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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治理型政党；政党权威；合作治理；网络化治理；党内整合；制度性权威；社会管理
摘 要： 考察南京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党工委实行“大党委制和结对共建”、建立“社区党员议事会”、与社会组织共建“爱心助学协会”和“慈恩托养中心”等案例，可见：党内治理转型关键在于实现党组织结构由垂直的条块分割向区域化的网络结构转变，赋予基层党组织更多的组织和协调的权力；党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可以有效地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益；政党权威的再生产来源于党的制度性权威；党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是为了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而不是对社会组织进行控制或渗透；党之所以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不是干涉或妨碍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而是整合党的组织资源，更好地实现政党权威的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093－06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党执政的社会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党的功能定位、执政方式和活动内容亦随之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以及社会群体和社会利益的分化，都使得我国传统的党政国家体制由一元向多元演变，由单一结构向复合结构变迁，党和国家的社会整合模式也受到冲击〔1〕。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单位制整合”〔1〕形成的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度就逐渐失去了依托与支撑，使政党权威出现弱化现象。在新形势下，为了树立和巩固党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应当重新思考和定位党的功能、角色和行为方式。本文拟以南京鼓楼区华桥路街道党工委的有关工作为例，探讨治理型政党的构建与政党权威的再生产。
一、治理型政党释义 政党既有政治性又有社会性，发挥着沟通国家和社会的功能〔2〕；而政党功能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3〕。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是当代中国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但政治权威不以政权对民众的强制力为基础，而必须以民众对党的认同和支持为基础。党之所以能够巩固和维持其执政地位，在于其由革命性政党向执政性政党的转变；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再向治理型政党转变。治理型政党的定位和“政党治理”的践行能够为执政党赢得政治权威。
为提升社会管理的效益和实现党的权威的再生产，党必须与社会组织以及其他行动主体建立规范化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不能以实现党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为出发点，相反，应该以党有效地联系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为出发点〔4〕,强调党与社会组织及其他主体间的平等参与、协商合作。而治理型政党则是指：政党权威的树立和增进是通过党对公民社会中其他组织的培育、引导和规范来实现，执政党的嵌入不是对公民社会法定功能的替代而是对其功能履行的推动与保证〔5〕。党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不是取代社会组织，而是扮演党的培育者、引导者和规范者的角色，以促进党与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在党的引导下对社会组织进行培育，能够生产社区社会资本，教给人们行使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技能，为其提供一个表达内心想法的框架〔6〕。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7〕，这就表明党的转型要求在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其他行动主体之间构建权责对等、参与协商、竞争合作的网络化治理格局，以实现资源整合、利益共享和政党权威的再生产。那么，在多中心网络格局下，党的主导作用如何体现？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5期
治理型政党与政党权威的再生产——以南京鼓楼区华侨路街道为例在网络化治理中，党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制定合作所必需的规则，并要求相关利益主体遵守规则，保证合作项目的合法性、规范化和高效性，在服务、引导和监督中“使党回归社会”〔8〕。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可以解析为：（1）在社会管理中，党必须与社会组织合作，以优化资源配置。这样，“不仅分担了自身的压力，消除了社会被政治所吸纳的弊端，也有利于自身权威的形成与散布”〔5〕。（2）一方面，党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党必须制定合作所需的法律、政策和规则，引导和监督社会组织开展工作。（3）党对社会组织的介入同样受到规则的约束和限制，介入不是控制，而是规范合作机制和推动合作机制的完善。（4）党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能够有效地实现党的权威再生产，在为民服务过程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林尚立认为，党与社会组织都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分别开辟了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即“组织社会化”与“社会组织化”，二者共存于中国社会中〔9〕。“组织社会化”指的是党的组织体系的整合，即“党内整合”〔10〕；“社会组织化”指的是社会组织对社会的整合作用，即社会整合。与之相对应，党的治理转型包括党内政治整合与党外社会整合，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党的权威取决于党内、党外机制及其间联动机制的有效运转。治理型政党题中应有之义并不仅仅指党与社会组织间合作机制的建立，也指对党的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进行重构和设计，旨在整合资源，开展合作，服务民众。（1）党内治理。党内治理转型在于实现党组织结构由垂直的条块分割向区域化的网络结构转变，赋予基层党组织更多的组织和协调的权力，实现党组织在人员、利益、资源和价值上的整合，以党内整合来带动社会整合，进而实现党的权威的再生产。（2）党外合作治理。在参与式合作治理中，既要发挥党在网络化结构中的引导、规范和服务的功能，又要发挥社会组织专业化管理的优势，在合作中推进党的治理变革。执政党必须处理好党的内部关系，促进社会的部分与整体、社会与国家、党与国家之间的良好互动和动态平衡。要之，治理型政党强调党内和党外的治理结构与方式的转型。
