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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阳下的杭州，风吹在脸上温润如玉，阳光般的柔美。获悉鲁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先生赴杭州演讲，我们趁其在杭逗留之时对他进行了简短的采访。陈老有着平易近人的学者风度，其渊博的学识、风趣的语言深深感染了笔者，但更让人感动的是其对鲁迅研究事业的孜孜以求，和一份于浮躁人世间仍坚守的清雅淡定。
“我感到，除开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鲁迅而外，鲁迅身上的颜色还曾被涂成了红色和灰色……”就这样，陈漱渝娓娓道起来了：
在陈漱渝的眼中，“红色”二字，并不是象征鲁迅身上固有的革命性，而是专指对鲁迅的神化和拔高。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前屡见不鲜，其表现就是把鲁迅的一言一行都摆在绝对正确的位置，让鲁迅为某种狭隘的功利目的或现行政策服务。比如，学习鲁迅，只生一个孩子；学习鲁迅，评《水浒》，批孔子，批党内走资派……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对神化、拔高鲁迅的文化现象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通过对鲁迅作品的娱乐阅读、浅表化阅读，将鲁迅庸俗化。近些年来，有人着力宣传鲁迅的人间性，说鲁迅是一位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和蔼可亲、爱开玩笑、非常幽默的老人；说鲁迅爱住宽敞的房屋，爱吃精美的火腿，爱看好莱坞的影片，去电影院之前还喜欢坐车兜风。总之，鲁迅生活非常“精致”。
对于这种现象，陈漱渝称之为是对鲁迅的“灰色”涂抹。他认为离开了鲁迅的独异性谈他的平凡性，离开了鲁迅的卓越性谈他的人间性，离开了鲁迅的超越性谈他的局限性，那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反而会扭曲鲁迅的形象，以对鲁迅负面性的个体化理解，冲淡或取代了对鲁迅经典化理解。
那么除了鲁迅的红色和灰色之外，他的本色到底是什么呢？
一位天马行空的文化大师
“我觉得，首先，鲁迅是一位具有天马行空精神的文化大师。这种天马行空的精神也就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创新精神。”陈漱渝说，天马是汉武帝时从西域大宛国得到的一匹汗血马，它能在空中奔驰，气势豪放，不受约束。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鲁迅认为，天马行空的精神就是一种跟萎靡锢蔽决不调和的精神，就是一种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精神。
鲁迅的天马行空精神当然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比如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没有停留在对日记小说体裁的移植仿效，而是把果戈理同名小说中对平庸弱小人物的同情提升到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新高度。文末的“救救孩子”，也并非一个精神受虐者个人的呼救之声，而成为了对整个封建体制的反叛之声。
鲁迅小说创作的创新精神同时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早在1923年10月8日，雁冰(茅盾)就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读〈呐喊〉》一文，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雁冰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鲁迅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指出了鲁迅这一创新对后继者的启示和带动。
鲁迅的文学语言字斟句酌，炉火纯青。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心得时，鲁迅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鲁迅的创新精神当然也表现在学术领域。鲁迅编撰文学史，不但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精神和辑佚的方法，而且也大胆运用了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因而能在尊重前人论断的同时说出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来。他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就主张既采用外国优良的艺术规律，加以发挥；又择取中国遗产，融合新机，用一块木板，几柄刻刀，迅速反映现代社会的魂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一位“有思想的文学家”
“其次，鲁迅的本色之二，是他以‘有思想的文学家’现身于中国现代文坛。这种有思想的作家并不多见。如果说，有人解构鲁迅作为‘革命家’的形象，是想使鲁迅研究挣脱极左思潮干扰，使鲁迅研究回归学术，动机不无合理之处；那么主张解构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形象，则更令人疑惑不解。”陈漱渝说。
一般来说，艺术家与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不同：艺术家重感觉，思想家重抽象；艺术家重个别事物，思想家重普遍规律。因此一个人要想在理论思维与艺术创作两方面都屹立于时代潮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然而，鲁迅却把严谨的逻辑、深刻的思辨与生动的形象融合在一起，把“思”和“诗”、文学和哲学融合在一起，以思想家的睿智去从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容涵了巨大的思想力和艺术力量，因而成为了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思想家兼艺术家。
