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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转型期为社会背景，以农民的宗教信仰选择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宗教信仰选择的主要动机是获得情感支持、规避风险、满足娱乐文化需求，并呈现出认知模糊、意志脆弱等特点。透过农民宗教信仰的现状，进一步探究选择行为的动机，厘清农民选择信仰宗教的心历路程，提出了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改进农民继续教育形式、文化知识普及、重构集体生活、提高社会支持等针对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转型期；农民；宗教信仰；选择行为动机
中图分类号：B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072-02
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问题，涉及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行为准则和道德信念，对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国人民的生活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农民来说，物质生活的变化给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旧的规范失效，新的规范还没有内化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农民宗教信仰的选择状况如何、其行为如何表现，动机为何，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河南大学课题组2013-2015年在河南省的调研数据。本次调研活动分两年进行，2013年度发放问卷300份，分为信教群体和非信教群体两大部分，收回有效问卷279份，回收率为93%。2014年改分散调研为集中调研，选取极具代表性的河南省驻马店A村作为重点调研地点。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2份，回收率为91%，并对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访谈，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河南是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其社会发展状况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在分散对河南驻马店、周口、漯河、信阳等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驻马店A村的宗教信仰具有信仰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自然村特征明显、社会转型期缩影突出等特征，因此对驻马店A村进行了案例研究。
驻马店A村位于驻马店确山县东部刘店镇。全镇总面积15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6 865亩，辖18个行政村，283个村民组，有村民5万余人。A村位于金牛山以东，臻头河之滨，有13个自然村，总计3 475人，916户，其中党员61人，学生567人，教师14人；有小學1所，基督教堂1处，寺庙1座。村中信基督教的人数有800多人，还有约10%的农民信仰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以及约有不到1%的农民信仰全能神、东方闪电等邪教。
二、转型期农民宗教信仰选择行为现状
（一）信仰的结构分布
调研整体性样本中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信教类型等数据分布现状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第一，在信教群体中女性的比例为67.2%，远大于男性，在非信仰群体中女性的比例也相对较高，这和农村普遍存在的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现象相符合，留守妇女成了宗教信仰的主要群体。第二，在信教群体中，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约占81.7%，高中及以上约占18.3%；在非信教群体中，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约占75.8%，高中及以上约占24.2%。总体来说信教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于非信教农民。由于自身知识储备较少，遇到问题时往往不能用科学的方式进行解决，更容易用神的力量来解释一切，走上宗教信仰的道路。第三，信教农民中健康状况为“非常好”和“比较好”的比例分别占35.8%和39.4%，身体健康状况在“一般”及以上水平的约占总数的88.3%，而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约占总数的11.6%，和非信教农民大致相同。可见对现代农民而言，身体健康状况的好坏并不能算是影响其寻求精神寄托的主要原因。第四，在对信教农民的问卷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在农村信仰基督教和佛教的居多，信仰伊斯兰教和道教的偏少。这种现象的出现跟佛教对传统民俗的深远影响、基督教近些年将自身的教义教规本土化得到快速发展壮大有直接的关系。第五，在对“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分析中发现，P=-0.003即“是否信教”与“家庭经济状况”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条件越差，农民信仰宗教的可能性就越大。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好，其所遇到的困难相较于家庭条件较好或者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民来说会更多，那么这些家庭条件差的农民就会更加需要一个精神寄托。
纵观农民的宗教信仰，同样可以用学界常用的“三多”来概括：老人多、女性多、文盲多，另外经济因素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农村中庞大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在不断壮大信教群体的队伍，一方面他们积极主动寻求精神信仰的净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生活的不如意。