二、通过内部转型实现政党权威的再生产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执政党的组织体系也在发生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体制内党的组织体系和体制外党的组织体系。前者与国家政权结为一体，因而能够享受到体制内的资源；后者离国家政权较远，因而所取得的资源有限，比如社区党组织、民营企业党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这样，不仅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与分化，而且在党的组织体系中，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和权责的不均衡而导致不同类型党组织或党员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分化。在此情形下，执政党应加快自身改革，推进党内治理转型。下面，我们通过具体案例加以说明。 （一）案例介绍与分析
案例1：街道大党委制和结对共建
1．案例介绍
南京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在社会管理中实行了“大党委制”。大党委制指“由街道党工委委员担任编内委员+驻地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担任编外委员”的组织模式。即以华侨路街道党工委现有委员为基础，聘任驻地党政机关、大中型企事业单位、非公有经济党组织负责人担任街道党工委兼职委员，以该委员会制度构筑上下相通、左右联动的党建工作网络。在协商合作的过程中，通过规则和秩序的建立来消除各行动主体间、党组织间的隔阂和误解，填补社会管理中的空白点。
在大党委制的基础上，在社区层面普遍实行“结对共建”的帮扶制。结对共建指的是：辖区内大党委委员和其他辖区机关单位、企事业组织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区共建——以项目为载体，以社区活动为依托，由辖区内组织投入其优势资源（如场地、人员、技术、设配、知识或资金），对社区困难群体实行结对帮扶，发挥辖区内党组织间的联动作用。
2．案例分析
华侨路街道大党委制和结对共建帮扶制是针对基层党建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制定和实施的，它调整了党组织的结构、方式和内容，是将“条块分割”调整为“以块为主”的属地化党建模式，体现了政党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型。通过大党委制和结对共建，一是在分离的、分散的各种类型基层党组织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合作的渠道，缓解了街道党工委和政府职能机构党委之间的条块分离和冲突，加强了辖区内党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信任和合作；二是对不同组织中不同类型的资源进行整合和分配，以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内困难群众，并推动社区公益事业的发展。“政党治理”的践行有利于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有利于缓解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间的对立和冲突；同时又树立了党在民众中的良好形象，实现了党的权威的再生产。
案例2：建立社区党员议事会
1．案例介绍
华侨路街道建立的“社区党员议事”会主要由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驻区单位党组织代表、社区在职党员代表、社区离退休党员代表、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中的党员代表、社区困难群体中的党员代表、社区专职工作者中的党员，以及社区居民积极分子组成，并邀请社区内德高望众的离退休党员或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代表担任会长，社区党组织负责人担任秘书长。社区党员议事会的组织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基层党组织决策主体单一、利益诉求相近的状况，即不同群体党员代表共同参与构建了一个民主开放的各方表达利益与诉求的平台。社区党员议事会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并对协议的执行进行监督，有重点、分阶段地解决社区管理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2．案例分析
社区党员议事会可以说是治理型政党的“政党治理”在社区实践的一项制度安排。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社区党员议事会将党的议事决策主体由一个领导集体——社区党组织扩展为一个领导群体——社区党员议事会。该议事会由来自不同群体的党员组成，其中各成员都居于平等主体地位。他们就社区公共议题进行协商、合作、决策和执行，在满足民众需求或诉求的过程中树立和巩固党的威信。社区党员议事会能够有效地吸纳和整合社区内党组织和党员资源，具有开放性组织架构的特性：（1）非政府性。它是社区不同群体党员的政治团体，不具备政府行为能力。（2）志愿性。它由社区党员发起,由社区党员、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愿参与。（3）代表性。它的成员是来自于社区不同群体的党员代表，反映不同群体党员的观点和呼声。（4）互惠性。议题方案的制定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多方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
（二）案例小结和讨论
华侨路街道党工委通过党内整合来服务于辖区内社区建设和困难群众，以此树立和巩固了党在党员和群众中的权威。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行大党委制和建立党员议事会，在党、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民众之间建立起了由多方主体参与的协商合作机制，党在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引导者、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的作用，表明党内治理方式正在发生积极的变革。