1937年，鲁迅去世1年，日本东京改造社准备出版《大鲁迅全集》，约请鲁迅的一些友人撰写书评。当时郁达夫写了一篇《鲁迅的伟大》，指出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
谈及鲁迅的思想，陈漱渝补充道：“我还想澄清一个问题。现在研究鲁迅的文章中有一些时髦词语，比如终极价值、终极目的。这些概念跟鲁迅思想完全是背离的。鲁迅认同的只有‘中间物’意识，而从来不讲时髦终极意识。”
“那么鲁迅到底有些什么思想呢？据我所知，现在出版了很多关于鲁迅文学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教育思想、科学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经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文学家能有如此丰富的思想，在作家群中实可谓凤毛麟角。不过，在我看来，鲁迅思想中最为丰富、最为系统的是他的人学思想。”对此陈漱渝不无感慨，“鲁迅不仅以‘面子’为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广泛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诸多负面因素，如官瘾、好斗、围观、健忘……而且还提出了构建新型民族性格的正面主张，这很不容易。”
一位以笔为枪的民主斗士
“鲁迅的本色之三，表现为他是一个斗士；或者说，斗争是鲁迅的生命要素。我们民族不缺乏谋士，不缺乏看客，不缺乏实用主义者，真正缺乏的是作为民族脊梁的斗士。何谓‘斗士’？”陈漱渝说，在鲁迅看来，像李逵那样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人不是真正的斗士，因为他没有认准战斗的目标；像许褚那样赤膊上阵结果身中数箭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斗士，因为他不讲究斗争的策略。真正的斗士应该是目的纯正、是非分明并且讲究斗争艺术的人。
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坛斗士，因为在他心目当中，文学是一种社会责任，是一种行动方式。鲁迅有着强烈的政治情怀。在尊重文艺自身规律的前提下，他毫不讳言文艺的革命功利性，并且能够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他不承认在现在的社会里有什么“为人类的艺术”，不相信文艺家可以完全超出于人世间。他强调“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鲁迅的斗争本色，就在被一般人视为最具有私密性的情书中也表露无遗。在《两地书·序言》中，鲁迅就谈到这本书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正是在这本书中，鲁迅明确告诉许广平：“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世界上多留一些缺憾。”直到临终前鲁迅还说：“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
今年是鲁迅诞生13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有75年了。鲁迅临终前曾留下遗言：“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言行符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能帮助我们立身处世，那就应该成为我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不可忘记，不能忘记，永远不会忘记，像一粒种子，发芽，滋长，生根，结实，一直传流下去。”陈漱渝认为，这就是鲁迅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
“我感到，除开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鲁迅而外，鲁迅身上的颜色还曾被涂成了红色和灰色……”就这样，陈漱渝娓娓道起来了：
在陈漱渝的眼中，“红色”二字，并不是象征鲁迅身上固有的革命性，而是专指对鲁迅的神化和拔高。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和“文革”之前屡见不鲜，其表现就是把鲁迅的一言一行都摆在绝对正确的位置，让鲁迅为某种狭隘的功利目的或现行政策服务。比如，学习鲁迅，只生一个孩子；学习鲁迅，评《水浒》，批孔子，批党内走资派……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对神化、拔高鲁迅的文化现象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通过对鲁迅作品的娱乐阅读、浅表化阅读，将鲁迅庸俗化。近些年来，有人着力宣传鲁迅的人间性，说鲁迅是一位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和蔼可亲、爱开玩笑、非常幽默的老人；说鲁迅爱住宽敞的房屋，爱吃精美的火腿，爱看好莱坞的影片，去电影院之前还喜欢坐车兜风。总之，鲁迅生活非常“精致”。
对于这种现象，陈漱渝称之为是对鲁迅的“灰色”涂抹。他认为离开了鲁迅的独异性谈他的平凡性，离开了鲁迅的卓越性谈他的人间性，离开了鲁迅的超越性谈他的局限性，那是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的，反而会扭曲鲁迅的形象，以对鲁迅负面性的个体化理解，冲淡或取代了对鲁迅经典化理解。
那么除了鲁迅的红色和灰色之外，他的本色到底是什么呢？
一位天马行空的文化大师
“我觉得，首先，鲁迅是一位具有天马行空精神的文化大师。这种天马行空的精神也就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创新精神。”陈漱渝说，天马是汉武帝时从西域大宛国得到的一匹汗血马，它能在空中奔驰，气势豪放，不受约束。鲁迅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鲁迅认为，天马行空的精神就是一种跟萎靡锢蔽决不调和的精神，就是一种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精神。
鲁迅的天马行空精神当然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比如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没有停留在对日记小说体裁的移植仿效，而是把果戈理同名小说中对平庸弱小人物的同情提升到了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新高度。文末的“救救孩子”，也并非一个精神受虐者个人的呼救之声，而成为了对整个封建体制的反叛之声。