（二）信仰选择的行为特征
1.认知模糊，忠诚度淡化
在对宗教信仰者的问卷调查中，“对教规教义的理解程度”一题只有44.44%的信仰者选择“大部分相信”，可想而知农民的宗教信仰是建立在对教规教义半知半解的基础上。农村讲经人的素养良莠不齐，经书中原本的丰富含义很容易被曲解，使得信徒对宗教的认知呈模糊化的状态。在繁忙的劳作和外界事物世俗化的冲击下，农民逐渐淡化了对宗教的忠诚度。在调查中有85%的信徒表示“有事就不去守礼拜了，反正没有人强行要求”。
2.意志脆弱，功利性强
中国农民的信仰“不若印度的虚玄，阿拉伯的刚毅，希伯来的自尊”[1]，是来源于生活的需要，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就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农民对鬼神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农民的祭祀“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很多的时候，鬼神在农民“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2]。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信仰者入教的动机是“消灾免祸保平安”“因灾信教”的信徒比比皆是，占总人数的60.58%。信仰宗教的农民有需求时就去教堂里守礼拜或者是到庙里烧香拜佛，当愿望实现时皆大欢喜；反之则会对“失灵”的神仙持怀疑态度、甚至嗤之以鼻全盘否定。这种心理也体现在农民见庙烧香敬拜多种神灵（“如来居中，左老聃，右孔子”[3]）上，农民的宗教信仰普遍存在泛神化现象。 三、转型期农民宗教信仰选择行为动机分析
（一）寻求情感支持
宗教通过宗教权威、宗教情感来塑造信众的共享观念，从而使其趋向于内部的同质性。集体的价值观念或宗教信仰树立的规范，会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主体参考的标准。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使得农村的人情社会淡化。农民们更加需要心理上的依赖，需要寻求互动空间，而宗教信仰中宣扬的爱人、敬人、助人的理念恰好弥补了他们的社会性需求。在宗教活动中，教友之间共同的情感倾向和宗教意识，使他们减少了很多异质的不和谐因素，集体的宗教活动能使他们获得家庭之外的归属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民信徒打交道以邻居和教友为主，分别占37.9%和31.0%。他们都很积极耐心地为其他教友分忧解难，在精神上给予安慰，物质上给予捐助。
（二）规避风险
目前农村医疗、卫生、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增加了农民“因病信教”“因灾信教”的可能性。在无力改变现实经济状况时，农民便把自己的期望投射到一种神秘的可以控制一切的力量之上。在“您最担心的因素有哪些”调查中，疾病、贫困、自然灾害所占的比例位居前列，比例分别为30.4%、19.1%和13.9%，这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医疗条件差有密切的关系。宗教信仰具有整合社会资源的作用，以集体的力量为后盾帮助农民应对生活中的风险。农民希望借助宗教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和心理伤害，神灵被认为是力量与全能的象征，能够为人们带来希望、幸福，帮助他们消灾免祸保平安，能够消除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三）文化娱乐需求
根據调查来看，农民的娱乐方式中“串门、聊天、喝茶”占34%，“看电视、影碟”占33%。农民的娱乐方式多以自娱自乐或小范围的互动为主，往往缺乏集体的娱乐方式。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对文化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呈现多元化特征，精神文化消费在农村渐渐形成普遍的需求。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无论是文化健身广场、网络场所、阅报栏还是图书馆和文化活动室都很缺乏。农民的倾诉与娱乐需求得不到实现，限制了农民的活动范围。然而宗教却有相应宽敞的场所，他们在这里能聚众祷告、布道、唱赞美诗歌、聊天跳舞，有定期的仪式性、规范性的活动，这些丰富的宗教活动能让农民们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丰富的精神文娱活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单调乏味的生活，也能够减少面对现实的压力。
四、结论
农民用宗教装扮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非正常状态”下做出的选择实则是无奈之举。主要与近年来农民信仰体系瓦解、集体生活缺失、社会关系网衰退、文化知识需求无法满足有关。因此，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改变农民精神世界装扮“自主”局面，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社会主流文化进入农民日常生活之中。
一是关注精神文明，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与当地的文化、传统文化、农民的日常生活行为相适应，打造各个地方的特色。孵化娱乐文化活动组织，鼓励农民参与，以农民为主，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激活农民娱乐文化活动。二是发展继续教育，提高农民素养。政府作为农民继续教育的主要提供者，要加大宣传力度，在一般性宣传的基础上推进入户宣传，把农民继续教育深入人心。农民继续教育学习内容要贴近农民生活实际，内容广泛的同时有针对性，做到通俗易懂。三是改进知识普及形式，加快知识传播。政府应该通过电视宣传、广播普及、网络视频演示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多方位向农民宣传文化知识；组织村庄内部的农业高手为农民讲解、示范耕种技巧讲座；帮助农民从网络上获得农产品销路，打开网络市场。四是重构集体生活，共建和谐农村。孵化更多的农民合作组织，促使农村内生秩序，提升村庄整合程度，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和道德建构，打造集体生活，塑造集体意识，形成互利互惠的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1]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M].上海：三联书店，1985.
