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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墨家在历史上昙花一现，法家助秦国成就霸业，二者政治命运截然不同。其原因在于以对人性的不同考察为逻辑起点，墨法两家提出不同救世之策。但墨家偏空想，法家偏务实。墨家的空想性表现在其兼爱及以此为基础的非攻和节用等；法家的务实性则表现在注重强兵、兴农等，二者形成鲜明对比，昭示不同结局。
关键词：墨家；法家；政治命运；人性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068-02
墨法两家都是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思想流派，但二者政治命运相异。春秋时，墨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原因在于其站在平民立場上，但其主张只是短暂流行，关键问题在于并未被君主重用，最终只能昙花一现，逐渐消失于秦汉[1]85。法家虽出现较晚，但其被秦国国君采纳，对秦统一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造成二者如此截然不同政治命运的原因为何？拙意以为，从较为宏观的维度考量，墨法两家以对人性的考察为逻辑起点，由此提出了相异的救世主张，二者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学派主张能否受到统治者的赏识。
一、墨法两家不同的人性观
事实上，墨子并未明确提出关于人性的学说，他在人性论方面的思想相当贫弱[2]292。相较之下，笔者更倾向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在《墨子》一书中虽然提到过“性”字，但都不是作为心性的意义来讲；大约出现过二十六次“情”字，情与性在先秦时是不分的。墨子曰：“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墨子·贵义篇》）由此可知，他认为情是恶的；既然情与性不分，那么情恶也就相当于性恶[2]288。另外，墨子认为，考察祸乱的结论是起于人与人之前的不相爱。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的种种罪恶，都是由人的自私自利而起。在面对利益时，人们总是先为自己考虑，所以人与人之间不相爱，这是社会大乱的根源。
关于法家性恶的论断历来存在，但严格来讲，法家更倾向人性好利论，“好利”并不等于人“性恶”。商鞅认为，利是人一切行动的根本目标，并且人生来好利，不是后天习得的结果，而是天性使然。韩非作为法家集大成者，关于其人性论说法不一，如张申的“自然人性论”[3]86-93，笔者则认为“人性好利说”更为准确，事实上，人性好利说与自然人性说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人性好利说”将人的自然本性指明为趋利的。韩非子的人性观是在向慎到、商鞅及其老师荀子①学习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认为“利”是人之间合作的重要准则，“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人性并无善质和恶质之分，人们出于生存的需要，欲利之心常有之，即使是最亲密的父子之间也是依靠利来维系的，那么对君臣而言，更是利益在发挥关键作用。所以，韩非认为用儒家的仁义道德来理解人性不可行。②
二、不同政治命运的原因分析
（一）对待人性：顺之则行，逆之则亡
面对社会的混乱，墨子极力推崇“兼爱”，这也是其思想的基础。“兼”即无差别无等级无先后顺序。因为兼，所以能爱[2]288。这一设想似乎很有道理，但殊不知，此一想法并不能实现。一方面，身处大争之世，人人都要争，不争则亡。君王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百姓盼望过上平安富足的生活，人表现出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倘若要求人人相爱，根本无法达到。况且，要求人以毫无差别的爱对待所有人与宗法传统相悖。虽然宗法制度遭到破坏，但宗法思想根深蒂固。百姓自然地先爱父母、兄弟，然后延伸到邻里朋友，最后才是陌生人。这是有差等的爱，也是最符合当时人性的爱。另一方面，墨家之道始于禹[6]21，墨子主张行夏道，恢复夏时良好的社会风气。夏代民风尚朴，人们“兼相爱”。而春秋与夏相比，时过境迁，矛盾激发，兼爱已然行不通。所以，墨子兼爱天下的风骨和气魄值得称赞，但未能感化百姓，改变社会风气。
