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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内外罪与罚·案例1
监狱作为一个改造教育犯人的场所，为何会发生二次犯罪、三次犯罪？监狱教育带给了我们什么？他们的故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监狱文化的某个侧面。
齐红的“狱霸”经历
一则登在《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让许多人知道了齐红，这个身高1.85米的大汉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300多个窃听偷拍器材。这事发生在2011年。
在那则报道中，他揭露了一家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曾有过15年牢狱经历，后来还升为所在监区犯人自治的管理层。他的经历，体现出监狱文化的某个侧面。
1991年，在看守所呆了两年后，齐红开始监狱生涯。那里所有人争夺的只有一项利益，就是千方百计多挣分。分——决定了减刑，决定了你能不能早点回家。
分靠什么得来的呢？齐红回忆，除了无止境的劳动，“必须检举别人、互相监督、表现自己，必须对法院所有的判定无条件服从”。而要检举一个人是很容易的。
监狱还成立了六人联保小组，六人互相监督，24小时生活、生产的任何时间内，必须在一起，睡觉时都排着睡。当他们关系变好，就会受到挑拨。
在监狱呆到第七八个年头的时候，齐红担任学习管理员，写各种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也开始挣分减刑了。后来，又升为监区犯人自治第一把手。多年以来，他积攒了不可挑战的威望。但更多的人想把他拖入泥潭，他们可以为了把管理者拿下筹划半年的时间，找哪个队长告，哪个队长的特点是什么，都暗中分析。
2004年，一同从监狱出来的人跟着他，高呼要成立黑社会。看到街上行人冷漠而麻木的表情，他忍不住想，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奋斗的结局么？
内蒙古越狱逃犯：
监狱生活和扭曲人生
2009年10月17日，呼和浩特第二监狱发生一起越狱事件。李洪斌、乔海强等4名在押罪犯捅死一名狱警，并将另一名狱警捅伤后脱逃。越狱前半个月他们就已开始谋划。
在公安部A级通缉令上，乔海强有一张略带浮肿的脸。他在4个内蒙古越狱犯中年龄最大，28岁。2004年，因抢劫入狱，服刑5年后的10月17日，他和3人一起，杀狱警，伤门卫后逃出。在围捕中，他割喉自杀，未成功，从三楼跳下，依然活着。
在后来的审讯中，他极为配合，问什么答什么，还供出越狱主谋。原本，他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长期的服刑生活，使他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监狱人格”：自卑、多疑、敏感。乔海强在监狱里的生活，并不顺利。他第一年背砖的时候，一个手指头被砖砸坏了。结果不背砖了，相对轻松了很多。后来，有一名犯人跳楼，他正经过，被砸了一下，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家人说，2008年他被减刑至18年。家人认为有盼头了。乔海强也对弟弟说过，过个十几年就出狱了。他出狱的打算，是回城市做个小买卖，闯荡闯荡，也还是一辈子。
但家人盼来的是他的两次逃狱。
“罪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各种文化交融、碰撞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各类腐朽思想的侵蚀。”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长颜炳强表示，近年来不断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成员入狱服刑，他们在狱内又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新的团伙，“我是流氓我怕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观念出现。在入狱前是犯罪的根源，入狱后则成为抗拒改造的原动力，妄图使狱内成为“流氓的沃土，恶棍的乐园”；弱势群体罪犯入狱后为寻求“保护”往往加入或非自觉地加入这类群体。
哲学家萨特说过“存在就是合理”。乔海强，并不是孤例。
监禁会将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顽固的、习惯性的犯罪人？
“干坏事的不总是坏人。”石家庄某刑警中队长抓了几十年罪犯，有一件事使他印象深刻，“我们抓了一个偷自行车的小孩，不止一次，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这个孩子的处罚是，治安罚款200元钱，拘留7天，考虑到他的年龄，这算是轻的。孩子父母对拘留7天没有任何意见，但罚款200元却几乎要了他们的命。两口子都跪下了。夫妻俩都下岗，一个月500块钱的收入，上面还有一个老人，一个月刨去房租、水电费，只剩300元。就算别的什么也不买、不花，光吃饭，平均到每天也就是10元钱。4个人一天10元的伙食费，那是个什么概念？”
不管是一些贫困家庭子女的“N次进宫”，还是李双江之子的“二次坑爹”，都在向社会传递着一个讯息：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现象，说明我国的少年犯矫正机制还有待完善。
英国著名犯罪学家莫里森认为：监禁会将一个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一个顽固的、习惯性的犯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监禁，监禁机构不可能教给少年犯罪人在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行为方式。
“中国社会中，对少年犯现行的教化机制真的有效吗？我对此持悲观态度！”犯罪学家沈杰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在一些地区的少管所里，管教们某种程度上也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他们中有多少人真正秉承着应有的职业操守，去切实感化教育这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再说到一些社区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过程中，已经先行给教化对象贴上了诸如‘失足’、‘闲散’一类的标签，这首先就没有考虑到教化对象希望洗心革面的心理需求。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改造制度，从理念到机制都需要做出调整。”