(1)为有效发挥街道大党委制的功能，要求实行党组织条块结合的工作机制，并推进其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党的社会性要求弱化职能部门党组织的权力，强化街道党组织的综合协调的权力。“条”的职能部门党组织主要负责行政业务，而将党的组织活动交由街道大党委负责，从而使得街道大党委的权力和责任对等。同时，在制度上规范街道大党委和上级党委之间的关系，既要保证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权威，又要给予街道大党委必要的、与其职责相匹配的权力。
（2）为推进党内治理转型，要求大党委编内委员和编外委员由基层党员选举产生，其合法性直接来源于基层党员，保证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目前，大党委委员基本上来自于辖区内有影响力的单位或组织，而相对弱势单位的党组织或党员被排除在外。而且，在决策中不同的委员具有不同的决策权，这就导致了基层的党组织或党员没有充足的动力参与街道大党委制及其所开展的党的活动。因此，有必要在街道大党委制中引入竞争性选举制度，以保证参与主体间地位的对等和决策权的均衡。
（3）为更有效地发挥社区党员议事会的功能，要求对社区管理体制进行变革。在华侨路街道，社区党员议事会主要由社区党组织成员构成，而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设置重叠，党组织成员往往兼任居委会委员。在工作中，居委会承担大量的行政事务，只能将有限的人员、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党员议事会的工作，这既背离了社区自治的要求，又导致了社区内党员和居民对党员议事会的低参与。向治理型政党转型则要求在社区贯彻政社分离和党政分离的思想，既要“避免将行政力量扩展并附加在社区党组织的建设之中”，又要“防止社区党组织凌驾于社区组织之上”〔8〕；在制度上明确社区党员议事会的职能权限，与街道党工委间的关系，与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间的关系。
三、与社会组织合作实现政党权威的再生产 治理型政党要求党与社会组织和其他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在合作中形成有效的资源分享、交流互动以及监督和制约关系。“政党治理”的践行表明，党正在转变过去自上而下的、动员式的社会管理方式，向多中心主体参与的网络化治理发展；不再纯粹地依赖党的资源进行社会管理，而是发挥党的引导作用，主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和资源开展工作。党的引导作用体现在党对制度和规则的制定，以及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和规范；同时，党也必须遵守其所制定的规则。在合作关系中，党必须规范社会组织的运作，而社会组织的参与也能够对党进行监督和约束。在华侨路街道，党组织积极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辖区内公益事业的发展，优化了社会治理结构。 （一）案例介绍与分析
案例3：共建爱心助学协会
1．案例介绍
2006年2月，经鼓楼区民政局注册，华侨路街道正式成立“爱心助学协会”，同时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21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作为协会日常决策机构，并在协会成立了党支部。协会理事会由企业代表和政府主管部门代表组成，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协会选举南大苏富特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总经理担任理事长，聘任一名曾在民营企业担任过副总经理的退休党员任协会秘书长；再由秘书长聘用3名协会专职人员，组成协会的日常管理机构，专职人员的工资和保险费在协会会费中列支。除协会本身四名专职工作者外，其余工作人员均来自协会的核心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参与党支部开展的各类爱心助学活动，包括捐资、捐物或“捐时间”。现在，由爱心助学协会所发展的“阳光家园”已成为南京爱心助学的一面旗帜、一个公益性服务品牌。
2.案例分析
爱心助学协会是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是在华侨路街道党组织的直接参与下建立的，其成立伊始就建立了党支部。协会党支部在协会建立、项目运作、资源供给和志愿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与协会合作过程中取得协会的认同和支持。协会的成立表明，党可以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并在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过程中提供公益服务。该辖区单位、组织和个人将资源捐献给协会，协会通过专业化运作将资源和爱心传递给需要帮助的学生。协会还要根据社区居委会收集到的信息，派志愿者对贫困生进行家访，了解贫困生的具体要求，保证被资助学生的信息准确。协会运作公开透明，决策民主规范，增强了辖区单位、组织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公益心。协会参与主体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所有行动主体都必须受到规则的约束，并相互监督。尽管协会是在党的介入下建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可以干涉协会的独立运作和自主决策。相反，党发挥了柔性管理的功能，比如制定合作规则，运用党的权威要求各方遵守规则，并对违规者进行惩罚等。
爱心助学协会的成立与运作表明，党培育、介入社会组织并与其合作，应该“注意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间的功能边界，尊重社会组织的不同于政治组织的运作逻辑”〔5〕。政党权威不是凭借强力干预、渗透甚至控制来实现，而是通过协议和规则（施加影响，进行监督和管理）来实现。这就要求既要保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专业性及其规范运行，又要规范党的职能和行为方式。即治理型政党要求党在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中再生产党的权威，激发社会组织和民众对党的认同和支持。
案例4：共建慈恩托养中心
1．案例介绍