反观法家，面对人性好利的本质，“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商君书·农战篇》）倘若君主采取这样的措施，百姓必然会积极遵守执行，专心经营农事，以获得爵位。君主和老百姓都踏实行事，整个国家就会是朴实的风气，而不会有奸臣和奸民的生存之地[7]28，更加有利于君主更好地治理国家。韩非认为对于人性好利，君主应该予以尊重，并尽可能地利用人性来更好地为君主专制服务，而不应该采取任何办法让百姓做出改变，甚至矫正[8]104。
历史证明，法家思想更易被人接受。如若按照墨家主张推行政策，只能走向绝路。所以，二者不同政治命运的诱因之一是墨家兼爱的空想性未能顺人性。在食不果腹的战乱中，根本不可能做到“兼爱”。因此，对待不同的人性面向，顺之则行，逆之则亡。
（二）空想派与务实派：非攻与强兵
因为“兼爱”，所以才主张非攻。战争影响百姓生活，墨子站在平民角度上反对战争，以达到“去乱”的目的，固然有其道理，但墨子一味反对战争，也的确比较片面。首先，春秋争战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墨子未能揭示战争的本质诱因[8]104。其次，非攻的主张与诸侯争霸的背景相背而行，即使如墨子所言“不义”，但其势不可挡。最后，非攻主张无形中与统治者的谋划相左，未能满足统治者的野心，因此不能受重用。所以非攻思想不切实际，实在难行，只能流于空想。
法家基于对人性好利，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才能在战争中获胜。一方面，法家思想顺应了统治者的好利本性，迎合其富国强兵，战胜敌人的迫切需要。商鞅在秦国先后推行两次变法，成绩卓著以致秦国士兵勇猛善战。他主张君主要设定论功行赏的规则，因势利导，奖励勇猛善战者，以达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的状态[7]4。并奖励军工者，使民非战无以要利于上[6]32，这样士兵势必会争相立功，从而保证秦国士兵在数量和质量上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军队必然会更加强大[7]95。另一方面，这些主张也同时更好地指导君主把握民众好利的本性。商鞅主张奖励军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收孥”，①（《史记·商君列传》）百姓期盼吃饱穿暖，自然会努力建立军功，赢得爵位，那么国家必会在战争中所向披靡，无一可敌。 可见，墨家偏空想，法家重务实。墨家主张看似更得人心，但其未能把握战乱的根本原因，战争不可避免。法家主张训练百姓，使百姓也可为国效力，国家富强，此主张能被统治者和百姓同时接受。统治者治理有方，霸业将成；百姓服从统治，谋生有道，百姓在闲时为“耕者”，有战事需要时全民皆兵。
（三）空想派与务实派：节用与兴农
战争不断，需要消耗大量钱财，所以要解决经济问题[2]288，所以，墨子主張节用。毋庸置疑，他在提倡节用的同时也认为要“强本”，即加强农业生产。但他重点将“节用”作为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手段[8]88，夸大了“节用”的作用，也不符合人性中好安逸享乐的本性。另外，百姓“节用”固然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但如果一定要求百姓做到处处“节用”，比如要“衣如囚，食如丐”，要遵从薄葬和非乐，这对百姓来讲无法实践，更不用说铺张浪费的统治阶级了。因此，节用抑制人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因此，统治阶级一定不会予以采纳，百姓也必定会产生怨言[1]85。庄子在其《天下》篇中也认为墨子节用的主张，使得百姓“行之难也”，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就是“反天下”和不顺应人性，定会“天下不堪”，墨家自然也就与百姓更远，离王道更远了。
与墨家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家主张通过“开源”来富民强国。商鞅变法中，通过“裂井田，开阡陌”，为土地私有制度的发展创造条件，助力秦国富强。商鞅主张把农事和战事作为国家强盛的根本途径，强调农业更是对外战争的后盾和保障。商鞅在《垦令篇》中提出鼓励百姓农耕的措施，如肃清吏治，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百姓务农提供便利条件，使百姓“归心于农”，努力发展农业[7]。另外，他在《徕民篇》中提到，秦国地广人稀，应利用土地资源优势，吸引他国百姓去秦国开垦荒地，这不仅有利于秦国农业发展，而且是对战事顺利进行的保障，更是对他国兵力资源的削弱[7]。农业生产取得进步，百姓的物质生活达到富足，从而顺应人性。
