电告父亲去世了。这么巧，屈指算来父亲93岁。二哥是牧师，父亲也是基督徒，对后事并不讲究，二哥本想将父亲安葬费城，我不同意。1983年我到美国看望父亲时，每提起家乡养马岛，他都眼泪汪汪叹息不止，说什么也要让父亲叶落归根安葬在家乡养马岛。
2005年，我女儿杨阳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被邀往韩国汉城访问一年，居汉城侨领鞠柏岭先生家中，期间常由鞠先生夫妇带领去富平华人墓地扫墓。
鞠先生出生于汉城，学于汉城华侨中小学，又赴台湾读高中和大学，回汉城又攻读于韩国大学，因而精通中韩语言与文字，并曾被聘任汉城政府工作人员。这次富平华人墓地迁移消息即是鞠先生通知联系的。
有了鞠柏岭先生的帮助，我决定借此机会将祖父遗骨迁回山东家乡归根安葬。祖父1942年去世至2012年整70个年头了。
2012年4月7日，女儿杨阳陪我登机飞往韩国首尔，儿子海郎和他的妻子魏述实，还有我们的好友孙冬一起也由美国休士顿抵达首尔。此行完成祖父迁坟任务十分顺利，是爷爷的福分，令人欣慰。对往事也谈不上悲哀，与儿女一同于4月12日乘机平安回到了北京，将爷爷骨灰盒安放在家中，将拓的碑片裱成轴幅挂了起来，让爷爷在北京小孙子家多住些日子。山东家乡我已去电话打了招呼，准备好，夏天回乡为爷爷骨灰入土为安，立碑，叶落归根。
（摘自《昆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