“慈恩托养中心”是为鼓楼区内的弱智人士提供康复和临时住宿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是在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国际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华侨路街道党工委、鼓楼区民政局和残联共同参与下建立的。该中心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场地由街道党工委提供，区残联对中心的弱智学员每人每月资助100元，中心的日常管理和公益服务由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专职人员负责，中心运转所需资金主要由相关国际基金提供。除了为辖区内弱智人士提供服务外，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与社区合作，承担为社区培训义工领袖的项目，项目由区民政局资助。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广泛招募义工队伍，为中学生、大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依托义工的志愿服务开展大量的公益服务活动。有些项目的开展直接借助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的资源优势，由他们提供专业的项目策划或案主辅导。
2．案例分析
慈恩托养中心在多方参与下建立、运作，华侨路街道党工委、区民政局、区残联对中心给予了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南京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中心的日常管理和运行，并在义工志愿服务下完成大量的项目工作。在参与合作过程中，各行动主体都投入了各自的优势资源，其中包括党的政策引导，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管理经验以及广大义工的爱心志愿行动。所有参与者及其所提供的资源汇集于慈恩托养中心，在那里由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转换成公益产品，以满足弱智人士的护理和康复的需要。华侨路街道党工委在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中，体现出“党有步骤地去除政府性，不断地增强其社会性”〔11〕。可见政党治理转型有利于激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供多样化的治理方式，并形成多种治理机制之间的优化组合，从而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绩效，同时也增强了政党权威的再生产能力。
（二）案例小结与讨论
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是改进党的基层工作方式的重要举措，这种合作既离不开党的领导，也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党不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注意通过恢复和开发政党的功能，促进“国家于社会的理解，引导国家于社会的合作”〔12〕。“爱心助学协会”和“慈恩托养中心”的成立和运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1）从社会管理的“成本—效益”来看，党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益。由于成本和资源的限制，党和国家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如有些公益事业是在党的直接管理下运作，由于缺乏第三方的监督而造成运行的不透明，或者缺乏专业化的项目运作经验而导致管理的低效。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在一定程度上可监督党的行为，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运作的优势，也可以填补社会管理或公共服务中的空白。
（2）从规范党的角色和行为来看，政党权威的再生产来源于党的“制度性权威”〔5〕。党与社会组织合作必须建立在制度和规则的框架下。一方面，在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项目中，由党主持制定相关的制度、规则和协议；另一方面，保证党、社会组织或其他主体在相互监督中遵守规则，必要时依据制度调动党的权威对违规者进行惩罚。合作项目的有效性有赖于党与社会组织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党的权威再生产。
（3）从党与社会组织相对分离来看，党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是为了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以使其更有效地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而不是为了对社会组织进行控制或渗透。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之所以需要党的介入，是因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力量还很弱小，在运作上不够规范，缺乏社会公信力。当社会组织自身组织的成本过高以至无法完成自组织的使命时，国家的介入是后发国家的必然选择。但如果缺乏明确的法律或制度框架，社会组织就有可能在党的干预和命令下运作，从而使得社会组织丧失自治所需的独立性而依附于政党组织，导致其社会服务功能的丧失〔5〕。在这种情况下，党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规范就显得很有必要，但党的介入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退出机制。 （4）党之所以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不是干涉或妨碍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而是整合党的组织资源，以便于街道党工委一类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中的党员进行联络和沟通，也便于在党和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信息传递渠道和工作联系制度。我们认为，在党的领导下，在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则的规范下，不仅能保证社会组织的政治正确，还能激发其对党的认同和支持。不仅如此，党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使得其在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路径上运行，可以提升其服务能力和规范其职业操守。