同样面对战争，墨子强调节用，法家重视改革。如此看来，法家的开源主张更切合实际，实施起来阻力更小，操作性和有效性较之墨家更加突出。作为君主，当然明白“节用”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一个国家的财政和国力状况，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不断创造财富。百姓亦知晓，人在好利的支配和驱使下，一定会设法满足欲望，要真正长期做到节用实在太难。
三、小结
一种思想的最大意义莫过于它能够指导实践。法家最大的长处是着眼实际，迎合和充分利用人的好利本性，推行改革，依法治国，才使秦国兵强国富，在群雄争战中脱颖而出。如此看来，法家的主张在先秦诸子中才是最合时宜的。而墨家最大的短处则是主张过于理想，尤其是兼爱思想的空想性。因其不切实际，最终只能流于空谈。与其说是统治者选择了法家，不如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法家。
法家与墨家分别注重实际和偏空想的主要依据就是在对待人性的判断和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思想主张。这也应该对后人有所启示：人们既要深谙人性，顺之或曰适应之。其实，人性非常复杂，往往具有多面性，因而当然要全面客观地了解它。但这并不代表要人们不采取任何行动，放任人性，尤其是人性中恶的一面，而是要凭借人的本性有效地利用，以求达到较为和谐的状态。又要认清形势，多务实才能兴邦，但历史告诉人们，法家的主张过于严苛，只能成为取胜的工具，而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良计，倘若秦国多以德治辅之，那必将会国运昌盛，百姓平安喜乐。
参考文献：
[1]薛涓.墨家学派衰落之原因探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3]张申.韩非是性恶论者吗？[J].吉林师大学报，1979（3）.
[4]吕思勉.吕思勉讲思想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5]石磊.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周晓露.商君书[M].上海：三联书店，2014.
关键词：墨家；法家；政治命运；人性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068-02
墨法两家都是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思想流派，但二者政治命运相异。春秋时，墨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原因在于其站在平民立場上，但其主张只是短暂流行，关键问题在于并未被君主重用，最终只能昙花一现，逐渐消失于秦汉[1]85。法家虽出现较晚，但其被秦国国君采纳，对秦统一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造成二者如此截然不同政治命运的原因为何？拙意以为，从较为宏观的维度考量，墨法两家以对人性的考察为逻辑起点，由此提出了相异的救世主张，二者成败的关键就在于学派主张能否受到统治者的赏识。
一、墨法两家不同的人性观
事实上，墨子并未明确提出关于人性的学说，他在人性论方面的思想相当贫弱[2]292。相较之下，笔者更倾向徐复观先生的观点。在《墨子》一书中虽然提到过“性”字，但都不是作为心性的意义来讲；大约出现过二十六次“情”字，情与性在先秦时是不分的。墨子曰：“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去恶，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墨子·贵义篇》）由此可知，他认为情是恶的；既然情与性不分，那么情恶也就相当于性恶[2]288。另外，墨子认为，考察祸乱的结论是起于人与人之前的不相爱。小到个人，大到国家的种种罪恶，都是由人的自私自利而起。在面对利益时，人们总是先为自己考虑，所以人与人之间不相爱，这是社会大乱的根源。