[3]赵杏银.历代风俗诗选[M].长沙：岳麓书社，1990.
关键词：转型期；农民；宗教信仰；选择行为动机
中图分类号：B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072-02
农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农民是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中国农民的宗教信仰问题，涉及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行为准则和道德信念，对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国人民的生活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于农民来说，物质生活的变化给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旧的规范失效，新的规范还没有内化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之中，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农民宗教信仰的选择状况如何、其行为如何表现，动机为何，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河南大学课题组2013-2015年在河南省的调研数据。本次调研活动分两年进行，2013年度发放问卷300份，分为信教群体和非信教群体两大部分，收回有效问卷279份，回收率为93%。2014年改分散调研为集中调研，选取极具代表性的河南省驻马店A村作为重点调研地点。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2份，回收率为91%，并对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访谈，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河南是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其社会发展状况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在分散对河南驻马店、周口、漯河、信阳等地调研的基础上发现，驻马店A村的宗教信仰具有信仰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自然村特征明显、社会转型期缩影突出等特征，因此对驻马店A村进行了案例研究。
驻马店A村位于驻马店确山县东部刘店镇。全镇总面积15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6 865亩，辖18个行政村，283个村民组，有村民5万余人。A村位于金牛山以东，臻头河之滨，有13个自然村，总计3 475人，916户，其中党员61人，学生567人，教师14人；有小學1所，基督教堂1处，寺庙1座。村中信基督教的人数有800多人，还有约10%的农民信仰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以及约有不到1%的农民信仰全能神、东方闪电等邪教。
二、转型期农民宗教信仰选择行为现状
（一）信仰的结构分布
调研整体性样本中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信教类型等数据分布现状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第一，在信教群体中女性的比例为67.2%，远大于男性，在非信仰群体中女性的比例也相对较高，这和农村普遍存在的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现象相符合，留守妇女成了宗教信仰的主要群体。第二，在信教群体中，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约占81.7%，高中及以上约占18.3%；在非信教群体中，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约占75.8%，高中及以上约占24.2%。总体来说信教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于非信教农民。由于自身知识储备较少，遇到问题时往往不能用科学的方式进行解决，更容易用神的力量来解释一切，走上宗教信仰的道路。第三，信教农民中健康状况为“非常好”和“比较好”的比例分别占35.8%和39.4%，身体健康状况在“一般”及以上水平的约占总数的88.3%，而身体健康状况不好的约占总数的11.6%，和非信教农民大致相同。可见对现代农民而言，身体健康状况的好坏并不能算是影响其寻求精神寄托的主要原因。第四，在对信教农民的问卷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在农村信仰基督教和佛教的居多，信仰伊斯兰教和道教的偏少。这种现象的出现跟佛教对传统民俗的深远影响、基督教近些年将自身的教义教规本土化得到快速发展壮大有直接的关系。第五，在对“家庭经济状况”的相关分析中发现，P=-0.003即“是否信教”与“家庭经济状况”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条件越差，农民信仰宗教的可能性就越大。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好，其所遇到的困难相较于家庭条件较好或者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民来说会更多，那么这些家庭条件差的农民就会更加需要一个精神寄托。
纵观农民的宗教信仰，同样可以用学界常用的“三多”来概括：老人多、女性多、文盲多，另外经济因素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农村中庞大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在不断壮大信教群体的队伍，一方面他们积极主动寻求精神信仰的净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生活的不如意。
（二）信仰选择的行为特征
1.认知模糊，忠诚度淡化
在对宗教信仰者的问卷调查中，“对教规教义的理解程度”一题只有44.44%的信仰者选择“大部分相信”，可想而知农民的宗教信仰是建立在对教规教义半知半解的基础上。农村讲经人的素养良莠不齐，经书中原本的丰富含义很容易被曲解，使得信徒对宗教的认知呈模糊化的状态。在繁忙的劳作和外界事物世俗化的冲击下，农民逐渐淡化了对宗教的忠诚度。在调查中有85%的信徒表示“有事就不去守礼拜了，反正没有人强行要求”。