四、结语 党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党如何进行自我变革。党首先要实施党内治理结构的转型；其次，党要形成和完善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制度化关系，构建“党整合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网络体系”〔9〕。执政党向治理型政党的转型需要党内转型与党外合作关系的协同发展，若某一方面的发展滞后，就会成为另一方面发展的瓶颈。换言之，党的治理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内部转型以及内部与外部的交互作用都会影响到党与社会组织其他层面的发展，影响党向治理型政党的全面转型。因此，治理型政党的制度设计和和其治理践行不能有任一层面的偏颇或滞后，必须做好党的内部转型与党外合作治理的系统化制度设计和安排，才能实现党的权威的再生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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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永淑）
摘 要： 考察南京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党工委实行“大党委制和结对共建”、建立“社区党员议事会”、与社会组织共建“爱心助学协会”和“慈恩托养中心”等案例，可见：党内治理转型关键在于实现党组织结构由垂直的条块分割向区域化的网络结构转变，赋予基层党组织更多的组织和协调的权力；党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可以有效地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益；政党权威的再生产来源于党的制度性权威；党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是为了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而不是对社会组织进行控制或渗透；党之所以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不是干涉或妨碍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而是整合党的组织资源，更好地实现政党权威的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5－0093－06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党执政的社会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党的功能定位、执政方式和活动内容亦随之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以及社会群体和社会利益的分化，都使得我国传统的党政国家体制由一元向多元演变，由单一结构向复合结构变迁，党和国家的社会整合模式也受到冲击〔1〕。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单位制整合”〔1〕形成的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度就逐渐失去了依托与支撑，使政党权威出现弱化现象。在新形势下，为了树立和巩固党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应当重新思考和定位党的功能、角色和行为方式。本文拟以南京鼓楼区华桥路街道党工委的有关工作为例，探讨治理型政党的构建与政党权威的再生产。
一、治理型政党释义 政党既有政治性又有社会性，发挥着沟通国家和社会的功能〔2〕；而政党功能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3〕。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是当代中国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但政治权威不以政权对民众的强制力为基础，而必须以民众对党的认同和支持为基础。党之所以能够巩固和维持其执政地位，在于其由革命性政党向执政性政党的转变；同时，在社会管理中再向治理型政党转变。治理型政党的定位和“政党治理”的践行能够为执政党赢得政治权威。
为提升社会管理的效益和实现党的权威的再生产，党必须与社会组织以及其他行动主体建立规范化的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不能以实现党对社会组织的控制为出发点，相反，应该以党有效地联系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为出发点〔4〕,强调党与社会组织及其他主体间的平等参与、协商合作。而治理型政党则是指：政党权威的树立和增进是通过党对公民社会中其他组织的培育、引导和规范来实现，执政党的嵌入不是对公民社会法定功能的替代而是对其功能履行的推动与保证〔5〕。党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不是取代社会组织，而是扮演党的培育者、引导者和规范者的角色，以促进党与社会组织协同发展。在党的引导下对社会组织进行培育，能够生产社区社会资本，教给人们行使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技能，为其提供一个表达内心想法的框架〔6〕。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7〕，这就表明党的转型要求在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其他行动主体之间构建权责对等、参与协商、竞争合作的网络化治理格局，以实现资源整合、利益共享和政党权威的再生产。那么，在多中心网络格局下，党的主导作用如何体现？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3卷第5期
治理型政党与政党权威的再生产——以南京鼓楼区华侨路街道为例在网络化治理中，党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制定合作所必需的规则，并要求相关利益主体遵守规则，保证合作项目的合法性、规范化和高效性，在服务、引导和监督中“使党回归社会”〔8〕。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可以解析为：（1）在社会管理中，党必须与社会组织合作，以优化资源配置。这样，“不仅分担了自身的压力，消除了社会被政治所吸纳的弊端，也有利于自身权威的形成与散布”〔5〕。（2）一方面，党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党必须制定合作所需的法律、政策和规则，引导和监督社会组织开展工作。（3）党对社会组织的介入同样受到规则的约束和限制，介入不是控制，而是规范合作机制和推动合作机制的完善。（4）党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能够有效地实现党的权威再生产，在为民服务过程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林尚立认为，党与社会组织都是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分别开辟了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即“组织社会化”与“社会组织化”，二者共存于中国社会中〔9〕。“组织社会化”指的是党的组织体系的整合，即“党内整合”〔10〕；“社会组织化”指的是社会组织对社会的整合作用，即社会整合。与之相对应，党的治理转型包括党内政治整合与党外社会整合，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党的权威取决于党内、党外机制及其间联动机制的有效运转。治理型政党题中应有之义并不仅仅指党与社会组织间合作机制的建立，也指对党的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进行重构和设计，旨在整合资源，开展合作，服务民众。（1）党内治理。党内治理转型在于实现党组织结构由垂直的条块分割向区域化的网络结构转变，赋予基层党组织更多的组织和协调的权力，实现党组织在人员、利益、资源和价值上的整合，以党内整合来带动社会整合，进而实现党的权威的再生产。（2）党外合作治理。在参与式合作治理中，既要发挥党在网络化结构中的引导、规范和服务的功能，又要发挥社会组织专业化管理的优势，在合作中推进党的治理变革。执政党必须处理好党的内部关系，促进社会的部分与整体、社会与国家、党与国家之间的良好互动和动态平衡。要之，治理型政党强调党内和党外的治理结构与方式的转型。
