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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风暴肆虐全球的今天，各大媒体都在倒闭的危机下谨慎度日，而创办《新闻周刊》的阿斯特家族好孙们却无暇顾及这些。他们在争夺阿斯特夫人遗产的大战中把自己都搞得有点疲惫了，但如今新一轮的审判即将开始，所有人都得强打起精神，希望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85岁的马歇尔穿着有些起皱的布鲁克斯兄弟套装，表情凝重地朝法庭的方向走去。他，马歇尔阿斯特，是纽约上流社会永远的慈善偶像——阿斯特夫人的独子，却被指控侵吞了母亲数千万美元的资产。在新一轮的法庭审判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次法官会相信哪一种说法：有过三次婚姻的阿斯特夫人，是一个充满控制欲，不断给独子轻视的坏母亲，还是一个起初对儿媳查琳不满，最后却愿意将慈善用途的6000万美元拿来补偿这对夫妇的善婆婆，抑或只是一个被老年痴呆症折磨和被儿子利用的老妇人?
慈善女王的遗产
这是一个年过百岁的母亲和一个80多岁等着继承遗产的儿子之间的故事，而导火线早在2005年阿斯特夫人去世前就已经点燃。她的孙子菲利普联合祖母的好友一起将自己的父亲，阿斯特夫人的独于马歇尔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控制着祖母4500美元财产，却不愿在她身上多花1分钱。
在2000年以前，虽然阿斯特夫人仍像电影明星般展示出纽约女王的模样。但老年痴呆症却已经开始悄悄侵袭她的大脑。2000年12月，马歇尔写了一封长信给医生描述母亲的症状，经过检查，医生宣布她得了阿尔茨海默茨综合征。疾病带来的改变相当明显，然而与悉心照料相反的是。马歇尔辞去了母亲的法国厨师、减少了护士人数，还拒绝为她购买化妆品。此后，马歇尔拿走了她的支票簿，她身上剩下的钱还不够付小费的。已经失去抗议能力的老太太会花数个小时把她的美元数来数去，但再数它们也不会多出一分米。就这样，在此后的2002年、2003年和2004年中，马歇尔与律师合谋，强迫母亲根据他的意愿三次修改遗嘱。
她还不知道的是。她最忠诚的管家被以自己的名义开除；她最喜欢的、原本答应留给大都会博物馆的名画《Flags，Fifth Avenue》被马歇尔以1000万美元卖掉了，而她位于缅因州的Cove End别墅也被转移到马歇尔第三任妻子查琳名下……2005年，马歇尔因为经费问题，关闭了Holly Hill，正是这一举动让阿斯特夫人的好友Annette de Ia renta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到了2007年11月，对安东尼·D·马歇尔的指控已经升级到了犯罪级别，这位84岁的老头面临着18项有关对她母亲资产不当处理的指控。
谁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2009年5月7日的早上，狗仔队拍到了查琳独自啜泣的场景。当她走出电梯，到达15层的审判室时，马歇尔试图安慰她，但她还是哭得很厉害。今天是她与马歇尔的第17个结婚纪念日，而她一大早收到的礼物竟然是《纽约时报》上关于她的一页报道——把她评论成一个阿斯特遗产案件中的小人。
没错，查琳被煤体描绘成一个充满野心的女人，她对社会权力和地位的渴望促使她的丈夫马歇尔利用了自己的母亲。根据《纽约每日新闻》的报道，查琳已经厌倦了“跟教堂老鼠一样穷困”的生活，希望自己的下半生能过得像个贵族。然而就算有耐心等待，查琳也很难在这场遗产争夺战中得到多少好处，除却马歇尔的两个前妻和两个孩子不说，更重要的是，阿斯特夫人对她本人就没什么好感。
1998年，阿斯特夫人和她的朋友及邻居大卫·洛克菲勒乘私人飞机前去白宫接受克林顿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当时查琳的无礼让阿斯特夫人尴尬至极，她看到名流就迫不及待地上前搭话，并突然跑进正被记者拍摄的场景中。查琳的一个朋友也记得阿斯特夫人的不满，当时查琳穿善彩色的上衣和谐子去参加一个black-tie慈善聚会，一向注重仪容，在90岁还因为独特的着装品位得到过《Vogue》杂志特别奖的阿斯特夫人对着打扮得五颜六色的查琳吼出一句“你到底装扮了没有?”而郁闷的查琳在听到婆婆对自己“no Style，noNeck”的评价之后，第二天却披了一条更加鲜艳的蓝色围巾。
