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是惩罚处所，是人类文明投下的阴影。但在不同时代和管理模式的监狱里，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思想以至文明成果。
　　清代：庾毙是“万能死因”
　　在清代，监狱里的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当时叫做“庾毙”，曾经当过四川按察使（主管政法的副省长）的清人张集馨在其自撰年谱中说：“前此通省庾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一个省每年非正常死亡的在押人员，竟高达一两千号人。
　　之所以有这种超高的致死率，直接原因是清代监狱的生存条件高度恶化，犯人受到非人对待，但归根结底，弊根在于监狱管理者的权力恶性膨胀。
　　文学家、桐城派祖师方苞曾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因受一起文字狱的牵连，被关进了刑部大牢。狱中禁卒为所欲为、鱼肉在押人员的丑恶现象给方苞留下了深刻印象，出狱后，他写了一篇《狱中杂记》。
　　方苞说，他在刑部大牢中看到“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每天都有三四个“庾毙”的犯人被从墙洞里抬出去，觉得不可思议。同狱中有一位姓杜的监友原是洪洞县知县，见多识广，他告诉方苞：“现在气候顺正，死者尚稀，往年这时候，每日也有病死数十人的。”
　　“庾毙”实际上是一个“万能死因”，不管是真的因病不治，还是其他非正常死亡都可以称为“庾毙”，更重要的是，如此官府不用负责。
　　《狱中杂记》最后还说，有些奸狡的人因长期关在牢里，干脆和狱卒内外勾结，不出去了，他们在牢里负责惩罚犯人，帮狱卒勒索财物，自己也捞了些钱。比如山阴县有个姓李的，因杀人被关在监狱里，用这种办法每年也能搞到几百两银子。
　　民国之后：法治文明之下的惩罚和教化功能
　　中国现代监狱来自以站笼、黑牢为代表的清代监狱的改良。修律大臣沈家本在1907年的奏折中，即称许外国监狱之“衣食洁而居处安”，且有运动场和教诲室，“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倡言设立模范监狱。因此民元前后的新式监狱大多采用了全景透视和中心控制的放射性布局方式，并辅助以教化、劳动训练功能。
　　这一思路大体为国民政府继承。半步桥监狱是一时之模范，虽在首都南移后，仍勉力维持。在一份1934年基督教青年会的参观报告中，提到犯人暑天三天洗一次澡，伙食则为每餐两个窝头加咸菜与青菜汤，可接受低等国文教育，所种菜蔬自给等。
　　刑讯的野蛮、狱卒的横暴和政治犯的优容、管理的松散，是在民国监狱里同时存在的现实，无庸讳言。即使是在传说中的人间地狱渣滓洞，狱友们也可秘密绣红旗、抚养小萝卜头以致私藏武器组织暴动，灭绝人性的杀戮，则发生在国民党政权溃败之际。
　　建国后，在监狱管理上远比国民党时期严密。对于政治犯和思想犯，大多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单独囚禁。“文革”后，开始走向法治，彭真即是其中代表。“文革”后他主持立法，并在“两案”审判中倡导引入律师辩护。
　　“秦城囚徒”谢韬在逝世之前，提出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这也是中国现代监狱面临的身世之疑。在一百年的反复扭曲之后，它们是否能真正回到法治文明的本位，承担真正意义上的惩罚和教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