二、通过内部转型实现政党权威的再生产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执政党的组织体系也在发生变化，大体上可分为体制内党的组织体系和体制外党的组织体系。前者与国家政权结为一体，因而能够享受到体制内的资源；后者离国家政权较远，因而所取得的资源有限，比如社区党组织、民营企业党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这样，不仅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与分化，而且在党的组织体系中，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和权责的不均衡而导致不同类型党组织或党员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分化。在此情形下，执政党应加快自身改革，推进党内治理转型。下面，我们通过具体案例加以说明。 （一）案例介绍与分析
案例1：街道大党委制和结对共建
1．案例介绍
南京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在社会管理中实行了“大党委制”。大党委制指“由街道党工委委员担任编内委员+驻地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担任编外委员”的组织模式。即以华侨路街道党工委现有委员为基础，聘任驻地党政机关、大中型企事业单位、非公有经济党组织负责人担任街道党工委兼职委员，以该委员会制度构筑上下相通、左右联动的党建工作网络。在协商合作的过程中，通过规则和秩序的建立来消除各行动主体间、党组织间的隔阂和误解，填补社会管理中的空白点。
在大党委制的基础上，在社区层面普遍实行“结对共建”的帮扶制。结对共建指的是：辖区内大党委委员和其他辖区机关单位、企事业组织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区共建——以项目为载体，以社区活动为依托，由辖区内组织投入其优势资源（如场地、人员、技术、设配、知识或资金），对社区困难群体实行结对帮扶，发挥辖区内党组织间的联动作用。
2．案例分析
华侨路街道大党委制和结对共建帮扶制是针对基层党建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制定和实施的，它调整了党组织的结构、方式和内容，是将“条块分割”调整为“以块为主”的属地化党建模式，体现了政党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型。通过大党委制和结对共建，一是在分离的、分散的各种类型基层党组织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合作的渠道，缓解了街道党工委和政府职能机构党委之间的条块分离和冲突，加强了辖区内党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信任和合作；二是对不同组织中不同类型的资源进行整合和分配，以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内困难群众，并推动社区公益事业的发展。“政党治理”的践行有利于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有利于缓解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间的对立和冲突；同时又树立了党在民众中的良好形象，实现了党的权威的再生产。
案例2：建立社区党员议事会
1．案例介绍
华侨路街道建立的“社区党员议事”会主要由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驻区单位党组织代表、社区在职党员代表、社区离退休党员代表、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中的党员代表、社区困难群体中的党员代表、社区专职工作者中的党员，以及社区居民积极分子组成，并邀请社区内德高望众的离退休党员或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代表担任会长，社区党组织负责人担任秘书长。社区党员议事会的组织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基层党组织决策主体单一、利益诉求相近的状况，即不同群体党员代表共同参与构建了一个民主开放的各方表达利益与诉求的平台。社区党员议事会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并对协议的执行进行监督，有重点、分阶段地解决社区管理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2．案例分析
社区党员议事会可以说是治理型政党的“政党治理”在社区实践的一项制度安排。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社区党员议事会将党的议事决策主体由一个领导集体——社区党组织扩展为一个领导群体——社区党员议事会。该议事会由来自不同群体的党员组成，其中各成员都居于平等主体地位。他们就社区公共议题进行协商、合作、决策和执行，在满足民众需求或诉求的过程中树立和巩固党的威信。社区党员议事会能够有效地吸纳和整合社区内党组织和党员资源，具有开放性组织架构的特性：（1）非政府性。它是社区不同群体党员的政治团体，不具备政府行为能力。（2）志愿性。它由社区党员发起,由社区党员、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愿参与。（3）代表性。它的成员是来自于社区不同群体的党员代表，反映不同群体党员的观点和呼声。（4）互惠性。议题方案的制定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多方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
（二）案例小结和讨论
华侨路街道党工委通过党内整合来服务于辖区内社区建设和困难群众，以此树立和巩固了党在党员和群众中的权威。更重要的是，通过实行大党委制和建立党员议事会，在党、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民众之间建立起了由多方主体参与的协商合作机制，党在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引导者、规则制定者和监督者的作用，表明党内治理方式正在发生积极的变革。