不知道是不是因此阿斯特夫人才似乎带点故意性地留下遗嘱：马歇尔会继承她价值500万美元的地产，并从信托基金中得到每年多选400万美元的支票，但如果他在母亲去世前离开，所有的这些将会留给慈善用途，而不是儿媳查琳。她留给这位儿媳的礼物只是两件毛皮大衣和一条Van Cleef＆Arpels的钻石项链。更有媒体报道说当时阿斯特夫人因病住院，马歇尔夫妇不得不取消了度假。而在面对痛床上的婆婆时，查琳竟抱怨说：“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生病来破坏我们的假期呢?”两人的交恶被媒体炒得沸拂扬扬，因此，现在所有的矛头似乎都指向了查琳。
不过，或许是我们对案情中虐待老人的指控太过痛心，以至于忽略了这一案件中更为隐秘的一面——大都会博物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这两所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两者都是靠着旧友社会财富的扶持而逐渐成为纽约的顶尖机构的，在得知阿斯特夫人遗嘱中留给它们的那一份被马歇尔阴谋瓜分后，他们找了成批的律师去听证会听审，眼睛死死盯着他们真正的心头肉——那些财产。
一场没有赢家的争夺战
关于财富，卡内基曾经这么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来自纽约上流社会的财富持有者们通常会用慈善捐赠来衡量自己是否有资格被称为“社会的支柱”。而阿斯特夫人，纽约上流社会永远的慈善偶像，却在身后成为这场旷日持久的遗产丑闻的导火线，也让阿斯特家族的灿烂光环一点点被隐没。
既然阿斯特夫人遭受到如此残忍的待遇长达数年，为什么没有一个她的朋友提前站出来叫停呢?阿斯特家族的旧式隐私意识和小心谨慎的态度就是答案。一位女士只能与牧师，家人、心理医生和律师谈论自己的私人问题，最亲密的朋友显然不在此列。马歇尔控制住了她的律师，从而便能负责她的医疗治理和钱包拉链，没有一个人可以处在合法的位置上采取行动。
对阿斯特夫人而言，她的溺爱也是造成最后局面的原因之一。她一直在给儿子某种保险：给他买下价值290万美元的别墅、给他每年45万美元的工资，在自己年事渐高时给他绝对的资产管理权，而从未让他经济独立过。
在阿斯特夫人生命的最后10年里，只有孙子菲利普跟她亲近。这位Roger williams大学的教授是一个佛教徒，而且继承了祖母那温和、睿智的特性。他给她朗读诗歌、按摩头部，并且对自己父母对待祖母的行为忍无可忍。2005年，菲利普试图联合自己的兄弟埃里克一起把父母告上法庭，却遭到了拒绝。然而后来马歇尔还是因为恼怒埃里克提前知道弟弟的意图却没有告知他而跟埃里克也断绝了父子关系。当然，从2006年菲利浦找到Annette De la Ranta和大卫洛克菲勒作自己同盟的时候，他也不再被承认是马歇尔的儿子了。事实上这也没有太大影响，因为自1961年马歇尔和第一任太太离婚后。父子三人就很少见面，1 964年的日程记录上显示，他和两个儿子会面的次数仅为八次。
贪婪和为所欲为造成的痛苦渗透进了每一个人的生活。诸如“恶棍马歇尔”这样的头条大大提升了报纸的销量——这恐怕是阿斯特家族的慈善事业给纽约送上的又一份礼物。而与此同时，乌歇尔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一个《纽约邮报》的记者问：马歇尔先生的病情有多少是跟压力相关?“百分之一千，”查琳如此坚定地回答，“他在这一切发生前身体都很好，是压力，压力让一切都变得糟糕起来。”
而现在，新一轮的审判又要开始了，不管陪审团最终的裁定如何，仅仅由于庭审的漫长考验(也花费掉了他差不多600万美元的费用)、公众的非议和日益变差的身体(他已经有过两次心脏病发作了)，马歇尔就已经开始因为他的贪婪和对母亲的无情受到惩罚了。不过还好的是，远在天堂的阿斯特夫人不用再理会这人间的纷争，她只要求在墓碑上刻了一句话：“我度过了美妙的一生。”
85岁的马歇尔穿着有些起皱的布鲁克斯兄弟套装，表情凝重地朝法庭的方向走去。他，马歇尔阿斯特，是纽约上流社会永远的慈善偶像——阿斯特夫人的独子，却被指控侵吞了母亲数千万美元的资产。在新一轮的法庭审判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次法官会相信哪一种说法：有过三次婚姻的阿斯特夫人，是一个充满控制欲，不断给独子轻视的坏母亲，还是一个起初对儿媳查琳不满，最后却愿意将慈善用途的6000万美元拿来补偿这对夫妇的善婆婆，抑或只是一个被老年痴呆症折磨和被儿子利用的老妇人?