鲁迅小说创作的创新精神同时表现在艺术形式上。早在1923年10月8日，雁冰(茅盾)就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读〈呐喊〉》一文，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雁冰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鲁迅小说在形式上的创新意义，而且指出了鲁迅这一创新对后继者的启示和带动。
鲁迅的文学语言字斟句酌，炉火纯青。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心得时，鲁迅说：“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
鲁迅的创新精神当然也表现在学术领域。鲁迅编撰文学史，不但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精神和辑佚的方法，而且也大胆运用了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因而能在尊重前人论断的同时说出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来。他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就主张既采用外国优良的艺术规律，加以发挥；又择取中国遗产，融合新机，用一块木板，几柄刻刀，迅速反映现代社会的魂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一位“有思想的文学家”
“其次，鲁迅的本色之二，是他以‘有思想的文学家’现身于中国现代文坛。这种有思想的作家并不多见。如果说，有人解构鲁迅作为‘革命家’的形象，是想使鲁迅研究挣脱极左思潮干扰，使鲁迅研究回归学术，动机不无合理之处；那么主张解构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形象，则更令人疑惑不解。”陈漱渝说。
一般来说，艺术家与思想家的思维方式不同：艺术家重感觉，思想家重抽象；艺术家重个别事物，思想家重普遍规律。因此一个人要想在理论思维与艺术创作两方面都屹立于时代潮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然而，鲁迅却把严谨的逻辑、深刻的思辨与生动的形象融合在一起，把“思”和“诗”、文学和哲学融合在一起，以思想家的睿智去从事文学创作，在作品中容涵了巨大的思想力和艺术力量，因而成为了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思想家兼艺术家。
1937年，鲁迅去世1年，日本东京改造社准备出版《大鲁迅全集》，约请鲁迅的一些友人撰写书评。当时郁达夫写了一篇《鲁迅的伟大》，指出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
谈及鲁迅的思想，陈漱渝补充道：“我还想澄清一个问题。现在研究鲁迅的文章中有一些时髦词语，比如终极价值、终极目的。这些概念跟鲁迅思想完全是背离的。鲁迅认同的只有‘中间物’意识，而从来不讲时髦终极意识。”
“那么鲁迅到底有些什么思想呢？据我所知，现在出版了很多关于鲁迅文学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教育思想、科学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已经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文学家能有如此丰富的思想，在作家群中实可谓凤毛麟角。不过，在我看来，鲁迅思想中最为丰富、最为系统的是他的人学思想。”对此陈漱渝不无感慨，“鲁迅不仅以‘面子’为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广泛剖析了中国国民性的诸多负面因素，如官瘾、好斗、围观、健忘……而且还提出了构建新型民族性格的正面主张，这很不容易。”
一位以笔为枪的民主斗士
“鲁迅的本色之三，表现为他是一个斗士；或者说，斗争是鲁迅的生命要素。我们民族不缺乏谋士，不缺乏看客，不缺乏实用主义者，真正缺乏的是作为民族脊梁的斗士。何谓‘斗士’？”陈漱渝说，在鲁迅看来，像李逵那样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人不是真正的斗士，因为他没有认准战斗的目标；像许褚那样赤膊上阵结果身中数箭的人也不是真正的斗士，因为他不讲究斗争的策略。真正的斗士应该是目的纯正、是非分明并且讲究斗争艺术的人。
鲁迅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坛斗士，因为在他心目当中，文学是一种社会责任，是一种行动方式。鲁迅有着强烈的政治情怀。在尊重文艺自身规律的前提下，他毫不讳言文艺的革命功利性，并且能够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好。他不承认在现在的社会里有什么“为人类的艺术”，不相信文艺家可以完全超出于人世间。他强调“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鲁迅的斗争本色，就在被一般人视为最具有私密性的情书中也表露无遗。在《两地书·序言》中，鲁迅就谈到这本书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正是在这本书中，鲁迅明确告诉许广平：“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在他的世界上多留一些缺憾。”直到临终前鲁迅还说：“我是要战斗，到死才完了。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
今年是鲁迅诞生13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有75年了。鲁迅临终前曾留下遗言：“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言行符合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能帮助我们立身处世，那就应该成为我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不可忘记，不能忘记，永远不会忘记，像一粒种子，发芽，滋长，生根，结实，一直传流下去。”陈漱渝认为，这就是鲁迅文化遗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