(1)为有效发挥街道大党委制的功能，要求实行党组织条块结合的工作机制，并推进其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党的社会性要求弱化职能部门党组织的权力，强化街道党组织的综合协调的权力。“条”的职能部门党组织主要负责行政业务，而将党的组织活动交由街道大党委负责，从而使得街道大党委的权力和责任对等。同时，在制度上规范街道大党委和上级党委之间的关系，既要保证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权威，又要给予街道大党委必要的、与其职责相匹配的权力。
（2）为推进党内治理转型，要求大党委编内委员和编外委员由基层党员选举产生，其合法性直接来源于基层党员，保证党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目前，大党委委员基本上来自于辖区内有影响力的单位或组织，而相对弱势单位的党组织或党员被排除在外。而且，在决策中不同的委员具有不同的决策权，这就导致了基层的党组织或党员没有充足的动力参与街道大党委制及其所开展的党的活动。因此，有必要在街道大党委制中引入竞争性选举制度，以保证参与主体间地位的对等和决策权的均衡。
（3）为更有效地发挥社区党员议事会的功能，要求对社区管理体制进行变革。在华侨路街道，社区党员议事会主要由社区党组织成员构成，而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设置重叠，党组织成员往往兼任居委会委员。在工作中，居委会承担大量的行政事务，只能将有限的人员、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党员议事会的工作，这既背离了社区自治的要求，又导致了社区内党员和居民对党员议事会的低参与。向治理型政党转型则要求在社区贯彻政社分离和党政分离的思想，既要“避免将行政力量扩展并附加在社区党组织的建设之中”，又要“防止社区党组织凌驾于社区组织之上”〔8〕；在制度上明确社区党员议事会的职能权限，与街道党工委间的关系，与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间的关系。
三、与社会组织合作实现政党权威的再生产 治理型政党要求党与社会组织和其他行动主体共同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在合作中形成有效的资源分享、交流互动以及监督和制约关系。“政党治理”的践行表明，党正在转变过去自上而下的、动员式的社会管理方式，向多中心主体参与的网络化治理发展；不再纯粹地依赖党的资源进行社会管理，而是发挥党的引导作用，主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和资源开展工作。党的引导作用体现在党对制度和规则的制定，以及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和规范；同时，党也必须遵守其所制定的规则。在合作关系中，党必须规范社会组织的运作，而社会组织的参与也能够对党进行监督和约束。在华侨路街道，党组织积极与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了辖区内公益事业的发展，优化了社会治理结构。 （一）案例介绍与分析
案例3：共建爱心助学协会
1．案例介绍
2006年2月，经鼓楼区民政局注册，华侨路街道正式成立“爱心助学协会”，同时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21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作为协会日常决策机构，并在协会成立了党支部。协会理事会由企业代表和政府主管部门代表组成，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协会选举南大苏富特系统集成有限公司总经理担任理事长，聘任一名曾在民营企业担任过副总经理的退休党员任协会秘书长；再由秘书长聘用3名协会专职人员，组成协会的日常管理机构，专职人员的工资和保险费在协会会费中列支。除协会本身四名专职工作者外，其余工作人员均来自协会的核心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参与党支部开展的各类爱心助学活动，包括捐资、捐物或“捐时间”。现在，由爱心助学协会所发展的“阳光家园”已成为南京爱心助学的一面旗帜、一个公益性服务品牌。
2.案例分析
爱心助学协会是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是在华侨路街道党组织的直接参与下建立的，其成立伊始就建立了党支部。协会党支部在协会建立、项目运作、资源供给和志愿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与协会合作过程中取得协会的认同和支持。协会的成立表明，党可以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并在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过程中提供公益服务。该辖区单位、组织和个人将资源捐献给协会，协会通过专业化运作将资源和爱心传递给需要帮助的学生。协会还要根据社区居委会收集到的信息，派志愿者对贫困生进行家访，了解贫困生的具体要求，保证被资助学生的信息准确。协会运作公开透明，决策民主规范，增强了辖区单位、组织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公益心。协会参与主体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所有行动主体都必须受到规则的约束，并相互监督。尽管协会是在党的介入下建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可以干涉协会的独立运作和自主决策。相反，党发挥了柔性管理的功能，比如制定合作规则，运用党的权威要求各方遵守规则，并对违规者进行惩罚等。
爱心助学协会的成立与运作表明，党培育、介入社会组织并与其合作，应该“注意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间的功能边界，尊重社会组织的不同于政治组织的运作逻辑”〔5〕。政党权威不是凭借强力干预、渗透甚至控制来实现，而是通过协议和规则（施加影响，进行监督和管理）来实现。这就要求既要保证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专业性及其规范运行，又要规范党的职能和行为方式。即治理型政党要求党在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中再生产党的权威，激发社会组织和民众对党的认同和支持。
案例4：共建慈恩托养中心
1．案例介绍
“慈恩托养中心”是为鼓楼区内的弱智人士提供康复和临时住宿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是在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国际性的社会服务机构）、华侨路街道党工委、鼓楼区民政局和残联共同参与下建立的。该中心的办公场所和服务场地由街道党工委提供，区残联对中心的弱智学员每人每月资助100元，中心的日常管理和公益服务由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专职人员负责，中心运转所需资金主要由相关国际基金提供。除了为辖区内弱智人士提供服务外，南京基督教青年会与社区合作，承担为社区培训义工领袖的项目，项目由区民政局资助。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广泛招募义工队伍，为中学生、大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依托义工的志愿服务开展大量的公益服务活动。有些项目的开展直接借助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和学生的资源优势，由他们提供专业的项目策划或案主辅导。