慈善女王的遗产
这是一个年过百岁的母亲和一个80多岁等着继承遗产的儿子之间的故事，而导火线早在2005年阿斯特夫人去世前就已经点燃。她的孙子菲利普联合祖母的好友一起将自己的父亲，阿斯特夫人的独于马歇尔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控制着祖母4500美元财产，却不愿在她身上多花1分钱。
在2000年以前，虽然阿斯特夫人仍像电影明星般展示出纽约女王的模样。但老年痴呆症却已经开始悄悄侵袭她的大脑。2000年12月，马歇尔写了一封长信给医生描述母亲的症状，经过检查，医生宣布她得了阿尔茨海默茨综合征。疾病带来的改变相当明显，然而与悉心照料相反的是。马歇尔辞去了母亲的法国厨师、减少了护士人数，还拒绝为她购买化妆品。此后，马歇尔拿走了她的支票簿，她身上剩下的钱还不够付小费的。已经失去抗议能力的老太太会花数个小时把她的美元数来数去，但再数它们也不会多出一分米。就这样，在此后的2002年、2003年和2004年中，马歇尔与律师合谋，强迫母亲根据他的意愿三次修改遗嘱。
她还不知道的是。她最忠诚的管家被以自己的名义开除；她最喜欢的、原本答应留给大都会博物馆的名画《Flags，Fifth Avenue》被马歇尔以1000万美元卖掉了，而她位于缅因州的Cove End别墅也被转移到马歇尔第三任妻子查琳名下……2005年，马歇尔因为经费问题，关闭了Holly Hill，正是这一举动让阿斯特夫人的好友Annette de Ia renta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到了2007年11月，对安东尼·D·马歇尔的指控已经升级到了犯罪级别，这位84岁的老头面临着18项有关对她母亲资产不当处理的指控。
谁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2009年5月7日的早上，狗仔队拍到了查琳独自啜泣的场景。当她走出电梯，到达15层的审判室时，马歇尔试图安慰她，但她还是哭得很厉害。今天是她与马歇尔的第17个结婚纪念日，而她一大早收到的礼物竟然是《纽约时报》上关于她的一页报道——把她评论成一个阿斯特遗产案件中的小人。
没错，查琳被煤体描绘成一个充满野心的女人，她对社会权力和地位的渴望促使她的丈夫马歇尔利用了自己的母亲。根据《纽约每日新闻》的报道，查琳已经厌倦了“跟教堂老鼠一样穷困”的生活，希望自己的下半生能过得像个贵族。然而就算有耐心等待，查琳也很难在这场遗产争夺战中得到多少好处，除却马歇尔的两个前妻和两个孩子不说，更重要的是，阿斯特夫人对她本人就没什么好感。
1998年，阿斯特夫人和她的朋友及邻居大卫·洛克菲勒乘私人飞机前去白宫接受克林顿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当时查琳的无礼让阿斯特夫人尴尬至极，她看到名流就迫不及待地上前搭话，并突然跑进正被记者拍摄的场景中。查琳的一个朋友也记得阿斯特夫人的不满，当时查琳穿善彩色的上衣和谐子去参加一个black-tie慈善聚会，一向注重仪容，在90岁还因为独特的着装品位得到过《Vogue》杂志特别奖的阿斯特夫人对着打扮得五颜六色的查琳吼出一句“你到底装扮了没有?”而郁闷的查琳在听到婆婆对自己“no Style，noNeck”的评价之后，第二天却披了一条更加鲜艳的蓝色围巾。
