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至今已有34年。每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从事文献研究工作的历程时，方铭同志那慈祥的面容，那一桩桩、一件件她关心年轻同志政治思想进步、编研业务成长，以及在生活上对我们体贴照顾的情景，就会立刻呈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我的眼前。这里，我谈谈在她领导下工作，给我留下的终生难忘、一直鞭策我努力搞好文献编研工作的两件事。

教导我严谨精细对待珍贵历史文献

　　1981年3月，从中央党校第二期理论培训班毕业半年后，我由重庆市委党校调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到单位报到。第二天刚上班不久，方铭来到我的办公室，她轻声慢语，就像唠家常一样，询问我之前的工作经历等情况，然后介绍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性质，以及我所工作的部门——周恩来生平研究组的有关情况。当得知自己从事的是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工作时，我的心情异常兴奋，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
　　我平生曾两次近距离目睹周恩来的风采，一次是1965年9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重庆，我作为一名中学生参加了欢送；一次是1966年11月1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陪同毛泽东主席乘坐敞篷车第七次接见和检阅红卫兵时。但是，我从来不曾想到自己这一生会从事与周恩来有直接关系的编研工作。于是，我忐忑地说怕搞不好这项工作。而方铭却对我说，“没关系，只要勤奋踏实地工作，努力学习，虚心向老同志请教，相信是搞得
　　好的。”
　　方铭安排给我的第一项工作任务，是同郑淑云、王力（从北京医院临时借调的）等同志一道，摘抄记录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每天工作情况的工作台历。
　　由于工作台历是珍贵的历史文献，每天我们都要从方铭那里领出来，下班前再交回去。在摘抄期间，我爱不释手地依年翻看了全部28本台历，每每都被周恩来夜以继日、宵衣旰食的工作精神所震撼，经常沉浸在感动之中。据后来对工作台历的统计，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的粮食问题，从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这2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又如，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除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及处理党和国家重大事件外，1966年下半年，接见北京和各地来京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代表160余次；1967年1月至3月，每月与中央、地方、军队领导人谈各类问题分别是88次、43次、49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及群众组织代表各114次、27次、31次。3个月谈话和接见总数为352次。1967年2月2日，周恩来心脏病发作，从1970年9月5日开始不得不经常吸氧，办公时需随时做好抢救准备，但他还是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小时地连续工作。九一三事件前后竟连续工作达50个小时。
　　一天下午下班时，我照例将我们用于摘抄的工作台历抱到方铭办公室放在办公桌上，我正准备转身离开时，正在打电话的她用手势示意我等一下。打完电话后，她对我说：“小熊，刚才你是怎么抱的台历？”我感到很纳闷，一时语塞，隔了大概四五秒钟，才不解地回答：“我双手抱来的。”
　　之后，方铭告诉我：“总理的工作台历可珍贵呢，邓大姐为了支持我们的工作才交给我们使用。你以后抱台历时要注意可不能端水杯了，可要注意呀。”言外之意，就是说要严谨精细对待珍贵历史文献。
　　她虽然是轻言细语地对我说的这番话，但我当时还是觉得很委屈，认为自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已经把水杯里的水倒干净了。过后一细想，如果平时重视不够，习以为常了，就有可能端着有水的水杯抱工作台历，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失手，发生意外。她的提醒，正体现了一个老同志对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的珍视。这正是值得我们年轻同志注意和学习的。
　　自此之后，我开始注意逐步养成像方铭那样珍爱历史文献档案的意识，并注意举一反三。例如，翻阅档案材料时，轻拿细放，不将水杯放置在旁边。又如，看到档案有卷页时会将它展平，有破损时会告诉保管人员及时修补。再如，发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尚未有的新的档案时，会注意主动收集并提供给档案保管部门。我想，这都是因为方铭的一番教诲，使我思想意识产生的变化吧。

亲力亲为，抢救活材料

　　撰写周恩来的年谱和传记，所依据的主体材料是历史文献档案，但是有许许多多的真实历史情况没有記录在案，而是留在了大量知情人的头脑中，他们中有许多人年事已高，需要尽早做口述史工作，以补充文献档案的某些空白和不足。
　　口述历史征集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史料收藏，而且对于我们的档案接收、征集等一些基础工作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方铭很早就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早在《周恩来年谱（1898—1949）》的撰写工作开始、《周恩来传（1898—1949）》的撰写工作提上议程后，方铭作为周恩来生平研究组组长，就有计划地安排我们开展全方位、大规模的有关周恩来生平事迹的访问工作，发动全组研究人员一起行动起来，既分工又合作，抢救活材料。这充分体现了她当年的远见
　　卓识。
　　这项工作开始时重点放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情况，以后重点逐渐转移到新中国成立后。访问工作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所谓“走出去”，通常是进行单个访问，例如对聂荣臻、徐向前、杨尚昆、薄一波、胡乔木、钱学森、朱光亚、钱三强、萧劲光、乔冠华、童小鹏、罗青长、程子华、王首道、何长工、吕正操、刘西尧、夏衍、吴法宪、王力等的访问。所谓“请进来”，通常是召开数人乃至一二十人的专题座谈会，例如围绕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出访十一国和十四国、经济工作问题等，分别有黄华、黄镇、孔原、罗青长、顾明、童小鹏、熊向晖、章文晋、师哲、王倬如、杨琪良、陈叔亮、申健、刘昂、马列等出席。
　　对重点人物的访问，方铭和金冲及都亲自参加，有的访问是多次进行的，例如对雷英夫、乔冠华的访问分别多达八次和九次。在访问和座谈会结束后，方铭要求尽快整理访问记录和座谈会记录。凡是年轻同志整理的稿子，都要经过她以及力平审看修改后才交付打印，有些还返回给受访对象审改定稿。这样一个流程，有效地保证了访问记录和座谈会记录的质量，提升了它们的使用价值。 　　我有幸较多地参加了这项工作，并从中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研究能力，并且锻炼了对外交往能力。
　　方铭在主持周恩来研究组工作期間所开创的访问工作，一直有专人负责，并持续开展长达10多年，直至1997年《周恩来传（1949—1976）》《周恩来年谱（1949—1976）》的撰稿工作基本完成才告结束，受访对象达数百人。1985年方铭离休后，还经常向我们了解访问工作的开展情况。
　　那些费心整理出来的访问记录，绝大多数派上了用场：一些记录稿陆续收入了由周恩来研究组编辑、人民出版社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怀念周恩来》《不尽的思念》和《我们的周总理》三本书中；一些内容写进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和《周恩来传（1949—1976）》中。仅以《周恩来传（1949—1976）》为例，几乎每章都引用过访问记录稿。最近，我计算了每章中的引用量，中等的有三四次、五六次，多的则有七八次、甚至十一二次。方铭单独访问并整理的《乔木同志谈1956年“反冒进”和1958年批“反冒进”的一些情况》，传中就引用了220多字的两段话，这就是：胡乔木回忆说，“1956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1955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这两段话的有关内容，在现存的文献档案中就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仅从这里，就可看出开展访问工作，留下口述史料，对于做好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我至今仍保存着这份访问记录的全文摘抄卡片。方铭在记录稿上还专门注明“经乔木同志审改过”，足见她的细心与严谨。
　　时至今日，再回过头去认真看一看、仔细想一想，就可以感受到：方铭身上所体现的“奉献、严谨、求是、创新”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八字室风。她责任心强，不计名利，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为党的文献事业，为周恩来生平与思想研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编辑 王兵）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原主任，研究员
　　本文写于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