2．案例分析
慈恩托养中心在多方参与下建立、运作，华侨路街道党工委、区民政局、区残联对中心给予了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南京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中心的日常管理和运行，并在义工志愿服务下完成大量的项目工作。在参与合作过程中，各行动主体都投入了各自的优势资源，其中包括党的政策引导，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社会组织的专业化管理经验以及广大义工的爱心志愿行动。所有参与者及其所提供的资源汇集于慈恩托养中心，在那里由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转换成公益产品，以满足弱智人士的护理和康复的需要。华侨路街道党工委在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中，体现出“党有步骤地去除政府性，不断地增强其社会性”〔11〕。可见政党治理转型有利于激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供多样化的治理方式，并形成多种治理机制之间的优化组合，从而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绩效，同时也增强了政党权威的再生产能力。
（二）案例小结与讨论
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是改进党的基层工作方式的重要举措，这种合作既离不开党的领导，也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党不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是注意通过恢复和开发政党的功能，促进“国家于社会的理解，引导国家于社会的合作”〔12〕。“爱心助学协会”和“慈恩托养中心”的成立和运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1）从社会管理的“成本—效益”来看，党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益。由于成本和资源的限制，党和国家不可能提供所有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如有些公益事业是在党的直接管理下运作，由于缺乏第三方的监督而造成运行的不透明，或者缺乏专业化的项目运作经验而导致管理的低效。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在一定程度上可监督党的行为，并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化运作的优势，也可以填补社会管理或公共服务中的空白。
（2）从规范党的角色和行为来看，政党权威的再生产来源于党的“制度性权威”〔5〕。党与社会组织合作必须建立在制度和规则的框架下。一方面，在社会组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项目中，由党主持制定相关的制度、规则和协议；另一方面，保证党、社会组织或其他主体在相互监督中遵守规则，必要时依据制度调动党的权威对违规者进行惩罚。合作项目的有效性有赖于党与社会组织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党的权威再生产。
（3）从党与社会组织相对分离来看，党对社会组织的培育是为了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以使其更有效地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而不是为了对社会组织进行控制或渗透。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之所以需要党的介入，是因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力量还很弱小，在运作上不够规范，缺乏社会公信力。当社会组织自身组织的成本过高以至无法完成自组织的使命时，国家的介入是后发国家的必然选择。但如果缺乏明确的法律或制度框架，社会组织就有可能在党的干预和命令下运作，从而使得社会组织丧失自治所需的独立性而依附于政党组织，导致其社会服务功能的丧失〔5〕。在这种情况下，党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规范就显得很有必要，但党的介入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或退出机制。 （4）党之所以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不是干涉或妨碍社会组织的功能发挥，而是整合党的组织资源，以便于街道党工委一类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组织中的党员进行联络和沟通，也便于在党和社会组织之间建立信息传递渠道和工作联系制度。我们认为，在党的领导下，在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则的规范下，不仅能保证社会组织的政治正确，还能激发其对党的认同和支持。不仅如此，党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使得其在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路径上运行，可以提升其服务能力和规范其职业操守。
四、结语 党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党如何进行自我变革。党首先要实施党内治理结构的转型；其次，党要形成和完善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制度化关系，构建“党整合国家和社会的组织网络体系”〔9〕。执政党向治理型政党的转型需要党内转型与党外合作关系的协同发展，若某一方面的发展滞后，就会成为另一方面发展的瓶颈。换言之，党的治理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内部转型以及内部与外部的交互作用都会影响到党与社会组织其他层面的发展，影响党向治理型政党的全面转型。因此，治理型政党的制度设计和和其治理践行不能有任一层面的偏颇或滞后，必须做好党的内部转型与党外合作治理的系统化制度设计和安排，才能实现党的权威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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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永淑）