不知道是不是因此阿斯特夫人才似乎带点故意性地留下遗嘱：马歇尔会继承她价值500万美元的地产，并从信托基金中得到每年多选400万美元的支票，但如果他在母亲去世前离开，所有的这些将会留给慈善用途，而不是儿媳查琳。她留给这位儿媳的礼物只是两件毛皮大衣和一条Van Cleef＆Arpels的钻石项链。更有媒体报道说当时阿斯特夫人因病住院，马歇尔夫妇不得不取消了度假。而在面对痛床上的婆婆时，查琳竟抱怨说：“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生病来破坏我们的假期呢?”两人的交恶被媒体炒得沸拂扬扬，因此，现在所有的矛头似乎都指向了查琳。
不过，或许是我们对案情中虐待老人的指控太过痛心，以至于忽略了这一案件中更为隐秘的一面——大都会博物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这两所机构所扮演的角色。两者都是靠着旧友社会财富的扶持而逐渐成为纽约的顶尖机构的，在得知阿斯特夫人遗嘱中留给它们的那一份被马歇尔阴谋瓜分后，他们找了成批的律师去听证会听审，眼睛死死盯着他们真正的心头肉——那些财产。
一场没有赢家的争夺战
关于财富，卡内基曾经这么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来自纽约上流社会的财富持有者们通常会用慈善捐赠来衡量自己是否有资格被称为“社会的支柱”。而阿斯特夫人，纽约上流社会永远的慈善偶像，却在身后成为这场旷日持久的遗产丑闻的导火线，也让阿斯特家族的灿烂光环一点点被隐没。
既然阿斯特夫人遭受到如此残忍的待遇长达数年，为什么没有一个她的朋友提前站出来叫停呢?阿斯特家族的旧式隐私意识和小心谨慎的态度就是答案。一位女士只能与牧师，家人、心理医生和律师谈论自己的私人问题，最亲密的朋友显然不在此列。马歇尔控制住了她的律师，从而便能负责她的医疗治理和钱包拉链，没有一个人可以处在合法的位置上采取行动。
对阿斯特夫人而言，她的溺爱也是造成最后局面的原因之一。她一直在给儿子某种保险：给他买下价值290万美元的别墅、给他每年45万美元的工资，在自己年事渐高时给他绝对的资产管理权，而从未让他经济独立过。
在阿斯特夫人生命的最后10年里，只有孙子菲利普跟她亲近。这位Roger williams大学的教授是一个佛教徒，而且继承了祖母那温和、睿智的特性。他给她朗读诗歌、按摩头部，并且对自己父母对待祖母的行为忍无可忍。2005年，菲利普试图联合自己的兄弟埃里克一起把父母告上法庭，却遭到了拒绝。然而后来马歇尔还是因为恼怒埃里克提前知道弟弟的意图却没有告知他而跟埃里克也断绝了父子关系。当然，从2006年菲利浦找到Annette De la Ranta和大卫洛克菲勒作自己同盟的时候，他也不再被承认是马歇尔的儿子了。事实上这也没有太大影响，因为自1961年马歇尔和第一任太太离婚后。父子三人就很少见面，1 964年的日程记录上显示，他和两个儿子会面的次数仅为八次。
贪婪和为所欲为造成的痛苦渗透进了每一个人的生活。诸如“恶棍马歇尔”这样的头条大大提升了报纸的销量——这恐怕是阿斯特家族的慈善事业给纽约送上的又一份礼物。而与此同时，乌歇尔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一个《纽约邮报》的记者问：马歇尔先生的病情有多少是跟压力相关?“百分之一千，”查琳如此坚定地回答，“他在这一切发生前身体都很好，是压力，压力让一切都变得糟糕起来。”
而现在，新一轮的审判又要开始了，不管陪审团最终的裁定如何，仅仅由于庭审的漫长考验(也花费掉了他差不多600万美元的费用)、公众的非议和日益变差的身体(他已经有过两次心脏病发作了)，马歇尔就已经开始因为他的贪婪和对母亲的无情受到惩罚了。不过还好的是，远在天堂的阿斯特夫人不用再理会这人间的纷争，她只要求在墓碑上刻了一句话：“我度过了美妙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