关于法家性恶的论断历来存在，但严格来讲，法家更倾向人性好利论，“好利”并不等于人“性恶”。商鞅认为，利是人一切行动的根本目标，并且人生来好利，不是后天习得的结果，而是天性使然。韩非作为法家集大成者，关于其人性论说法不一，如张申的“自然人性论”[3]86-93，笔者则认为“人性好利说”更为准确，事实上，人性好利说与自然人性说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人性好利说”将人的自然本性指明为趋利的。韩非子的人性观是在向慎到、商鞅及其老师荀子①学习的基础上形成的。他认为“利”是人之间合作的重要准则，“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人性并无善质和恶质之分，人们出于生存的需要，欲利之心常有之，即使是最亲密的父子之间也是依靠利来维系的，那么对君臣而言，更是利益在发挥关键作用。所以，韩非认为用儒家的仁义道德来理解人性不可行。②
二、不同政治命运的原因分析
（一）对待人性：顺之则行，逆之则亡
面对社会的混乱，墨子极力推崇“兼爱”，这也是其思想的基础。“兼”即无差别无等级无先后顺序。因为兼，所以能爱[2]288。这一设想似乎很有道理，但殊不知，此一想法并不能实现。一方面，身处大争之世，人人都要争，不争则亡。君王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百姓盼望过上平安富足的生活，人表现出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倘若要求人人相爱，根本无法达到。况且，要求人以毫无差别的爱对待所有人与宗法传统相悖。虽然宗法制度遭到破坏，但宗法思想根深蒂固。百姓自然地先爱父母、兄弟，然后延伸到邻里朋友，最后才是陌生人。这是有差等的爱，也是最符合当时人性的爱。另一方面，墨家之道始于禹[6]21，墨子主张行夏道，恢复夏时良好的社会风气。夏代民风尚朴，人们“兼相爱”。而春秋与夏相比，时过境迁，矛盾激发，兼爱已然行不通。所以，墨子兼爱天下的风骨和气魄值得称赞，但未能感化百姓，改变社会风气。
反观法家，面对人性好利的本质，“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商君书·农战篇》）倘若君主采取这样的措施，百姓必然会积极遵守执行，专心经营农事，以获得爵位。君主和老百姓都踏实行事，整个国家就会是朴实的风气，而不会有奸臣和奸民的生存之地[7]28，更加有利于君主更好地治理国家。韩非认为对于人性好利，君主应该予以尊重，并尽可能地利用人性来更好地为君主专制服务，而不应该采取任何办法让百姓做出改变，甚至矫正[8]104。
历史证明，法家思想更易被人接受。如若按照墨家主张推行政策，只能走向绝路。所以，二者不同政治命运的诱因之一是墨家兼爱的空想性未能顺人性。在食不果腹的战乱中，根本不可能做到“兼爱”。因此，对待不同的人性面向，顺之则行，逆之则亡。
（二）空想派与务实派：非攻与强兵
因为“兼爱”，所以才主张非攻。战争影响百姓生活，墨子站在平民角度上反对战争，以达到“去乱”的目的，固然有其道理，但墨子一味反对战争，也的确比较片面。首先，春秋争战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墨子未能揭示战争的本质诱因[8]104。其次，非攻的主张与诸侯争霸的背景相背而行，即使如墨子所言“不义”，但其势不可挡。最后，非攻主张无形中与统治者的谋划相左，未能满足统治者的野心，因此不能受重用。所以非攻思想不切实际，实在难行，只能流于空想。
法家基于对人性好利，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才能在战争中获胜。一方面，法家思想顺应了统治者的好利本性，迎合其富国强兵，战胜敌人的迫切需要。商鞅在秦国先后推行两次变法，成绩卓著以致秦国士兵勇猛善战。他主张君主要设定论功行赏的规则，因势利导，奖励勇猛善战者，以达到“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的状态[7]4。并奖励军工者，使民非战无以要利于上[6]32，这样士兵势必会争相立功，从而保证秦国士兵在数量和质量上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军队必然会更加强大[7]95。另一方面，这些主张也同时更好地指导君主把握民众好利的本性。商鞅主张奖励军功——“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收孥”，①（《史记·商君列传》）百姓期盼吃饱穿暖，自然会努力建立军功，赢得爵位，那么国家必会在战争中所向披靡，无一可敌。 可见，墨家偏空想，法家重务实。墨家主张看似更得人心，但其未能把握战乱的根本原因，战争不可避免。法家主张训练百姓，使百姓也可为国效力，国家富强，此主张能被统治者和百姓同时接受。统治者治理有方，霸业将成；百姓服从统治，谋生有道，百姓在闲时为“耕者”，有战事需要时全民皆兵。