监狱作为一个改造教育犯人的场所，为何会发生二次犯罪、三次犯罪？监狱教育带给了我们什么？他们的故事，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监狱文化的某个侧面。
齐红的“狱霸”经历
一则登在《南方周末》头版的报道让许多人知道了齐红，这个身高1.85米的大汉从上百名官员的汽车、办公室或是卧房拆出300多个窃听偷拍器材。这事发生在2011年。
在那则报道中，他揭露了一家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曾有过15年牢狱经历，后来还升为所在监区犯人自治的管理层。他的经历，体现出监狱文化的某个侧面。
1991年，在看守所呆了两年后，齐红开始监狱生涯。那里所有人争夺的只有一项利益，就是千方百计多挣分。分——决定了减刑，决定了你能不能早点回家。
分靠什么得来的呢？齐红回忆，除了无止境的劳动，“必须检举别人、互相监督、表现自己，必须对法院所有的判定无条件服从”。而要检举一个人是很容易的。
监狱还成立了六人联保小组，六人互相监督，24小时生活、生产的任何时间内，必须在一起，睡觉时都排着睡。当他们关系变好，就会受到挑拨。
在监狱呆到第七八个年头的时候，齐红担任学习管理员，写各种文章发表在报纸上，也开始挣分减刑了。后来，又升为监区犯人自治第一把手。多年以来，他积攒了不可挑战的威望。但更多的人想把他拖入泥潭，他们可以为了把管理者拿下筹划半年的时间，找哪个队长告，哪个队长的特点是什么，都暗中分析。
2004年，一同从监狱出来的人跟着他，高呼要成立黑社会。看到街上行人冷漠而麻木的表情，他忍不住想，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奋斗的结局么？
内蒙古越狱逃犯：
监狱生活和扭曲人生
2009年10月17日，呼和浩特第二监狱发生一起越狱事件。李洪斌、乔海强等4名在押罪犯捅死一名狱警，并将另一名狱警捅伤后脱逃。越狱前半个月他们就已开始谋划。
在公安部A级通缉令上，乔海强有一张略带浮肿的脸。他在4个内蒙古越狱犯中年龄最大，28岁。2004年，因抢劫入狱，服刑5年后的10月17日，他和3人一起，杀狱警，伤门卫后逃出。在围捕中，他割喉自杀，未成功，从三楼跳下，依然活着。
在后来的审讯中，他极为配合，问什么答什么，还供出越狱主谋。原本，他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长期的服刑生活，使他形成了一种典型的“监狱人格”：自卑、多疑、敏感。乔海强在监狱里的生活，并不顺利。他第一年背砖的时候，一个手指头被砖砸坏了。结果不背砖了，相对轻松了很多。后来，有一名犯人跳楼，他正经过，被砸了一下，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家人说，2008年他被减刑至18年。家人认为有盼头了。乔海强也对弟弟说过，过个十几年就出狱了。他出狱的打算，是回城市做个小买卖，闯荡闯荡，也还是一辈子。
但家人盼来的是他的两次逃狱。
“罪犯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各种文化交融、碰撞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各类腐朽思想的侵蚀。”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长颜炳强表示，近年来不断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成员入狱服刑，他们在狱内又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新的团伙，“我是流氓我怕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等观念出现。在入狱前是犯罪的根源，入狱后则成为抗拒改造的原动力，妄图使狱内成为“流氓的沃土，恶棍的乐园”；弱势群体罪犯入狱后为寻求“保护”往往加入或非自觉地加入这类群体。
哲学家萨特说过“存在就是合理”。乔海强，并不是孤例。
监禁会将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顽固的、习惯性的犯罪人？
“干坏事的不总是坏人。”石家庄某刑警中队长抓了几十年罪犯，有一件事使他印象深刻，“我们抓了一个偷自行车的小孩，不止一次，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这个孩子的处罚是，治安罚款200元钱，拘留7天，考虑到他的年龄，这算是轻的。孩子父母对拘留7天没有任何意见，但罚款200元却几乎要了他们的命。两口子都跪下了。夫妻俩都下岗，一个月500块钱的收入，上面还有一个老人，一个月刨去房租、水电费，只剩300元。就算别的什么也不买、不花，光吃饭，平均到每天也就是10元钱。4个人一天10元的伙食费，那是个什么概念？”
不管是一些贫困家庭子女的“N次进宫”，还是李双江之子的“二次坑爹”，都在向社会传递着一个讯息：未成年人的重新犯罪现象，说明我国的少年犯矫正机制还有待完善。
英国著名犯罪学家莫里森认为：监禁会将一个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一个顽固的、习惯性的犯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监禁，监禁机构不可能教给少年犯罪人在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行为方式。
“中国社会中，对少年犯现行的教化机制真的有效吗？我对此持悲观态度！”犯罪学家沈杰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在一些地区的少管所里，管教们某种程度上也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他们中有多少人真正秉承着应有的职业操守，去切实感化教育这些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再说到一些社区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过程中，已经先行给教化对象贴上了诸如‘失足’、‘闲散’一类的标签，这首先就没有考虑到教化对象希望洗心革面的心理需求。因此，在我看来，我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改造制度，从理念到机制都需要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