2.意志脆弱，功利性强
中国农民的信仰“不若印度的虚玄，阿拉伯的刚毅，希伯来的自尊”[1]，是来源于生活的需要，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就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农民对鬼神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农民的祭祀“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很多的时候，鬼神在农民“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2]。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信仰者入教的动机是“消灾免祸保平安”“因灾信教”的信徒比比皆是，占总人数的60.58%。信仰宗教的农民有需求时就去教堂里守礼拜或者是到庙里烧香拜佛，当愿望实现时皆大欢喜；反之则会对“失灵”的神仙持怀疑态度、甚至嗤之以鼻全盘否定。这种心理也体现在农民见庙烧香敬拜多种神灵（“如来居中，左老聃，右孔子”[3]）上，农民的宗教信仰普遍存在泛神化现象。 三、转型期农民宗教信仰选择行为动机分析
（一）寻求情感支持
宗教通过宗教权威、宗教情感来塑造信众的共享观念，从而使其趋向于内部的同质性。集体的价值观念或宗教信仰树立的规范，会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主体参考的标准。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使得农村的人情社会淡化。农民们更加需要心理上的依赖，需要寻求互动空间，而宗教信仰中宣扬的爱人、敬人、助人的理念恰好弥补了他们的社会性需求。在宗教活动中，教友之间共同的情感倾向和宗教意识，使他们减少了很多异质的不和谐因素，集体的宗教活动能使他们获得家庭之外的归属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农民信徒打交道以邻居和教友为主，分别占37.9%和31.0%。他们都很积极耐心地为其他教友分忧解难，在精神上给予安慰，物质上给予捐助。
（二）规避风险
目前农村医疗、卫生、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完善，增加了农民“因病信教”“因灾信教”的可能性。在无力改变现实经济状况时，农民便把自己的期望投射到一种神秘的可以控制一切的力量之上。在“您最担心的因素有哪些”调查中，疾病、贫困、自然灾害所占的比例位居前列，比例分别为30.4%、19.1%和13.9%，这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医疗条件差有密切的关系。宗教信仰具有整合社会资源的作用，以集体的力量为后盾帮助农民应对生活中的风险。农民希望借助宗教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和心理伤害，神灵被认为是力量与全能的象征，能够为人们带来希望、幸福，帮助他们消灾免祸保平安，能够消除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三）文化娱乐需求
根據调查来看，农民的娱乐方式中“串门、聊天、喝茶”占34%，“看电视、影碟”占33%。农民的娱乐方式多以自娱自乐或小范围的互动为主，往往缺乏集体的娱乐方式。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对文化需求有了更高的要求，呈现多元化特征，精神文化消费在农村渐渐形成普遍的需求。农村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无论是文化健身广场、网络场所、阅报栏还是图书馆和文化活动室都很缺乏。农民的倾诉与娱乐需求得不到实现，限制了农民的活动范围。然而宗教却有相应宽敞的场所，他们在这里能聚众祷告、布道、唱赞美诗歌、聊天跳舞，有定期的仪式性、规范性的活动，这些丰富的宗教活动能让农民们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丰富的精神文娱活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单调乏味的生活，也能够减少面对现实的压力。
四、结论
农民用宗教装扮自己的精神世界，这种“非正常状态”下做出的选择实则是无奈之举。主要与近年来农民信仰体系瓦解、集体生活缺失、社会关系网衰退、文化知识需求无法满足有关。因此，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改变农民精神世界装扮“自主”局面，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社会主流文化进入农民日常生活之中。
一是关注精神文明，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与当地的文化、传统文化、农民的日常生活行为相适应，打造各个地方的特色。孵化娱乐文化活动组织，鼓励农民参与，以农民为主，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激活农民娱乐文化活动。二是发展继续教育，提高农民素养。政府作为农民继续教育的主要提供者，要加大宣传力度，在一般性宣传的基础上推进入户宣传，把农民继续教育深入人心。农民继续教育学习内容要贴近农民生活实际，内容广泛的同时有针对性，做到通俗易懂。三是改进知识普及形式，加快知识传播。政府应该通过电视宣传、广播普及、网络视频演示等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多方位向农民宣传文化知识；组织村庄内部的农业高手为农民讲解、示范耕种技巧讲座；帮助农民从网络上获得农产品销路，打开网络市场。四是重构集体生活，共建和谐农村。孵化更多的农民合作组织，促使农村内生秩序，提升村庄整合程度，为村庄提供公共服务和道德建构，打造集体生活，塑造集体意识，形成互利互惠的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1]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M].上海：三联书店，1985.
[3]赵杏银.历代风俗诗选[M].长沙：岳麓书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