（三）空想派与务实派：节用与兴农
战争不断，需要消耗大量钱财，所以要解决经济问题[2]288，所以，墨子主張节用。毋庸置疑，他在提倡节用的同时也认为要“强本”，即加强农业生产。但他重点将“节用”作为解决财政问题的主要手段[8]88，夸大了“节用”的作用，也不符合人性中好安逸享乐的本性。另外，百姓“节用”固然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但如果一定要求百姓做到处处“节用”，比如要“衣如囚，食如丐”，要遵从薄葬和非乐，这对百姓来讲无法实践，更不用说铺张浪费的统治阶级了。因此，节用抑制人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因此，统治阶级一定不会予以采纳，百姓也必定会产生怨言[1]85。庄子在其《天下》篇中也认为墨子节用的主张，使得百姓“行之难也”，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就是“反天下”和不顺应人性，定会“天下不堪”，墨家自然也就与百姓更远，离王道更远了。
与墨家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同，法家主张通过“开源”来富民强国。商鞅变法中，通过“裂井田，开阡陌”，为土地私有制度的发展创造条件，助力秦国富强。商鞅主张把农事和战事作为国家强盛的根本途径，强调农业更是对外战争的后盾和保障。商鞅在《垦令篇》中提出鼓励百姓农耕的措施，如肃清吏治，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为百姓务农提供便利条件，使百姓“归心于农”，努力发展农业[7]。另外，他在《徕民篇》中提到，秦国地广人稀，应利用土地资源优势，吸引他国百姓去秦国开垦荒地，这不仅有利于秦国农业发展，而且是对战事顺利进行的保障，更是对他国兵力资源的削弱[7]。农业生产取得进步，百姓的物质生活达到富足，从而顺应人性。
同样面对战争，墨子强调节用，法家重视改革。如此看来，法家的开源主张更切合实际，实施起来阻力更小，操作性和有效性较之墨家更加突出。作为君主，当然明白“节用”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一个国家的财政和国力状况，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不断创造财富。百姓亦知晓，人在好利的支配和驱使下，一定会设法满足欲望，要真正长期做到节用实在太难。
三、小结
一种思想的最大意义莫过于它能够指导实践。法家最大的长处是着眼实际，迎合和充分利用人的好利本性，推行改革，依法治国，才使秦国兵强国富，在群雄争战中脱颖而出。如此看来，法家的主张在先秦诸子中才是最合时宜的。而墨家最大的短处则是主张过于理想，尤其是兼爱思想的空想性。因其不切实际，最终只能流于空谈。与其说是统治者选择了法家，不如说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法家。
法家与墨家分别注重实际和偏空想的主要依据就是在对待人性的判断和解读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思想主张。这也应该对后人有所启示：人们既要深谙人性，顺之或曰适应之。其实，人性非常复杂，往往具有多面性，因而当然要全面客观地了解它。但这并不代表要人们不采取任何行动，放任人性，尤其是人性中恶的一面，而是要凭借人的本性有效地利用，以求达到较为和谐的状态。又要认清形势，多务实才能兴邦，但历史告诉人们，法家的主张过于严苛，只能成为取胜的工具，而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良计，倘若秦国多以德治辅之，那必将会国运昌盛，百姓平安喜乐。
参考文献：
[1]薛涓.墨家学派衰落之原因探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3]张申.韩非是性恶论者吗？[J].吉林师大学报，1979（3）.
[4]吕思勉.吕思勉讲思想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5]石磊.商君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周晓露.商君书[M].上海：三联书店，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